大运河申遗 我所经历的大运河保护和申遗

　　为保护扬州古运河呼吁建言　　我1993年11月到扬州市政协工作，迄今已近20年。回想往昔，感受最深的是有幸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结下了机缘。　　我是读历史出身，对文化遗存素有敬畏之心，非但不“喜新厌旧”，还常常“喜旧厌新”。身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耳濡目染，这种敬畏可谓与日俱增。有感于此，我不但为“守旧”而欢呼，甚至还主张“破新立旧”。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在名城保护上，“守旧”与“创新”成为一个物极必反式的悖论。……现在的“新”可能是未来毫无特色的“旧”。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要害正在于如何以现代文明的理念“守旧”，而不是以轻慢古代文化的态度去“创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现代化简论》，《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二期）
　　在多年关注扬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过程中，我的目光越来越聚焦于扬州古运河——这条年近2500岁高龄的理应享誉世界的伟大河流。
　　中国大运河是足以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的伟大工程，是足以激起民族自豪感的超级文物，完全有资格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人们追寻大运河的滥觞之地，最终便会来到扬州。公元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左传·哀公九年》），邗沟是千里运河的起始河段。在公元605年隋炀帝开通南北大运河的伟大工程中，邗沟是何等举足轻重。然而，长期以来，它默默奉献却沉寂无闻，它穿城而过的身躯破败不堪，伤痕累累。
　　扬州人在大运河的辉煌历史上有着无比的荣耀，因而在大运河保护中也理应承担更重的历史责任。有鉴于此，我从2003年起，开始致力于保护扬州古运河的一系列实际工作，为之呼吁、宣介、建议，编辑出版资料书籍。
　　2003年秋，基于对古运河重要性的认识，我抓住一年一度的“扬州政协论坛”这一重要机会，写作了《应当重视运河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并被选为大会发言，登台演讲。文中提出加强对扬州古运河文化的研究、建设扬州古运河文化展示中心、大力发展扬州古运河游览、开展保护“母亲河”生态行动等建议。此文敏锐地触及了大运河保护的重大课题，而且在时间上颇为领先，因而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2008年4月10日，《中国水利报·现代水利周刊》还有摘要刊载。
　　随后，我建议将扬州古运河保护作为2004年度市政协主席会议协商课题，获得通过。这一年，我们扬州市政协文史委组织了大规模调查研究，由我主笔起草了《关于加强扬州古运河保护与利用的建议》，提交主席会议协商，受到扬州市政府的重视。这份调研报告在市内外颇具影响，成为送给前来扬州考察的外地客人的“礼品”。2007年2月，此文获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在调研与协商中，我对保护古运河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于是我提出将编写《扬州古运河》一书作为2005年文史委的一项重要工作，获得批准。编写这本书，我们从内容到形式都下了很大功夫。这本专著由市政协主席徐益民担任编委会主任并作序，图文并茂，印刷精美，填补了扬州运河史的一个空白。市政协专门在花园国际大酒店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受到媒体和读者的广泛关注。此后的三四年，《扬州古运河》在省内外、市内外所受的关注、肯定和鼓励，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当然也甚感欣慰。
　　当时我并不知道，就在《扬州古运河》问世之时，围绕大运河保护，一股热流正在悄然涌动，即将席卷全国。
　　陪同“运河三老”考察扬州古运河
　　大运河的历史上将永远记住2006年。这一年，全中国对它的关注直线升温，形成了对今后影响深远的“运河保护与申遗热”。
　　起因是2005年12月，著名专家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给沿运河18座城市的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传承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其情殷殷可鉴，其言振聋发聩。郑老90高龄，罗老82岁，朱大师也已年逾花甲，因而被称为“运河三老”。
　　2006年2月，出于对“运河三老”的敬仰感佩之心，我分别向他们寄奉了《扬州古运河》一书。罗老在百忙中回信，信的全文如下：
　　王虎华主任：
　　大函敬悉。《扬州古运河》的专著也拜读再三。我曾多次到过扬州，对这一著名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感情，已记不清几次来扬州了。20年前我参加历史文化名城会时曾写了《扬州十咏》，请指教。
　　近日中央电视台可能为运河申遗宣传再去扬州采访，我也争取再到扬州。还请多多协助指导为感。
　　匆上，并颂
　　春安
　　罗哲文上
　　2006年3月10日
　　当时我没想到，不久后竟能一睹三位大师风采。
　　当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刘枫等58位全国政协委员，向大会提交了《应高度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指出，如不及早启动保护与申遗工作，运河的历史文化、遗迹、生态和自然风光等将迅速退化与消亡，这将是中华民族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媒体一经报道，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扮演了推动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主角，他们积极策划了史无前例的大运河全程考察行动和杭州高层次研讨会。为了策划考察活动，他们邀请罗老进行先期调研，罗老定了两个点：杭州和扬州。郑孝燮老先生得知消息，坚持与罗老同行。无论是郑老先生的家人还是助手，都不同意他以92岁高龄远行奔波。而郑老先生这一次则十分固执：“扬州我一定要去！”于是，力主大运河“申遗”的“三驾马车”，3月19日驾临扬州。
　　我们在文昌西路的帝一大酒店旁接到他们，一睹了三位大师的风采。郑孝燮坐在车上，身边倚着拐棍，说“十几年没来了”，欲下车行礼，被我们阻止了。罗哲文则极为活跃，站在一旁抽烟谈笑。朱炳仁相对年轻些，一路照顾郑、罗二老。
　　陪同“三老”的《人民日报》记者齐欣对我说：“你是18个城市中第一个给专家写信的，他们收到书和信都很高兴。”
　　时任扬州市委书记的季建业会见了考察组，并作专题晤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洪军，副市长孙永如，市政协副主席钱玉荣、钱小平等也参与接待与陪同。 　　19日下午，“三老”考察了保障湖、邗沟、古运河、吴道台宅第、宝塔湾。对于古运河，郑孝燮一再问：“还有没被改造的河段吗？”他关心的是古运河的原真性与完整性，这让我们思考。
　　在当天的晚宴上，三位老先生议论了“运河流域”的概念。他们认为，作为文化意义上的运河，不只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从南到北，是一条文化的宽带。郑老说，比如山东运河的意义就在于将孔孟之道流播南北。
　　次日上午，郑孝燮和朱炳仁考察了瘦西湖和个园。92岁的郑孝燮拄着拐杖，大步流星，精神矍铄，令人歆羡。而他所到之处，俯仰之间，妙语连珠，更是令人惊叹。
　　郑老以运河水系和运河流域文化的观点，充分肯定瘦西湖及其水系在扬州古运河水系中的地位和价值。他说，瘦西湖是扬州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好就好在“瘦”，却又瘦而不单薄。他提醒我们：“你们看，湖两边的植物与建筑，层次是多么分明和丰富。”他说，园林建筑是交响乐，由每个乐章和音符组成。以郑老的标准衡量，瘦西湖堪称一组优美和谐的交响乐了。
　　在月观，郑老在“月来满地水，云起一天山”楹联前久久伫立，频频点头说：月光如水，云起如山。在个园，他说，叠石和中国山水画的道理是一样的，以写意为主。“叠石理水”，石是要“叠”的，水是要“理”的。又说，“三分匠人，七分主人”，主人的构思比匠人的操作重要得多。
　　罗哲文则去了隋炀帝陵，他念念不忘为这位皇帝“翻案”的事，说这是郭沫若留下的题目。
　　他在扬州一再说到隋炀帝，常常是说着说着就说到隋炀帝的功过是非上去了，足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仿佛已成一个情结。这位曾主持修复八达岭等处长城的老人说，对秦始皇筑长城的功劳大家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但隋炀帝不但筑长城，而且开运河、修驰道、建园林等等，贡献也很大。他说，郭沫若当年在为武则天“翻案”以后，曾打算做正确评价隋炀帝的文章，可惜后来力不从心了。罗老送给我一篇尚未完成的文稿，题目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工程长城与运河的价值》，其内容主要是如何正确评价隋炀帝的功过是非。文中说：“长城和运河这两项中国和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工程，可以说是一个姐妹篇。”他说，对隋炀帝责骂的典型语句出自李密的檄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而李密恰恰是一个先反隋、后瓦解瓦岗寨、再后又投降唐朝、最后又因谋反被杀这样反复无常的人，其评价人物的公正性可想而知。
　　罗老因为有要事不得不提前离开扬州，他以儿童般的天真笑容应对我们的挽留，说：“你们不让我走我只好跳河。”就在他离扬之前仅有的半个多小时里，他还是坚持去了隋炀帝陵。
　　专家们提出了不少重要概念与观点。比如关于上述“运河流域”的概念，他们特别重视将运河作为一个流域的范畴，而不是作为一条孤立的河道来研究。扬州作为运河河道边的一座城市，更作为运河流域的一座重要城市，它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郑老说，扬州处在运河与长江交汇点上，决定了它与北京、杭州都不同。那两座城一个是京城，一个是省会，扬州在中间，是个运河大都会。扬州人五方杂处，汇集了南北文化。
　　扬州电视台记者抓住时机采访郑老，当记者说到各地都在打“运河牌”时，郑老果断地打断了他的话，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不是“打牌”，这不是商品，这是文化。历史是根，文化是魂。这是一条根、一条文脉。我们是《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那就要履行义务。保护大运河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这是对人类负责。郑老这一席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难以忘怀。
　　朱炳仁强调得最多的是用创新的思路加快大运河“申遗”的进程。什么是创新的思路呢？朱炳仁说，对于运河这一流动的“活着的遗产”，不能简单用对待历史文物那样的单一态度对待它，那只是它的一个属性和特质。正因为大运河既是古老文物，又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承载着丰富的运河文化，所以我们要在继续发挥它作用的前提下，从这三个方面来保护它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最终让它以运河古迹、自然风光、非物质文化“三位一体”的价值，获得申报世界遗产的成功。这是大运河的独特之处，这样的“申遗”在世界还没有先例。
　　在为郑老送行时，他坚持下车察看了扬州古运河的三汊河河段以及沿江公路古运河大桥河段。他为河道的完整感到高兴，同时也指出沿河的小工厂应该拆掉。站在古运河大桥上，春风吹动着郑老如银白发，他向着瓜洲古渡方向眺望，向我们述说自己的心愿：“我很想到瓜洲看一看，还很想到淮安那边看看。”这就是一个92岁的文化老人告别扬州时的心愿。
　　我自始至终全程陪同“三老”调研，聆听教诲，心领神会，情之所至，写下了《扬州：中国运河第一城——郑孝燮罗哲文朱炳仁考察扬州古运河文化纪略》，交给《扬州日报》，刊发于2006年3月23日一版。这里还有一个小花絮。本来此文是为日报副刊所写，编辑孟瑶收到文稿后，十分重视，专门作了版式设计。可是晚上我忽然接到总编室袁文生的电话，说是要重点刊用。原来，稿子到了值班总编那里，被“挖”到一版用了。
　　从此，“中国运河第一城”成为扬州的一个专用宣传推介词。
　　接待全国政协考察团并出席杭州会议
　　2006年5月12日，由全国政协组织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活动在北京举行启动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奎元出席仪式，并为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纪念标揭幕。由68名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组成考察团，在陈奎元带领下，对京杭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6省市的运河城市进行调查研究，从通州到杭州，行程近两千公里。这是大运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程考察，是史无前例、名噪一时的盛举。
　　为了迎接考察团的到来，我们作了充分准备，不仅为考察团提供了详细的扬州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背景和建议材料，还参与设计安排考察路线。
　　汇报材料是在2004年的调研报告《关于加强扬州古运河保护与利用的建议》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充实而成。市政协主席会议专门开会进行了讨论修改。 　　市委和市政府对迎接考察团的工作甚为重视，专门准备了情况介绍材料，安排了考察路线，并配备了车载电台，向考察团作全程导游介绍。
　　在安排考察线路时，认识上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要向考察团充分展示扬州整治古运河的成绩，重点考察市区已整治河段新貌；另一种意见认为，考察团的大量专家成员，会对原生态保护的古运河看重，应该让他们重点考察诸如城南三湾、瓜洲古渡保护区这样的河段。我倡导和支持后一种意见，但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讨论中，有关方面还提出三湾河段停泊大量垃圾船，有碍观瞻，“家丑不可外扬”，甚至有人提议进行突击整治，最后因时间太紧无法完成而作罢，三湾也因此没有列入考察路线。
　　瓜洲古渡保护区列入了考察点，虽然那里多年来没有作过整理，荒芜已久，杂草丛生，是很多扬州人觉得很没有“面子”的地方，却让专家们兴趣盎然，久久流连。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古运河的“新”与“旧”的观念问题，诚如本文开头所述，大运河要申遗，首先在于它有多少有价值的“旧的东西”，这就是申遗标准中的“原真性”问题。
　　以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为团长的考察团，在十多天的行程里，在扬州逗留的时间最长，表明了他们对扬州运河的重视和关切。考察团于5月18日中午抵达扬州迎宾馆，下午考察了古邗沟、漕河、便益民码头至康山码头运河段、东门遗址、高旻寺及三汊河段、瓜洲古渡、扬州中国雕版博物馆和扬州博物馆、水环境展示馆、卢氏盐商宅第，并夜游了瘦西湖。
　　江苏省委副书记冯敏刚专程来扬，与扬州市委书记季建业、市政协主席徐益民共同宴请考察团，地点选在运河边的卢氏盐商宅第。运河奔流，百年沧桑，豪宅易主，高朋满座。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会长罗哲文、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张文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郭旃、浙江大学教授陈桥驿……可谓专家云集，古宅生辉。
　　在此期间，扬州市市长王燕文决定亲自参加即将在杭州召开的研讨会。市政府副秘书长姚其立找我，要我参与起草王市长在杭州会议上的发言。我将市长发言的标题拟为《传承历史，延续文明》，从“大运河对于扬州有着独特而重大的意义”、“大运河得到了扬州人民的精心保护”、“扬州将对大运河保护与申遗作出积极贡献”三方面进行论述。文稿中说：
　　扬州大运河是一条古老、年轻而鲜活的河。扬州人民对大运河作出了重大贡献，大运河也给了扬州人民以千年恩泽。因此，扬州人民有着独特而浓厚的“运河情结”，也因而与所有运河城市有着近乎天然的亲切感情。
　　作为中国大运河发端之地的城市市长，我希望得到各位领导和专家，以及各兄弟城市更多的关注、支持与帮助。在此我郑重表态与承诺，扬州愿同沿运河各兄弟城市携起手来，积极行动，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共同完成大运河申遗这一当代文化伟业，延续历史，传承文明，造福当今，惠及后世。
　　我起草的文稿，绝大部分内容都被市长采纳。王市长十分认真，发言的前一天晚上，她还根据会议的主题，召集我们再次修改多媒体文件。她接受了我的建议，删除和替换了原稿中诸如“开发”之类的不合适词语。她半开玩笑说：“你批评政府的意见我都看到了，以后政府一定会重视，要不你又要‘骂’我们了。”
　　全国政协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研讨会于5月22日至24日在杭州举行。除考察团成员外，全国政协邀请运河沿线各市市长、政协主席及文史委主任参加会议。王燕文市长、钱小平副主席和我作为扬州市代表到会。与会的市长中绝大多数是副市长，女市长王燕文因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她的发言大为出彩，博得赞赏。发言一结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便将文件拷贝走了。
　　研讨会上，专家们宏论迭出，妙语连珠，有时还唇枪舌剑。其中，中国博物馆学会副会长舒乙题为《重新理解大运河是保护和“申遗”的关键》的发言，对不少城市对运河整治的做法提出了分析和批评。他将这些做法分为“无锡模式”、“南浔模式”、“嘉兴模式”、“扬州模式”、“杨柳青模式”等五种，他说：
　　目前，沿运河古城、古镇的面目大致可以分为五种模式：
　　一、无锡模式，原有面貌基本保持完好，古河、古桥、古窑、古街、古码头基本没动，老百姓的生活条件现代化程度不高；
　　二、南浔模式，这是一种基本保持原貌而稍加整修的模式；
　　三、嘉兴模式，拆古建再修建仿古建的模式，外表看起来有点像古镇，但都是新的，仿古而已；
　　四、扬州模式，大拆大改的模式，对主要河段沿岸原有建筑一律推平头，搬迁居民，打造新的景观，按现代化大城市的理念，搞绿化，搞亮化，搞公园化，属于这种模式的还有苏州、杭州、聊城等城市，而且还有大量的城市准备按此模式“改造”，如台儿庄市等；
　　五、杨柳青模式，这是在城市中打造一段带石头栏杆的水道，由别的地方借用一些水，来回打循环，属于造景式。
　　由这五种模式分类里可以看出，对大运河的理解确实需要重新界定，要把“申遗”的几个基本原则加到对大运河的理解中去，否则，花了钱，下了功夫，却可能和“申遗”的原则南辕北辙，完全搞错方向，造成千古遗憾，有损大运河。
　　我边听边想，如果当时请舒乙看看三湾，看看茱萸湾，看看邵伯和高邮段，一定会让他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媒体对杭州会议强烈关注。那天晚上会议代表在西湖楼外楼饭店吃饭，扬州广播电台的编辑许丽丽一定要我做一个直播采访，我只得中途退席，溜回房间接受了电话采访，介绍了杭州会议的情况，并与市民代表作了对话。
　　《扬州晚报》副刊编辑吴静约我写一篇专稿，我立即写出《大运河申遗：扬州如何应对》一文，交晚报发表。
　　我在文章中提出：
　　参与接待全国政协考察团并参加杭州研讨会，在聆听政府官员、政协委员和各方专家高见的同时，我一再从扬州的角度进行思考，觉得以下问题显得颇为重要。
　　一、扬州古运河的独特地位应当得到充分认识和宣传。
　　二、我们应当按照将要出台的有关法规和条例进行古运河的保护。
　　三、我们要千方百计保护好运河河道。 　　四、我们要切实保护与运河不可分割的文物与历史街区。
　　五、还要做好对古运河文化的保护工作。
　　就在2006年5月，大运河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年底，大运河不但列入重新设定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而且位居榜首。
　　也是在2006年，对照大运河申遗的要求，我又建议将加强沿运河古镇的保护，作为当年市政协主席会议的协商项目。我们文史委承担了课题的调研，撰写了《关于加强扬州沿运河古镇保护的建议》，提交市政府。
　　此次调研，将瓜洲镇、湾头镇、邵伯镇、车逻镇、高邮镇、界首镇、氾水镇、安宜镇、射阳湖镇、真州镇、十二圩镇等11个镇列为沿运河古镇，呼吁政府予以有效保护。鉴于古镇被破坏现状的严重程度，以及与外地古镇保护的差距，我们实地拍摄了大量照片，制作了多媒体幻灯演示稿，在主席会议协商时播放，这在扬州市政协历史上成为首创。
　　同时，我还写了一些文章，在媒体上大力宣传运河保护与申遗。其中，在扬州电视台扬州新闻栏目所作的运河系列介绍、在《扬州日报》发表的《千秋风韵古运河》等，都产生了一些影响。
　　一度，因为我与报纸、电视、广播与网络的广泛接触，被人们戏称为“运河名人”。2006年夏天，我接待过好几批来自各地的骑车沿运河考察的大学生。有一个天津的三口之家，父母带着小学刚毕业的孩子，沿着运河骑车一路南下，来到扬州，他们将走完运河全程，抵达杭州。如此风尘仆仆、历尽艰辛，他们却兴致盎然，谈笑风生，令我深受感动，久久难忘。
　　为大运河申遗同唱一首歌
　　扬州市委、市政府对运河保护与申遗日益重视。2007年9月26日，扬州再次因为运河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在这里隆重举行。就在这次大会的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领导宣布，扬州从国内数座运河城市中胜出，成为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牵头城市。在全中国关心大运河命运的人们的热情瞩目下，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在东关古渡旁揭牌。这是荣耀，更是责任。这是历史性的时刻，这是大运河2500年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刻。
　　2008年9月，第二届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如期举行。按照市政府的指示，我向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提出请求，邀请一位副主席来扬州参加会议。文史和学习委办公室副主任王合忠十分热情，着力安排。届时，罗富和副主席风尘仆仆，亲临扬州，宣布运博会开幕。
　　2009年8月底，我有幸作为以市政协副主席杨明荣为团长的扬州市访问考察团成员，赴加拿大和美国考察运河城市。身临其境，耳闻目睹，感慨良多。回国后，我即写下《美加三条运河的考察印象》，交《扬州日报》发表。
　　此文发表于9月24日，让我意外的是，文章刊出的当天中午，我收到了市委书记王燕文发来的短信：“发表在今天日报上的文章很好！”足见从市长到市委书记的王燕文，百忙中依旧关注与重视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工作。
　　也就在9月下旬第三届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前夕，《运河名城·扬州》，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问世。这是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组织沿运河城市政协联合编辑的“运河丛书”的第一本，紧赶慢赶，终于在运博会前出炉，得以赠送中外嘉宾。此事让我和几位为该书耗费心血的作者及编辑牵挂一年有余，其间甘苦，不待细说。手捧新书，让我长长松了一口气。
　　市政协主席徐益民对大运河保护和申遗这一重大课题甚为重视，他在大会小会上经常强调这一课题的重要性，并每每向外地客人介绍扬州市委、市政府和市政协为此所做的努力。据他说，王燕文在不同场合多次说到，市政府对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市政协建议的启发与推动。
　　仿佛心有灵犀，似乎不谋而合，其实是对一件举世无双的文化遗产的价值认同，因而同唱一首歌，同做一件事。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甘愿做一块泥土、一颗石子，为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铺路，那么，这条路就会越铺越长，离目标越来越近。
　　（责任编辑：顾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