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有效性,代理成本与审计师选择] 内部控制审计师

　　摘要：本文选取2008年度沪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了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和外部审计对代理成本的治理效果。结果表明，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在代理问题的治理方面作用不同，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明显影响代理成本，而外部审计则对代理成本没有明显治理作用。企业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是为自身利益提供更高程度的保证而不是治理，选择会视已有的治理效果与审计成本而为，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事务所以节约成本。
　　关键词：内部控制 代理成本 审计师选择
　　
　　一、引言
　　代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公司治理研究的关键，然而有关代理成本的治理结论并未能得到一致统一。传统代理理论认为代理权冲突特征明显的公司面对较高的代理成本需要安排较好的治理机制来弥合代理冲突，更需要“降低代理成本的工具”的审计机制，对独立审计师的选择就应当倾向于选择质量较高的审计师来监督，很多经典研究也支持了这种假设（Defond，1992；Joseph & Wong，2004）。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代理问题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与外部审计两个方面。Fama（1983）最早指出独立董事的存在可以减少代理成本，此后Sheifer和Vishny（1997）、Singh等（2003）以及国内的诸多学者肖作平、陈德胜（2006）、高雷、宋顺林（2007） 、蔡吉甫（2007）等先后研究发现股权结构，管理层持股，债务融资以及投资者关系对代理成本有明显的影响作用。而Jensen和Meckling（1976）首先认为独调入立审计服务通过对公司公开财务信息认证减少了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代理成本，起到治理作用。此外，企业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机制其重要作用开始日渐被学者们所重视，但研究很少。国内外从内部控制角度研究代理成本文献主要集中在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层面。Bushman和Smith（2003）研究发现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增加减少了公司内部人和外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督约束机制，降低了管理者道德风险。杨玉凤（2010）认为，高质量内部控制信息能够抑制代理成本。然而，不管是公司治理还是外部审计以及信息披露的研究，其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如何抑制代理成本。然而，作为公司重要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对于代理成本是否起到了应有的治理作用，总的来说研究很少，国内仅有杨德明等（2009）研究了内部控制对于大股东资金占用的抑制情况，且针对第二类代理问题。其次，尽管已有研究显示：代理问题明显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作为外部治理机制，但是，选择的外部审计对代理问题是否起到了治理作用还不得而知。2008年5月财政部颁布《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以后，标志着公司治理水平的企业内部控制开始被很多学者的研究所重视，这为代理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现代企业重要治理机制的内部控制或者出于治理意图选择的高质量外部审计是否对代理成本起到了治理作用？在代理问题的治理上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的作用是否相同？企业如何权衡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以上构成了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作为考察样本，构建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探究，探讨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对企业代理成本治理效果以及企业对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在治理方面的权衡。。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根据研究目的和已有文献研究成果，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1）企业内部控制与外部审计对代理成本的治理。代理成本的产生是委托人为监督代理人是否产生损害自身利益行为而付出的成本，在企业中对代理人的监督依赖于企业的治理机制。可见，有效的治理机制需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在保证委托人利益的同时还能有效的降低代理成本（Goh，2007等）。内部控制作为企业极为重要的治理机制，保证着企业目标的完成，如果一个企业的内部控制有助于企业目标的实现，则证明其内部控制有效，因此也应该起到降低代理成本的作用。据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对企业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以往研究发现，代理问题冲突明显的企业会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曾颖、叶康涛2005；车宣称，2007等），代理问题冲突明显的企业“寄希望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来实现有效治理。但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够起到治理企业代理问题的作用吗？本文认为，外部审计的本质作用在于为委托人利益提供保证而不是用于治理，企业对代理问题的治理更依赖于内部治理机制。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外部审计对代理成本不存在抑制作用或抑制作用不如内部控制明显
　　（2）企业内部控制治理效果对审计师选择的影响。出于制度的安排，企业需要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定期对其业务执行效果进行审计，由于外部审计质量高低不同，作为高质量审计代表的四大或国内十大其保证审计质量的同时也会有较高的审计收费，意味着委托人要付出额外的高昂成本，由于内部治理机制对于代理问题的治理在先，理性委托人会视已有的治理效果而对事务所进行选择，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会保证委托人利益的同时抑制代理成本，即本身包含了对于代理问题治理的信息，这种信号使得理性委托人会选择小规模事务所用以节约成本，相反，内部控制有效性越低，其对代理问题治理的效果不明显，此时委托人则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以保证自身利益。即外部治理机制的选择原则是在保证利益的前提下节约成本。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事务所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年沪市865家上市公司为原始研究样本，并且对样本进行了如下剔除：金融类公司；财务数据异常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444个实证研究样本。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年报，所有的统计分析均由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完成。
　　（三）变量定义 本文变量定义如下：（1）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首先要制定评价标准并且要将其进行量化。但是内部控制指标构建目前处于尝试阶段，有问卷形式出现（张颖，2009；张川、沈红波等，2009）。从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来看，以公开数据构建内部控制指标还不多，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是与否及详细程度（如Krishnan，2005；Doyle，2007a；蔡吉甫，2005；方红星、孙�，2007）或者其披露内容反映内部控制的五大要素的程度（林钟高等，2007；杨德明等，2009）。仅以年报中是否提到“内部控制”代表是否披露、以披露文字的详细程度表示披露程度，使得内部控制变量设计的经济含义不明确（李享，2009）。虽然，目前沪市上市公司、深市中小企业板公司内部控制建立健全情况为强制性披露，但内部控制自评报告、审核意见的披露在2010年内部控制规范正式实施前尚属于公司自愿的选择性行为，因此在以是否披露为关注角度研究问题时，会存在较大偏误，可见上述两种方法构建内部控制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认为，COSO报告将企业目标的实现视为内部控制的首要任务，而五大要素的存在也是为了保证企业目标能够实现。可见，企业设计内部控制系统，其目的就是为了帮助企业实现目标，因此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评价以目标的实现程度来衡量更合理。其次，企业内部控制应当融于其管理流程（郑石桥，2008）而不是浮于企业的表面形式，有效的内部控制意味着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中运行良好。而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即为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中运行的结果，恰好可以反映内部控制系统在企业运行的情况（Robert H.Chenhall，2003）。基于此，本文以COSO报告下内部控制应当实现的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合规目标的实现程度来构建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具体如下：IC =Operationk+Reportingk+Compliancek。其中：Operation1由“销售收入与总资产之比”来衡量，Operation2由“销售收入与企业职工人数之比”来衡量。Reporting1为审计意见和财务报表是否重述这两个变量取值之和。审计意见是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值为0；审计意见是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时，取值为-1。财务报表重述时，取值为-1；财务报表未重述时，取值为0。Reporting2=。Total Accrual 表示剔除非经营性损益之后的营业利润计量，Abnormal/Normal Accrual分别表示不可操纵与可操纵应计利润，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分行业回归取得。Compliance1用是否违规来度量，当公司违规时，取值为-1；不违规时，取值为0。Compliance2用“营业外支出的罚没支出除以总资产来度量”。本文将这六个指标均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的影响，然后加总出内部控制评价指标。（2）代理成本。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代理成本定义后，存在没有合适的变量去衡量代理成本这种现象，从而导致学者们对该种成本的实证研究比较匮乏。 Ang等（2000），Singh等（2003）采用经营费用率（管理费用率和营业费用率）、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代理成本。随着国际学术界对这两种替代指标认可后，国内的学者也开始参考这种方法，如金雪军等（2005），李寿喜（2007），张兆国等（2008）都曾用管理费用率与总资产周转率作为权益代理成本的衡量指标。本文借鉴学者们的方法，采用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净利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分别作为衡量显性代理成本、隐性代理成本和反映代理成本的综合财务绩效的测量变量，主要理由如下：第一，管理费用率MFR，用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表示，管理费用率越高表明企业代理成本越高。根据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管理费用是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了组织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种费用，主要包括董事会费、公司经费、业务招待费、工会经费、差旅费、办公费、各种折旧费和坏账准备等。其中，董事会费、聘用监督人员等费用体现出监督成本的内容；而办公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与管理人员的代理行为有密切关系，并且连同坏账准备与存货跌价准备反映了企业的剩余损失。第二，总资产周转率AT，用营业收入与平均总资产金额的比例来表示，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表示代理成本越低。它代表一个综合指标，当管理人员存在过度投资、偷懒、在职消费时会导致资产的无效使用，降低使用效率。总资产周转率从侧面反映了代理成本。第三，总资产收益率ROA，用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金额的比例来表示，总资产收益率越高表示代理成本越低。它亦是一种综合指标，代理人用闲暇代替努力工作、投资不当等情况发生时，致使资产使用率较低，会导致企业净利润减少。（3）审计师选择。DeAngelo （1981）, DeFond（1992）等学者的一系列研究最早表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审计服务质量，此后DeFond（1999），Francis（2004）用规模、品牌声誉表示审计质量，区分了“十大”和“非十大”事务所，可见不同的审计师事务所代表了不同的审计质量，审计质量不同，其提供的审计服务发挥的保证或者治理作用也会有差别。蔡春等（2005）发现“十大”比“非十大”更容易发现并且抑制错误的会计行为。漆江娜等（2004）检验出由“四大”进行审计的公司每单位资产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额比较低，高质量外部审计提供的保证程度更高。但是，四大或者十大审计收费要高于普通事务所，高质量的外部审计也意味着企业要承担更多的成本。本文借鉴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采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排名前十位的会计师事务所BIG10：即普华永道中天、安永华明、德勤华永、毕马威华振、中瑞岳华、立信、信永中和、大信、万隆、利安达信隆作为高质量的审计事务所，取值为1；非十大的会计师事务所取值为0。
　　（4）控制变量。本文的假设将由4个模型展开，模型Ⅰ至模型Ⅲ以验证假设1与假设2，模型Ⅳ验证假设3。假设1与假设2的模型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为企业的代理问题特征变量，借鉴了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公司成长性，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实际控制人性质。模型Ⅳ的控制变量主要为影响审计师选择的因素，包括了代理问题特征变量（股权制衡，独立董事人数）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总资产收益率）以及审计收费，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
　　（四）模型建立本文建立以下多元回归模型来检验假设1与假设2：
　　模型Ⅰ：MFR=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模型Ⅱ：AT=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模型Ⅲ：ROA=α0+α1IC+α2BIG10+α3TQ+α4LEV+α5SHAREC
　　+α6LNASSET+α7SHARE1+α8DR+ζ
　　针对假设3，本文建立如下模型：
　　模型Ⅳ：BIG10=α0+α1IC+α2Fee+α3ROA+α4Size+α5DR+α6
　　DU+ζ
　　其中，α0 为常数项，αi 为相应指标的回归系数，i=1,2,3，……，ζ为残差变量，变量的定义同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的结果显示，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收益率三个变量均具有较好的稳定性，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的极小值为-17.7918，极大值为14.5989，均值为0.0182，标准差为2.7465，说明各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差别很大。（表3）的结果显示除了内部控制之外，各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企业营利能力）、企业规模，独立董事人数、十大与非十大事务所的审计收费的均值也有明显差别。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表4）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收益率正相关；说明企业内部控制对于代理成本有抑制作用，印证了本文的假设1。而审计师选择与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没有关系，并且相关系数小于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这说明外部审计对于代理成本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与本文的假设2相印证。而（表5）的结果显示，审计收费与十大事务所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高质量外部审计对企业来说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内部控制与审计师选择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证明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需要外部审计提供的保证程度越少，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企业会选择小所，印证了本文的假设3。
　　（三）回归分析本文对上述假设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表6）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每一个模型的F值所对应的P值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各个模型整体上均具有统计意义。在假设1中，根据模型1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管理费用率呈负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抑制企业的显性代理成本；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总资产周转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内部控制越有效，企业的代理效率越高，对隐性代理成本有抑制作用；根据模型3可知，内部控制有效性指标和总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对应的P值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有效的内部控制可以增加企业的收益且对这两类代理成本具有综合抑制作用。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1相吻合。 在假设2中，内部控制指标得出的结论与假设1中的一致。针对外部审计而言，高质量外部审计与企业的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但是对应的P值不显著，说明外部审计对企业的显性代理成本不存在抑制作用；根据模型2可知，外部审计与总资产周转率呈正向关系并但仅在0.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其系数为0.116，小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系数0.139，说明外部审计对企业隐性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要远低于内部控制所起的效果；根据模型3可知，外部审计与总资产收益率呈正向关系，但是对应的P值不显著，说明外部审计不能够使企业提升代理效率，起到综合抑制的作用。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2相吻合。模型还显示了公司规模与管理费用率负相关、与总资产收益率正相关，说明规模大的公司，所获得的收入较多，获利性强。公司成长性与管理费用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正相关，说明成长性越好的公司，其发生的管理费用较多，但是所获得的投资机会多，因此收益较高。此外，资本结构、股权制衡等代表企业代理权特征的变量与代理成本之间也存在显著关系。（表7）的回归结果表明：内部控制、审计收费两个主要解释变量与审计师选择有显著的关系，而且审计收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高质量审计师事务所对企业来说要付出更高的成本，而由于外部审计对于代理问题并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此时选择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是为委托人的自身利益提供更多的保证，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内部控制有效性越好的企业本身的治理效果较好，则会倾向于选择小所，模型中内部控制的系数显著为负证明了本文的假设。模型的卡方值与P值显示了良好的拟合性，模型整体显著有效。此外，模型显示了企业盈利能力、股权集中程度对审计师选择也有影响，这与以前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
　　（四）稳健性检验本文对研究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测试：本文选取营业费用率、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重新检验发现原有的结论保持不变；将“十大”替换为“四大”作为审计师选择的变量，重新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本文结论成立。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明显影响了代理成本，但是外部审计则对代理成本没有明显的治理作用。在已有内部治理的效果影响下，企业选择外部审计会视内部控制治理效果与外部审计成本而定，选择高质量外部审计更多的是起到一种利益保证的作用，在节约成本的基础上，内部控制有效的企业会倾向于选择小规模事务所。由于在解决代理问题方面，外部审计更注重提供企业利益的保证，治理作用尚不具备，因此企业应该更注重加强自身内部控制的建设才是解决代理问题的关键，正确认识外部审计在解决代理问题中的作用，权衡成本，使内外部监督机制实现有机结合。对于代理成本的治理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本文的研究仅仅选择了2008年沪市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文的结论。此外，本文选用了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研究结论，对于代理成本衡量以及治理的研究还需深入，这也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本文系新疆财经大学校级课题“基于权变理论的内部控制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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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虹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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