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社会调查制度之新探】我国刑事和解制度
时间：2020-02-19 08:52:4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湖北省试行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对于社区矫正制度的实施，被告人权利的保障以及社会和谐的促进都有重要意义，其适用对象不在局限于未成年人，而是适用于拟判决管制、宣告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告人或拟裁定假释的罪犯，是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但是，此制度仅仅适用于审判阶段，没有涵盖审查起诉阶段，同时也没有和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相衔接，仍需完善。
[关键词]：社会调查审前社会调查刑事社会调查
一、湖北省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概述
2007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公安厅、湖北省司法厅为了规范开展非监禁刑的审前社会调查工作，为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中正确适用非监禁刑提供依据，提高社区矫正刑罚执行的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司法〔2003〕12号)，制定了《湖北省适用非监禁刑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适用办法》）。
（一）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含义
《适用办法》规定，审前社会调查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刑事案件和假释案件后，根据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及悔罪表现，拟依法适用非监禁刑，在开庭审理前，委托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社区矫正机关对他们的个人情况、一贯表现和社会背景等情况进行调查，提出是否对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适用非监禁刑的建议和意见，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社会调查报告的活动。
根据此定义，审前社会调查的启动主体是人民法院，审前社会调查的主体是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社区矫正机关，审前社会调查的对象包括：拟判决管制、宣告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告人或拟裁定假释的罪犯。
（二）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内容和程序
根据此《适用办法》，审前社会调查的内容包括：
1、拟适用非监禁刑对象的基本情况；
2、拟适用非监禁刑对象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社会上的表现情况；
3、拟适用非监禁刑对象在监狱、看守所表现情况；
4、拟适用非监禁刑对象所在社区群众和单位职工对被告人的评价和反映；
5、受害人的意见。
另外根据此规定，审前社会调查的程序为：人民法院拟对被告人判处非监禁刑或对罪犯拟裁定假释的，应在一周内向该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户籍所在地或常居住地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发出委托审前社会调查函并附起诉书副本，并同时将委托审前社会调查函抄送人民检察院。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接到委托审前社会调查函后，应及时通知该被告人或拟假释罪犯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的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开展调查工作。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接到通知后，应指派专职工作人员会同当地公安派出所向居(村)委会、有关单位、家庭、学校等开展调查工作。
二、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法理分析
（一）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法理基础
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大陆特别是德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然科学的发达与技术的进步引起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经过原来的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到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其结果是社会矛盾激化、犯罪率上升，累犯特别是常习犯与少年犯急剧增加。对于作为新的犯罪现象的累犯、少年犯、常习犯罪的增加，人们没有任何考虑，感到无能为力。近代学派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其又可分为两支，一支是龙布罗梭、菲利（后转为社会学派）、加罗法洛为代表的刑事人类学派，一支是以菲利、李斯特为代表的刑事社会学派。无论是刑事人类学派，还是刑事社会学派，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将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犯罪人上，重视研究犯罪发生的原因以及犯罪人的人身特征。这些思想旨在说明犯罪的中心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强调与犯罪作斗争的中心在于犯罪人的危险性、反社会性格，与犯罪中心主义的古典刑法相对而主张必须研究犯罪人，并根据犯罪人的分类使犯罪对策个别化。新派基于上述的思想提出了意志决定论、行为人主义、社会责任论、改善刑、特殊预防等刑法理论，刑罚制度因此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出现了社区矫正等非监禁刑以及刑罚替代措施。而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正是此种刑法理论的产物，即对没有人身危险性的被告人拟处以非监禁刑，进行社区矫正时所进行的适用调查。
（二）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性质
审前社会调查某种程度可以决定被告人被处以监禁刑还是非监禁刑，所以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那么审前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问题就值得探讨。
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雏形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对于此制度有地区称为“人格调查”，即由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提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调查报告，或是自行委托、与其他机关联合委托社会调查员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个体情况进行调查。因此有观点认为社会调查报告是品格证据。另有观点认为，即使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我国的使用面再广，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能是司法机关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的一种重要参考资料。
笔者认为，审前社会调查报告不能做为证据，只能作为司法证明。诉讼证据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察人员、当事人等依照法定的程序收集并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有下列7种：（一）物证，书证；
（二）证人证言；
（三）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辩解；
（五）鉴定结论；
（六）勘验，检查笔录；
（七）视听资料。由于审前社会调查不能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与具体案情没有关系，只能证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所以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能作为司法证明，作为量刑的依据。
（三）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地进行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刑罚的重心从报应和威慑转向对罪犯的教育、感化和改造，行刑社会化成了当今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趋势，甚至成了衡量一国文明程度的标志。在此基础上我国对于没有人身危险性的轻微刑事犯罪人实施非监禁刑，进行社区矫正符合世界潮流、顺应时代发展。因而对于拟判决管制、宣告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告人或拟裁定假释的罪犯进行人身危险性评价十分必要。
首先，审前社会调查是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必然要求。在行刑社会化和刑罚个别化的世界潮流下，对于没有人身危险性的轻微刑事被告人实行开放性的社区矫正是他们的权利，可以更好地实现刑罚的个别公正和个别预防，实现司法和谐，实现刑罚的目的。反之，对于没有人身危险性的轻微刑事被告人仍然实行监禁刑，以求实现报应目的，恰恰是对被告人权利的践踏，不利于个别预防的实现。所以，审前社会调查的实行是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其次，审前社会调查是法益保护的必然要求。对于拟判决管制、宣告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告人或拟裁定假释的罪犯进行社会调查十分必要，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的保护法益。刑法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保护，无论刑罚以何种形式出现，其本质都是对法益的保护，所以社区矫正等开放性刑罚措施首先不能侵犯法益，其次才以实现特殊预防为目的。故而对于对于拟判决管制、宣告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告人或拟裁定假释的罪犯进行社会调查，以保证其没有人身危险性是必然要求。
三、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湖北省试行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对象不在局限于未成年人，而是适用于拟判决管制、宣告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告人或拟裁定假释的罪犯，这是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但是，此制度仅仅适用于审判阶段，没有涵盖审查起诉阶段，同时也没有和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相衔接。所以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仍需完善，应当和未成年社会调查制度相衔接，建立统一的社会调查制度，即刑事社会调查制度。
（一）建立一体化的刑事社会调查制度
根据《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置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审判。”为了贯彻该公约的规定，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相继出台了司法解释，认可了这种社会调查制度。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2002年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5条指出，“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根据以上规定，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启动主体可以是法院、检察院和辩护人。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是对我国未成年刑事社会调查制度的发展，是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补充。然而根据《适用办法》规定，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仅仅适用于法院开庭审理前，只能针对拟判决管制、宣告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告人或拟裁定假释的罪犯，并且只能由法院来启动，这就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建立一体化的刑事社会调查制度：
首先，刑事社会调查制度应当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不应当局限于审判阶段，并且刑事社会调查制度应当适用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具体而言，刑事社会调查制度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的两种情况为：（1）不起诉决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此时对于犯罪情节轻微的被告人作出的不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决定，就需要检察院对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行社会调查。（2）暂缓起诉决定。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在检察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对于触犯刑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本着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的原则，根据未成年人犯罪性质、年龄、处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对罪该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暂时不起诉的决定，同时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规定一定期限的考验期，考验期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一种制度。其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在暂缓起诉的决定及实施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其次，完善刑事社会调查制度的启动主体和适用对象。根据《适用办法》规定，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启动主体仅为人民法院。这就限制了社会调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和法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刑事社会调查制度的启动主体应当包括法院和检察院，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近亲属等均可以提出调查申请。刑事社会调查制度不但适用于审判阶段，也应当适用于审查起诉阶段。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仅仅将法院做为社会调查的启动主体，就排除了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决定时适用社会调查的情况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或近亲属申请适用的可能，不利于法益的保障和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另，我国目前社会调查制度有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和针对未成年的特殊社会调查制度等，制度设置相互不融合，所以应当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和针对未成年的特殊调查制度融合一起，形成统一的刑事社会调查制度，作出统一的管理，故而刑事社会调查制度的适用对象应当包括拟判决管制、宣告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被告人、拟裁定假释的罪犯和拟被不起诉、暂缓起诉的犯罪嫌疑人。
再次，统一社会调查的启动程序。当各启动主体需要启动社会调查时，应在一周内向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或常居住地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发出委托审前社会调查函，县（市、区）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接到委托审前社会调查函后，应及时通知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或常住地的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开展调查工作，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接到通知后，从调查员库随即抽取调查员开展调查活动，调查员直接对启动调查的主体负责，完成调查后直接交付法院或检察院。
（二）建立专门的刑事社会调查主体
根据《适用办法》规定，审前社会调查由人民法院启动，乡镇社区矫正办公室具体实施。而我国《关于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明确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由此可见，我国社会调查报告的来源有三种：一是《适用办法》明确规定的县、乡社区矫正办公室；
二是由检察院、法院、辩护人进行调查获得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
三是由检察院、法院委托有关的社会团体机关获得的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这种多重调查主体的现状势必影响社会调查的可靠性和公正性。
首先，当检察院、法院针对未成年人进行调查时，检察院、法院受到审限的限制，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所以社会调查报告很可能存在不全面等问题。而检察院、法院也多数会委托相关机构进行社会调查。
其次，当由社区矫正办公室、辩护人、相关机构等进行社会调查时，这些调查工作又缺乏严格的监督和极强的自律意识，社会调查权力又成了和当事人交易的砝码，所以这样形成的社会调查报告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值得怀疑。
故而笔者认为，有必要统一刑事社会调查制度，形成统一的调查机制，建立统一的、专门的刑事社会调查主体，进行统一的管理。首先，建立一个规范的社会调查员团体。由各乡、镇社区矫正办公室牵头，形成一个由学校、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村委会、乡镇等单位工作人员形成的调查员库，每次社会调查都随机抽取人员进行社会调查，并且社会调查组形成后直接对检察院、法院负责，不直接对社区矫正办公室负责。其次，对社会调查员进行规范化管理。一方面要对社会调查员进行专门的岗前业务培训，使调查员了解办案纪律和相关法律知识，掌握业务知识和撰写调查报告的能力；
另一方面要针对调查员建立规范的制度，例如明确规定调查员的资格条件、产生程序、工作纪律、奖惩措施等；
明确规定调查员的调查内容包括：个人情况、犯罪原因、社会反应、在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社会上的表现情况、拟适用非监禁刑对象在监狱、看守所表现情况、受害人的意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