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战场飞虎队 飞虎队叱咤太平洋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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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29日，在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内，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作别人世。如果不是记者纷纷闻讯赶来，医护人员还不知道，这位名叫王延周的老人，竟是曾在抗战期间击落多架日军战机、八次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虎队老兵。
2012年5月7日上午，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专程会见了作为飞虎队老兵代表的杰·温雅德，以及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的外孙女尼尔·凯乐威。会见中，梁光烈郑重地向温雅德行了一个军礼：“向老兵敬礼！”“Yes Sir！”八十八岁的温雅德马上回礼。
“飞虎队”这支抗战时令日寇胆寒的空军部队，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散落世界各地的飞虎队老兵们，又走过了怎样不寻常的人生？
美国志愿队援华，以飞虎队之名
1920年，王延周出生于山东日照一个书香世家，清末之际已家道中落。1936年春，在青岛做学徒的王延周，在他的堂兄、一位二十九军连长的影响下，投身军旅。“七七事变”时，王延周所属的二十九军军训团被打散，他在突围后，次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十四期学员。1940年2月，王延周进入设在昆明的航空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后来的飞虎队指挥官、美国人陈纳德。1937年4月，陈纳德受邀来华，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的专业顾问。他除了为中国一些地方建立起空袭警报系统和指导中国空军作战外，就是在昆明主持训练飞行员。
陈纳德在招募人员时列了几条标准：年龄在二十岁左右，具有三年飞行经验，曾经飞行时间不少于三百小时。此外还有一项主观要求，那就是必须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最终有一百名飞行员入选，他们都是来自美军的航空兵，自愿辞去军中职务，以平民身份来华作战。这些志愿兵与中国中央飞机制造公司订立了一年期的合同，他们每月能从中国政府获得五百到七百五十美元的薪水，而每击毁一架敌机，还能额外得到五百美元奖金。1941年8月，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宣布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成立，大队“由志愿来华参战之美国人员及航空委员会派赴该队之中国人员共同组成”，陈纳德任指挥官。
在志愿大队投入战斗前，陈纳德将他们带到缅甸同古附近的一个英军机场进行集训。同古位于丛林之中，气候炎热，环境恶劣——次年3月，中国远征军就是在此与日寇血战，重创对手。志愿队被划分为三个中队，这些队员分别来自美国三十八个州，既有贫穷的农民，也有富贵的公子，他们穿着各式杂牌军服，并肩作战。1941年12月20日，年轻的美国战士们在昆明首次出战，就让来犯的十架日机，六架被击落、三架负伤，而志愿队自己仅有一架飞机因油料耗尽，迫降在了稻田中。这支英勇善战的志愿队从此声名大振，就是人们熟知的“飞虎队”。 对于“飞虎队”名称的由来，至今还众说纷纭。国内的说法是，因为美国志愿队在昆明大败日机后，中国媒体报道时使用了“飞虎添翼”的话，继而被美联社驻重庆记者史宾塞借鉴，发明了“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的称呼。因为这个名字形象贴切，很快就传遍世界。西方则流传着另一种说法：1942年3月，迪斯尼总裁罗伊·威廉斯亲自为志愿队设计了一个徽章，是一头插翅的猛虎，飞越在象征胜利的V字上。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早在1940年初，画家张善子在美国听到陈纳德正在组织志愿队援华的消息，就画了一幅伸展双翅的老虎送给陈纳德。
飞虎队事实上仅仅存在于1941年12月20日到1942年7月4日，就在这短短七个月间，他们先后在中国和缅甸战场击落日机二百九十八架，击毙日军一千五百人以上。飞虎队队员大都荣获国民政府颁发的云麾奖章，还有十多人分别获得了美、英两国的优异飞行十字勋章。陈纳德领导下的志愿队，先后被改组为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第十四航空队，并参与创建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因为指挥官没有更换，队徽、机徽和战术也都保留下来，所以这几支部队都被统称为“飞虎队”，它们的总部也一直设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
中美联合大作战
1942年7月4日之后，整编后的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继承了“飞虎队”的绰号，也在延续着过往的辉煌。自特遣队成立，至次年三月，日军轰炸桂林共计三十余次，出动飞机四百余架次，但因为有了特遣队的护卫，日军每每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统计数据显示，特遣队每损失五架P-40战斗机和一架B-25轰炸机，敌人就要损失二十四架战斗机与十二架轰炸机。防守之余，特遣队还时常主动出击。1942年11月27日，陈纳德设计以B-25轰炸机为诱饵，P-40战斗机在高空护航，直飞香港，事实上广州才是他的目标所在。特遣队的机群在即将投入战斗的最后一刻，突然转向广州，把正在香港上空准备拦截的日机抛在了一边。当广州的日机发现特遣队，急忙起飞作战时，躲藏在高空的P-40战斗机突然居高临下地向日机发起进攻。这一战，特遣队在己方毫发无伤的情况下，击毁敌机二十七架。特遣队存在的八个月时间里，总共击毁日机一百四十九架，而自己仅仅损失了十六架战斗机和一架轰炸机。
自1943年3月，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飞虎队曾在四个战场与日军交手，中国共产党对飞虎队在中国抗战中的表现也是称赞不已。1943年初，《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盛赞他们对华北沦陷区的轰炸：“盟国的空军，不仅纵横于华南、华中的上空，现在已扬威北国，多少为我铁蹄下呻吟五载的同胞大出一怨气，使敌人惨淡开发华北的阴谋多了不少顾虑。” 在美国援华飞行员之外，中国自己的空军构成极为复杂，既有来自地方的飞行员，也有隶属于中央的空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曾同外国教练学习过相关的飞行知识，但水平参差不齐。此外，空军的指挥系统中也存在矛盾，如各个飞行中队并不能完全听命于军方的最高司令部。为了改变中国空军的这种状况，陈纳德亟须建立一支由自己指挥，且战斗力过关的中美联合部队。
自1942年10月起，先后有三批中国飞行员被送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雷岛等基地受训，其中就包括刚刚去世的老兵王延周。他们回国后成为“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The Chinese-AmericanWing）的中方人员，美方飞行员则在第十四航空队中选派。混团包括第一、第三、第五作战大队，分别为B-25中型轰炸机大队、P-40战斗机大队和P-51战斗机大队，共有轰炸机六十架和战斗机一百余架。混合飞行团的各级作战单位同时设有中美两方指挥官，中方司令为张廷孟，美方司令是摩尔斯。王延周受训归来后，就分配在混合飞行团第三大队第八中队任飞行员。
协助第十四航空队轰炸新竹机场，是混合飞行团成立后的第一项任务。陈纳德为方便自己进攻计划的施行，在江西遂川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日军直到遭袭后，才发现了这个靠近台湾的据点。1943年11月25日感恩节，第十四航空队的八架和混合飞行团的六架B-25轰炸机，在战斗机护航下，发动了对新竹机场的轰炸。混合飞行团第三大队在其他方向负责佯攻，吸引日军注意力，所以新竹机场并未布防，大量战机成了中美联合空军的靶子，仿佛是珍珠港事件的重演。战后统计，总共击落日机十五架，炸毁四十二架，创下远东空战胜利的最高纪录。
驼峰航线上的危险飞行
无论是驻华特遣队，还是第十四航空队、空军混合飞行团，他们还都肩负着为“驼峰航线”护航的重任。自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始，中国就失去了与盟军最后的陆路联系。为能保障同盟国对中国战场的援助，中美两国共同开辟了有“空中生命线”之称的“驼峰航线”：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以及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再进入中国的云南和四川。航线全长八百公里，地势海拔在四千五百到五千五百米左右，最高海拔达七千米，山峰起伏连绵，一如骆驼的峰背，“驼峰航线”因此得名。
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描述“驼峰航线”：“在长达八百余公里的深山峡谷、雪峰冰川间，一路上都散落着这些飞机碎片，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这些铝片会在阳光照射下烁烁发光，这就是著名的‘铝谷’——驼峰航线！”中美两国在“驼峰航线”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共损失飞机四百八十六架，平均每月十三架。 王延周曾八次飞越“驼峰航线”，安然无恙，一来是他飞行技术过关，二来也确实有运气的成分。飞机在飞越“驼峰”时的飞行高度要比通常高一倍，高空天气变化莫测，山间云雾密布，能见度不超过几公尺。与此同时，地面设施也颇为简陋，无线通讯时有时无。王延周后来回忆过一次前往印度接收战斗机的飞行经历：穿越“驼峰”大约需要四十多分钟，中队长是飞虎队老战士，有上千小时的飞行经验。他一声令下，八架雄鹰以战斗队形飞行，远望白茫茫一片，天地分不清楚。飞行约二十分钟后，领队命令编队解散，单机穿云飞行。飞机穿入云层后，座舱内暗一阵、亮一阵，挡风玻璃上雾气腾腾，看不见前方的情况。半小时后，飞机先后穿出云层，发现了陆地，但仍在崇山峻岭之中，这时飞机彼此开始联络呼应，互报平安。飞机穿出“驼峰”后，便向目的地集中，依次着陆，顺利完成接机任务。
在三年多的艰苦飞行中，中国航空公司总共飞行了八万多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两千一百架，双方总共参加人数有八万五千多人，共运送了八十五万吨的战略物资，粉碎了日军封锁中国的企图。
飞虎队老兵今何在
“二战”时期代表盟军接受日本投降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1951年对国会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留下“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凋零”的名言。在中国抗日航空烈士的三十块纪念碑上，镌刻着四千二百九十四名烈士的名字，而其中两千九百五十名是美国人——他们无疑多数来自飞虎队。
相比美国战友的幸福，几十年前，曾与王延周一同在飞虎队抗击日寇的中国青年们，在1949年后都遭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即使是有驾机参加开国大典、在朝鲜击落美军飞机履历的王延周也未能幸免，他在“反右”中获罪，两次入狱。后来“文革”爆发，王延周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直到1984年才平反。2010年，王延周的战友吴其轺离世，吴其轺也曾四次飞越“驼峰航线”，先后荣获盟军颁发的飞行优异十字勋章、航空奖章，以及国民政府授予的十七枚勋章。1949年底，已然赴台的吴其轺毅然绕道香港，返回大陆，随后却在1954年起被劳教二十年，出狱后不得不以蹬三轮车为生，直至1980年平反。正如一些媒体评论指出的那样，我们终究还欠这些抗战老兵一声道歉。
吴其轺去世的时候，媒体就曾报道他是“中国最后一位飞虎队员”，而不久前，王延周却又成了媒体口中的“中国大陆最后一名飞虎队员”。更早些时候，还有媒体称重庆的龙启明为“唯一健在的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中国队员”。不得不说，媒体以“飞虎队”为噱头的报道，很多时候都不够确切。事实上，只有美国志愿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虎队”，其他与其有沿革关系的空军，只能算是借用“飞虎队”的名号。正统的飞虎队员通常也不承认，在1942年7月后还有所谓“飞虎队”的存在。当然，无论这些抗战老兵曾经从属于什么部队，在他们日渐凋零的今天，我们没有理由不致以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