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奇迹 伊斯坦布尔与重庆,梅林和我

　　我两次写过窗,但这两篇随性的旨在咏物的文章到最后都写成了窗外美景。对此我也感到十分困惑,在此之前,我想到的的确是那扇与我朝夕相处的窗户,而不是外面的景物。我很清楚,那是因为我内心的另一个自己一直在对我进行心理暗示:我是透过这扇窗欣赏外界的美妙景物的,因此是它赋予了我静静伫立着欣赏景色的权利。我是真的想撰文特地感谢那扇恍若水晶表面的窗户。不过,我却通篇都在写窗外的美景,这在给我带来了愧疚的同时,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假设这不是个写作技巧的问题(事实上我认为这本身就不是技巧的问题),那么写成窗外的景物也就排除了我要点明文章主旨的动机。并且,我也不认为这是个即兴的行为,不是因为这两篇文章所蕴涵的感情十分随意,我就让思绪任其发展,终而让文章内容偏离其真正的主旨。它的演变非常自然,就像色彩中的渐变一样,它的本质在慢慢地发生变化,而旁人却不易觉察。难道这才是问题最终的答案?我不这么认为,就是因为思绪在文章中偏离轨道偏离得很自然,让人一点儿也不觉突兀,所以我就能断定这不是一次两次突然的改变。恰恰相反,这个在文章中并非出于我意志的偏离是一种习惯,在我的不自觉中,受到一种久而久之的习惯的影响,我把窗写成了窗外美景。这样解释或许有点难以理解,也许我可以换一种说法:在那两篇文章中,窗户不过是一副躯壳,而深藏在其中的灵魂则是窗外的漂亮景色,窗户真正的使命就是把它自己奉献给外面的景物;可怜的我们大多数时候都不能理解自己的这种行为,把它解释为一种技巧,让它成了婉约、婉转的代名词。
　　如果非要拿一个词语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我想用“习惯”一词来描述它,因为习惯都是一种非理性,它们的本质和这种行为的本质别无二致。随着困惑的烟消云散,我想这个问题也应该结束了。不过,待我弄清楚这个问题后,我却惊讶地发现这种神秘的心理早已渗透进了我的生活,它似乎无处不在,甚至我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受它指示。虽然我知道它根本就不受我控制,但我还是对它的预见性和毫无征兆感到惊奇。譬如,我时常走进一家文具店挑选笔,但我明明还有很多没有用过的笔,我把它买到手后也没有去用它,更奇怪的是,这事情还发生过很多次。(现在我也记起,买的东西也不仅仅是笔,也可能是书、装饰品和笔记本)后来我才弄明白,要是我买了某样我暂时不知道用途的东西,那么就可能代表某个人的生日临近或者是我心里正想着某人,我盘算着把它送给那人。可是当时我根本就没有那样的想法。我买的那件东西不过是一个外壳,里面是我和另外一个人(很多人)的灵魂,那些灵魂已经融合在了一起,彼此都在潜意识里想着对方。所以说,我买那样东西送人并不是我的最终目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见证我们俩的共同情绪。在这种共同情绪的作用之下,我和对方得以成为朋友,并变得亲密,都想要永不分离。
　　有没有一种情绪不只是存在于两个人,三个人,或者是十个人之间,而是存在于千千万万个人之间?这也是一种共同情绪,不过它有点特殊,一个人可能与千万个人有联系吗?其实,这想必还是有的,因为我想到了城市。一直以来,我对城市怀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情,无论是对我的家乡,还是对我的现居城市,又或者是对一座陌生城市,这感情不曾发生变化。仔细想想,城市不也和我买的那些东西一样,都只是一副躯壳吗?蕴涵其中的,不是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或者是历史名胜古迹,而是千千万万个城市居住者的共同情绪。这些城市人看似毫无交集,其实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一起,只是有时候会相互碰个面,有时候则不会,平常他们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有时候工作忙了,在街上碰到时也会忽略掉对方。亲密的朋友有时也会这样,往往他们会理解对方,只把它当作一次平常的疏忽。
　　不过,也不要认为只要生活在城市就可以成为其真正的居住者,根据我的理解,只有笼罩在共同情绪之下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居住者。也就是说,真正的城市居住者可能并不是在这座城市土生土长的,而可能是从前与这座城市毫不相干、最近才迁居于此的人。我没有严格的城市人的判定标准,只要某个人笼罩在城市独有的共同情绪下,并理解了这座城市,他就能成为城市人。
　　于是,你可能猜到了我接下来的动作,我会进一步解释、阐明这一观点,因为大道理往往是让人琢磨不透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要讲述两座毫不相干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与重庆。也许,我这样说有点不严谨,我并不打算为你娓娓道来它们的历史,如果要说讲述城市,还不如说是我要介绍两个人:梅林和我。至于为什么要在这之前说出这两座城市的名字,那是因为梅林和我都恰巧分别与伊斯坦布尔和重庆有着重大关系,说得简单点,我们都居住在各自的城市里。
　　刚才我用了“毫不相干”这个词语来描述伊斯坦布尔和重庆的关系,虽然我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考证,但也不是没有理由。首先,自古以来,这两座城市的地位就有所不同,伊斯坦布尔曾是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都城,福楼拜于19世纪造访君士坦丁堡时就感叹她将在一个世纪之内成为世界之都;而在同一时期,重庆却不曾受此般重视。让她在古时留下身影的是宋朝的一名王爷,重庆是此王的封地。后来这位王爷成了皇帝,为了庆贺,于是便为她取名“重庆”,这个城市名字的由来是为所有重庆人津津乐道的。尽管如此,重庆还是无法与伊斯坦布尔相提并论。那时候,她从来没有像伊斯坦布尔那样受到关注。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古代有一位知名的重庆籍人士前往伊斯坦布尔进行文化交流,也不曾听说伊斯坦布尔的某位帕夏造访重庆,纵然那时已经有了陆上丝绸之路,但这两座城市还是没有因此而建立起任何联系。为此我还特地查了查重庆通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结果显示没有直达航班,这使我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想法。
　　其实,伊斯坦布尔和重庆并非没有任何联系,这种联系十分微妙,隐藏在历史之中。通过研究历史冷冰冰的代表年份的数字,我似乎能从中窥见一些端倪。福楼拜来到伊斯坦布尔后大胆预言这座城市会成为世界中心,不过,非常遗憾,他的预言未能实现。接下来的伊斯坦布尔逐渐衰落,按照帕慕克的说法,这一切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往日的繁荣不复存在。应该是在近代,一战的前后,没错,大概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伊斯坦布尔开始衰落了:各位帕夏建在博斯普鲁斯沿岸的雅骊别墅已经破败不堪,建筑物底部长满了青苔,在其中起支撑作用的柱子已经变成潮湿、脆弱的朽木,以往装饰华丽的凸窗也是摇摇欲坠。而在19世纪末(与伊斯坦布尔衰落的时间非常接近),重庆在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被开放为通商口岸,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直到今天,重庆还在一刻不停地发展着,像是再现了伊斯坦布尔之前的繁荣。现在,伊斯坦布尔和重庆似乎调换了一个位置,重庆前所未有地被世人关注,而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建立了共和国后却拼命想挤入西方社会,导致现在更多地被当作一个旅游胜地,而丢失了往日作为一个世界之都的记忆。是的,这两座城市竟然有一种出人意料的承上启下的关系,就像是两个人讲述的两个不同的故事,而这两个故事之间居然奇迹般地契合上了。
　　伊斯坦布尔衰落前夕,所有人都和福楼拜一样,对城里熙熙攘攘的人群感慨良多,他们都对这座欣欣向荣的城市抱有极大的希望。这一点以欧洲人为甚,或许他们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于是纷纷离开家乡,来到伊斯坦布尔谋生,以求实现他们的艺术理想。拥有法国和意大利血统的德国人梅林就是这支浩荡大军中的一分子。生于1763年的梅林十九岁就来到了伊斯坦布尔――是作为一个深受欧洲浪漫主义风潮影响的欧洲人来的,因此伊斯坦布尔在他面前不过是一座极其陌生的城市。在此之前,他在作为宫廷雕刻家父亲手下学过艺,后来又到斯特拉斯堡跟叔父学了绘画、建筑和数学。来到伊斯坦布尔后,他成功地为一名公主设计了一座花园,由此受到宠爱。不过好景不长,结婚之后他便失宠了,顿时变得穷困潦倒。
　　就在他走投无路、想返回欧洲的时候,他想到了他可以用他平常画的一些胶彩细密画赚钱,只要他能出版一本画集,事情就好办多了,他想。
　　他想到了他与宫廷的密切关系,于是他与巴黎的出版商通信商谈出版事宜,这是1802年的事了。最后,梅林的画集《君士坦丁堡与博斯普鲁斯的海岸风光之旅》于1819年出版――虽然时间晚了点,不过最终还是为世人留下了他宝贵的财富。
　　他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十九年,也许不少人跟我一样,认为他的人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习惯于研究某位艺术家时要划分出他人生中各个不同的阶段――其中一段当然是在伊斯坦布尔生活的那十九年,另外一段则是他不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然而,我却认为划分的标准应该以梅林的十九岁为分界线,十九岁之前,他是个欧洲人;而此后,他就成为了一个正宗的伊斯坦布尔人。我的猜想以梅林的画集为证据,那本书里登出了他四十八幅胶彩画,内容以描绘伊斯坦布尔为主。我对绘画并不在行,也不清楚他在其中所用的笔法或者技巧,不过有一点我非常清楚,便是它们的真实。帕慕克评价这些画“没有中心”,这事实上是在褒奖它们和梅林,因为梅林把画中所有的景物都当作中心画了出来,就像我们眼中的中心会随着视线而转移,从而便于我们更仔细地观察事物。也许正因为梅林的画如此,所以帕慕克也愿意像尤瑟纳尔那样,“手持放大镜”欣赏这些画作吧。
　　以上只是体现真实的其中一点,另外一点源于梅林自身仔细的观察。看着梅林画中呆在角落的西瓜贩子,从地上凸出来的正喷着水的喷泉,还有卖“芝米”的小贩用的三脚桌,我开始怀疑从梅林来到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心无旁骛地观察起她了。事实也或许是这样,梅林在他书的末尾附上了一张地图,在上面,他一一标明了四十八幅画是从城里的哪个位置进行观察的。在当时,也许谁都不会注意到它,然而现在,它通过这幅地图向我们袒露了心声。这也最终引出了我要说明的:他是作为一个伊斯坦布尔人在观察伊斯坦布尔,并且以伊斯坦布尔人的身份画出了这些画。在绘画上,他没有接受西方的浪漫主义,喜欢弄上光影云雾,他近乎还原了整个伊斯坦布尔,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对此帕慕克也解释说,梅林是像伊斯坦布尔人那样在看伊斯坦布尔,但当时的伊斯坦布尔人对画画不感兴趣。我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想必你也知道了:梅林融入了笼罩在伊斯坦布尔上空的所有伊斯坦布尔人的共同情绪,因此虽然他是一名地道的欧洲人,但在我眼中,他更是一名地道的、土生土长的伊斯坦布尔人。
　　我并不是一听到伊斯坦布尔这个名字后就认为她和重庆之间有所联系的。其实,最初我是从伊斯坦布尔的外表看到了重庆的影子,才引发了我探索重庆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联系的好奇心。这也和梅林有关。这听起来或许有点奇妙,我是在梅林画的伊斯坦布尔全景图中观察到重庆的影子的,也许就是那么一刹那,我在伊斯坦布尔中辨认出了重庆。在那幅画中,梅林的视角悬浮在海面上,他流畅、真实地描绘出了整个伊斯坦布尔的轮廓。那蜿蜒的海岸线和当时还没有大兴土木的山坡合在一起,像是一个不加修饰的码头,这顿时让我联想到了重庆的朝天门码头。于是,先入为主的思想占据着我的大脑,我立刻把伊斯坦布尔和重庆联系到了一起,任凭我怎么努力,我还是不能甩掉这个成见,它反而越来越深刻。
　　假如我没有看到梅林的伊斯坦布尔全景图,那我是不是就不能从伊斯坦布尔中发现重庆?我相信是的。于是我愈加确信自己和梅林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鸣,这共鸣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相同的经历。最开始,梅林对伊斯坦布尔而言,只不过是一个陌生人;我对于重庆来说,也是个无足轻重的陌生孩子,因为来到这儿之前,我还没有踏出家乡一步。这种经历赋予了我们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的城市的能力,也让我们快速地融入了城市的共同情绪之中,以至于我们从任何一个方面都彻底理解了自己的城市。
　　老实说,我到现在对城市人概念的理解还怀有一定的偏见,就重庆而言(因为对其他城市我没有发言权),我就固执地觉得许多生长在重庆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重庆人,他们虽然从小就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到江边,光着脚丫并把它们伸入浑浊的江水中和周围的人打闹嬉戏,溅起无数水花,偶尔对飘浮在身边的绿草惊喜不已,但我认为他们仍然游离在共同情绪之外。许多人在炎热的夏天选择在江中游泳,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不认为那是一种危险行为,而把它当作重庆的恩赐。但周围小孩们那天真的欢笑声又打乱了我的思绪,这些欢笑声,还有大人们热闹的交谈声随着空气扩散,渐渐地漂浮到重庆城的上空,随后再进一步散入千家万户。这些代表着快乐、悠闲的耳语趁虚而入,钻入每家每户半开的窗户,渗透入每个重庆人的生活。重庆的基调就是这样快乐、悠闲自在的吗?每当我隐约听到江中陈旧不堪的轮船的汽笛的哀号时,我都不愿去感受人们在江边嬉戏时的愉悦。我想说,重庆的基调是悲伤的,但也充满着希望,因此,忧伤和快乐在重庆城里并不矛盾。
　　重庆悲伤的基调到底源自于哪里?也许我能结合自己的故事得出答案。
　　我的故事不仅可以让我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还能让所有人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在重庆感受无忧无虑的快乐,而更倾向于在任何一个角落去感受悲伤。我生长在重庆下游的一座小县城,从我出生起,我似乎就注定会一直生活在这座小县城中。没有人告诉我必须这样做,但我仿佛从小就被植入了一个电脑程序:不得离开这个生你、养你的地方。由此,我几乎没踏出这里半步,我清楚地记得我家不远处广场上时常弥漫的暗黄色尘土。我怡然自得地生活在那里,并精心维护、完善自己的社会关系(友情、亲情和与各种小动物的感情)。小孩子的社会关系或许就是这些,我把它当作了我的全部,永远也不打算抛弃。
　　然而,在我小学四年级时,因为种种原因(或许是工作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三峡工程),我们全家必须迁到重庆。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正在和一个朋友玩,不过随后我就大哭起来,大概是因为我从高兴到极度悲伤转变得太突然,几乎是一瞬间的事,那个朋友也跟着我哭泣,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们正在玩一起哭泣的游戏。(虽然的确很伤心,但后来这件事也令我感到温暖,也许是因为那位没反应过来的朋友)
　　接下来我的记忆就到了轮船的甲板上。我记得我们上船后很久,我还是对我身后那个逐渐消失的小县城念念不忘,以至于我一直都红着眼低声抽泣(因为人多,我不好意思放声大哭),因为我所有的朋友都还生活在那里,我却丢下他们自顾自地离开了。我甚至还以不符合我年龄的心态认为,我的离开其实会使他们比我更伤心,想到这里,我又产生了一股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于是我借口离开了哄闹的船舱,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忧伤地想让自己好受点。
　　那时,我除了自己所谓的“社会关系”之外一无所有,因此一想到如此重要的东西就这么丢掉了,我就难受得不能自已。当时的通讯还不怎么发达,远离家乡后与家乡建立起的唯一联系就是每个星期和亲戚家的孩子通个几分钟的电话,炫耀我在重庆看到的好玩的新玩意。我没有问朋友们家里的电话,也不知道他们的住址(尽管我去过他们家),我知道这样一来并不只意味着我和那些朋友断绝关系,因为这些朋友关系是我的全部,所以这关系的断绝意味着我和过去生活的决裂。我站在颠簸的轮船的甲板上,从狭长山谷里吹来的疾风肆虐着我的脸,急流拍打着船头,我将要到哪儿去?驶过了一个山谷,还是同样的一个山谷,这艘船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当时我的内心就是如此迷茫,我感觉自己成为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尽管我可以立刻跑回热闹依旧的船舱,和父母团聚,但我没那么做。一堆堆的枯枝落叶被江面上棕色的旋涡冲散,并随着旋涡起舞,旋转了几分钟后(似乎它们是故意给我看的,让我留恋),它们便随旋涡一起变小,在平静中消失。那些枯枝败叶仿佛是我的过去,就跟着因轮船行进而产生的大小不一的暗色旋涡悲惨地在江面上销声匿迹。
　　在船即将靠岸的时候,我被告知这座城市叫重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重庆的江岸,上面总是有渔民在撒网捕鱼。长江沿岸和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沿岸是不一样的,当年帕夏们把别墅建在博斯普鲁斯是为了疗养和休假,因为博斯普鲁斯在土耳其语中就有“咽喉”的意思,可见那里的空气十分清新。偶尔,帕夏们也会在岸边垂钓,这在他们眼中是对健康十分有益的修身养性的方式。而重庆江边的渔民可不是为了疗养,他们是为了谋生。这是伊斯坦布尔城市基调和重庆城市基调的本质区别。可以想象,渔民们早出晚归,往返于横梁已经腐朽的家和被江水冲刷得支离破碎的江岸,踩着不曾变化过的脚步,在岸边耗尽终生。
　　这正是属于重庆自己的忧伤,因生存而生的忧伤。因为我也时刻被这种共同情绪感染,所以我如此敏感。第一次从甲板上眺望到重庆隐约的轮廓,我就像飞机失事中的幸存者发现了小岛一样,看见了生存的希望,但心中也难免布满许多阴云――我会适应那里的生活吗?我怎么才能在那里生存下去?要面对这一问题的,不止我一个,还有千千万万重庆人。他们像我一样,都怀着复杂的情感眺望重庆,衍生出了属于重庆的共同情绪。
　　不论是哪个城市,理解了她这份共同情绪,帕慕克的话也变得不难理解:“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责任编辑_萧泊零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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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坦布尔与重庆,有共通之处吗?作者在第一眼看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就从它的外表之中辨别出了重庆,这是两个城市交叠的倒影,而我愿意把它理解为:两座城市共通的乡愁。这种情绪在两座城市、甚至更多座城市之间相互萦绕,从而使我们获得内心的感染,建立并逐渐达成一种共通的亲近感。
　　也许可以这样比喻,我们从世界上千万个母亲的形象中可以抽取出一种共通的情感体验,它附加在母爱的定义之上,带给我们广泛的共鸣。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也许不止于此,但是对于一个人的个体经验来说,它首先留给这个人的,依然是情感层面的印象。因此,无论梅林还是作者,都发现了一座城市真实的一面,这些印象有着相似而久远的意义。城市像一个柔情的母亲,也像一个暴躁的父亲,带有亲情般的慈祥和忧伤。
　　如作者所说,重庆的忧伤是因生存而生。这忧伤是针对城市中的人而言的。生存的压力犹如城市的壁垒,构筑在城市人的心灵之上,因而,他们怀有共通的忧伤。这忧伤也是城市的共通情绪之一。
　　看得出作者受西方文学影响甚深,这一点很好地促进了他的写作。我欣赏他行文的从容,以及对自己悲伤情怀的淡定。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开阔的写作视野,细致入微的洞悉,以及触类旁通的才情,都使得这篇文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萧泊零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