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维度】西方马克思主义

　　 　　 　　 　　 　　[摘 要]现时代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马克思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今天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时代在发展，理论在进步，文化已经上升到社会本体论的高度，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文化政治学批判”的时代。伊格尔顿对后现代文化与商业、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后现代文化是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化的投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犬儒主义的投降，远离了文明。
　　 [关键词]伊格尔顿；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3002705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P277)。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马克思一百年以前所说的状况，这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和水平。但是伴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技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正如大卫·格里芬指出：“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从核武器的威胁和有毒物质到饥饿、贫穷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的西方工业思想体系所产生的直接后果。”[2](P154)对此，许多思想家已经意识到，并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从工具理性上分析和批判科技异化，海德格尔从人文意义上揭示科技引发的种种灾难，埃吕尔从技术的自主性上说明技术所陷入的困境，罗蒂则从文化上否定科技的至上性和神圣性[3]。这其中伊格尔顿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值得关注。在当代英国乃至整个西方文论界，伊格尔顿是继雷蒙德·威廉斯之后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为积极介入后现代主义论争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面对的是马克思主义处于低潮时期。他坦言，“目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很少，它已经被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所取代。”[4]作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代表人物，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伊格尔顿以强烈的使命感积极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有效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出发对后现代主义展开批评。他以传统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以文化为工具的扩张做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批判，并且是从“一种政治和理论的观点，而不是以某种平庸的常识性反应的风格，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5](P3)。他从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向政治投降和文化远离高雅等方面阐释了其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维度。
　　
　　一、后现代文化向现代资本主义
　　社会的商品化的投降
　　
　　（一）后现代文化是后现代社会的文化主导，是一种大众化、商品化的文化
　　 随着政治的壮观化、商品的美学化、消费的色情化和商业的符号化，文化已经成为新的社会主导，就如同中世纪的宗教、十九世纪初德国的哲学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自然科学一样，它以其自己的方式得到确立并深入人心。正如伊格尔顿所言：“高雅与后现代文化日益融合，成为西方社会的文化‘主导’”[6](P81)。确实，由于大量的原因，文化已经成为现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大事，这大量的原因中最重要的无疑就是文化工业，他指出：“将文化的话题最直接地列入我们时代议事议程的，毫无疑问是文化工业——在一个历史性的战后发展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受制于商品生产的一般过程这个事实”[6](P143)；“由于市场力量更深地进入文化生产，当工人阶级的斗争被击败，社会主义力量溃散的同时，文化既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又作为其对立面的一个范围的‘主导’而声誉鹊起”[6](P147)。所以，在后现代社会，文化成为社会的文化主导，而且这种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文化与工业、贸易、金钱紧密相连，大众文化就像生产汽车一样被制造出来，其生产主要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它关心的主要是什么可以出售而不是什么有价值。更为可怕的是，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消费品，文化成为总的商品生产的一部分。“晚期资本主义宣称，如果艺术品是商品，那么商品也总是艺术品。‘艺术’和‘生活’的确近亲繁殖，即，在一个密封的循环里，艺术向已经披上美学的魅力外衣的商品形式看齐”[7]。
　　 在传统社会里，文化的力量非常强大。伊格尔顿指出，在宗教正在失去它对劳动大众的控制时，文化则是作为一个代用品在场的。而到了后现代社会，一切都与经济有关，与商业紧密相连，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经济制约。文化已经不是价值观的承载体，而是转变为资本攫取利润的手段，成了当今资本主义扩张的工具。它不仅和以物质生产攫取剩余价值、军事侵略掠夺市场和资源一样，是为获取更多的利润，而且发展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从经济、政治侵略到文化侵略的最隐蔽手段。
　　 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受市场的商品本性制约和操纵的文化主动逢迎和取媚大众，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而降低自身的品位，采取拼贴和拟仿的方式，远离崇高、追求快感，把严肃的审美活动变成滑稽的游戏，只关心经济利益而不在乎人文精神的缺失。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文化，从文化上说人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现代主义本身的精英文化的一种反应，它远比现代主义更加愿意接受流行的、商业的、民主的和大众消费的市场。
　　 （二）后现代文化颠覆了传统价值观
　　 后现代文化将西方社会弄得分不清方向。这种商业性的有组织的大众文化的第一次出现，让人觉得对文明价值观的继续存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大众文化并非仅仅是对高雅文化的公然侮辱，因为它破坏了社会生活的整个道德基础。在十九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尔，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文化与经济紧密地融为一体。“文化的高雅目标与价值屈从于生产过程与市场的逻辑，交换价值主宰人们对文化的接受”[8](P20)；文化已经由原先作为高雅的、追求真、善、美和崇高的、激发人们欲望的精神物品，转变为受市场逻辑所主导的商品。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如今，几乎没有任何高雅文化不是严格地被资本主义的优先权框定”[6](P81)。
　　 在传统社会里，文化意味着教养，肩负着教育的作用。“国家要繁荣，它就必须向其国民灌输适当类型的精神倾向，而这正是文化或教育的观念根据一种从席勒到马修·阿诺德的古老传统所预示的”[6](P7)；“文化是一种道德教育学，它将会解放我们每个人身上潜在的理想或集体的自我，使得我们能够与政治公民的身份相称”[6](P8)。而到了后现代社会，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受到市场文化的攻击，文化起着摧毁价值观的作用。传统意义上的文化在当今便受到身份政治、市场文化和后现代的意识形态怀疑主义的攻击；“新的廉价的商品文学使挤在工业城镇里的人想象力变得贫乏，各种力量纠集起来阻止人们全面参与伟大艺术所体现的价值关系”[9](P131)。
　　 后现代文化的反叛力量是高雅文化无法匹敌的。伊格尔顿指出：“高雅文化很难作为一种物质力量与文化工业的诱惑、一种宗教的偶像或一面国旗相匹敌。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作为崇高的文化很难与作为力比多的满足的文化抗衡”[6](P83)；“由于其本身是由‘高雅’文化与后现代文化、礼貌与商业主义构成的不平衡的复合物，主导文化就愈加破坏传统的身份，因此对残余文化施加压力，直到它以新生文化的形态重新出现”[6](P143)；这样它就消解了传统一体化、标准化的终极价值，使文化在价值观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大众也处在无约束的狂欢中，在当下的享乐中抛开了对意义的思考，放弃了价值的追求，从精神的禁忌与压抑滑到了宣泄与放纵的一端。詹明信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媒介资本主义、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多国化的资本主义等）没有这么多地域上的侵略，却是一种更深刻的渗透，帝国主义的掠夺已经进入自然和无意识领域[10](P146147)。伊格尔顿指出：“在对先锋派作品一种冷嘲热讽的评论中，后现代主义文化将取消自身边界，而与通常商品化的日常生活本身一同扩张，其永不停息的交易和变迁无论如何不会承认有什么不能经常跨越的形式疆界”[7]。
　　 后现代文化丢失了任何确定的价值观，它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使我们无所适从，鉴别力钝化；使我们无法辨别真假、善恶、美丑，其价值观仅仅围绕着利益，这种短浅的目标容易使人们变得模糊不清，容易使本民族走向没落。
　　
　　二、后现代文化是对资本主义
　　制度的犬儒主义的投降
　　
　　几乎所有的大众文化研究和关注后现代文化的理论家都把“商品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文化工业”首先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被批判的体无完肤，它是大众欺骗的启蒙：“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不再有意地回避垄断：暴力变得越来越公开化，权力也迅速膨胀起来。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为了对它们所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它们把自己称作是工业”[11](P134)。但是，伊格尔顿更看到了后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风格，它隐藏着政治的内涵。文化问题不纯粹是文化问题、文化的商品化问题，文化问题成为政治问题的组成部分，所以文化批判也不仅局限于批判文化的商业化，也要批判文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犬儒主义的全面投降的特点。
　　 （一）文化问题成为政治问题的组成部分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代表着文化向商业的妥协，那么它和政治的关系又怎么样呢？它仅仅是自治的领域?局限在作为“文化工业”的攫取利润的手段？回答是否定的。詹明信认为任何文化文本都积淀着政治无意识。确实，后现代主义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伊格尔顿是如何看待这场纠结的呢？伊格尔顿曾经多次提到文化问题不仅仅是文化问题，它也是政治问题，至少是政治问题的一部分。他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所出现的情况是，文化好歹都已经再次——而且是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第一次——成了政治斗争的一个领域”[12]。文化已经由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一跃而成了问题的组成部分：“一般文化与具体文化之间的冲突，不再仅仅是一场有关定义的战斗，而且是一种全球性的斗争。它是个现实政治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它是新千年世界政治格局的组成部分”[6](P60)。
　　 文化问题为什么会成为政治问题？伊格尔顿认为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后现代主义是政治失败的后果，从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政治骚动中悄然浮出：“无论后现代主义出自其他什么地方——‘后工业’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终怀疑、先锋派的重新发现、文化商品化、生机勃勃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现，关于社会的某些经典思想体系和主体的崩溃——它也是，并且主要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5](P28)。
　　 （二）文化走向
　　 伊格尔顿认为，面对一场遭受重大失败的激进运动，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有一些人会将激进的冲动坚持下去，但是被迫转向别的地方，那么这个别的地方是哪里呢？是文本性、语言、欲望、身体或者无意识。也就是说转向微观政治学：“也许是有某种总体制度，但是因为我们的政治行动不能在整体上削弱它，所以我们被劝告说最好见风使舵，去干更温和的也是更可行的事情”[5](P1516)。后现代主义者们害怕对大叙事的注意，将把所有小叙事削弱成为仅仅是大叙事的效果。
　　 面对着一场遭受重大失败的激进运动，许多人玩世不恭地或是真诚地转向右派，悔恨他们当年的观点是幼稚的理想主义，一小撮左派必胜主义者，无可救药地自信，他们无疑将在最微弱的战斗火花中继续探测革命来临的信号。在其他人那里，激进的冲动会坚持下去，但是将被迫转向别的地方：“如果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经济主义等更抽象的问题已被证明是此时此刻难以解决的，那么人们总是会将注意力转向更私人的、更接近、更感性、更个别的事物”[5](P22)；“它唯一的持久贡献——它已经帮助把性、性别和族性的问题如此坚实地放进了政治日程，以至于已经不可能想象不经过一场强力斗争就能把这些问题抹去的这一事实——只不过是对更经典形式的激进政治学说的一种替代”[5](P29)。身体问题在今天同日益强化的消费主义结合在一起，今天的历史是身体处于消费主义中的历史，是身体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目的中的历史，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痴迷于青春、健康和肉体之美的时代[13](P331)。正如汪民安所说：“身体从它的生产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但是，今天，它不可自制地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13](P2122)；同时出现的还有对大写的历史的否定：“后现代主义信仰一个具有多样性、可塑性、自由运转的、没有限制的历史——一句话，它不是大写的历史”[5](P76)。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倾向是把历史视为一件具有持续变动性、极为多样和开放的事物，一系列事态或者不连续体。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主义所拒绝的不是历史而是大写的历史——即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存在着一个大写的历史的实体，它具有一种内在的意义和目的，它悄悄地在我们周围展开，甚至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5](P38)。
　　
　　三、后现代文化远离文明
　　 文化这个词不仅定义不明确，甚至褒贬也无法确定，有时甚至表达相反的意义，文化的概念既无可比拟地更为自觉，又相当地不那么可以预测。伊格尔顿认为，如果文化在狭义上指人类历史上最出色、最高雅的意识产品，那么它的更为普遍的意义则表示其反面[6](P30)。对此，伊格尔顿称之为文化是文明生活右书页的无意识的左书页。
　　 （一）文明与文化分道扬镳
　　 在传统社会，文化和文明是同义词，然而到了后现代社会，两者却分道扬镳：“文化在十八世纪变成了‘文明’的同义词……在十九世纪初叶，它开始从‘文明’的同义词转而变成了其反义词”[6](P10)。根据这个词在农业劳动中的词源学渊源，它的意义首先是某种类似“礼貌”的东西，然而文化到后现代却表征相反的意义：“尽管人们（尤其是人类学家）继续交互使用‘文明’与‘文化’这两个词，但是文化现在还几乎是礼貌的反义词”[6](P14)。确实，文化这个词语似乎并不真的有用，因为这个词过于宽泛，它的人类学意义无所不包，让人兴味索然；又过于狭窄，它的美学意义过于模糊。文化这个词不仅概念模糊、意义不确定，文化的功能也是存在诸多悖论。“对于激进的浪漫主义者来说，‘有机的’文化可以提供一种对现实社会的批判；而对于像埃德蒙·伯克这样的思想家，它可以提供现实社会的一个隐喻，因此使之免去这样的批判”[6](P14)。
　　 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时代的文化高度重视差异，忽略普遍的价值观。在他看来，文化是比文明更加高尚的存在。文化是进步的，文明是堕落的，“‘文明’减少了民族差异，而‘文化’却使得他们更为突出”[6](P10)。他说，文明是珍贵的，但是是脆弱的，文化是未开化的，但是是强大的，文明对其物质利益的保护有所抵消，而文化对保护他们的特性有所抵消。“在这种两分法中，文明意味着普遍的、自动的、繁荣的、个体的、理性的、推理的、自我怀疑的和讽刺的；文化意味着习惯的、集体的、热情的、自发的、草率的、非讽刺的和非理性的。文化意味着在极端的环境中人们会因为鲁莽的忠诚与效忠而准备杀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前殖民国是文明的，而前殖民地是文化的”[14]。
　　 （二）文化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文化从精英阶层走向普通大众，从贵族式的文明生活变成了普通民众的文化生活，文化成为了人人都可以有的东西。“文化曾经意味着巴赫和巴尔扎克，它已经扩展到海滨文化，警署文化，聋人文化，微软文化，同性恋文化，天空穿越文化等等。文化也不再仅限于少数的工艺作品，而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15]传统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关注的是高雅文化的合法性、唯一性，伊格尔顿在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同时关注到了将文化还原的问题，这是不是降低了文化的“品格”？是否协助后现代主义颠覆了高雅文化、质疑了高雅文化的存在唯一合法性？吴格非认为：“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无不体现为特殊的生活方式，只不过长期以来由于权力关系的作用，精英阶层高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一直遮蔽着平民阶层卑微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使得崇高和典雅成为文化的主流形式和唯一形式”[16]。确实，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并不是“否定的辩证法”，而是积极地将辩证法融入自己的学术批判视野，在为后现代主义哀歌的同时也看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性。辨证合理地理解问题，这也是马克思批判思想的题中之义。
　　 伊格尔顿从文化的商品化、文化在政治上的犬儒主义表现和文化与文明的纠缠等方面阐释了其后现代文化批判理论维度。他的思想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思维，积极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有效；同时，他也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否定辩证法”，看到了文化问题的政治方面，将文化还原，与詹明信文化批判理论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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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张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