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档案编研应体现史家之“三长”] 档案与文博

时间：2019-04-15 03:29:43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　文博档案的编研工作十分重要，档案编研工作的业务能力更是非常重要。我们不但要提高对此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更要在工作实践中体现出来。本文借鉴古代史家的“三长”之说，充分论证了档案编研工作者应如何提高本专业所需的思想素质、工作原则、业务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　文博档案　编研工作　史学家
　　从唐代刘知几到近代梁启超，都提出史家三长或四长之说，所谓“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笔者以为从档案收集整理工作来说，“史学”是最基本的要求；而从编研工作来看，需要的是史德、史识和史才。
　　那什么是“史德”呢？从治史的角度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不畏强权，秉笔直书；（2）心术端正；（3）不抱偏见，务求公正。孔子所称道的“书法不隐”的董狐就是良史的代表。《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里也记载了同样的良史之事：齐国大臣崔杼霸占了棠公的寡妻，后来齐庄公又看上这寡妻，与之私通并当面羞辱崔杼。崔杼恼羞成怒，设计杀了齐庄公。齐国史官就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见后命令他修改。史官不从，结果被杀。其弟继为史官，还是不改，又被杀。后再换一弟，还是不改，崔只得妥协。
　　当然，如果说以上是在赞美一位秉笔直书的史官，不如说是在肯定一个忠于职守者。在当今的编研材料中，要为尊者讳的内容一般不会有。倒是面对可能与己有关的当代之人之事，如何准确把握其取舍或所化笔墨的轻重，这方面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撰写《三国志》的陈寿，时人称其有良史之才。但据说丁仪、丁暠在魏有盛名，陈寿就对其子说，如果给我千斛米，我就为令尊写个好传记。丁家没给米，陈寿竟不为之立传。又，陈寿之父是马谡的参军，马谡被诸葛亮所杀，陈寿父也被判刑，陈寿为诸葛亮立传，就说他“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因此，陈寿也被后人非议。被非议的理由，就是当他面对私利和个人恩怨时，不能秉公办事，说重了，就是心术不端。
　　我们生活在领导身边，但又是极普通的业务工作人员，与领导会有各种各样的接触。上级领导自然会给你留下完全不同的好恶之感。出于个人恩怨，其情绪很可能影响我们对某一领导的评价、判断。则如果不讲“史德”，在编研工作中，完全可能将其主要政绩轻描淡写甚至略去，而加入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而面对自己喜欢的亲近的领导，则完全是相反的态度。比如记录某一重大活动，参与者有上级领导也有本单位领导，而实际策划操办此活动的正是本单位领导。在有关文字中，你既可以附上其大名也完全可以略去，既可以记录领导全名，也可用“某局长”等一语带过。至于普通工作人员，你自然更可以无所顾忌，对其重要的工作业绩或学术成就，“生杀大权”则完全掌握在你手中。由此可见，“史德”一词对编研工作者有多重的分量！
　　“史识”对编研工作者来说更加重要，如果说“史德”是我们的思想素质，这“史识”则是我们所更需要的业务素质。所谓“史识”，是要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一般人所不见处。“史识”就是真知灼见，以梁启超先生的说法，“史识”就是观察力。
　　高考招生中常有人拿吴晗数学考0分，钱钟书只考十几分来说明真正的人才往往是偏科的，以此论证需不拘一格招人才，并提出改革当前的高考制度。遗憾的就是没去想绝大多数大才都是具有全面素养的。这从逻辑学角度而言，是采用了不准确的简单枚举归纳法。若套用到这里，就是缺乏“史识”，缺乏观察力。
　　缺乏观察力，就无法判断某一业务活动的真正重大的意义。因此，你就不会提前介入档案资料收集工作，事后不会重视档案整理工作，对当事人的评价、判断也是如此。
　　司马迁曾从董仲舒学，董氏研究《春秋》的目的，据其《春秋繁露》讲是“道往而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他写《史记》是 “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境界似乎比董仲舒还要高。他既能以此豪言自许，如何会存小人般的心理呢？他在《太史公自序》中，曾提到上大夫壶遂问他：“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他说：“余闻之董生（即董仲舒）曰：周道衰微，……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他引用董仲舒语的意思是：周道衰微了，孔子记述过去二百四十二年历史的是是非非，是要为天下定一个标准，所以他据史实撰写，自然要“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这本来也符合以史为鉴的治史目的。司马迁的《史记》是在学孔子《春秋》或说在追随孔子的治史精神，那么在《史记》里谈到汉高祖、汉武帝，不少地方都近似《春秋》的“贬天子”，并不值得奇怪。因为他以上述豪言自许，即便受宫刑也要继承其父遗志，是在客观公正地撰写真实的历史，而不是在小人般泄私愤。这，正体现了他的史识。
　　至于“史才”，可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如何组织材料，二是如何写得简洁而生动。我们固然无法以史学家加文学家的标准要求自己，而且我们毕竟不是在写史书，最多也只是做二次文献编研工作。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去努力。
　　一个单位一个系统，或有悠久的历史，或有庞大的组织机构，档案材料会牵涉到方方面面。在“史识”的基础上，我们的编研工作首先面对的自然是选材处理工作。但在既经取舍处理后，余下的工作就看我们的“史才”，亦即如何组织材料。
　　面对堆积如山的档案资料，我们既然不可能将日常工作面面俱到地写上，则自然是选取大事要事。但若将大事要事只作流水账式的记录，不分轻重，不计详略，这样的编研成果也是不合格的，至少是不可取的。同一级别的会议，同是出版社出的书，其作用、意义或影响大不相同。如果是一个对未来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总结性开拓性的会议，除了常规性的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和会议标题等基本要素，特别要注意摘引关键的会议内容。同样是一本书，有的可能开本大装帧美印刷精，但只是一般的事务所需，那只需一笔带过。有的学术专著虽然装帧普通，但可能是有重大创新或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成果，则绝不可一笔带过，需再引入其他的评介文字。若该书《序言》有相关的文字，则可直接引入《序言》。古代史书中有些重要诗文全文照录，就是这个意思。
　　处理其他一般内容的文字也一样，仔细考察整个历史，你会发现，一些前辈表现出的敬业精神、学术水平、业务素养都十分感人。我们档案编研和写史书不都有一个“道往而明来”或以史为鉴的重要目的吗？故对虽属日常性工作，我们仍可体现这种目的。比如在记录前辈某一次讲座时，再摘录一段其讲义内容；在记录某次业务活动时，再援引一段当事人的笔记；在某次野外考察时，附上几段考察日志。如此，使今人可生动领略到我们前辈的思想深度、专业造诣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如何创业、如何拼搏奋斗的精神面貌。而这些对我们后人的无形教育，是其他形式无法替代的。
　　面对当今缺乏信仰，又视档案工作可有可无的倾向，档案工作者尤其需要有信念与良好的思想素质。在不断提高 “史识”能力的基础上，注重锻炼我们的“史才”。精心剪裁档案资料，主次分明、详略得当。总之，我们的档案编研工作应学习古代优秀史学家的治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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