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一本具有当下现场感的小说|王聪威
时间：2019-04-11 03:23:2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较预期时间提早一些抵达约定的咖啡馆，推门而入，见王聪威已坐在店内静谧一隅，未经犹豫就往那方向走去。甫坐定，见桌上摊着药包，三款形状色泽不一的药丸子分别装袋。“感冒药吗？”我问。“不是，治喉咙痛的。”他说。他一边慢慢取出药丸，佐着白开水吞下。随后解释道，没想到自己也会成为需要保养嗓子的人。
这些日子，他为了新出版的小说《师身》频频受访，加上文艺营讲课、校园巡讲接连而来，时常得滔滔不绝地说，说得喉咙都疼了。新书尚未正式上市，媒体邀访就源源而来，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景况，而这也说明，他真正地成为一个受到瞩目的作家了。
台湾老牌文学杂志《联合文学》五月号封面主题为“二十位四十岁以下最受期待的华文小说家”，王聪威亦名列其中。
相信自己是能写的
毕业于台大哲学系、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的王聪威，说起自己的求学背景，却以“老派”来形容。他从中学时代就一心向往成为作家，在他心目中，作为一个文人，应当文、史、哲都要精通。大学念了哲学系，研究所则专攻艺术史，主修陶瓷鉴赏。该学门强调对于美丽事物的赏析，“在艺术史里面最好的训练，就是怎么去看一个东西的细节，这是对写作有直接影响的。”而这般对于历史对象及其细节的考掘，于其以双亲出生之所——哈玛星、旗津——作为出发点的地志风土小说《复岛》、《滨线女儿》中得到了极致的发挥。
研究所毕业后，王聪威先是服役两年，待退伍进入社会之际，已届28岁。笃定倚靠写作维生的他，做了两年的SOHO族，零星接稿，终因收入不稳，老担心下个案子在哪里，而选择进入彼时由小说家袁哲生任主编的时尚杂志《FHM》担任编辑。往后数年，王聪威皆浸淫于时尚杂志，相继当上台湾《明报周刊》副总编辑、《Marie Claire》执行副总编辑、《FHM》副总编辑，直至2009年，接任《联合文学》总编辑，与文学又更靠拢了一步。
王聪威从国一时开始写作，事实上，近年以小说家之姿窜起的他，最初写的是诗，而非小说。第一篇小说习作则写于高二，名为《异国之恋》，讲述美国知名女歌手Debbie Gibson来台开演唱会，爱上一个高雄中学男孩的故事。此篇小说有如电影《新娘百分百》（Notting Hill）的通俗情节，如今回想起，王聪威自己都不由得哑然失笑。
从那之后，王聪威在创作上，诗与小说并行，最后一首诗写于2007年，是为诗人廖之韵的婚礼而献上的祝福。王聪威坦言，诗的创作向来比较私人，多与恋爱情思攸关。大学时期一度蓄意经营出好的诗作，往后则多属直觉式的抒发。出社会后，写作重心转为小说，陆续出版《稍纵即逝的印象》、《复岛》、《滨线女儿》、《恋人曾经飞过》以及最新长篇《师身》等著作。
年轻时候，王聪威渴望成为三毛、成为张爱玲。他中学时期，三毛的名声甚嚣尘上，他说，其走红程度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若三毛举办一场公开演讲，恐怕连体育馆这样大的场地都要挤爆。当时台湾犹处于戒严时期，社会风气闭锁，男生在当兵前甚至不准出境，而三毛冶游四方的流浪见闻与浪漫爱情故事自然引人注目，鼓动着岛屿之人对于远方的想象。三毛迷离的传奇于岛上疯狂地传散，彼时，作家一职往往连结着孤独、流浪等意象，王聪威亦作如是想，便向家人宣称：“我也要当三毛。”
升上高中后，他在报纸上读了一篇张爱玲在16岁写就的小说《霸王别姬》，惊为天人，对于年纪轻轻即可写出这样的小说而深感赞叹。同样16岁，自认很厉害且已着手写小说的他，顿生觉悟：“没想到张爱玲更厉害！难怪她能够说成名要趁早。”后来他模仿张爱玲写了一篇小说，荣获雄中青年文学奖首奖，让他从此坚信：自己是能写的。
以“新乡土小说”站稳立足点
写作多年，直到2008年《滨线女儿》出版，才算真正奠定王聪威作为小说家的身份。此前，他曾出版《中山北路行七摆》、《稍纵即逝的印象》等书，然，就像所有年轻作家的际遇一般，书籍悄然无声地上市了，像一只孤绝的飞鱼于广袤的海上纵身一跃，其姿态勇猛，然观望者几稀。不太有人知道他出了这书，遑论将之视为作家。未能在重大文学奖上有所斩获，缺乏知名作家的背书，默默无名似乎是必然的。
尔后，《滨线女儿》陆续拿了几项大奖，包括《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巫永福文学大奖，入围金鼎奖与台湾文学奖金典奖，并获德国法兰克福书展选书。像是摩西一举擘开红海似的，划出鲜明的结界，他在文坛上终于有了立足之地，“落差很大，不太像你慢慢累积什么，所以成功了，而是忽然之间，你的世界变得跟过去不一样。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事件，但是你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在什么地方裂开来了。这世界已经裂成不一样的地盘，我站在这边，过去在那边。”
王聪威笑言，从此之后，他被唤为“作家”的机会增加许多。
事实上，《滨线女儿》的连袂之作《复岛》的出版要早于此，尽管圈内评价不错，但在媒体上却相当不被注意，没有访问、没有书介，就像一个静寂的幽灵，在文学的海上痴痴盘桓，始终无从着陆。未久，《滨线女儿》紧接着出版，出版前后亦是杳无声息。至此，王聪威的信心已然毁坏，心想，纯文学的境遇大抵如此，出版社愿意出版就该心存感激了。他回忆道，因《滨线女儿》获得长篇小说创作发表项目补助，故出版之际，曾于《联合报》大楼地下室召开一场记者会，但媒体反应仍颇为冷淡。
除《滨线女儿》获奖连连，随后《复岛》亦进入台北书展大奖决审。一年之内，相继囊括各大书奖，王聪威作为小说家的身份渐渐打响了。台湾文学研究学者陈芳明将这两本小说定位为“新乡土小说”，则益发清晰凸显了王聪威的创作面目。
大学时代，王聪威初次尝试以家族纪事为题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回娘家》，此后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不再写这方面的题材，而致力于小说形式与技术的试炼。2003年，因一位叔叔忽然中风过世，他才再度涌现书写家族史小说的冲动。《复岛》、《滨线女儿》分别奠基于他父母亲的故乡，除取材自双亲幼时见闻外，他亦至现址进行考察，搜集古地图、旧照等相关田调资料，以此为本，实虚交错地写。
《复岛》集结四则中短篇小说，叙写高雄旗津一家三代的迁徙流变，自1940年代娓娓道来，横跨数十载，于空间景致及人的幽柔情思反复琢磨、窥探，手法上寓虚于实，在记忆与想象间漂泊来去。知名文化评论者南方朔为《复岛》所作之推荐序中更大加赞誉：“这本《复岛》，出手不凡，虽则只是写小小的地方，小小的地方没落世家，但一路写来自有他对家族感情的固执和时代风貌的喟叹……单单这四个故事在当今年轻辈作者里就已有它足观的位置，我们期望看到他的下次出手！” 贴近现实低空飞行
一心寻求创新的王聪威，在备受好评的《复岛》和《滨线女儿》之后，暂且舍下新乡土小说的再创置，转为耕耘都会爱情小说。继仿若恋人絮语的私小说《恋人曾经飞过》，甫于近期推出的最新长篇《师身》则是试着揣摩自身以外的情感世界。其创作灵感源于一起曾喧腾一时的真实社会事件，叙述一段不容于世的师生恋。一位37岁的女老师爱上15岁的国中生，注定要被诋毁的不伦之恋。
一日，跟某出版社主编提到近日采访了王聪威，因着《师身》这本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顺带简介了下小说的内容。她不无激动地说，那起社会新闻中的女教师正是她一位友人的高中同学。我听了诧异，然世界正是这样的，这样的小，人捱着人，藏不住私隐地过活。
她对于这起案例的始末倒是颇了然于胸，且自有一番评价与建言。正是这样的，每个观看着事件进展的人都参与其中，自动自发成为故事的编剧或是不大高明的评论者，而这些人，本该是局外者。那些在大众媒体上不断曝晒而显得过分苍白的人生，那些在世俗的道德注视下而萎谢的情事，是如此言不由衷。
如果说《恋人曾经飞过》是透着浪漫唯美，飞翔在梦境之上的都会爱情故事；那么，力求写实的《师身》就像是蓄意保持低空飞行的姿态，甚至就这么贴着地面，摩擦着粗砺的地表前行。
着迷于法国新小说派的王聪威，从大学时代起就对写实小说带有反感，相较于写实性和故事的营造，他更乐于追求小说上的技巧演示，“让小说有最大的容量，讲最多的事情，不管是知识、理论或呈现诗意”。譬如在《滨线女儿》中，叙事忽而抒情，忽而坚硬，并置着异质的肌理；又或者是，他向来习于写漂亮且精练的句子。而这些，都是他在创作《师身》这样“一本具有当下现场感的小说”时必须舍弃的。
他尝试向现实感靠近，却又非严格定义下的写实主义小说。“对我来说，必须维持一个比较粗糙的感觉，比较接近现实的，在语言上没有那么精心修整的。”于是，他大量大量地写，未经反刍，任粗糙而直觉式的语词泛滥一地，其中近乎泰半最终都派不上用场。
他逼迫自己放弃各种娴熟的幻觉与魔术，用相当直白且没有防备的方式写作。这过程带给他强大的痛苦与不安。因着这起师生恋而骚动不已的媒体与社会大众、乃至尝试爬梳探讨女性情欲的《师身》这部小说，本质上都透着不安。不晓得王聪威在写作上的不安，有多少渗透入了小说的底蕴，或许那股深沉的不安、焦虑与冲动恰好就潜伏在小说人物身上也不一定。
为贴近现实，在角色的塑造上，他有意让角色不那么文艺美好，无论讲话方式、生活样态或品味都属一般层级。像国中男孩小初相貌一般，也没有太深层的思考，平时喜欢打篮球、打电动、看一点恐怖小说；女教师琇尹亦非美女，尽管读了一点书，也没能反映在其谈吐上；美玲则是一个在感情上晓得拿捏算计的粗俗女人；至于阿平喜欢的爵士乐，不过是市面上风行的曲目，一点也不精深冷僻。
“当代小说中这样的人物愈来愈少，年轻作家塑造的人物都愈来愈漂亮，包括人格、情感、语言上都具有一种高度的意识和自觉。”王聪威说，这样的人物型塑自然就远离了现实感，所以他在《师身》中戮力刻划普罗阶级的人物，希望读者“看了这小说之后，在捷运上，不禁怀疑旁边的这个人就是里面的一个角色”。
因为理解，所以同情
《师身》的创作乃从新闻事件出发，基本上依循着这样的故事轴线，再动用想象力去揣摩人物的动机，恢复媒体再现中贫血的情感。
新闻事件中，与未成年孩子发生性关系的女教师已经接受法律制裁，社会上却仍旧一片舆论挞伐。只因她在审判中坚持不认错——她仍然爱着男孩。没有任何条文能够审判爱情，最终只得诉诸道德审判以狩猎魔女。
一开始，王聪威确实怀抱着讨厌道德审判的心情来写这本小说，写着写着，却逐渐对这些角色萌生同情，转而认为无聊脆弱的道德审判不值一写。他不提供教训，不辨明是非，不去批判或捍卫什么，而是选择进一步寻思女人面对情欲的整体困境，“小说里对我个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探索是：女人必须使用哪些必要手段，才能在古老的、漫长的、显然性别歧视没什么改变的情欲折磨中，不让自己的身心四分五裂，从而在现实世界里‘正常’地生存下来？”
《师身》前后历经无数次修改，其中，琇尹的性格做了相当程度的调整。从读者可能对她心生厌恶，到能够进入其心境而生发同情。其实不只是琇尹，故事里的其它角色同样不堪，品味低俗、相互欺瞒、感情不专，人生在世，求的不过是生存，似乎没有更超然的志向了。而这恰恰就是王聪威的立意：“在几乎都是负面角色的情况下，这小说是不是还能够传达一定的感动？读了小说后，事实上，你并不讨厌这些人，可能还会对他们的处境感到同情、痛苦、不解或不安。”
几本小说写下来，王聪威并不觉得自己的风格已然确立。像是一个贪玩的孩子，由衷地说：“我好想写不一样的东西。”也许哪一天，目光游移之间，又动了新的念头。这大概也是他何以在《师身》序言最末写道：“写出这样的小说对我来说，无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小说家，都是非得要经历的‘往旁边走一步看看会怎么样’的阶段。”
过去，王聪威总觉得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说故事对他来说显得穷极无聊。他喜于翻读各式历史史料，那些从耆老口中迸发出来的故事往往精彩绝伦，远比虚构的要特出迷人。现在的他则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没有那么离奇，也可以说得津津有味，只是因为我们不太会说而已。”
“我现在有一种比较热切的想要说故事的欲望。”王聪威说。讲一个好故事或将重新成为小说的重心，但不是全部。他可能终究不会变成一个侃侃而谈的说故事之人，在故事以外，他也许会安插一些吸睛的魔术或技俩，在迷离的幻术与梦境中，把故事变得更诱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