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诗咏怀_论阮籍《咏怀》诗的用典

　　摘 要：阮籍著有五言《咏怀》诗共八十二首，以抒发心中深藏的情感，形成诗的主旨隐晦、有寄托的艺术风格。这与阮籍作诗擅长化用典故有一定的联系。　　：本文将就阮籍《咏怀》诗中化用的典故进行分析，从阮籍用典频繁；一首诗中化用多个典故；多化用事典；善用比兴手法，用典故意象形成独特意境；典故与世事有较强关联性四个特点进行阐述。并从对生命的感触、对现实的不满以及对于自我的反思三个方面分析《咏怀》诗所表达的情感。
　　关键词：阮籍 咏怀诗 用典 抒情
　　一、引论
　　阮籍作为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魏晋时期著名文学家、音乐家、哲学家。其年少时“本有济世志”[1]，然而身处魏晋之际的正始时期却难以实现。司马氏专权带来的政治风波，使得“名士少有全者”[2]。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阮籍退隐山林，任性狂放。为明哲保身，其往往表现出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的态度。
　　阮籍著有五言《咏怀》诗共八十二首，以抒发心中深藏的情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阮旨遥深”[3]，这种主旨隐晦、有寄托的艺术风格与阮籍作诗擅长化用典故有一定的联系。
　　本文试图就阮籍《咏怀》诗中化用的典故进行分析，总结诗歌用典独特之处，并以此为着眼点，分析其诗歌所表达的情感。
　　二、《咏怀》诗用典特色
　　遍读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对于诗句中化用典故的写作手法进行归纳分析，笔者共总结出以下五个突出特点如下：
　　1、 化用典故频繁，涵盖面广
　　《咏怀》诗中用典的最显著特色即是用典频繁，涵盖面广。
　　首先，据笔者统计，八十二首《咏怀》诗中，共有约62首采用了化用典故的写作手法。可以说，化用典故已然成为《咏怀》诗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这一写作手法有效的帮助作者将诗歌主旨隐藏于典故之中，使他人读来一时难以窥见其中深意与诗人的寄托。
　　其次，诗中化用的典故涵盖面极广，从远古神话、诸子百家直至三国曹魏的名言逸事，皆有所涉及。
　　第一，诗中化用神话、神仙逸事的典故较多。《其二十二》中，便化用了出自记载大量神话故事的前秦地理著作《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夸父为邓林”[4]），以及西王母与三青鸟（“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5]）的典故。而《列仙传》中所记载的王子乔、赤松子的传奇故事更是多次被化用于诗句中，如“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6]（《其四》）、“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7]（《其三十二》）等。这类典故的频繁出现与作者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对于人生的无常性有较深的感触有直接关系。神仙的生命超越时空，无惧生死，更远离了政治的争斗与丑恶，使得阮籍多有感触，这些典故正寄托了他渴求精神的自由与解脱之情怀。
　　第二，诗中用典兼顾儒、道二家。自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相继出现，便引发无数的争辩。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张以“礼”治天下，万事万物都要合乎礼教。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则主张无为而治、物我两忘。“有为”与“无为”本是相互对立的，但在阮籍的诗中，却二者兼顾。《其十三》中有“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8]，典出《论语》“求仁而得仁，又何怨！”[9]，感叹既然得到了所求的仁德，又有什么可怨叹的呢。同时，他更多的化用了道家《庄子》的典故：如《其五十一》“何为混沌氏，倏忽体貌隳”[10]（典出《应帝王》），用以表达与其对曹魏之亡伤怀，不如保持着混沌的状态。在用典的选择上，《咏怀》诗可谓兼顾儒、道二家，这正映衬了阮籍内心的矛盾。在《晋书》中就曾记载阮籍年少时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是渴望出仕并建功立业的。同时我们看到，高平陵政变之后，司马氏篡权使得社会动荡，人人自危，阮籍只得归隐于竹林之间。在这一时期，他深感对世事的无力，转而向道家思想寻求解脱，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理想，受到了《庄子》的极大影响。如此便不难理解《咏怀》中儒、道二家思想并提的现象了。
　　除此之外，《咏怀》诗还多次化用了《楚辞》中的典故，以及汉代与三国曹魏人物感时叹事之典故。如《其十一》“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11]，直接化用《楚辞》“湛湛江水兮，上有枫”[12]之句，取原典故“伤春”之意。《其四十七》中“青云蔽前庭”[13]之句，“青云”则是出自其父阮瑀之《咏史》诗中的典故，用以表达内心的悲怆。阮籍《咏怀》诗用典之丰富，可见一斑。
　　2、一首诗中同时化用多个典故
　　阮籍《咏怀》诗用典数量多，不止体现在总数上，也表现在每首诗中。据笔者统计，约有30首诗中同时化用了多个典故。如《其三十八》中亦化用了分别出自《楚辞》（“弯弓挂扶桑”）、《大言赋》（“长剑倚天外”）及《庄子 列御寇》（“捐身弃中野，乌鸢作患害”）[14]中的三个典故。用典最多的《其二十二》中，全诗十句共用到了六个典故之多。
　　南朝评论家钟嵘曾评价阮籍的诗“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15]。在阮籍的《咏怀》诗中，典故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些典故的化用不仅仅增加了诗的文人色彩，更使得其旨趣“遥深”，寄托深远。读来仿佛感叹旧事，心向神仙，而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重新审视诗句，才能得出诗人真正希望表达的情感。
　　以《其十》为例：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轻薄闲游子，俯仰乍浮沈。捷径从狭路，僶俛趋荒淫。焉见王子乔，乘云翔邓林。独有延年术，可以慰我心。[16]
　　首两句化用“北里之舞”与“濮上之音”的典故，二者皆为亡国之音，以此起句，全诗便被染上了不祥与压抑的色彩，第七、八句则化用王子乔与夸父两则典故。若是单看这四句，怕是很难体会诗歌的主旨。结合第三至六句作者发出的感慨，并回到此诗的创作时间来看，诗歌前半部分应是讽刺何晏等人趋炎附势的嘴脸与曹氏幼主荒淫无度，表达对此的不满。[17]然而作者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只能叹息曹魏的危亡。因此作者希望能像仙人一般超脱生死，但王子乔又哪里见得到呢，他正乘着云彩飞翔于无尽的邓林。既无法改变亡国的命运，又无法摆脱世俗的束缚，阮籍最后发出叹息：只得归隐山林，喝酒抚琴，吟诗长啸，以此慰藉精神的不得志。多个典故的出现不仅不显得冗长，反而增加了诗歌的感性色彩。 　　3、多化用事典
　　从典故的类型来看，我们通常将典故分为“事典”与“语典”两种，前者指引用古事，后者指引用古语。事典的频繁出现是阮籍《咏怀》诗中的又一大特点。据笔者统计，从数字上看，《咏怀》中62首化用了典故的诗中共有39首化用了事典，超过了半数，而语典则相对较少。
　　这一特点与其前朝汉代的文学特征有着本质的区别。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导致文人在文学的创作上收到了很大的约束，他们的精神是被儒术控制的。汉代文学作品在化用典故时往往采取以引经据典的形式：化用先贤之言，秉承先贤之意，作为作者思想的佐证。尤其是汉赋在这一点上尤为突出，黄侃总结为“逮及汉魏以下，文士撰述，必本旧言”[18]。经学传统为汉魏之际前的文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推崇古代经典，特别是先贤孔子的言论，力求发觉古人只言片语背后的深意，以此表现自己的思想与学术水平。但引用经典之句，进行同义典故的叠加，却无疑造成了文章冗长、华而不实的弊病。
　　而时至魏晋，儒学失去了执政者的支持逐渐衰败，加之社会动荡士人人人自危，老庄哲学所强调的精神自由与无为而治的理想正给了士人一个心灵的寄托。加之佛学也在魏晋时期传入中国，使魏晋时代成为了士人自我的觉醒、思想解放与文学自觉的时代。士人通过文学抒发自我的情感，文人抒情诗在此时有了极大的发展。在用典上也摒弃了前人的弊病，事典的化用手法逐渐成熟。曹操便在其诗中采用了化用事典的手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19]，用周公旦握发吐哺的典故表达自己求贤若渴的想法，且典故的内涵与作者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前一句总结典故，后一句则是对于典故的评论，“天下归心”，是周公旦得了人心，也是曹操本身的期望。
　　阮籍《咏怀》诗的化用事典手法则更为丰富。首先，正如魏晋时代文人多以抒情诗表达心绪相同，阮籍亦选择用诗歌抒发情感，并更多的使用事典作为辅佐。同时，他使用事典的形式十分多样，使他的诗歌更富有文人色彩，同时更加隐晦难懂。
　　《其四十二》写道：
　　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阴阳有舛错，日月不常融。天时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园绮遯南岳，伯阳隐西戎。保身念道真，宠耀焉足崇。人谁不善始，鲜能克厥终。休哉上世士，万载垂清风。[20]
　　全诗可以分为可分为两部分。前四句为第一部分，表达帝王的伟业需要良才的辅佐，建立功名要等待英雄的思想，随后用“八元八凯”的典故作为辅证，看似是用典故的本意，正用典故。而随后四句作者话锋一转，天地人事皆是无常，在社会动荡之时，不如归去。并用“园绮”、“伯阳”的典故表达了作者的隐世之心。从全诗看来，“八元八凯”的典故，显然成为了反证，而退隐高士的典故才为正用。[21]在同一首诗中，阮籍用了三次事典，并采取了正用和反用两种形式，可见其对于事典的化用可谓炉火纯青。
　　4、善用比兴手法，用典故意象形成独特意境
　　比兴手法在我国传统诗词歌赋中十分常见，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曾释义道：“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22]；“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23]。以《关雎》为起始，从《诗经》开始，比兴便成为了文人常用的表现手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24]将淑女比作雎鸠，引出对于淑女的赞美，使情感的表达委婉而深邃，富有抒情性。
　　阮籍在《咏怀》诗中，也十分重视比兴手法的应用，且特色突出。前人多以自然事物做比起兴，以《楚辞》为例，“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25]、“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26]，善用香草美人比作志向高洁之士或是帝王，并用有恶臭的事物比作奸臣贼子。而阮籍在比兴手法的应用上，突破了这一界限，擅长使用典故做比，以引出全诗主旨。
　　如《其二十》：
　　杨朱泣歧路，墨子悲染丝。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岂徒燕婉情，存亡诚有之。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27]
　　前两句分别化用了杨子之邻人亡羊，杨子求而不得及墨子见染丝者则悲这两则典故。因有歧路，找错了方向而无法找回羊，丝染错了颜色变无法再更改，言外之意均告诫世人决策一定要慎重。将其并列于全诗之首，引出作者的感叹：再没有人做得到有礼“揖让”，国家危在旦夕，暗指决策者需要慎重抉择。最后四句，又以出自《吕氏春秋》之“赵女”的典故起兴。“代君好色，请以其弟妻之。襄子谓代君而请觞之，先令舞者置兵羽中数百人……舞者操兵以斗，尽杀其从者。”[28]，那份“谦柔”都是用来欺骗的伪装。用这则令人悲叹的典故起兴，发出了祸患将至，何以自保的感叹。
　　又有《其五十九》：
　　河上有丈人，纬萧弃明珠。甘彼藜藿食，乐是蓬蒿庐。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欢笑不终晏，俛仰复欷歔。鉴兹二三者，愤懑从此舒。[29]
　　诗歌首句以出自《庄子·列御寇》的典故起兴。河上一个并不富裕的家族，儿子从深渊取来了明珠，而父亲却告诫儿子若是龙醒来，他就要有危险，并失掉了珠子。阮籍取其不能耽于幻想，否则大祸将至却不自知的寓意，并以此引出后文，感叹世事难料、不如安贫乐道，并讽刺那些追名逐利之人在龙醒来之时必将遭到报应。
　　其次，阮籍还擅长于截取典故中具有代表性特征的事物，将其化作意象，用于自己的诗句之中，成为全诗意境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其三》有：“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30]。在这两句中，“嘉树”、“桃与李”便分别典出《左传》与《汉书》，两个典故意义相近，且其中皆有植物，于是作者便将这富有代表性的植物抽取出来，寄托了士人对于曹魏王朝的情感，以意象的形式组合成新的诗句，描绘出一副极尽繁荣的景象，“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然而这繁华亦是随着秋风的到来逐渐衰败。作者通过典故与秋风等自然事物共同构建了万物由盛到衰，不禁令人惋惜的意境。字字写景，却句句都透出作者对于“桃与李”也皆有凋零之时的感伤。
　　用高度精炼的语言概括、化用典故，取典故之意为己用，以此作比、起兴，或者为典故赋予自己的情感，化为意象构成诗歌意境。以典故本义指明作者所谈之事，引起读者的思考与共鸣。阮籍《咏怀》诗主旨“遥深”，目的是为了明哲保身，防止被司马氏及其党羽发觉，但在文学上却别有一番风味。将典故与诗歌整体意境融合，通过比兴暗示诗句主旨，正有效地隐藏了作者本意，既似是吟咏古时旧事，又似是暗指今人世事，同时也达到了极强的艺术效果，可谓高明之至。 　　5、典故与世事有较强的关联性
　　身处乱世，阮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31]，以这种方式保全性命，在司马氏高压政策下躲避灾祸。然而阮籍的内心是痛苦的，他以酗酒寻求精神的解脱，以《咏怀》抒发对世事的不满与悲叹。他擅长假借典故暗指世事，因此，《咏怀》诗中化用的典故常常与世事有较强的关联性。
　　如《其二》：
　　二妃游江滨，逍遥从风翔。交甫解佩环，婉娈有芬芳。猗靡情欢爱，千载不相忘。倾城迷下蔡，容好结中肠。感激生忧思，萱草树兰房。膏沐为谁施，其雨怨朝阳。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32]
　　作者全诗用“江妃二女逢郑交甫”的典故，描写了一个凄惨的故事：郑交甫爱慕二女的美貌，日夜想念，二女感激他的爱慕作出回应，最后却遭郑交甫抛弃。唯有最后一句作者发出了自己的感叹：即使是金石之交，也会因突然地离去而忧伤。虽然整体读来，似是咏古。但“金石之交”本用于君臣之间，结合此诗创作时代，也就不难发现其真实所指了。司马氏本为曹魏重臣，就像那郑交甫对于二女的日夜思念。且就在作者创作此诗之前，司马昭杀害了高贵乡公，篡权野心路人皆知。作者显然借此典故暗指并讽刺当政者司马昭令人发指的行径。[33]
　　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阮籍《咏怀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34]，阮籍正是擅长将情感寄托于典故之中，表达对现世的思考。
　　三、诗人通过用典表达的情感
　　虽然阮籍怯于直接抒发自己的情感，但他通过使用各种文学手法将诗歌主旨隐藏于诗句之外，或寄托于典故之上，或融合在意象之中，使后人能略见一斑。通过对于阮籍《咏怀》诗中所化用的典故并结合诗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其言外之意。《咏怀》诗虽皆题为咏怀，实则诗人在每首诗中所寄托的情感都是各有不同的，笔者将就下述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对于生命的感触
　　在魏晋之际，政局混乱，司马氏篡权野心尽显，大力诛杀异己，士人人人自危。阮籍亦意识到形式的危机，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莫大的忧虑。在诗歌的创作上充分体现了其生命意识，表达了其对于世事难料的感叹与不如归去的叹息。
　　如《其四十》：
　　混元生两仪，四象运衡玑。曒日布炎精，素月垂景辉。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脩龄适余愿，光宠非己威。安期步天路，松子与世违。焉得凌霄翼，飘飖登云湄。嗟哉尼父志！何为居九夷！[35]
　　天地万物的运转都有其定规，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而人与之相比，却是多么卑微啊！就像那浮尘与朝露，转瞬即逝。长寿才是我所期望的，荣耀与得势并非我所重视。安期生与赤松子便脱离了凡人之列。我怎么才能脱离现世呢？要像孔子一样，离开这纷乱之地，志在九夷。诗歌共化用了三个意象，“安期”与“松子”皆为神仙，末尾以“孔子居九夷”的典故总结全诗，发出了对于生命短暂的无限唏嘘，并展现了其渴望追求神仙般精神自由、脱离世事的人生观。
　　不同于汉代繁荣稳定的社会条件下，士人多属文以赞颂圣贤明君。阮籍所处的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36]，生命朝不保夕，他只得眼见为追逐权利与金钱攀附权贵之人无端丧命，为追求礼教违抗当权者的儒士受到血腥的诛杀而无能为力。他对于自己的命运也深感忧虑，司马氏的责难仿佛随时降临。残酷的现实环境，引得阮籍更加深入的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与自我存在的价值，展现了一代名士对于生命的深刻体会。
　　2、对于现世的讽刺
　　阮籍虽然口不臧否人物，亦不对于时事发表评论，行为放荡不羁。但他实际上是十分关注政事的，他曾叹曰“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37]，只是因畏惧司马氏才佯装超脱。在《咏怀》诗中，阮籍多典故以讽时政，不直接点出事件本身，转而对于化用典故发表看法，使人不易察觉其真实所指。
　　《其十二》所指极为隐晦，全诗没有一句作者的议论，只化用“安陵与龙阳”的的典故，便表达了对于司马氏的讽刺。
　　昔日繁华子，安陵与龙阳。夭夭桃李花，灼灼有辉光。悦怿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盻发姿媚，言笑吐芬芳。携手等欢爱，夙昔同衾裳。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远世不相忘。[38]
　　全诗用华美的语言描写了龙阳以男色受宠于安陵的故事，龙阳容貌美丽、姿态动人，深受安陵的宠爱，发誓永世不相忘。从字面上看，似乎全诗皆在赞颂两人许下的誓言坚定、不可动摇。但此诗正妙在开篇的前两个字上——“昔日”，一切皆是过去的事，誓言也已成往事，引人深思。司马氏与曹魏的关系正与此相似，司马氏最早辅佐曹魏，深受重用，曹睿临终嘱托司马懿辅佐幼主之时，司马懿也曾许下承诺。但一旦大权在握，司马氏便起意篡权夺位。昔日的誓言亦已烟消云散，作者巧用安陵与龙阳的誓言讽刺了司马氏的行径。
　　阮籍对于世事的嘲讽往往尖锐而又隐蔽，不着一字，典故的化用便从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对于自我的反思
　　阮籍年少时本希望能建功立业，但身逢乱世，为求自保只得隐于竹林。然而他在内心中却充满了矛盾，既放不下追逐功业之心，又深知世事凶险，决不能出仕朝廷，不如退隐山林心向自然。他矛盾的内心在其《咏怀》诗中显露无疑。
　　如《其六十》：
　　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渴饮清泉流，饥食并一箪。岁时无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咏南风，缊袍笑华轩。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39]
　　作者先赞颂了儒士品德的高尚与美好，以及在乎礼义而不追求名利的精神品质。最后一句却用《庄子》中老子严辞批判孔子思想的典故，将前言完全否定。正体现了阮籍内心的尖锐矛盾，他明知儒士的品德是只得追求的，但在当时的社会，儒士的理想是绝对无法实现的，因此只得否定儒学的可行性，转而偏向老庄哲学，这也为是当时诸多名士心理的真实写照。
　　《其五十四》则道出了阮籍内心的苦痛与矛盾：
　　夸谈快愤懑，惰慵发烦心。西北登不周，东南望邓林。旷野弥九州，崇山抗高岑。一餐度万世，千岁再浮沈。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40]
　　一方面快意恩仇，尽情释放之时就仿佛与神仙同游不周、邓林，时空都不能限制他的精神自由，这是何等畅快。而另一方面，他虽然希望能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惰慵”使得他不便直抒胸臆，“谁说我不分玉与石”，阮籍虽然口不言臧否，内心却是是非分明的，只是迫于时势，无法表达出来而已。他的内心也因此痛苦，只能不停地流下泪水。
　　四、结语
　　阮籍《咏怀》诗用典丰富、手法新颖独特，形成了“阮旨遥深”[41]的独特艺术魅力。探究阮籍诗歌的主旨，必要关注典故的应用，决不可割裂两者的联系。缤纷的典故为《咏怀》诗奠定了厚重的内涵基础，也为诗人寄托丰厚的生命意识与独特的情感体验提供了载体，同时更为后人对其作品的解读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