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_人间正道: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一、作者生平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1902年生于奥匈帝国维也纳的一个中上阶层家庭。他的父母都有犹太血统，但在他出生前已改宗路德教。当时的维也纳是西方世界的文化中心，加之犹太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使他在书香气中长成。他的父亲是律师，对古典学和哲学颇有兴趣，还乐于与他讨论社会及政治议题。他母亲使他得到音乐的熏陶，音乐成为他思想的原动力。1918年他进入维也纳大学。次年，他开始热衷于左翼政治，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他接触了弗洛伊德与阿德勒的精神分析说，并曾聆听爱因斯坦在维也纳做的相对论讲座。爱因斯坦独树一帜的批判精神深深打动了他。1925年，他获得了初级学校执教文凭。192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于次年取得中学数学与物理教师资格。当时，科学哲学的维也纳学派如日中天，但他从未应邀作为其成员。由于他不断地批评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意义理论和科学方法的证实原则，而被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纽拉特冠以逻辑实证主义的“官方反对者”之名。1934年，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科学发现的逻辑》，在批判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归纳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主张以理论是否可证伪作为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标准。这项工作颇受关注，次年应邀赴英讲学。其后的几年，他继续在科学哲学领域进行探索，但纳粹德国的兴起及其对奥地利的吞并迫使他去国离乡。1937年，他接受了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的邀请，执教至二战结束。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促使他将研究焦点转向社会与政治哲学，发表了《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44）、《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等颇具影响力的著述。1946年，他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执教，1949年受聘伦敦大学逻辑与科学方法教授。自此，他作为科学哲学家与社会思想家的声望和地位与日俱增，许多著作被视为经典。1965年，他被英国皇家封为爵士，1976年成为英国皇家学会成员。虽然他于1969年从伦敦大学退休，但一直是一位活跃的作者、广播者和演讲者。1994年，波普尔在英国去世，享年92岁，葬于维也纳。
　　 二、写作背景
　　 波普尔在二战时期所写的这本书首先无疑与他当时的处境密切相关。该书第二版序言开篇即指出，“虽然本书的大量内容在较早的日子就形成了，但最终下定决心写这本书却是在1938年 3 月我接到奥地利被占领消息的那个日子。写作的日期持续到1943年”。（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上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20世纪上半叶，整个西方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阵痛期。马克思和狄更斯笔下的“无约束的资本主义” 因其复杂的内在矛盾而难以为继，在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中风雨飘摇，在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思潮、运动乃至暴行之间左冲右突、迂回折冲。法西斯主义的暴行促使他对纳粹思想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检讨和批判。正因为这一背景，波普尔将这本书定位为“一部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批判性导言，也是对某些社会重建原则的审查”。（同上书，第10页）
　　 作者在第一版序言开头即坦承，他对人类精神领袖中的某些伟大人物讲了一些刺耳的话，但并不是为了贬低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自由和理性不应有的攻击，可能会误导那些以天下为己任者；如果不对这部分知识传统进行直言的批判，就可能导致悲剧性乃至致命的分裂，进而彻底摧毁我们的知识传统。在他看来，“倘若我们的文明要继续存在的话，我们就必须破除遵从伟人的习惯”。（同上书，第10页）他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评论无疑是尖刻和难免偏颇的，但这与当时人们对法西斯主义鼓吹的特定民族国家有机论、整体论（总体主义）和历史宿命论的恐惧体验不无关系。对此，他不得不为自己圆场：“本书大部分写于战局未卜的黯淡岁月中，这一事实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本书的某些评论在今天看来口气上比我所能想到的还要情绪化，还要刺耳。但那时还不是装腔作势、矫饰言词的时候——或者说，至少这不是我那时的想法。”（同上书，第11页）
　　 波普尔并未因其对极权主义的恐惧而直指极权主义的公开追随者，他主要针对的是可能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他并未直接批评极权主义恶劣的症候群，而旨在追问其思想根源。他所运用的思想武器就是他在《逻辑研究》中所主张的批判理性主义：表述为规律的一般性知识总是假设性的，永远也不能通过归纳得到证实；一个有意义的科学假说应该是在理论上可能被观察到的单一事实证伪的。波普尔本想以此动摇逻辑实证主义，但这一源自休谟归纳问题的哲学理论所引发的学术争论很快就被政治形势所淹没，时事的造化使得批判理性主义迁移到政治哲学领域，遂成就思想史上墙外开花又一典范。究其写作动机，不仅在于理解他切身经历的那些事件的思想背景，还意在探讨战后可能出现的思想争端。像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预料到马克思主义将成为一个主要的问题，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写给“后‘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政治寓言。他希望通过批判性的检验，克服人们在那些为建设一个更美好、更自由的世界而进行的持续不断和充满危险的斗争中可能犯下的错误，使人们通过“零星社会工程”，在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人道和理性批判等标准下尝试性地建立起开放社会。
　　 三、主要思想
　　 哲学是对思想的追问和诊断。波普尔在这本书里所要表达的主旨是：人类文明一直在探索行进的大道在于，从屈从于神秘力量的部落或“封闭”社会转变为释放出人的决定性力量的“开放”社会；在文明嬗变的震荡中，不断地出现企图毁灭文明、重返部落主义的反动，其思想源于某些人类精神领袖对极权主义的倡导，这些开放社会的敌人背叛了我们的文明对人道、理性、平等和自由的追求。他颇具穿透力地揭示了存在于其中的理想主义魔咒：“为什么所有这些社会哲学都支持这种对文明的背叛？它们深受欢迎的秘密何在？为什么它们能吸引和说服如此之多的知识分子？我倾向于认为原因在于它们对一个不符合、也不可能符合我们的道德理想和尽善尽美之梦想的世界，表达出一种深切的不满。”（同上书，第20页）
　　 风从雅典来。雅典的民主是开放社会的最早尝试，但在文明转型的失序中柏拉图却照着斯巴达的样子抽象出一切追随领袖（如“哲学王”）的极权主义的理想国。在第一卷《柏拉图的符咒》中，波普尔首先对柏拉图式的极权主义进行了剖析与批判。在波普尔看来，一个封闭社会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比作一个有机体，它与一群羊或一个部落相似，人们在其中共同生活，分担着共同的工作、危险、欢乐和灾难。在从部落主义过渡到人道主义的过程中，尽管伯里克利等民主派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治个人主义之类的人道主义原则，但所谓“有教养的人”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阶级战争”的挤压和各种开放社会的缺陷，他们将这种现实性的不满转化为道德虚无主义和对民主的玩弄与背叛；尽管雅典掀起了理性、博爱和自由等导向开放社会的新信念，但所带来的失序却与柏拉图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相去甚远，他将这种理想性的强烈不满转化为对回复部落主义的极权社会的倡导。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极权主义背后的思想是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威胁开放社会的敌人。开放社会要求人们对文明和自己负起责任，它的敌人则试图逃避和抵制这种现实的要求，历史主义不仅以对历史规律的服从取代人的责任，还运用基于形而上学的二元论之上的知识与意见、存在与变化、真与假、集体主义国家与众多的个人之间的对立，为使个人完全放弃权利的和责任的极权主义辩护。在历史主义看来，对政治与社会的真正的科学或哲学的理解，必定建立在对历史的沉思和阐释的基础之上。历史主义者往往将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总体的发展过程加以把握，希望由此理解历史发展的法则、诠释历史的意义。他们相信，一旦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就能理所当然地预测未来的发展，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社会和政治行动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给人们的行为提供可行性的忠告。波普尔洞察到了历史主义令人迷惑之处：“在追溯历史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我发现在我们精神领袖中间，如此普遍的历史预言这个危险的习惯有各种各样的功能。它总是属于秘传者的内部圈子，并具有普遍的预言历史进程的能力，以此取悦于人。此外，还存在精神领袖被赋予这类能力、不具备它们也许会导致社会地位丧失的这一传统。另一方面，他们被揭去骗子假面具的危险非常之小，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指出做些不太总括性的预测当然是可以的，况且这些预测和占卜术之间的界限是变化不定的。”（同上书，第18页）他强调，鉴于我们有限的经验基础,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知识，历史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实际上是伪科学。
　　 历史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本质主义。柏拉图式的方法论本质主义认为，纯粹知识或“科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揭示隐藏在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的实在——形式或本质。在波普尔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有害的方法论：“目前方法论唯名论在自然科学中已被广泛接受。然而，社会科学的问题大部分仍然用本质主义的方法来处理。我认为这是社会科学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同上书，第68页）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的本质主义进而指出任何发展中的事物的形式或本质，与它发展的目标、目的或最终的状态是同一的。立足方法论的本质主义，柏拉图在其历史主义社会学中把现存社会解释为理想国家的衰退摹本，对社会衰败规律、政治生活与历史发展的经济背景和政治革命的规律等进行了抽象思辨，并主张一个事物的本质是它的起源或者至少它是由其起源决定的，要求社会科学和政治学必须立足于对社会和国家起源的考察——历史学的意义因此超越对历史本身的研究而成为社会学科学方法，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亚里士多德式的目的论的本质主义则强调，只要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发展，唯有借助其历史，才能明了其“隐藏的、未发展的本质”；只有应用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的变化，才能够获得任何对社会实体或本质的认识。这不仅强化了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更进一步导致了历史崇拜和对其作为“实在的宏大剧场”和“世界的正义法庭”的推崇。同时，这种目的论的本质主义认为，变化只能使从一开始就内在于其中的隐藏本质和潜能种子得以显现，为了促使实在或现实的呈现，本质必须在变化中显示自身。这一方面导致了历史宿命论的或本质命运不可避免的历史主义观念，另一方面也为包括极权主义（如特定民族的绝对精神）在内的所谓符合本质和显现潜能的思想和行动赋予了合法性。
　　 基于本质思辨的历史主义直接导致了社会重建的乌托邦工程和神谕式的历史哲学。一方面，柏拉图对永恒与完美的形式和本质的推崇必然地导致了唯美主义、完善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重建的乌托邦工程的构想是：存在一个比现实还要真实的完美的理想，有一劳永逸地决定这种理想是什么的理性方法，并且可以确定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佳手段。这是一种试图从整体上重建社会的激进变革，但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理性地为全社会制订计划，更不可能运用有限的经验计算其实际后果，因为我们并不拥有为使这种雄心勃勃的要求取得良好效果所必需的确凿可靠的知识，也不可能拥有这样的知识。乌托邦工程奉行毫不妥协的激进主义，认为必须找到导致社会罪恶的真正根源，彻底消除那些可恶的社会体制，才能使世界合乎情理。这种追求使得乌托邦工程倾向于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按照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蓝图重建一种理想的国家，给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整体目标高于一切，必然要求一种能够有效压制异议的少数人的强有力的集权统治。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极权主义的正义也由此产生，它包括自然（天生的）特权原则、普遍的整体主义或绝对化的群体主义原则以及个人有义务保持并加强国家的稳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在黑格尔那里发展为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集体精神具有尘世的绝对权力，甚至是其他民族的精神无权违背的时代精神之类法西斯思想的雏形。另一方面，基于历史目的论的历史发展法则实际上带有很大的决定论和宿命论的色彩。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将发展法则看成自然法则，唯灵论历史主义将其看成精神发展的法则，经济历史主义将其看成经济发展的法则，有神论的历史发展法则由上帝的意志制定。波普尔认为，这些抽象的历史法则与神谕并无二致，而个人意志在历史发展法则中没有位置，只能像“选民”一样主动或被动地服从历史赋予的使命而无需对历史发展的潮流承担责任。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相对于部落、国家整体和历史的终极目标而言，人们只能从属于总体而毫无决定力量，因此历史主义及其政治哲学是所谓开放社会的敌人，只能将人类带向封闭社会。
　　 与基于历史主义的乌托邦工程相反，波普尔主张社会重建的零星工程。他认为对待自然和约定、事实和选择应该采取一种批判的二元论，即承认人在社会约定和行为选择上的自主性和有限理性，而不是简单地将社会规范归结为自然存在之类的事实。零星工程并不关心历史趋势或人类命运，不相信历史目标是历史背景和趋势强加给我们的，而相信人是历史的主宰，相信人们可以按照有限目的零星地影响或改变历史。因此，“零星工程将采取找寻社会上最重大最紧迫的恶行并与之斗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其最大的终极的善，并为之奋斗的方法”。（同上书，第293页）与乌托邦工程将不可改变的历史趋势的科学作为政治的科学基础不同，零星工程将社会工艺学视为其政治的科学基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就是在书本上找不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答案之后而采行的一种零星工程。波普尔认为，社会生活如此复杂，人们无法在总体的规模上评价某项社会工程的蓝图及其可行性、功效、副作用以及实现手段；与此相反，零星工程的蓝图相对简单，风险也小，由于它们是关于单项制度的蓝图，如果出了错，损害不会很大，而重新调整并不非常困难。较之理想化的乌托邦工程，通过使用零星的方法，更容易运用理性而非激情和暴力克服合乎情理的政治改革遇到的困难，这意味着有望达成合乎情理的妥协，减少变革带来的苦难并通过各种民主的方法实现改善的可能性。显然，零星工程所倡导的是与极权主义的正义恰好相反的人文主义的正义：彻底的均等原则、普遍的个人主义原则和保护主义（国家应该保护它的公民的自由）原则。
　　 根据马克思强调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不可逾越而只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波普尔即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反对一切社会工艺学而将一切社会工程斥为乌托邦的纯粹的历史主义者，并强调马克思对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之上的科学观使其陷入历史决定论，如此总括概观马克思的宏大思想体系难免仓促局限。但同时，他也不无深刻地指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主张，使马克思预见到后来实用主义者所主张的重要的方法论理论，即科学的最富特征的工作，不是获得既往事实的知识，而是预见未来。
　　 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者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对历史意义的误读。历史主义者没有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在选择和安排历史事实，反而相信是历史通过其内在的规律，决定着我们的问题和观点，以及我们自身和未来。历史主义者试图找到那条人类注定要走的“路”，它试图发现“历史的线索”或“历史的意义”。但历史的意义实际上是人赋予的，无论是自然还是历史都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无论是自然的或是历史的事实都不能为我们作出决定，它们不能决定我们将要选择的各种目的。正是我们把目的和意义赋予自然和历史。历史主义者对“我们正在走的是哪条路”、“历史注定要我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的追问是非理性的和无解的。实际上，人们只能根据现实的具体需要理性地探究什么是我们选择的最紧迫的问题、它们如何产生、沿着什么样的途径我们才可以着手解决它们。总之，历史的意义需要我们赋予，而不可能简单地从历史中全盘发现。换言之，真正能有效应对社会现实变革需要的“社会工程师并不关心历史趋势或人类命运。他相信人是历史的主宰，相信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目的来影响或改变人类历史，就像我们已经改变地球表层一样。他并不相信这些目的是我们的历史背景或历史趋势强加给我们的，而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或创造，就像我们创造新的思想、新的艺术作品、新的房子或新的机器一样”。（同上书，第50页）
　　 四、社会影响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出版后即畅销一时，波普尔本人也因此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在他的影响下，伦敦经济学院战后很快成为政治哲学和科学哲学研究中心。这本书与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齐名，是战后反思极权主义、整体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造成人类大灾难的思想根源的力作，更为战后西方社会走出无约束资本主义的渐进改良提供了思想依据。上世纪80年代后期传入中国之后，作为历史哲学和政治名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相关讨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历史规律和寻求渐进改革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五、简要评价
　　 这是一部虽显激越但又不失理性与中道的著述，该书的很多观点在今天已经成为东西方政治实践中的常识。从纯粹的学术上来讲，这本书多少有点东拉西扯式的混乱，完全可以找到其中的大量的漏洞而予以批驳，就像柏拉图强说理想国、黑格尔谓普鲁士的专制为自由典范一样。但如果考虑该书旨在反思人类经历的法西斯主义浩劫这一背景，似乎又可以理解其反极权主义——主题先行的写作策略。在无约束的资本主义时代结束之后，对历史意义的争执乃至意识形态冷战已经逐步让位给现实的国家竞争，渐进的社会工程已经取代乌托邦工程而获得普遍的认同与践行。波普尔对人类精神的背叛者的批评使我们认识到，不能将良好的意图推至极端遥远的理想国，再诉诸非此即彼、非善即恶的形而上学的一元论，用理想来贬低现实、以终极目标而将人贬低为工具，甚至最终混淆现实的合理性与所谓历史的、总体的和终极的合理性而谓极权主义不可避免。也许只有那些亲历过大屠杀等20世纪诸多人为灾难的人才能理解批判精神和基于经验的有限理性何其重要，才能明了乌托邦工程的总体道德理想和实际造成的不必要的现实代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就像只有经历过百年宗教战争的西方世界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宽容。就理论架构而言，这本书的缺陷恰恰在于它不幸与其所反对的形而上学二元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其论述在逻辑上陷入了非此即彼、封闭与开放、极权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抽象对立，以脱离实践智慧的思想张力框定现实，很容易沦为冷战思维的工具，甚至为所谓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争提供所谓正义的依据和现实合法性。不必称其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或者煽情地称之为现代思想的疫苗，因为波普尔本人很可能不赞成这样的历史主义式的评价；但它或许是诸多探索人间正道的著述中不可不读的一本，它让世界蓝图从理想天国回到人间现实，试图诚实地告诉人们人间正道是沧桑，它促请试图一劳永逸的历史主义阴影下的思想懒汉和无责任者变成一步一个脚印的现实的人。不必向读者隆重推荐这本书，忙碌的现代人会喜欢它的，读过这部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恢宏纵论拟或思想麦当劳，可以少读很多书。而更重要的是波普尔的哲学所主张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方法——思想和理论是可错的，科学不等于正确而是一种“无穷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