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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外交幻想的破灭】 幻想破灭

    时间:2019-04-03 03:11:3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3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炸毁了沈阳柳条沟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诬称为中国军队所破坏。随即,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下令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以侵占中国东北为目标的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国在东北有驻军19万,日本关东军仅1万余,中日兵力相差如此悬殊,而日本侵略者竟然能够在一夜之间袭占沈阳,一日之间掠城20余座,百余日即占领整个东三省,其主要原因就是东北军奉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南京政府不仅是在九一八事变前严令东北军“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而且在事变发生后,采取的方针仍然是: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最近进行交涉,完全依赖国联主持公道。[1]
      一、南京政府幻想国联处理中日冲突
      国联即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于1920年1月10日宣告成立的。国联设立行政院、大会、秘书处和常设国际法院。它的基本宗旨是谋求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和平;各国之间发生争端要提交给国联理事会进行仲裁和调解;必要时可以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换句话说,国联保证保护其成员免遭侵略。国联的第二个宗旨是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促进国际合作。
      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国联解决过一些国家的领土争端,如瑞典和芬兰的奥兰群岛之争,立陶宛和波兰的维尔纽斯之争,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摩苏尔之争等,这些工作很有成效。
      “九一八”后的第二天,中日两国在中国东北产生争端的消息就传到了国联。
      国际联盟行政院立即在9月19日上午开会,会议主席在开幕词中质问日本代表此事。日方代表表示这是一个地方事件,尚未得到日本政府所述情况。会议主席告诫日本代表说,日本政府应该从速采取必要处理,恢复平稳状态。下午,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表示,此事件应该由日本方面负责;“中方挑衅”之说,乃是日本方面借此为武力占领中国城池的口实。
      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奉中国政府令,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使危害和平的局势不致扩大”,并恢复到事变爆发前的状态。施肇基严肃指出,破坏世界和平、侵犯中国领土,责任全在日本。[2]各国代表均表赞同,日方代表一再强辩。
      22日,南京市举行国民党党员大会。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会上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等待国际公理之判断。”[3]明确表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政府奉行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
      同日,国联行政院主席向中日两国政府给予紧急警告,希望双方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对此,中国代表表示同意;日方代表说要等待本国的训令,不予承认。行政院又提出方案,要求中日两方代表采取适当方式促使本国政府立即撤退军队,以保证两国居民与财产安全。中国代表称,此决议为采取各种办法的第一步,请国联主席持公正态度进行调查。会上,英国代表要求日本代表向国联提供此事件的报告,并对日方迟迟不提供报告表示惊异。中国代表提出声明,要求国联“立采步骤,阻止情势之扩大,而危害各国间之和平,并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及数额”。[4]
      国联在22日产生的关于中日冲突的第一个决议案,只是要求中日两国“力避足使局势严重或妨碍本问题和平解决之任何行动”,而没有区分侵略与被侵略。这已表明,在英、法操纵下的国联其实并不敢主持公道,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的是绥靖政策。但是,南京政府仍然对这个决议案表示“欢迎并完全接纳”。[5]
      25日,面对国联一致的态度,日本想回避与国联的冲突。其代表称,日本政府预备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施肇基表示,日本已占领中国领土,中日直接交涉为绝对不可能的事,并再次要求国联令日军撤回18日前的位置。
      29日,国联召开秘密会议,并于30日形成了行政院正式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即日撤退军队,在10月3日前撤退完毕,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
      对此决议,施肇基当即提请理事会注意,日军活动并未停止,其行动与国联行政院的和平解决意愿截然相反;国联应制止日军。日方代表芳泽又编造谎言,称日侨要求日军保护,故而不能撤军。
      自从9月30日决议后,中国政府代表及时向国联递交日军在东北行动情况报告达41件,报告日军不断的军事行动。施肇基代表还指出,日本企图将东北军的飞机掠为己有,是非法的,因为这不是战争中的俘获。施代表的报告得到了德国驻沈阳领事的证实。
      二、国联的决议形同废纸
      由于日本拒不执行国联的决议,并在中国东北进一步进行军事扩张,10月13日,国联行政院应中国代表的要求召开会议。施肇基猛烈抨击了日本的侵略行径。国联于是再次决议:认定由于日本未执行9月30日的国联决议,国联有必要采取断然急切手段来解决。然而,日方代表却提出,冲突由中日两国之间交涉解决,要求“先交涉、后撤军”。中国代表立即激烈反对,国联的理事国代表也坚决反对,认为如果不先撤军而“先交涉”,将导致日军永远不撤军。
      10月22日,国联再召开大会,决定对于日本 “先交涉、后撤军”的要求不予承认。10月24日下午,国联行政院续开大会,以13票赞成、1票(日本代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又一个决议案,要求日本务必于11月16日前撤军完毕。此决议再次因日本方面寻找借口而变成了一张废纸。[6]
      在这期间,日军不停地在东北对银行、关税、邮政进行掠抢,成立伪组织、伪政权。同时,日军已经指向辽宁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锦州,指向山海关,指向长城,指向天津,指向上海,威胁南京,完成了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准备。
      11月25日,因为日军围攻锦州而使东北局势更趋严峻,日本不断扩展侵略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国联的软弱无力也暴露无遗。但是,南京政府仍然死抱着国联不放,还试图引入英、法、意等国军队,抵御日军进而指向关内的进攻。当日,施肇基奉命向国联行政院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在中日屯驻军队之间划出一中立区,在行政院权力之下,由英、法、意等国中立军队驻防”。[7]国联对此表示同意。南京政府提出的这一计划因为严重损害中华民族利益,故遭到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南京政府有被倾覆之虞。12月8日,国联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   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了关于中日冲突的的第四个决议案,重申9月30日的决议有效;要求中日两国采取各种必要方策,以避免局势严重;决定指派五人委员会(即国联调查团),就地考察军事实情,尽速报告国联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联围绕着中日问题,共召开了18次行政院会议及一次国联大会,通过了四个重要决议案,一再要求日本遵守国联决议,撤退军队。然而,这些决议案对于日本却毫无约束力。日本拒不执行,与国联相对抗。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国联每通过一个决议案,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就更进一步。1932年1月3日,日军终于不顾中国的一再抗议及各国的反对,悍然占领了辽宁的临时省政府所在地锦州,从而实现了以武力侵占全东北的战略目标。
      三、国联调查团的结论
      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年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终于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个国联调查团到远东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
      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正式成立。英国原政务次长李顿为团长,成员有美国欧战时运输司令、少将麦考易,法国欧战前驻华部队参谋长克劳德,德国殖民地专家希尼,意大利伯爵、曾任驻德国公使的马克提等五人,另外有中、日各一名代表以及秘书若干。
      调查团临行前,国联行政院规定他们除调查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形成的满洲问题外,也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日本当时宣称,由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关系,中国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责任,即不能保护外国利益,特别是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和利益。
      调查团的行程不是首先去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中国,而是去询问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对该事变的态度。1932年2月3日,调查团由法国勒哈弗尔港出发,到伦敦、华盛顿;29日到达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在东京10天,拜会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参拜靖国神社。调查团到达日本时,日政府首脑对这个调查团竭力奉迎,以博好感。
      调查团于3月14日到达“一·二八”后的上海。中国政府自然十分重视,以为是伸张正义、复我领土的一个机会。新闻界主席史量才在迎接调查团时表示,相信调查团“必能给予全世界热望和平的人们以正直的答复”。随后,东北数十个社会团体纷纷致电上海转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的事实及在东北的暴行;东北黑、吉、辽政府秘书长联名致调查团,表示对国联的期待。
      调查团在上海视察了战区,所见之地墙坍壁倒,遍地瓦砾;炮痕弹迹密如蜂窝,战争惨状触目皆是。调查团成员多为军人出身,自然知道这里战事惨烈,极为震惊。用调查团的话来讲,此战事的程度与欧战时期的法国西部大战相当。一些居住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及宗教界人士专程拜访调查团,控诉日军暴行。
      3月26日,调查团到达南京,会见了当时政府的外交、行政院等方面的人士。蒋介石接待了调查团一行。随后,调查团从南京至武汉,再由武汉经济南、天津,转赴北平。一路上,中国各界人士向调查团揭露日军侵略行径。
      4月9日,调查团到达北平,东西长安街挂满旗帜。在调查团下榻的北京饭店,两丈宽的巨幅白布,上书中文,下书英文,一落到地。文为“欢迎公正严明的国联调查团”、“中国人民为公理而死,绝不承认丧权侮国之条约”等等。
      4月21日,调查团抵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调查团承认既成事实。在东北,调查团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伪满洲国溥仪及其官员会晤,查看了九一八事变现场。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日本关东军将调查团要看的所有地方都粉刷一新,做得极至周详。调查团赴沈阳前,日本人为了掩盖罪行,作了大量的粉饰与伪装,甚至将正在中立医院疗伤的北大营100多名官兵,以移居他处为名加以杀害。最后,日本人干脆拒绝调查团进入黑龙江,不让调查团与中国抗日将领马占山会面。
      调查团历时6个月之久,于1932年9月4日完成调查报告书,各委会签字。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调查团报告书章节。报告书共分10章。文长272页,约14.4万字。报告书虽然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对事变经过和伪满洲国也有某些公正和客观的叙述,但是总体上是模糊是非、混淆黑白。它充分暴露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绥靖政策。报告书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是“中日冲突的重要原因”,苏联的“共产主义目前的传播”是造成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因素。对于九一八事变的解决,报告书主张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是应该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中国东北由西方列强各国共管。[8]
      1933年2月18日,国联召开大会,确认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日本忿忿然,表示要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据实大量地揭穿日军的侵略罪行,但调查资料有限,语言也多有含糊。国联抨击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虽代表盟约与道义,但也杂有一些私念,即担心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侵扰。这种现实让中国人清醒起来,对国联的作用有了重新的估计。
      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最后决议,要求国联各盟国无论在法律与事实上,均不承认日本拼凑的伪满洲组织,不允许伪满洲国参加国际组织及各项国际联盟的公约,并在会议上驱逐了伪满洲国的所谓“观察员”。
      日本于3月28日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致使国联的调查报告书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反而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国联李顿调查团的活动说明了旧中国弱国无外交的事实。
      四、中国的民族解放要靠自己
      国联主席曾经对中国代表施肇基表示,如果日本拒绝国联的决议,不从侵略地撤军,54个国家将与日本绝交。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没有做到这一点。国联曾经宣布要对日本断绝商务来往,实行经济封锁,甚至武力干涉,最终,都由于各自的实际利益而未实行。
      日本依然视国际公理于无物,一意孤行,攻城掠地,无所顾忌。但是,侵略者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进攻上海时,遭到了中方十九路军的猛烈抵抗与打击。日本代表立即火烧火燎地要求国联进行调停,唯恐中国军队的反击造成更大损失。这引得国联许多理事国和许多委员的极大不满与嘲笑。
      日本的侵略行动未能制止,国联令人失望。各国也认为中国的利益不能得到国联的保障,大家也只有发展军事以自保。至此国联的约束能力已降低至极点。从这个意义讲,日本的野心导致了国际联盟的衰落。英国至今发行的教科书认为,日本的侵略行为不仅摧毁了国际联盟,还引发了德国与意大利的对外扩张欲望。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依靠国联进行斡旋的外交幻想的破灭,使中国人民得到了真实的教训,即:中国的民族解放要依靠自己,不能依赖外人。
      注释:
      [1][2][5]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377页,第381页,第3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上海《民国日报》1931年9月23日。
      [4][6][7]韦罗贝:《中日纠纷与国联》第41页、42页,第101页,第141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8]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第67~69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作者: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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