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直播》:失耕农民命运的另类解读]

时间：2019-06-02 03:26:21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2010年上映的印度影片《自杀现场直播》是一部具有讽刺与批判意味的影片，尽管该片表现的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却以喜剧的形式加以呈现，细节处耐人寻味。　　印度一个名叫霹雳的村庄里，一对兄弟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之下将土地抵押给银行贷款，最终却因无法偿还贷款而即将面临被银行拍卖其土地的结局。无奈之下，兄弟俩只好向有钱人Bhai Thakur求助却遭到后者的嘲笑与拒绝。这个有钱人还告诉兄弟俩说，在南印度，政府采取了一项新政策：因债务自杀的农民可以得到10万卢比的补偿。经过一番抉择，两兄弟最后决定由已婚的弟弟那塔自杀，这样他的妻子就可以领到政府的补偿。这个消息不径而走，各大电视台纷纷派出采访摄制组在村里架起摄像机日夜不停地进行现场直播。由于时值选举前夕，各路候选人也纷纷出动，希望以对此事的处理来为自己赢得更多支持。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杀事件由此变成了一幕闹剧，众声喧哗之下，弟弟成为焦点人物，但是没有人真正关心他的死活：电视台关心的是收视率，而对于政客们来说，弟弟死或是活则只是他们政治生涯的一个筹码。事情的结果却没能让围观者们满意：某天晚上，一场大火之后，人们从灰烬中抬出弟弟的尸体。人死了，却不是围观者期待的自杀方式。众电视台记者收起器材驾车绝尘而去。然而几天后，弟弟再次出现了，原来他在那场大火中趁乱逃出了摄像机的镜头，也逃离了农村，来到了城市。
　　影片结尾的字幕写道：“印度2001年的调查显示，1991～2001年，800万印度农民退出了农业耕作。”弟弟成了800万失耕农民的一员，但是城市会成为他的庇护所吗？这是影片结局留给观众的思考，但是对于这个最终问题的追问其实在一波三折的情节铺展过程中已经渐渐显露。
　　当那塔为自己不得不死去而犹豫不决、辗转反侧之时，他的儿子跑了过来。父子之间发生了这样一场对话：
　　 ——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死？你什么时候死？告诉我。
　　 ——你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下吗？
　　 ——叔叔说，你死后我就能得到政府的聘约。
　　 ——聘约？
　　 ——不，我想当警察。
　　 ——我现在都要死了，你还当警察。
　　那塔赶走了儿子，但儿子却在跑远时仍然叫着“我要当警察”。苏珊·桑塔格曾经写道：“遭受痛苦是一回事，与拍摄下来的痛苦的影像生活在一起是另一回事，后者不一定会具有强化良心和强化同情的能力。它也可能会腐蚀良心和同情。”上面这一幕显然为这句话添加了生动的注脚。当一个人的死成为让另一些原本是最亲近者们藉以逃离苦难的途径，父子间、兄弟间的亲情就这样被残酷地舍弃了。对于银幕下的观众来说，这是某种残酷生活的片段，有着直击心灵的力量；但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那似乎已成为他们苦难生活的一部分，习以为常而几近麻木。
　　影片中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则是对媒体良心的拷问。在影片中，一众媒体为之服务的“主人”，一是参选政客，一是收视率。尤其是毫无社会责任感的对收视率的追求导致一个原本可以引发更为深入思考的新闻事件变成了一场媒体狂欢。当弟弟在“直播”中途从媒体视线中消失，另一名失耕农民刚刚走向生命的终点：由于不能偿还贷款，这名农民的土地被银行拍卖。他只好每天不停地挖荒地的土去卖，以换得可怜的收入。但是有一天，他被发现死在了自己挖的坑里，据很多人说他是被饿死的。影片借一名年轻人之口发出诘问：“难道这就不重要吗？”年轻人一度视作偶像的女主持人却对他说：“调查表明我们的观众只对那塔感兴趣。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是第一个现场直播的自杀者。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吗？……有人选择成为医生，有人成为工程师。我们是记者，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对收视率的追求成为漠视生命的理由，这无异于媒体对自己职业操守的背叛。当记者们在影片最后离开村庄时，那个曾经渴望成为他们中一员的年轻人也舍弃了他曾经的理想。这似乎是影片带给观众的一点希望：毕竟还有人对生命保持着应有的温度，并且以自己的方式对漠视生命的行为发出了无声的抗议。
　　尽管并未直接说出口，但是影片中的许多细节还是会引发观众对于现实的联想——
　　当农民们抱怨说，“怎样才能好好种地呢？美国种子，美国化肥，花大钱买了，然后祈祷下雨”，观众会立刻意识到，这正是转基因Bt棉种子给印度农民们带来的无望的命运。
　　在一次电视采访中，当记者问道“你对政府阻止农民自杀有何建议”时，农业部长答道：“工业化。发展中国家不能仅仅依靠农业。”记者继续追问：“作为国家的农业部长，您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农业，寻求工业化？”农业部长立刻反驳：“你在强加于我，我没有这么说。”而与影片中这一幕相呼应的现实是印度农业的工业化进程，转基因模式的引入正是这种工业化进程中最为致命的一步，而正像这部影片中所表现的一样，这场变革对于传统家庭农业的冲击是巨大的，作为这场变革的牺牲品，大批农民以自杀或是抛却土地、背井离乡来寻求解脱。印度政府公布的数字显示，1997～2009年，印度有200 000名农民自杀。印度学者范达娜·席瓦则对此评论说，“农民自杀是印度农民面临的生存危机中最悲惨也最引人注目的征兆”。
　　在影片即将结束之际，首席部长对助手说道：“萨利姆先生推荐了一个美国公司。叫什么来着？山孟都（Sonmanto）？政府所有的种子合同都给他们。”前面的种种铺垫至此揭开了最后一层薄纱，孟山都的名字已然呼之欲出。
　　影片对以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转基因模式的批判与反思是多角度的：传统家庭农业的终结、农业化社会家庭关系的颠覆、利益集团对政府部门的渗透、大众传媒对作为社会良心的角色的背弃，所有这些都成为农民们迈向死亡的助推器。
　　电影不是现实，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却可以理解为是现实生活的写照或至少是某种现实社会心理的投射。电影中的主人公说：“我们做了这么多都是为了保护祖辈留下的土地，而现在我们要失去它了。如果可以，我愿意放弃我的生命来保住它。”站在传统家庭农业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转基因模式的分岔路口，印度农民也正像影片中的弟弟一样在生与死之间，在守住土地与逃离土地之间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谁知道我们去向何方，车轮还在滚滚向前。没有食物，没有水，找个借口活下去。疲惫的双眼，模糊的梦想。眼泪中也有盐，我的朋友，如果它落下，请浅尝。”片中这样唱道。在印度历史上，盐是自由独立的象征：圣雄甘地率领印度人民反抗英殖民者的斗争正是从打破食盐垄断而始。
　　正像《自杀现场直播》中已隐约显现出的，债务的快速增长正是大批印度农民自杀的首要根源，但造成农民背负高额债务以致无力偿还的原因并不只与Bt棉的收成好坏有关。在印度学者席瓦看来，造成农民背负高额债务的原因有二：一是生产成本的增长，二是农业商品价格的跌落，而这两个因素都建立在贸易自由化与企业全球化的基础上。由是观之，Bt棉商业化种植与印度农民自杀之间的关联并不只在于一时一地的棉花产量，而是更为深层的痼疾。尤其是1998年世界银行结构调整政策的出台迫使印度政府向包括嘉吉、孟山都、先正达等在内的跨国公司开放其种子市场，这成为印度农民噩梦的开始：在印度（乃至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诸如农作物育种、新品种开发等角色一度是由公共部门来承担的。但在这些跨国公司来到印度并介入到育种等事务中之后，种子的性质也从原来公共资源变成了私有财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生物技术在这一轮扩张中无疑扮演了“后工业时代资本的侍女”的角色。
　　但是正像席瓦等人所观察到的，这一情形在印度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农业绿色革命时期的所谓品种改良也并非仅仅事关种子，“从本土品种到绿色革命（高产与杂交）品种的变迁也伴随着耕作体系的变迁，即由农民手中落到了农业化学公司、种子公司以及国际农业研究机构的手中。这一变迁也意味着种子从一种免费的资源变成了一种需要购买并计入成本的东西”。生物技术跨国公司在印度的所为也正是这一思路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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