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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三维向度]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现代性特征

    时间:2019-04-18 03:16:3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摘 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主要在三个向度上展开:一是思维变革——从抽象理性转向唯物实践;二是主体关注——从抽象主体转向现实的实践的人;三是制度变迁——从资本现代性转向人类解放的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实质是通过对传统哲学的清算,确立科学唯物主义的批判原则;通过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和现代资本主义弊病的揭露,实现对资本现代性的解构,从而建构人类解放的现代性即共产主义社会。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维变革;主体关注;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6-0033-04
      现代性批判实质上是对时代性质和特征的辩证表达。马克思是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的理论大家,其著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哥达纲领批判》等就是直接以“批判”二字命名的。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现代性”的概念,但他对德国古典哲学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批判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批判无疑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思想。现代性批判成为马克思关注时代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论结晶,其主要在哲学维度、主体维度和制度维度三个向度上得以展现。
      一、思维变革:从抽象理性转向唯物实践
      理性与主体性是现代性的两大基石。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首先发轫于对传统哲学思维与存在关系涵涉论题如思维、意识和理性精神等的扬弃批判,特别是对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彻底批判,清理了抽象理性和形而上学思维,锻铸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践观这一新的哲学思维和理论武器。
      实践哲学的传统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亚里士多德将实践用于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认为实践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超功利的伦理行为。文艺复兴高举“人文主义”旗帜,人的价值、尊严和理智突显出来,冲破了以上帝为指向的信仰体系。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鼓励人们正确思考和判断,以理性反对神性,反对教会和封建制度。同时,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使得科技日渐发展成为变革世界和社会的重要力量,极大地张扬了理性的作用,现代性沿着理性彰显的道路在人的世界初露头角。然而,现实世界的变化也使得以把握有限经验为对象的理性世界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哲学思维面临着变革。“人的思维是否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55康德是第一个打开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缺口的人,第一次将“实践”概念引入哲学领域,他将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认为理论理性是理性在现象界的运用,涉及时空自然和因果关系,离不开感觉经验并局限于经验,指向人的认识能力;实践理性是理性在实践中的运用,关涉与意志相关的动机,由意志动机来判断人的善恶,指向人的道德活动。同时,在将理性二分的情况下,康德从本质与现象、目的与手段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方面论证了实践理性优于理论理性。黑格尔认为,哲学必须正视主体的需求,把理性视为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扬弃和自我提升的能力。他以理念表示理性,认为理论理念可以消除思想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思想富于客观性,而实践理念是要超越客观世界的片面性,按照主观意志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事物,实践理性被黑格尔赋予创造性和能动性,是实现绝对理念的必经环节。黑格尔试图以绝对理念(绝对精神)作为理性精神的绝对合力弥合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断裂,把思维当作本体、认识过程、历史过程和一切人类活动的主体,结果造成理性在向绝对理性的否定之否定的思辨发展中走向死胡同。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期间,在苦闷彷徨中逐渐转向了黑格尔哲学,继承了其现代性批判的辩证立场这一合理内核,但马克思对理性的认识却异质于黑格尔。马克思认为,思维不应把先验的规律强加给客体,必须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1842年,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撰稿人,宣扬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批判德国的封建制度。1843年3月该报被普鲁士当局查封,这使得马克思利用自由报刊宣扬理想的希望破灭。《莱茵报》时期所产生的思想苦恼如关于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等使马克思萌生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动因。马克思将批判的重点放在了揭露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实质上。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哲学中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这一现代性矛盾的核心问题。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指个人的需要、目的、生活和人们彼此之间的劳动、分工和财产关系等。由于市民社会是由个人利益构成的,因而贫困、压迫以及阶级冲突等就成为在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在黑格尔的思维世界里,国家作为共同的政治生活组织,其本质不是阶级对立和冲突,而是作为“绝对精神”最高表现的国家理念,因而,国家作为普遍利益的代表所获得的形象和形式是虚设的。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了黑格尔以理性即“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为普鲁士制度辩护的虚伪性,指出国家的本质不应在理性中寻找,而应到市民社会中去寻找,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市民社会成为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在1844年的《神圣家族》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倾向,声称思辨哲学把人类历史归结为自我意识的异化和扬弃的历史,归结为绝对精神在自身内部运行的思辨逻辑,必然导致神秘的历史观,理性与现实的矛盾不能通过“绝对理念”这样的抽象理性解决,必须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世界和现实的实践中去探求。并且,马克思拓展了实践概念的范畴,指出实践不仅包括工人的生产劳动,还包括市民社会中经营商业的活动和变革社会的革命活动等,认为思想的实现要靠使用实践力量的人,并提出“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把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作为理解现实历史的基础。1845 年,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1]56道破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以前的唯物主义忽视实践的重大缺陷,并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56哲学家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世界,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实践观点的正式确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人是历史发展的前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总之,马克思解构了笛卡尔、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视域中人的抽象性的虚幻意识和形而上学根基,将抽象理性转换为变革世界的实践理性,将人解放还原为社会活动的实践主体,从而使其现代性思想的理论立场从唯心主义的抽象理性转向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确立了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立场和基本原则。
      二、主体关注: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实践的人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1]67人的理性和主体性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不属于人,而属于神。现代性发端于对人的发现,对人的尊严、价值和理性的褒扬,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关于人的发现和解放的历史。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开启了现代性的主体关注。马克思把人的本质问题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标尺,其现代性批判始于对黑格尔关于“人”的论题的批判。黑格尔说:“问题在于主体性和自我意识能够产生出这样的标准:它既是从现代世界抽取出来的,同时又引导人们去认识现代世界,即它同样也适用于批判自身内部发生分裂的现代。”[2]24这说明黑格尔把“现代”一词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来使用,认为现代性源于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要在自我批判自我反思中获得前进和发展的动力。针对黑格尔的论调,一方面,马克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揭露了黑格尔理性王国的虚幻性,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的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1]89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谓的“自我意识”只不过是形而上学的魅影。马克思宣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1马克思把人看作生活在现实世界即国家和社会中的人,人的意识和人本身是社会的产物,从而将黑格尔的先验主体消解在现实的社会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批评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把劳动视为抽象的精神劳动,这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的一切异化都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3]165抽象的精神劳动被黑格尔赋予神秘主义的色彩,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文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把德国哲学广泛使用的异化概念用来分析社会关系,“异化”成为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核心论题之一。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之下的异化劳动将人的自由自主的活动贬低为只是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从而造成“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和人同人相异化”四种异化现象的凸显。诚然,马克思将异化现象仅仅归因于异化劳动表明此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尚具有不彻底性,没有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异化现象存在的真正恶源。但他敏锐意识到异化是与人的本质相背离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在实践的、现实的世界中,自我异化只能通过他人的实践的、现实的关系才能表现出来”。[1]49 “实践的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在他眼里不仅是个体概念,而且是集体概念,是“类存在物”,“类”成为人的本质规定,“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1]46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反对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批判其撇开现实历史把人理解为抽象的孤立的个人和将人与实践相分离的错误观点,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 56 “人的本质不是由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6总之,在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中,马克思对人的主体样态的关注由个人主体转为社会主体。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主体论,确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原则,强调人的本质和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强调人的存在的社会性和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由虚幻的宗教王国带回到历史存在发展的现实实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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