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_从奥德修斯、哈姆雷特到汉姆

　　摘要：通过考察西方文学史上的三位人物形象，即奥德修斯、哈姆雷特和汉姆，阿多诺论证了资产阶级个人在西方社会中的演变。奥德修斯作为资产阶级个人的原型，以牺牲内在自然而征服外在自然；哈姆雷特则充分展开自我意识，精心设计了复仇计划，因此他是现代资产阶级个人的典型；而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个人逐步失去了反思的能力，汉姆正是这样的“活死人”。把握阿多诺的这种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境况及其中的资产阶级个人。
　　关键词：个人； 奥德修斯；哈姆雷特；汉姆；美学模型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3.013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 第25卷 第3期 陈 燕：从奥德修斯、哈姆雷特到汉姆
　　
　　
　　一
　　
　　在阿多诺看来，个人是指有持续的反思能力，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存在，它不同于康德的先验主体的观点，它以非同一性的方式把握着经验的世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阿多诺把个人视为一种潜在的抵抗和批判的力量，但在《启蒙辩证法》里，他却论证道，个体化从来都没有完全实现过，因为“自我持存的阶级决定的形式”仍然继续把我们维持在“仅仅是物种存在的水平上”\[1\]155。
　　奥德修斯代表了一种第一次想摆脱物种存在的尝试，尽管他的尝试并没有让他如愿以偿。为了在自然的敌对力量面前存活下来，奥德修斯通过压制他的本能和反对自然从而统治自然而定义自身的方式，以及摄取出他试图维系的这个自我的方式，最后反而是终结了自己。也就是说，当奥德修斯通过采纳一种与自然对抗的姿态去保持自我的时候，他的尝试最终成了自我欺骗。然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又把奥德修斯描述为“现代资产阶级个人的原型，这种个人的观念源于自始至终自我确认的观念，然而，这种自我确认也具有它的古代模式，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公不得不四海游荡的形象”\[1\]43。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一种被理性启蒙的存在，霍克海默把奥德修斯称为第一个关于人的人类学纪录文献。而阿多诺的独创性是他表达在这个著名文本中的新内容，即奥德修斯象征着实现启蒙所付出的代价\[2\]。奥德修斯只有通过自我冲突的缺乏、放弃信仰以及强化自身的方式来反对神秘力量，从而才确立自身。纵观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从荷马时代到现代的启蒙运动，人都是在忍饥挨饿和穷奢极欲之间寻找一种中道，一方面要不断地征服外在自然，从而获得更多的享受，另一方面，要控制内在的自然，防止生活中的荒淫无度。
　　从奥林匹亚的宗教到启蒙运动，恐惧内在的和外在的自然就成为一种泛神论的迷信，征服这种恐惧是理性的共同诉求，也是人类生活的绝对目标。神话世界试图控制外在自然力量，具体人格化地表现在众神的形象上；通过牺牲而安抚了众神，奥德修斯试图逃离神话世界及其合法性的特殊形式；带着他的诡计，奥德修斯尝试着揭露他的神话般的命运，通过理性地计算对自身内在自然的放弃而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奥德修斯所经历的一切就是一个神话故事，奥德修斯本人却要摆脱一切神话。比如，克尔克的那个使人变成猪的神话（一个使人进入野蛮的神话），他用那些狡猾的交易来摆脱神话的控制，但是，他自己还是陷入了神话，因为他的命运早已由神话规定了。而塞壬之歌，作为艺术，是对历史的再现，塞壬之歌的诱惑就是历史的诱惑，就是回到自然的诱惑。谁受到了这种诱惑，谁就有灭顶之灾。狡猾的奥德修斯这个启蒙的象征者受到了警告，要尽力摆脱这种诱惑。于是他塞好了其他水手的耳朵，而让人把自己捆绑起来。人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摆脱死亡的恐惧，就是为了自我持存。但是，在人的这种努力中，人却付出了代价。一些人只能通过艰苦的劳作而不能有任何的享受才能生存，而另一些人如奥德修斯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享受，但也必须把自己捆绑起来。他们被捆绑起来是由他们的角色所规定的。这里，人类的劳作和艺术的享受也彻底割裂开来了。在个人的层面上，这种取代（自我牺牲代替了对外在牺牲的放弃）的历史构成了奥德修斯自我形成的历史；在集体的层面上，它则代表了文明化进程本身的历史\[3\]146。
　　对奥德修斯自身而言，“启蒙对神话的反对表现在争取生存的个体自我对多重命运的反对上”\[1\]46。像其年代记编者荷马一样，奥德修斯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他的自我只是细微地个体化了。而且作为“自我仍然与产生它的史前神话如此接近”\[1\]32，它总是受到那些古老力量纠缠的威胁：“奥德修斯的冒险都是那些把他自身从它的个体化和成熟化的逻辑进程中转移出来的危险诱惑。”\[1\]47
　　与此同时，这种威胁包含了自我丧失，去分化和合并的“未受束缚的满足“的承诺——简而言之，就是个体化原则的消解。这种威胁也对文明提出了一种不变的威胁：“丧失和取消自我的畏惧，个人本身和其他生命之间的壁垒，死亡与毁坏的恐惧，总是时时刻刻地与威胁着文明的幸福承诺紧密联系在一起。”\[1\]33需要注意的是，幸福的承诺就是关于自我丧失与合并的观点。个人与这个幸福承诺妥协的故事，在塞壬的歌声那一段体现得淋漓尽致。奥德修斯利用他的狡计，以一种理性的形式违背了神话的秩序，从而规避了等价交换规律。奥德修斯是精明的，他没有自负而低估自然的力量，或允许他自身“自由地倾听塞壬的歌声”，而是“遵循他的奴役契约并挣扎在他与船桅的捆绑中”。就像《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亚，她在夏洛克的存活上运用了她的狡计，而奥德修斯则是发现了这份契约中的逃跑线索，他的“成功或不成功的解决方式”，或者“对他自身的死亡和幸福的敌视”，都是想要放弃塞壬歌声的无拘束的快感——只要能远远地倾听她的歌声并安全地走过通道，这就像“出现在音乐会上的囚犯，一个像后来的音乐会常客一样的窃听者”\[1\]34。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奥德修斯是为了现实原则的减弱但可以得到的满足而放弃了这个未被中介的享受原则的绝对但又有自我解构的需求。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他被捆绑在了船桅上，也就是说，文明开化了的生活和奥德修斯音乐经历的退化性质的限制性，即“为了完全的、普遍的和未分割的幸福而对本能的贬低和禁止”\[1\]57。然而，这种牺牲并没有规避等价原则——这意味着，控制自然的尝试并没有超越自然的文本。奥德修斯无时无刻不想着利用他的狡计去逃离命运，就如现代科学认为它可以超越自然环境一样——包括人的内在自然。启蒙的自我破坏的特征就源于这个事实。主体“像一个试图证明自身而反对有机体的有机物那样，仍然被囚禁在自然的文本里”。从牺牲到放弃，“同一地持存的自我”的僵化换取了巫术的仪式上的僵化、强迫和千篇一律。同时这个自我改变了它的内在自然，变得没有能力去享受征服自然所得的物质成果。对内在自然的抛弃，只被认为是一个主宰外部自然和为人类幸福创造物质前提的中介方式。事实上，这种抛弃剥夺了任何内在本质目的的整个过程，除了自我持存以外；从长远来看，它不仅使得幸福无法企及，而且也危及到了人的生存\[3\]147-148。 　　
　　二
　　
　　尽管奥德修斯是现代个人的原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则是奥德修斯式的个人进一步发展的副本。当论及到哈姆雷特在协调反思与行为之间的困难时，阿多诺断言道：“资产阶级个人的范畴，这个自主的、独立的个人，在哈姆雷特身上第一次得到了体现。”\[4\]这个观点在阿多诺的著作中反复提到，比如，“在他的反思层面上，哈姆雷特是个人的原史；而另一方面，哈姆雷特又是一个通过这种反思陷入到无作为的个人的剧本人物”\[5\]。带着关于他自身的短暂性和道德的沉思，哈姆雷特代表了“第一个完全拥有自我意识和自我反思的个人”\[6\]。哈姆雷特在西方历史上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人物，这点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有过类似论述，哈姆雷特传达着“自我解放的现代主体的自我反思的开始”\[7\] 。
　　作为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封建宫廷里的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哈姆雷特对“人”持有美好的想法：“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庄，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8\]他有着文艺复兴时期全面发展了的巨人的性格。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父死母嫁的变故使这位快乐王子失去了父王坚强有力的支持和庇护。原来一切以他为中心的支持力量忽然消失，曾经的天之骄子一下子回到了现实的世界，这种失落感是相当明显的。由此，哈姆雷特便从一位快乐的王子变成了一位忧郁的王子，并开始思考人和世界，而他的心灵也走向了磨难的旅程。
　　哈姆雷特这个形象的典型性就在于他喜欢深思的性格以及由此形成的意志的分散、意志力的不坚定，反映到行动上，就是拖宕、迟缓。这位具有狮子般力量的王子为什么行动起来却如此犹豫不决呢？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哈姆雷特并不是单纯为了报仇，他的复仇是与改造社会的责任紧密联系的；二是由于他处于敌众我寡的情形之下，犹豫并不是意味着要放弃斗争。作为一个重视理性的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想弄清楚的是鬼魂有没有在骗他；于是，在苦闷和悲伤之后，他便主动地用装疯的办法骗过对方，并安排了戏中戏，从而验证了奸王的罪行。只可惜由于方法不当，错过了趁奸王祈祷时杀死他的机会，反而误杀了波洛涅斯，而这又使得自己招来了被放逐的下场，延缓了复仇的计划，至此他自己也萌生了一种无可奈何和身不由己的感觉，如他在独白中一再自责是个“懦夫”、“胆小鬼”等。然而，通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其实他的这些自我责备大多是在决定行动之后，目的也正是为了督促自己加速复仇，且事实上他的计划一个又一个，他是主动积极的。
　　按照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哈姆雷特属于外倾性的人格，而不像堂吉诃德那样属于内倾型的人格。而他的外倾型人格似乎更接近现代人，他的自我主体看上去仿佛是屈从于外部世界的，但这正是他想借此现实对象而获得更高的人生价值。面对现实，哈姆雷特逐步地调整了自我，以使自己能够在心理方面尽快成熟起来。他开始思索自身和人生。因为母亲的不贞，他对女人感到失望；因为叔父的卑鄙无耻，他又对人产生失望，他感慨道：“在这世上，一万个人中间只不过有一个老实人。”进而对世界产生了厌倦感。他自语道：“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恶，陈腐，乏味而无聊。”\[9\]对这个世界，对人生的烦倦，使他的心灵变得软弱，焦躁，犹豫彷徨，不敢进取，害怕责任，这时候他的心灵还没有成熟，他还没有长大。哈姆雷特在痛苦地思索着人活着的意义。“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常常在他的心中浮现。当他在两者之间举棋不定，心灵上历经折磨的时候，他遇到了三件事，这些事使得他最后在个性心智上达到了成熟。第一件事是他获知了福丁布拉斯为了夺取波兰的一块徒有虚名却毫无价值的土地，而带领着2 000人去冒死拼命；第二件事是得知了奸王克劳狄斯陷害自己的阴谋；第三件事是在墓地与两个掘墓人的谈话，使他忽然意识到人都是要死的，究竟是勇敢战斗到死，还是苟且偷生的死。认识到这一点，哈姆雷特就不再是一个忧郁的王子，而成为了一个行动的王子。最终他战胜了自我，成为了一个具有视死如归气概的成熟的英雄。由此可见，在哈姆雷特实施复仇计划的过程中，他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心灵的折磨和拷问，这才是他要打的最大的战斗。
　　尽管哈姆雷特不是现代人理念的典范，但却是被莎士比亚赋予了正面品质的主人公。从他的独白来看，即便是在决定复仇之时，他也没有忘记对生命价值的追问。他的内心深处一直在寻觅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毫无疑问，价值问题一直是哈姆雷特关注的首要问题，他作为价值的载体，不仅仅是生命价值的载体，也是某一社会秩序价值的载体。就哈姆雷特身上的价值优先原则所体现出来的形而上学精神气质而非工商精神气质而言，他还远没有步入现代人的行列。因此，就个体心性气质而言，哈姆雷特或许还不是一个革命者，但却是一个想确认生命价值为何的思想者。
　　三
　　
　　然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被贝克特的汉姆所掩盖了。随着资本主义垄断条件的出现，阿多诺相信个人很快就被削弱了。阿多诺在1961年关于解读贝克特的“试着理解《终局》”一文里，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即著作本身（尤指贝克特剧本的主人公）是如何变成一种抽象的异化的主体的具体形象的。
　　《终局》是贝克特本人最钟爱的一部作品，却也是遭受冷遇较多的一部作品。《终局》没有完整的故事和连贯的动作，情节也非常简单，所谓的戏剧冲突就是人物之间的相互折磨和痛苦挣扎。汉姆一直想着摆脱自身的困境，他尝试着通过克洛弗的眼睛、高墙上的小窗户来窥探外面的世界，他坐在轮椅上写着自己的剧本和小说，借助语言和想象，他觉得自己似乎可以飞起来了，可是最终他还是摔了下来。既然汉姆自己无法得到自由和希望，他也就不想让别人获得自由和希望，于是，随心所欲地折磨自己的仆人，自己的父母成了他唯一的快乐。《终局》要揭露的正是笼罩着人的物化了的社会，整个世界正在走向零度后的萧索，每个人都将面临衰老、死亡和幻灭。贝克特将我们带向了世界的尽头，在那里，一切希望都变为了泡沫，所有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现实生活的光鲜亮丽的外衣被撕得粉碎。贝克特急切地关注着在荒诞的客观现实下，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关注着这些个体对世界的主观态度。就像汉姆，尽管肉体正在消亡，可他却一直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正是这种肉体与心灵的矛盾彰显了他的存在是荒谬的，因为尽管肉体作为机械的本性已经停止了活动，而心灵却一刻不停地活动着。比如汉姆意识到了自身置于无法超越的黑暗中所显露出的焦躁和恐慌，还道出了人永远也不可能了解自己的本质和目的，不可能为他人提供行为准则的想法。汉姆的痛苦就是永无休止地等待。他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不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的人的地位一落千丈，被剥夺了一切尊严，变为了失去一切价值的“非人”。 　　阿多诺建议把贝克特方法的明显“非人性”特质看作是那些“已经变为一种非人的广告的人性”的解药\[10\]249。在他眼中，贝克特的《终局》将艺术的诉求由自主的自我认可和自我决定推向了它的局限性，目的却是为了能够展现这些缺陷。阿多诺认为这可以通过一个精心设计而又难以理解的结构来实现这个目的。他决不想把剧本描述成一个“世界观证明的喋喋不休的咔哒咔哒转动的机器”——他反对存在主义剧本关于说教的滥用\[10\]242。这些剧本所呈现的无意义就如它们所宣扬的积极又有意义的教条一般，其实只是确证了自我同一的必要性。社会现实的无意义和纯粹自我定位的幻觉仅仅可以通过一种形式建构的必然过程决定。《终局》旨在打破自我内在性的文本的自我定位的幻觉，那里没有返回到自然模仿的可能。阿多诺试图批判同一性思维，目的是为了揭示出在普遍统治的外部有一个“特殊”存在的空间。对阿多诺而言，《终局》的“自我”就是表现他的境遇的一种主体性方式的轮廓。这个美学的主体性方式可以自相矛盾地提供主体性所压制的非同一性的特殊事物的样子\[11\]。
　　《终局》以不同的方式内在化了祛魅或觉醒的二律背反。阿多诺特别强调了该剧一种从人的目的中解脱出来的冲突着的后果表现。阿多诺的解读探寻了“主体的最后历史”的终局表达\[10\]171，并声称汉姆代表了人类意义作为创造者、自然统治的最后的盲目的和残废了的产物的自负的即位。他必须把那些男孩们消灭，仿佛他们是跳蚤或老鼠。汉姆对人性的职责——消灭灾难——其实是要毁灭人性。阿多诺注解道：“主体性本身是有错的；事实是人的确是存在着的。”\[10\]271-272存在主义暴露了纯粹主体性，它的傲慢是指生活是首先有罪的自我定位指出了汉姆的存在是什么样子。纯粹的具体和自我定位是同一的：作为“软体动物”的绝对主体\[10\]246-247。根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思辨历史，可以推断出贝克特戏剧中的主题，即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奥斯维辛之后，统治变得总体性了。《终局》里的灾祸是历史的无穷灾难，而非阿多诺所声称的一种本体论的观点\[10\]273。的确，就像克洛弗所说的，每一事物已经是“行尸走肉”了，对人类目的而言，自然是死的，“世界充满了尸体的恶臭”。人类在这里名副其实地堕落到了“次人类”的地步！
　　四
　　
　　在哈姆雷特曾经思索着活着更好还是死亡更好的地方，汉姆拥护死亡，因为他的生活已经变得扭曲了，变成了一副关于自身的奇怪漫画。在关于贝克特的《终局》的评论里，阿多诺坚持认为，今天主体所剩下的全部只是“它的最抽象的特征：仅仅只是存在着，及因此承认一种迫害”\[10\]251。当他断言垂死的生活继续在自然的解构中找到了它的对应物时，阿多诺补充道：“生活所剩下的唯一内容就是没有什么是应该活着的。所有存在的东西只是为了与本身就是死亡及抽象统治的生活同一。”\[10\]245如果说，人还有什么主体性，那么这种主体性只能是物化在生产过程中的理性的主体性，是一种作为制造一切工具的理性的主体性。人的感觉世界的贫乏不仅使人失去了亲身体会丰富的感性世界的能力，而且也使人从总体上把握世界的能力丧失了。人再也不能闻自己前所未闻的东西，再也不能亲手触摸那些自己所未曾把握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两栖动物没有什么差别。
　　通过考察西方文学史上的三位人物形象——奥德修斯、哈姆雷特和汉姆，阿多诺实际上论证并揭露了资产阶级及其个人的产生与演变的历程。在这个统治的总体性面前，个人逐渐丧失了自我反思的能力，变得与世界同一，并不断在这种同一的复制中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在这样的世界中，人被纳入到了集体之中，由生产系统联系起来的生产组织之中，人失去了个性。在这个系统中，人被强制地纳入到生产节奏中，顺从于生产的统一性的要求。阿多诺认为，对人的这种压制，这种理性的统一性，这种感知能力的丧失，不是统治者的狡诈，不是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的结果，而是“工业社会的逻辑结果”。理解了阿多诺关于个人的三个美学模型的分析，将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中的个人状况，从而也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把握社会批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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