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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陈云】 软中和硬中的区别

    时间:2019-04-17 03:30:2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1985年6月29日,陈云同离任的秘书话别时说:“我有过中央根据地失败的经验,因此,1945年到东北后,兢兢业业工作……但我也有硬的一面。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
      反冒进:被迫检讨
      事情得追溯到1956年,在1955年秋冬掀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胜券在握,毛泽东的注意力迅速转向工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于是在1956年初春,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都急于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和规模,导致人、财、物的全面紧张。处于经济建设领导第一线的周恩来和陈云,不得不出来“救火”,指出投资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基本建设所需的人、财、物要进行综合平衡,被称为“反冒进”。对此,毛泽东当时是不满意的。到1957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尤其是1958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调子越来越尖锐,上纲越来越高。他直接点名批评周恩来,而对综合平衡思想的批评,指的显然是陈云。
      陈云在1958年的中央会议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迫多次检讨。
      “大跃进”:惹不起,躲得起
      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中说: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当年陈云为何没有讲话?除如上所述因“反冒进”被迫检讨外,还有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过程中一路放话,说“要警惕党内的观潮派、算账派,秋后出来算账”,同时告诫“要准备党内分裂”。
      1959年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神仙会”,毛对当前形势作出的估计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7月14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看法。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建议将原来各大区小组重新编组,以便广博见闻。另一封信是要刘少奇等通知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上庐山开会;并征询在大连休养的陈云的意见,“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来”。
      《陈云传》(金冲及、陈群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对陈云未上庐山参会的情节作了如下叙述:“陈云是在大连疗养期间阅读庐山会议文件,了解到庐山会议情况的。鉴于毛泽东把右倾思想同反冒进联系起来,多次点到反冒进的错误,对庐山会议作出的‘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各项决议,病中的陈云不便也不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同时,劝同在大连养病的邓子恢也不要去庐山。可见,陈云的态度是,在当时的大形势下,既不能直诉己见,又不愿违心表态,采取回避就是上上策了。
      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
      早在“七千人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都以“在作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毛泽东问他哪一年可以讲,他说过半年以后。后来,陈云回忆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那么,陈云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究竟如何呢?在当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俗称“西楼会议”)上,陈云终于开口了。《陈云传》中写道:2月23日,陈云经过反复考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他直率地毫不含糊地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据此,他提出克服困难的6条重要措施。
      对如何能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陈云更主张“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当面向毛泽东提议。1962年五六月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作农村调查后,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到农民和农村干部提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要求。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将这个调查报告送给陈云,陈读后说:“观点鲜明”,并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他认为: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于是,陈云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6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先后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交换意见。刘表示同意,林彪也同意。邓说这是其中一种方式,还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周恩来第一天听后说要考虑一下,到第三天说耕牛农具等已经合了,不应再散。7月6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讲自己对恢复农业生产有一些意见,希望当面与毛谈谈。毛即约陈谈了一个多小时。毛当时没有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很是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于若木回忆说:“他不沮丧,不生气,只是对我说了一句:不以成败论英雄,以此表明自己的心境。”
      学者张素华在《变局》中分析,陈云不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因有三,其中第三条说:“还是心有余悸。从个人而言,他担心弄得不好,当了秋后算账派,引起毛泽东不快,万一如庐山会议一样,大会改变了方向,这也是难以预料的。”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这恰恰反映了陈云“硬”的一面里又藏着“谨慎”的一面。这正是陈云“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辩证法。
      (摘自《作家文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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