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的抗争性与妥协性]女性主义的论文
时间：2019-04-11 03:13:31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夏洛蒂·勃朗特笔下的简·爱与苏青笔下的苏怀青都是反抗传统势力，追求独立自主的新女性。但简·爱对传统与男权的反抗是坚决、彻底的，怀青的反抗中却饱含着极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女性主义在西方已经有了相对清晰的体系目标和强大的力量支撑；而在中国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并受到中国封建旧礼教的抑制，女性主义者在高呼过后仍无法找到适当的出路。另外，两位主人公性格中的不同组成因素也是导致她们对抗争性、妥协性表现不一的原因。
关键词：女性主义 简·爱 苏怀青 抗争性 妥协性
自诞生以来便被无数人们深度关注和争论的女性主义始终以女性视角审视和批判着人类发展中的一切。女性主义以女性敏锐的眼光和高亢的声音为工具，在动荡的文学史中，以打造一个平等自由的世界、还女性本来的尊严与个性为目标，向封建男权发出颠覆性的挑战。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成名作《简·爱》毫无疑问地成为女性主义最引以为傲的旗帜。当这一伟大先进的思想终于流入中国，活跃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的女作家苏青以其细腻的笔触谱写了一曲中国女性涉世的辛酸之歌。她的《结婚十年》便是“纯粹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用独具特色的‘女性话语’讲述女性在父权制（菲勒斯中心）的压迫下，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并通过一系列独特的叙事策略和技巧表达女性追求独立的心声，以达到反抗父权文化的目的。”[1]
但同样是为女性的独立与自强而奋斗，外国女子简·爱与中国妇女苏怀青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如果说夏洛蒂笔下的简·爱很好地体现了女性主义宝贵的抗争性，那么苏青笔下的苏怀青就真实地暴露了女性主义依然存在的妥协性。
简·爱与传统观念和邪恶势力的斗争是坚韧、彻底的，苏怀青与传统势力的斗争却带有很大软弱性。童年时代起，斗争意识就主宰着小简爱的思想并影响着她的性格。对于环绕她周围的罪恶，深深烙在她心灵上的欺诈、痛苦与冷酷，小简爱几乎本能地与它们斗争，没有丝毫犹豫和顾忌，也从不表现出畏惧与屈服。当里德太太向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言不符实地说她是个脾气不好的骗子时，当她在劳渥德遭受没有道理的责罚时，她的心火只会更加强盛，更加持久。它代表着坚持不懈和抗争到底。她虽然力单势薄，却能够通过敏锐的思维闪电般地流泻出犀利的语言，一针见血地击中统治者的软肋，给他们的心理以深深的警示和打击。她的斗争也就有了些超常的价值。而《结婚十年》中的年轻太太苏怀青面对传统势力虽然也进行过一些斗争，但却给人以软弱之感。怀青念过新书，鄙视封建习俗，想替普天下的女子争气，可她的斗争中却包含了太多的谨小慎微，太多的胆怯无奈。在实际行动上，她似乎不敢与任何人坚决、彻底地抗争。上至公公婆婆，中间丈夫与小姑，下至女仆老妈子，她常常委曲求全，总想面面周全地照顾好每一个人，可结果别人却把这看成是她懦弱的标志。
怀青的软弱似乎是广大中国女性，尤其是嫁为人妇、奔波于生计的平民女性普遍具有的一种“特质”：屈栖于“夫权”、“婆权”的压迫之下。“夫权”自然是以丈夫为主体而对“妻子”身份的女人形成的一种男性的威慑，也是被历来女性主义评论家所定义的女性被降为“第二性”的“肇事者”：即男性为“第一性”，女性便落得“第二性”。然而笔者认为以怀青为代表的这类为数众多的中国女人却只得算作“第三性”，因为“第二性”的位置已经被“婆权”霸占。笔者所说的“婆权”并非仅仅针对于“婆婆”——女人丈夫的妈，而是对笼罩在婆婆威力的外表下的所有借助这一权利给身为媳妇的女人造成屈辱、痛苦与束缚的人——在多种情况下便包括婆婆、公公、小姑（大姑）、仆人、老妈子等等。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笔者称之为“婆权”群体。这一群体虽没有男性的统治地位与权力，却带有男人般霸道、胁迫、颐指气使的恶态与女人历经此种相似的悲苦后终于熬出头的发泄，转而以同样的手段“报复”下一代女人的架势与狂态。但此类群体终究是为男人服务的，他们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中存在着一个已成为丈夫的男人，他们迫使身为媳妇的女人成为“第三性”也是为了要让她服从男人并创造出更多的男人。所以这类群体最终的地位是“第二性”，怀青式的女人便无可奈何地沦为“第三性”了。因此她们的软弱也就带有更大的必然性并且多于斗争了。
简·爱对男权的反抗是顽强、坚决的，苏怀青对男权的反抗却常常让位于妥协。简·爱的性格中透着一种峰峦般不可撼动的执着。一旦她认清了男权社会虚伪、黑暗的本质，她便会用她的整个灵魂来表示愤怒和不屈从。她坚决不做罗切斯特先生的情妇，完全不能忍受罗切斯特用男子主义的占有欲控制了伯莎·梅森之后还要操纵着她。她有一种特立独行、当机立断的品质，所以才会在了解罗切斯特婚姻真相之后立刻离开桑菲尔德府。而怀青面对丈夫的种种男子主义行为，与其说她在反抗，不如说她在妥协。每次丈夫无理取闹地和她吵架、对她咆哮，甚至对她大打出手之后又来诞着脸哄她，请求她原谅时，怀青便很快地软化和让步了。无论当时多么的忿忿不平，她的反抗也总是还没来得及行动便妥协了。当男权的霸道强制和掌控着女性的身心、思想、精神时，怀青拿不出真正的力量与之抗衡，只有用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来换取片刻的安宁。这也是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男性不断积累养成的骄纵与唯我独尊的气质所导致。男人可称“帝”、可称“王”，女人便只可称“后”、称“妃”。男人是“皇上”，一个“上”字便摆出了多少叱咤风云、飞入九天的气势与尊贵；女人是“皇后”，一个“后”字却显出了多少跟从于人、依附于人的无奈与悲哀。男人除了攫取权力、不择手段地争取统治地位之外，还要千方百计地压制、束缚与提防女人。“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男人迫害女人的方式。只有把女人彻底踩在脚下，不让其有任何反抗的机会，男人才能更稳定、更长久地拥有他渴望的一切。男人若为“天”，女人便只得为“地”；男人在女人之“上”，女人只能在男人之“后”。怀青的丈夫徐崇贤就是一个如此不堪的中国男人。不同的是，崇贤虽有男人的野心与压迫女人的霸性，却没有男人统治社会、统治家庭的能力与才干，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还不许妻子展现才华的丈夫。怀青虽然厌恶丈夫，可身为女人的她却没有任何能力改变或离开丈夫，这恐怕也是广大不幸的中国女人同样面临的一种困境。不能改变也不能离开，便只能忍受。因此女性主义在简·爱身上明确地体现出了抗争性，在怀青身上却体现出了软弱性和妥协性。 简·爱对爱情有着清晰的追求目标，而怀青对爱情的憧憬是盲目、模糊的。古今中外，没有一位女性不向往理想的爱情，可并非每个女人都能收获真爱的果实。遇到罗切斯特先生是简·爱一生最美丽的意外，她始终都很清楚自己对罗切斯特的感情。后来虽然几经变故和打击，因为罗切斯特已有妻子而离开他，但她心中爱情的目标也从未改变过。对爱情清楚、执着的追求终使她重回到罗切斯特身边。当一切障碍和怀疑都不存在时，简·爱到达了爱情的天堂。比起简·爱，怀青对爱情的感觉可谓比较模糊。她对爱最早的认识该是十五岁那年的“怀春”。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读《三国演义》时“爱”上了“粉面朱唇，白缎盔甲，背上插着许多绣花三角旗”的赵云。以致后来在给崇贤写情书时眼前浮现的未婚夫也是赵云模样的人儿。当然，对赵云的“爱慕”只是懵懂少女产生的一种朦胧美好的幻想罢了。如果怀青对崇贤有真正的爱情，那么在新婚之夜她怎么会没有一丝一毫的欣喜，而只有恐惧和焦躁呢？更何况回到学校后又遇上一个应其民。笔者认为怀青从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的爱情朝向谁。在大学里与应其民恋恋不舍，回到家中见到崇贤也安之若素。仿佛和这两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一起都无所谓似的，整篇小说中没有一句话能够阐明怀青真正爱的是谁。应其民给她的两颗樱桃能够让她记上十年，可是跟着崇贤，就算有无数郁闷和压抑她的日子也一样过。由于怀青对爱情的盲目与无知，她虽然拥有了十年的婚姻，可却不曾拥有一秒真正的爱情。
简·爱明确地要求人格独立，而怀青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独立起来。罗切斯特先生将近四十岁，一生漂泊，遇到过的女人各式各样，却单单对简·爱另眼相看，因为他在简身上发现了可贵的、在其他女性身上都看不到的人格魅力：独立与内涵。相对于英格拉姆小姐的空虚、卖弄与浅薄，简·爱不仅善良、丰富，还有一颗既有爱又深邃的心。她没有英格拉姆小姐的美貌与才艺，却有比她更加高尚的灵魂。最为重要的是，简·爱拥有独立的人格。这种独立不仅体现在言语和性格上，更渗透在她的精神里。她不愿按照罗切斯特的意愿穿富丽堂皇的绸缎，因为她始终知道自己不是“天使”只是“简·爱”。即使在与他爱得最热烈的时候，她也没有丢弃自我，罗切斯特的话只会给简考虑的可能，却不会使简盲从。简既可以为罗切斯特先生而活，也可以离开他为自己而活，她的爱是没有一点依赖性的。而怀青的人格独立的意识便弱得多了。虽然怀青与丈夫的感情几乎早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中消磨殆尽，可是毕竟还有三个儿女作为纽带，他们的婚姻还勉强得以继续下去。直到丈夫有了外遇，怀青才猛然醒悟：该是自己独立的时候了！因此笔者认为，怀青虽然曾有过独立生活的想法，但最后还是遵从、依靠了丈夫。实际上她缺少女性的独立意识，她最后的独立完全是迫不得已。
虽然《简·爱》与《结婚十年》同样出自女作家之手，两书也都在女性观照的视角下提倡了先进的女性意识，可是不同的环境、时代、背景和文化却导致了她们不同的女性主义思想。19世纪前期英国的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到维多利亚时代已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城市化进程加速。文学也开始为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所关注。同时，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者的剥削和压迫也更为残酷。在那种社会变革的时代下，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逐渐取代了浪漫主义作品，以反映民生疾苦为主要内容，真实地再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于是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席卷了英国文坛，但是英国妇女依旧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她们必须依靠男人而活，因为她们生活的一切都是男人给的。生活的苦难，女性受到的压迫和歧视使夏洛蒂把自己的感受愤然成书，终于燃起了英国文坛的半壁江山。简·爱就是作者的代言人，夏洛蒂赐予她自尊、反抗、独立、善良、温柔、顽强、果敢……无数宝贵的品质，让她用矮小的身躯支撑起女性斗争的广阔云天。简的叛逆和抗争是夏洛蒂对当时整个统治制度和男权社会的声讨与抵抗。而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资本主义经济与中国传统经济并存，先进思想与传统思想相互争锋。人们头脑中残留着守旧思想的同时又接受了来自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那正是一个新旧抗衡、中外合璧、自由批判着封建、解放冲击着保守的大时代。女性在社会上的身份也向着多元化的方向改变。女子可以上新式学堂，可以留洋，可以进入灯红酒绿的社交生活，也可以在外工作。怀青便是如此的幸运，可以生活在那样的年代；可她又是如此的不幸，最终也没有逃出那个年代的悲哀！所谓那个年代的悲哀，是指女性意识的特殊处境。
女性意识在那时虽然已逐渐被广大妇女所理解，可依然尚未被男性社会所接受。社会依然被男性主宰，而男人们几乎不会给女人任何展露才华、施展抱负的机会。“男女平等”从来都只是一句空号。李大钊、陈独秀等男人提出“女人是人”这一极具先进性的宣言，他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女性之于社会的作用与价值，但他们对女性主义的支持仍然是从男权的角度建立和设计的。因为他们也无法摆脱自己是男人的优势，对女性主义的关照从来都是在不损害男权的前提下完成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女性主义还像一个大城市中漂浮涌动的人群——虽然有了一定的基础、广度与热度，却始终处于动荡、极易流散且不稳定的状态。“她们并不具备西方女权主义者那套从理论到实践都较为成熟的体系，她们往往是概念大于实际，有着为口号而口号的冲动却少了将口号付诸实施的土壤和种子”[2]因此在为女性主义兴奋了半天之后，却发现她们这些“新式女人”在历经了漫长的探索、追寻和渴望改革的过程后找不到出路。在那种特殊时期的中国社会里，新式女性的归宿在哪里？她们在社会中如何定位自己？这种特殊时期正是中国的女性主义被捧得火热但尚未成熟定型的时期。于是怀青在这一时期，在女性主义刚刚发展、处境十分尴尬的环境中，自然没有反抗到底的力量了。这便是简·爱与苏怀青有着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
另外，从小说内容来看，简·爱是一位在欺凌和蔑视中长大的女孩，周围人们的嘲弄与冷眼帮助练就了她如此强烈的反抗意识。怀青则是一位在爱与幸福中长大的女孩。她涉世不深，又接受了中外文学的双重熏陶，对当时不平的社会还抱有美好的幻想。等走进了才发现现实与理想竟差得如此遥远，于是被劳累的生活折磨得连仅剩的一点反抗意识也没有了。简爱就像苦难磨砺出的一块顽玉，怀青则像知识和新思潮培育出的一块美玉。顽玉和美玉一同被仍进碎石堆中，谁能相对完好地保存下来？ 简·爱对女权的维护和对压抑的反抗之所以比怀青要强烈很多，除了以上所说，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两位女性性格上存在着潜在分歧。笔者认为简·爱的性格主流是自尊，而性格潜流是自卑。也就是说在她强烈的自尊下面隐藏的正是那不被人察觉到的自卑。简·爱把自己的灵魂与周围所有人的灵魂看成是平等的。她尤其不能忍受别人对她精神上的侮辱。于是读者便很容易看到简·爱的自尊。其实她的自卑同样容易被发现。年幼时在盖茨海德府被欺辱，她就曾想到：“如果我是个聪明开朗、轻率任性、漂亮顽皮的孩子——哪怕同样寄人篱下，无依无靠里德太太也会比较心安理得地容忍我一些，她的孩子们会对我比较真诚友善一些……”[3]其实在小简爱的内心深处与其他女孩是一样的，她也渴望美丽的容貌，并为自己没能拥有它而自卑起来。只是当时的简爱年龄太小，想法幼稚，把自己得不到舅妈的宠爱归结为不够漂亮。殊不知，也许她越是漂亮，里德太太就会越嫉恨她。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简·爱的自尊也在一点一滴地代替着自卑。但自卑依旧没有完全消释，就像深埋地下的泉水，一旦遇到心灵的破口依旧会涌上心头。遇见英格拉姆小姐之前，借助菲尔费克斯太太的描述，简画出了一幅美丽高贵的英格拉姆小姐肖像。每当她对罗切斯特先生想入非非时，便拿出画像和自己对比一下，以提醒自己打消非分之想。因此笔者认为，简·爱的自卑与自尊始终是并道而行的，她的自尊旺盛了多久，自卑便支持了多久。也正是由于心底存在着那种一不经意就会涌出的自卑，简·爱才更需要用她的自尊来掩饰自卑，于是她的自尊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愈发强烈。这直接导致了她对周围任何伤害她自尊的事情分外敏感，那么她的反抗性当然大大提高了。而苏怀青作为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才女，比丈夫更有知识，比公婆更有文化，比小姑更有德行，比仆人更有涵养，无论和谁在一起她从没有自卑过。因而自尊也就没有多大浮动，叛逆性自然不会那么强。
二是简·爱是“天使”和“魔鬼”的复合体，她对男性社会给女性带来的束缚的憎恶与冲破是一种疯狂与分裂的潜在欲。美国两位女教授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在其女性主义批评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简·爱是感情、理性的伯莎，伯莎是愤怒的、疯狂的简·爱。[4]他们认为简·爱的意识里一直存在着想要毁灭桑菲尔德庄园、伤害罗切斯特先生的欲望。可是这些魔鬼的做法在善良的简爱身上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它们又是简想颠覆男权统治、发泄怨恨的象征，所以这些行为便由“阁楼上的疯女人”伯莎·梅森来代替简爱完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简·爱具有“天使”与“魔鬼”的双重人格。正面的、理智的、圣洁的“天使”通过简爱的身躯表现出来，隐藏的、疯狂的、恐怖的“魔鬼”通过伯莎的身躯显露出来。因为简·爱是“一半儿天使一半儿魔鬼”，所以每当她受到男性统治的压迫和欺凌时，她原本的“天使”的一面便有向“魔鬼”的一面转变的趋势，所以也就不难说明为什么简爱的反抗精神如此地超乎寻常女性之上了。
另外，简·爱最强烈地体现她的抗争意识时还是个未婚少女。经过一条奋斗之路，最终迈向了爱情的门槛。怀青却是一个已婚少妇，经过一条挣扎之路，最终迈出了爱情的门槛。《简·爱》总体的格调是高昂的，仿佛一名斗志昂扬的武士，冲破烈火，踏过荆棘，永远英勇地向前。它直接给人以激励和鼓舞，使人们前进。而《结婚十年》虽然把女性斗争中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暴露无遗，女性主义的光芒仿佛都被女性的悲剧掩盖了，但这种种悲剧的表述却有震颤人心灵的力量，使人对摧残、压制女性的男性社会产生无比的憎恶与愤怒，从而能够反面刺激广大女性读者奋起抗争。女性的悲剧越大，女性反抗男性的潜力也越大。在如今这个文化交流快速繁盛、文学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晰的时代，女性主义随着其理论著述与实际运动的日趋成熟，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