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衽_《蜀王本纪》“左言”“左衽”辨释及推论

　　《文选》左思《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髣（当为“髻”之讹），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折权、鱼易、俾明。其时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蜀王本纪》早已亡佚，引者文字异同至夥，上引二节虽大致相同，而“左言”、“左衽”之差则颇大，盖“左言”为语言之异，而“左衽”则服饰之异，虽仅一字之差而其意义则相去甚远。然旧日辑本如洪颐煊、严可均皆清世名家，则仅著“左衽”而舍“左言”，[1]王谟《汉唐地理书钞》又仅著“左言”而舍“左衽”；以后王文才先生《蜀志类钞》虽两者并录，而不着可否之辞，其是其非，不可不辩；其余诸端皆姑置勿论。
　　经检诸书，其引《本纪》之文，作“左言”者远较“左衽”为多：
　　《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侮食来王，左言入侍”句下，李善注引扬雄《蜀王本纪》曰：“蜀之先名曰蚕丛、柏濩、鱼凫、开明，是时人民椎髻左言。”此引最与刘渊林引相合。《文选》左思《魏都赋》“或魋髻而左言”句下，李善注引扬雄《蜀记》：“蜀之先代，人椎结左语，不晓文字。”此引与上显为同出一本而文稍省易，亦古人引书之旧习；其改作“左语”者，盖以“左语”释“左言”故。又案《路史·前纪·蜀山氏》云：“蚕丛纵目，王瞿上，鱼凫治导江，逮蒱泽、俾明时，人民椎结左言，不知文字。”此虽未明言引自《本纪》，然自上下文审之，则亦显据《本纪》为说。益明《本纪》“左言”之说绝非误说。然《御览》引《本纪》之作“左衽”虽仅一处，当亦非向壁虚造。检《华阳国志·序志》言：
　　《本纪》既已炳明，而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又言蜀椎髻左衽，不知文书，文翁始知书学。
　　是常璩之世（晋时）已有“蜀椎髻左衽”之说，唯常氏所见盖为“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之言，而显非扬氏《本纪》之说，是唐宋之传《本纪》者、清世之辑《本纪》者竟多舍“左言”而取“左衽”，诚皆鲁莽之甚者也。
　　“左言”者何？《文选·六臣注》载唐吕向曰：“侮食、左言，蛮夷国也。”此为释“左言”之最古者。谓之“蛮夷国”者，盖以蛮夷之饮食语言皆与华夏不同故也。且“左”字于古汉语中有卑、下之意。古代华夏之人歧视蛮夷，称之为“蛮左”，为六朝人常用语辞，如《水经·江水注》言：“武陵有五溪，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陈书·欧阳传》：“除天门太守，伐蛮左有功。”《陈书·淳于量传》：“荆雍之界，蛮左数反。”而王朝亦以招抚蛮夷所建立之郡县名为“左郡”、“左县”，如《宋书·州郡志》载：南豫州晋熙郡太湖左县：“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南城左郡：“孝建二年以蛮户复立。”边城左郡：“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蛮民立。”南朝所立左郡、左县颇多，虽不必一一载其皆因“蛮民”以立，而其地之有蛮左则皆可考知也。蛮夷所居郡县既可名左郡左县，则蛮夷所操语言称为左言、左语，固亦其宜；故扬雄、左思、王元长并以写入篇翰，唐世王维犹有“封章通左语，冠冕化文身”[2]之句，故《辞源》释“左言”、“左语”为外国、外族语言，实为确解。蜀人“左言”为秦灭蜀前之蜀人；本非华夏之族，《汉书·地理志》言：“巴、蜀、广汉本南夷”，是为实录。近世蜀地先秦出土文物并皆可证。唐卢求《成都记·序》言：秦灭蜀后，“迁秦人万家实之，民始能秦言”[3]。秦言为华夏语之一支，是蜀在秦灭蜀前之为左言，唐人犹及知之。而自秦灭蜀后，秦、楚大量移民巴蜀，而蜀王又率其族人南迁，故《华阳国志》言蜀地“俗染秦化”，而巴地则“其人半楚”（见《蜀志》、《巴志》），及至两汉之世，巴蜀文化则几已与华夏不别矣。
　　巴蜀文化至两汉虽已丕变，然犹有古蜀之遗存焉。如出土文物两汉之画像砖石，其人物发式多作椎髻，当即“蜀人椎髻”之残留；又许慎《说文》、扬雄《方言》亦犹可见三数巴蜀梁益之异读语文，或亦蜀人“左言”之残余，唯皆单言支字而无连缀成词语者，难以考见其语言系属也。至《本纪》所载之蜀王名称无疑亦皆蜀之左言，故多不可以汉字之义释之。而近日学者或有以汉字形义相解者，宜其多扞格而难通也。如蚕丛，或以为发明养蚕之祖，夫“蚕丛始居岷山石室”，岷山在今阿坝州，汉为冉駹夷所居，据《后汉书·冉駹夷传》：其地“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此岂宜于桑蚕之土！若以“蚕丛”为汉字记音之左言，本与汉字之字义不涉，而以少数民族相近之音读校核，则似犹有可以疏释者。余尝以“蚕丛”、“冉駹”二词相校，案“冉”古音在谈部，蚕古音在侵部，两部古多通用，而“丛”、“駹”二字古音皆在东部，古本相通。是蚕丛、冉駹音读本通。（参董同和《上古音韵表稿》、唐作藩《上古音手册》）《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蚕丛始居于岷山石室中”，《汉书·武帝纪》师古注引应劭曰：“蜀郡岷山，本冉駹是也。”是蚕丛、冉駹住地亦同。《冉駹传》言“众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亦与蚕丛“居石室中”之说合。据《太平寰宇记》，唐宋茂州“本冉駹之国。”[4]此茂州即今阿坝州之茂县等地，近世以来于茂县境内发掘数以百计之石棺葬，学者多以为即冉駹夷之墓葬，其时代略当战国西汉间。[5]此与《华阳国志·蜀志》言：“周失纪纲，蜀先称王，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相合。是蚕丛与冉駹之葬式同为石棺而其时代又皆在战国之际。（案春秋时唯周称王，楚自谓“我蚕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亦自称王；其他诸侯之称王者皆在战国时，周失纪纲，此为最甚。）近世茂汶地区所居为羌人，羌人称石棺葬非其先人之物，而为“戈基呷钵”（戈人墓葬）。相传戈基为纵目人。[6]此与《华阳国志》蚕丛纵目之说亦合。综上所述，故余以为蜀王蚕丛盖即冉駹之异写，亦犹开明王南迁印支而为安阳王，皆一音之转也。[7]或以常氏所言有异于《本纪》“从开明上到蚕丛积三万四千岁”之说（《蜀都赋》刘渊林注引），然据上所述，孰为可信，固不待辩也。
　　又如杜宇，校以南方民族传说，则亦有颇可申说者。《本纪》载古蜀王之名，或有杜宇则无蒲泽，或有蒲泽则无杜宇。[8]此蒲泽与杜宇之关系如何，仅据现存《本纪》佚文，不可得解。《华阳国志》言：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是杜宇之即蒲卑，犹鳖灵之即开明，一为人名，一为国名（或王朝名），故《本纪》之不同时并列也。然无论杜宇抑或蒲卑，并皆民族语之汉字记音，不可据汉义为释也。《史记·三代世表·索隐》引《本纪》言：“朱提有男子杜宇，自天而下，自称望帝，亦蜀王也。”《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作“从天而降”，《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作“从天堕，止朱提”，其义并同。从天下降，显为神话。然此神话与贵州仡佬族传说祖先系从天庭而下之说相同。[9]仡佬祖先来到地上开荒辟草耕种田地，其功绩受到各族人民崇敬。有些民族尚有祭祀仡佬祖先之俗，[10]亦与《华阳国志》所言：“杜宇教民务农，……巴地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之俗相合。杜宇所自起之朱提，亦为一民族语地名。古朱提今云南昭通，据今可考者论之，其地自古即为濮僚民族所居。作于魏晋间之《永昌郡传》载：“朱提郡治朱提县，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顷池。”[11]是其地当有僰（濮）人；元李京《云南志略》载：“土僚蛮，叙州南乌蒙北皆是。”[12]《皇清职贡图》亦言昭通有土僚。朱提于唐宋后虽为彝族先民乌蒙部所据，彝人称其地为“濮窝”，即濮人所居之意。杜宇既起自濮人所居之地，宜其亦为濮人。“濮”为仡佬族之古称，至今贵州仡佬族某些支系自称中犹冠以“濮”音，如濮仡佬、濮偶、濮佬、濮告、濮尔等皆是。[13]杜宇国号蒲泽，蒲濮同音，蒲泽之名称格式亦与濮仡佬、濮偶等略同，而其祖先传说又与濮僚相合，因此，余颇以杜宇宜亦古濮人之一支，起于朱提而称王于成都平原。于此犹有可论者，先君子《巴蜀史的问题》尝考“蒲泽”当从常志作“蒲卑”为是。[14]盖杜宇始治郫邑，郫原何名，已不可考，以杜宇之国名蒲卑，蒲为族称，而地遂膺卑名；唯后世汉字孳乳，其为邑名者多增邑旁，卑遂写作郫，犹“丘”字后世多作“邱”，此为汉字常例，固无不可。后世不明“蒲卑”与“郫邑”之关系，遂乃讹卑为泽。然无论作卑、作泽，皆为以汉字记夷音，其义则不可晓，故后世字书释此郫字于地名水名外别无他解，而此字竟为生僻字。然此字虽释读为难，而郫邑之为蜀中古都则不可诬也。《本纪》言“望帝积百余岁委国授鳖灵”，“鳖灵即位号曰开明”。[15]《路史·余论》谓“鳖令王蜀十一代三百五十年。”案开明亡于秦惠王后元九年，[16]为公元前316年，则鳖灵即位略当公元前666年；而杜宇王蜀则略当公元前800年左右，时值西周宣幽之世，是郫之为蜀中古都略在3000年左右，较成都之为蜀都犹早四五百年，噫嘘，连续存在3000年之古都，是于海内实罕其匹！然而世之为政者竟有人因此“郫”字难于解读而拟废弃之者，此实欷歔可叹。试问“沃尔玛”、“麦当劳”、“伊藤”等名招其可以汉义解读乎？然群众固趋之若鹜。而此辈口中犹高唱尊重、保护历史文化，岂非梦呓乎？实令人忍俊不禁也。 　　《本纪》又言蜀开明之首为荆人鳖灵，然亦有引作鳖令者，如《事类赋》卷六、《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路史·余论》亦作鳖令。灵、令二字本音近相通，因有学者以汉义为释，遂以此“令”字为令长之令；而《汉书·地理志》牂柯郡又适有鄨县，于是遂生鳖灵为楚鄨县县令之说，鄨令北上溯江至蜀，为杜宇之相，治洪水，后遂受禅为蜀王。[17]案汉牂柯鄨县为今贵州之遵义，处贵州省中部偏北；而楚都郢，即《楚世家》“文王始都郢”之“郢”，系今湖北省之江陵，周成王始封楚熊绎地，在今湖北之枝江。（参宋翔凤《过庭录》卷九）鄨与郢都相去甚远，且有武陵山区相隔，唯有二路可通：一为自楚溯长江入巴，再溯乌江而上；一为自楚南渡洞庭，再溯沅江由黔东陆行至鄨。此二路亦即俗传楚将庄王滇之二路，然时已当战国晚期。[18]而以鳖灵当时楚国四周形势审之，楚国实不能有鄨地而置县令。上已言鳖灵为蜀王略当公元前666年，则其在鄨为时更早，而楚君之与鳖灵同时者略当楚武王、文王、堵敖之世，约为公元前740年—前672年，其时楚虽始大，而其疆域尚非辽阔，《左传》载沈尹戌言：楚“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杜预注：“方百里为一同，言未满一圻。”古“方千里为圻”[19]。言楚之国土其时尚未及方千里也。廪君之巴，春秋时尚据有清江流域，至战国始为楚所灭而为楚之巫郡；[20]而庸国在春秋前期尚据有今鄂西北之竹山南至三峡奉节等地，至公元前611年秦、楚、巴三国灭庸，而庸地归巴，巴益强大，其后与蜀国联军攻取楚兹方之地（今湖北松滋），时在战国楚肃王四年。[21]是春秋之时楚不能溯长江、乌江而有鄨地也。自南路言之，楚之南为洞庭、彭蠡，其时为三苗后裔之国，至吴起“相（楚）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吴起相悼王略在公元前382年前后，已是战国中期。[22]此时楚始有洞庭之地，是春秋时期楚亦不能南涉洞庭溯沅江而有鄨地也。楚于春秋时期尚未能有鄨地，又何能任命鄨县县令！且郡县制虽已起自春秋，然晋之县官为县大夫，楚之县官为县尹、县公，秦、齐县官固名县令，然已在战国时期。[23]是春秋时期楚虽已有县制之设，然绝无县令之官，而自鳖灵时楚国四周形势审之，楚实不能拥有鄨县之地，皆明鳖灵确不能为楚之鄨令。此不可信据说法之出台，实乃为以汉义释民族语言之所误也。
　　蜀中左言地名之可言说者尚有“湔山”。《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本纪》言：鱼凫“猎至湔山，便仙去。”此湔山或作“煎”（《古文苑》王褒《僮约》及章樵注），又或作“湔”（《尚书·禹贡·正义》引郭璞《尔雅音义》），皆为同音异写。此湔山即玉垒山，章樵已于《古文苑·注》中数言之也，盖湔为民族语名而玉垒则华夏语名也。此湔山北起茂汶，南至灌口，为江水、湔水之分水岭，后世亦称东岷。[24]湔水、湔县、湔塴、湔氐等名皆因此湔山而得名。《汉志》出玉垒之湔水，盖在玉垒东侧，今彭州之湔江是也。湔塴之名盖因湔山，晋刘渊林注《蜀都赋》云：“李冰于湔山下造大堋以壅江水，分散其流，灌溉平地”，言之甚明也。郦道元盖仅知湔之为水而不知其源在玉垒东，更不知湔堰之名缘于湔山，故在《江水注》中误以湔水在都安以上入江，江、湔互受通称，都江大堰遂得湔堰、湔塴之名，而不悟此显与《汉志》湔水“东南至江阳入江”之文不会。而杨守敬之流，不审道元之为误说，又从而为之辞，于《江水疏》中妄以“今灌县北有白沙河，疑即湔水”，造为“湔水导源玉垒，湍流赴江（在灌县西），又自江分派，乃得为湔水也（都江大堰为湔水所分，故又谓之湔堰。湔水又自灌分流，东径崇宁县、彭县为青白江，又径新繁、新都、金堂，至汉州东南会洛水，所谓于湔水合也）。[25]近世之编纂历史地名辞书者遂多以郫西之江沱[26]下合绵、洛者为湔之正流，而湔遂冒沱名，湔水之出玉垒东侧益不为人所知，此实妄中之妄，而湔、沱古义之紊遂更不可底止矣。（此当另考。）此皆止知湔之为水而不知湔之为山，更不知湔山所在、一切湔名皆自山出，故讹误累累也。
　　吾人既知古蜀人之为“左言”——异族语言，则更有可进而论者，即近世学者所热议探讨之“巴蜀文字”是也。《本纪》固尝言：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然此当指蜀人上古之事，其后则渐有文字而礼乐渐兴也；此盖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亦为古文献及出土文物所明证者也。然而何谓文字？或文字之意义为何？此一基本知识则几为参与讨论者尽所忽视。经检《辞源》，其释“文字”为“语言的书写符号”。《辞海》则释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学专家向熹教授主编之《古代汉语知识辞典》释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此说拈出“体系”二字，其表述最符实际亦最完善。然此三说皆以文字与语言紧密相连而不可分，是为最要。如仅知其符号而不知其所表达语意为何，则是仅知其形式而不知其内容，是亦何有于我哉！对我有何意义？两者关系有如皮之与毛，“皮之不存，毛将焉傅！”故欲释读此文字，必先通晓其语言，此乃必然之理。如仅有图像符号而不知其音读，遂仅据符号以揣度其意义，则头形之图可谓之为“头”，亦可谓之为“人”，然究为“头”抑为“人”，莫可定也；又如心形之图可谓之为“心”，亦可谓之为“爱”，然究为“心”抑为“爱”，莫可定也。此等猜谜式之释读，又皆无谜底可资核证，此等释读有何意义？虽连篇累牍又何益乎？即或已知其文字，又知其语言，然其文字系早已为失其传授之死文字，欲恢复其释读亦必须大费功夫。此埃及古文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玛雅图画文字之能释读皆经数十百年探索研究之故也。又如殷商之甲骨文，虽有钟鼎篆籀可资参照，有古代音韵成果可供解读，现已研究逾百年，然犹太半不可识读，今日苟能多明一义、多识一字，已为重大发现，研讨古文字难度之大不言可知。而今之探究巴蜀古文字者，其有巴蜀古语言可供研读乎？吾固知其无有也，有后续文字之可供参照乎？吾亦知其无有也。学者仅就汉语汉文以供参考，可乎？不可乎；固不待多言也。综上所述，窃以为苟欲探究巴蜀古文字，首当探究巴蜀古语言；苟能于此有得，乃能有所参照，有门可入。余于巴蜀古文字尚在门外，以论蜀之“左言”，偶思及此，谨信笔写陈，刍荛鄙夫之议，尚祈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注释：
　　[1]洪颐煊辑《蜀王本纪》见所撰《经典集林》卷十四。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录洪辑以入其书之扬雄卷，仅增一条，而又未予说明。
　　[2]《王右丞集》卷五《送李判官赴江东》。
　　[3]卢书早佚，此序收入杨慎编录之《全蜀艺文志》卷三十。
　　[4]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八茂州。
　　[5]参见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载《文物资料丛刊》第七辑。
　　[6]参见胡鉴民：《羌民之信仰与习为》附注②，文载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边疆研究论丛》，民国30年成都印行。
　　[7]参见蒙文通：《越史丛考·安阳王杂考》。
　　[8]《文选·蜀都赋》刘渊林注引《本纪》、《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本纪》皆有蒲泽而无开明，《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本纪》有开明而无蒲泽。
　　[9]参见吴秋林等：《居都仡佬族文化研究》第352页~359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9年出版。
　　[10]参见翁家烈：《仡佬族》，第4页、5页，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
　　[11]转见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第1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12]王叔武校注《云南志略辑校》第94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出版。
　　[13]参见另文《仡佬族自称的演变》（待刊稿）。
　　[14]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原载《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59年第5期，后经两次重要修改补充，收入《巴蜀古史论述》。《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为最后定稿。
　　[15]此系节引《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本纪》。
　　[16]参见《史记·秦本纪》。
　　[17]皆见《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本纪》。
　　[18]参见蒙文通：《庄王滇辨》，原载《四川大学学报》（社科版）1963年第1期，后收入《巴蜀古史论述》及《古族甄微》。
　　[19]并见《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三年。
　　[20]参见梁载言：《十道志》，载《汉唐地理书钞》。
　　[21]参见蒙文通《巴蜀史的问题》之《巴蜀的史迹》。
　　[22]参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之《吴起相楚》。
　　[23]晋为县大夫，见《左传》闵公元年、哀公二年，楚为县尹见《左传》庄公十八年，县公见宣公十一年。秦县置令明文见《史记·秦本纪》孝公十二年及《商君列传》。《秦本纪》：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是时已置县，在公元前688年—前687年；然是否置令，则不可知。齐置县令见《史记·滑稽列传》齐威王时（公元前356年—前320年），已是战国中期。
　　[24]李吉甫著《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二茂州汶川县载：“玉垒山：在县东北四里。”卷三十一彭州导江县载：“玉垒山在县西北二十九里。”唐汶川县治今阿坝之汶川县；唐导江县治在今都江堰市东导江铺；西北二十九里即今都江堰市西北郊之玉垒山，有玉垒关，今犹在。
　　[25]括弧内所引皆《江水疏》之文，盖以杨释杨也。
　　[26]《汉书·地理志》记蜀郡郫县：“《禹贡》江沱在西，东入大江。”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