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技巧的现代性探寻_张爱玲经典语录

时间：2019-05-15 03:17:21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张爱玲创作上呈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其文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现代主义技巧的运用，如意象化叙述、心理分析手法、异化、对照等，这部分技巧对张爱玲写作风格的形成有着突出的作用。
　　关键词：张爱玲写作技巧现代性
　　20世纪初西方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潮并行涌入，然而中国的现代性始终是微弱的、“欧化”的。张爱玲在四十年代战火纷飞的上海，参透雅与俗、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寻找到了自己独立的写作姿态。她通过对中国文化独特的现代性想象，对日常生活的传奇化演绎，对写作技巧的现代性探索，实践了中国式独特的现代性建构。
　　一、意象化的叙述。
　　在叙述方法上，张爱玲常常采用运用“意象化叙述”[1]。她自幼熟读古诗尤其是唐诗，对传统文学的表现技巧非常熟悉。借鉴古典诗词比兴和借景抒情的手法，她能将所见之物随意转化为抒情意象，使其小说传达出细致、具体、形象、微妙的感觉，并且这感觉常常超乎人的想象。如《倾城之恋》写流苏在范柳原走后独自搬进香港的的一所公寓，前途未卜时这样说道：“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新打了蜡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的空虚。”张爱玲的这一意象化的叙述方法明显与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不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表现精彩的细节时依然细致地描写“物”，而张爱玲的意象化叙述则将“物”成功地转化成了“意象”。
　　中国文化意象常常伴随着张爱玲创作的人物一起出现。人物在她的想像中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载体。如作者在感叹《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命运时，就将她渴望爱情而不得比作“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并通过相当传统化的意象“玻璃匣”、“蝴蝶”等将曹七巧的生活命运与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惊人地指出她在重复着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永恒律动：“她们原本应该是飞舞在春天的原野上的，与花海相伴，可如今却干枯在“玻璃匣”中，想想就是一种凄凉。”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引述《诗经》中的诗句“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成功地借用“执手”的意象，表达了对人生的观感，给作品涂抹上一层悲凉色彩。她正是用整个《倾城之恋》的故事来写《诗经》这四句诗的，给出的解释是：只有当人类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时，才能真正体验到所爱与所恨，选择所需要的。或许没有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想像，这部作品的内涵空间就不会如此的开阔，如此的深厚。这当然是悲凉的，所以形成了张爱玲在描写女人时所表现出的苍凉之美，突出了中国女人作为一种文化生命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二、心理刻画的深度。
　　张爱玲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分析手法，并在人性刻画上达到了心理现实主义的深度。张爱玲不仅吸收了现代小说性心理分析的长处，或者直接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或者通过暗示、隐喻等间接方式来折射人物的心理；还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以形写神的手法，让动作、对话等形之于外的活动以及环境来折射人物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张爱玲把从郁达夫、施蛰存那里发展而来的心理分析技巧发挥到了极致。
　　她把心理分析技巧综合于人性畸形生存的现实处境之中，呈现世界的原生形态，更贴近世俗人生的现实性表现。《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在麻油店时七巧还是一个健康美丽的少女，拥有者正常的情欲。但她却不幸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少爷，缺失了宝贵的爱情生活。性压抑中三少爷季泽成为她的极大渴望对象，但季泽却从不回应她的爱。正常情欲无法满足，她在压抑中变得极其刻薄，甚至对自己的儿女也极尽变态折磨，并把对金钱的疯狂欲求作为发泄情欲的唯一途径。十年之后她面对季泽的表白，仅仅经过“他想她的钱”这一转念便令她拒绝了这份可能得到的最后爱情。她还同儿媳争夺对儿子的爱，变态地气死了儿媳；用鸦片烟控制儿子和女儿，阻断了他们一生的幸福。她早已成为带着黄金枷锁的性变态这一典型。张爱玲通过性心理剖析把人性逼到无路可退的境地，并通过这一方式剥离出了人性的恶与深层情欲。张爱玲还善于间接的表现人物潜意识心理状态。这一无意识在《十八春》中表现的更为明显。世钧在最初与曼祯见面时“只是笼统地觉得她很好”。在向淑惠提及她时，他却不自觉地“还在那里想着，曼祯是怎样地讲起他来着”。直到最后他不自觉去帮曼祯寻找手套，在雨中“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一种朦胧的心境”时，他已经悄悄地爱上了曼祯。张爱玲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细腻地挖掘着人物的心理，将人物的内部世界成功地逐一外化。
　　三、异化与“轻描淡写”并存。
　　战争的危机、现代都市生活的快节奏以及私人空间物质化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出现了隔膜。现代人精神上出现严重危机，虚无感无时无刻不呈现在都市生活中。为表现精神的压力，作者常常进行荒诞的刻画，以扭曲现实的方法表达人对现实诉求产生的不正常反应，以传达人性在现实压抑变形中产生的异化。正如这一描写，“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金锁记》中，“月亮”这一意象贯穿全文，是作者刻意营造悲剧氛围的重要主题意象。为将七巧极度扭曲的内心侧面地烘托出来，作者细致描述寿芝临死前，“月亮”在其眼中因极度恐惧而产生的变形，更带有一定程度的荒诞色彩。
　　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状态，并用“轻描淡写”的艺术手段揭示人性的深度。其实“轻描淡写”只是其重要的揭示手段，包孕深刻才是其最终目的。这也是张爱玲作品中现代性的重要实践。她以雅俗并举的写作策略，营造“苍凉”的氛围和时代感，目的是为更好地贴近真实的人生，更准确地表达这种真实的、“不彻底”的人性。如《金锁记》中曹七巧，遭遇婚姻、爱情、黄金枷锁，心理在压抑中畸形。作者准确的指出，虽然她也曾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享受到片刻的爱意，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使她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2]
　　四、平静与对照的苍凉。
　　张爱玲不同于西方现实主义作家，喜欢用戏剧冲突化解作品人物之间的矛盾。她在处理戏剧性的冲突与平缓朴素的日常生活矛盾时，更倾向于选择平静的接受。荒凉是对人生的平静接受，只是由于其内在的视域宽广，这种接受就在深广两方面把握了人生的精髓。荒凉是在平凡中体味美，是一种女性化的现代性，由和谐而构成。“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3][P186]。张爱玲的写作风格整体上是苍凉的，行文择词多奇崛冷僻，色彩感对比强烈，这种效果与整体的苍凉相得映照。绘画艺术尤其是西方现代绘画中的“后印象派”等对张爱玲写作技巧的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她小说创作就常用类似绘画的参差对照手法来营造苍凉，正如她自己所说，“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张爱玲也注重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技巧的借用。周瘦鹃在审读《沉香屑：第二炉香》时感到：“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周瘦鹃将这种直感求证于张爱玲，张爱玲表示正是毛姆的爱好者[4]。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亦有实证：“张爱玲喜欢萧伯纳、赫克斯菜、桑茂忒芒(即毛姆)及劳伦斯[5][P291]。”成功地借用这些技巧，她透彻地揭示人性之后除了留露出淡淡的悲凉，更有着深深地悲悯存在。这种感觉犹如鲁迅的《阿Q正传》，她在透视到人性的深度后所能理解的这些世俗人生的不幸与幸，所能理解的生活的无常与有常，所能理解的彻底扭曲与健全人性在现实中的虚幻一时间全部浮现，这一深深地理解就上升到了对人性的悲悯。
　　总之，张爱玲的作品就像那一深沉的苍凉回眸，能够在叙述中凸现现代的独特个性，从人性中渗透出现代悲悯气息，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极为出色的范式。她本人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个性鲜明的现代派作家。
　　
　　
　　
　　

相关热词搜索： 现代性 探寻技巧小说

张爱玲小说技巧的现代性探寻_张爱玲经典语录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