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袁昌英话剧中的女性观 女性角色多的话剧
时间：2019-05-11 03:29:30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世纪20年代剧坛的著名剧作家袁昌英是中国第一位在英国取得硕士学位的女性，也是我国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剧的女学者。她以自己渊博的学识和勤奋的积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外国文学人才，以淡定沉稳的现代思想意识，在浓厚蕴藉的传统文化背景之下，以开放的写作心态对女性寄寓了深切的关注。
一、时代潮汐中对女性美德的守望
袁昌英的父亲袁家普是一个思想开明的民国官员。由于四个孩子全是女儿，其中三个又不幸夭折，袁昌英的母亲因此备受歧视，抑郁而死。母亲的不幸遭遇对袁昌英刺激很大，她立志做个有为女性，曾自费到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后又到法国巴黎大学学习，曾任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袁昌英在武汉大学讲授莎士比亚、现代欧美戏剧、希腊悲剧等课程，为了让学生充分感受到莎剧的不朽魅力，她克服困难辅导学生用英语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使学生对莎剧的理解更为深刻。她将爱国和人道、友谊、爱情、事业和责任，深深植根于民族传统元素的土壤中，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人生经验来观照女性。
袁昌英以独特的戏剧语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表达了广大妇女追求自由、平等的心声。正是在向封建愚昧和精神蛮荒的挑战中，她们的剧本塑造了最早一批现代觉醒女性的生动形象。她们在话剧创作上的种种探索，为现代戏剧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与时代潮汐共涨同消中，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与西方观念的碰撞中，她选择了人性、自由、反抗作为突破口，表现女性的叛逆、尊严和创造精神，将目光留驻在充满时代个性魅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新女性身上：歌哭她们的肉体创伤，扼腕她们的精神移位，代言她们的祈望愿景。将她们的本性与传统相律动，让她们的天真与时代共演进，用独特的戏剧艺术形式、手法、语言，给予女性以深情的凝望和精神的烛照。
《活诗人》中的李雪梅通过对牡丹、芍药和蔷薇的不同情感寄寓，表现了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借赛诗来挑选自己的人生伴侣，充分显示了新女性天真烂漫、绝尘洒脱的特定时代情感精神的指向。《究竟谁是扫帚星》中，玉芳认为自己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应当铲除陈旧观念，过自己所要过的生活。当发现自己倾心所爱的人的惟我本相后，断然与之分手!《结婚前的一吻》中李雅贞开朗、大方地将自己的爱人、婚纱、嫁妆都让给了黎爱珍，并做她的伴娘、为她举行婚礼。其理由很青春阳光：他不爱我，我不同他结婚。在对传统的秉承与叛逆中彰显了新女性慷慨大方的牺牲精神。《文坛幻舞》中，喜爱作诗的少年女郎艾萼英渴望进入神圣的文坛，借哥哥之助来到文人雅士荟萃之地，却被告知文坛上“女子作品的价值，全在乎她的香水的浓淡”后，宁可绝笔，也决不迎合卑鄙污浊的“文化名流”的浪得虚名。
袁昌英认为时代女性有着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她们沉默、聪明、善良，却注定一生痛苦；天生是为了感受爱、接受爱和吸引爱，却美丽地凋谢。她们是优缺点拼接的多侧面、多色彩的“圆形”生命个体。在《人之道》中，素莲是以第三者身份插足于王妈和若雷之间的，尽管她知道这有悖于社会道德，自己的良心也备受谴责，并悔恨自己当初没有拒绝若雷求婚的选择。但王妈一没文化二不漂亮，与若雷的不般配又让她觉得自己的理所当然。当若雷与她温情时，她只考虑到爱情的神圣；当王妈撞车自尽、殉情时，她又受到良心的谴责，跪在地上向上天祷告：“上帝呀!你赦免我们的罪吧!”又帮着叫医生、付诊费，体现了新女性的一种别样心态、一种独特境界。
20世纪20年代，虽然也有“五四”运动新思想的进发，但整个中国社会仍然是以男权为中心。袁昌英的可贵之处是能以自己女性的视角，透过社会的表象和时代的喧嚣，从本质上体认社会政治。在对民族、民生、女性的命运的深切关注下，强力颠覆和解构男权中心传统，屏蔽男性，将女性设置在家庭、婚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位置之上，凸显女性主宰生活的理念。在《孔雀东南飞》和《人之道》剧作中，只设置一个男性角色；在《究竟谁是扫帚星》《文坛幻舞》《活诗人》中男性虽然有多个，但多放在被审视、被审判的被告席上。男性这个社会的主宰的代码成了被否定、挞伐的对象，居于弱势或者边缘的位置，肌张力失去弹性，妥协、让步、哀叹、依赖。如王甫仁(《这是谁的罪?》)一遇到挫折便会心灰意冷，意志锐减，永远也跨不过心障的门槛；焦仲卿除了发誓、跪告、默默无声和自挂东南枝之外，再有的就只是哽咽、拘谨、懦弱、殉情。袁昌英以知识分子深沉的忧患意识，执著、理性地担当起“人生在世，除了为同类解除痛苦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使命”。
二、理性人道交融中对女性心灵的救赎
在新旧观念过渡、新旧形态承转的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女性因为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总被一团不散的光晕、阴影笼罩。有的男性乘雾腾升，竭尽喜新厌旧、道德缺失之能事。袁昌英洞悉了这种社会现象，基于对女性觉悟的唤醒的道义，进行了警醒式的评判。《我也只好伴你消灭》中的王妈被关进监狱后，面对恶势力，只能耽于幻想来求得解脱。袁昌英直面这些社会的阴暗与惨淡，从人心的险恶和弱小者的痛苦，从新婚姻带给女性的忧伤，从社会与历史的层面进行了解析、否定和裁判，这种解析、否定和裁判尽管只是一种人道的抚慰，还没有对社会的根基形成动摇之势，但毕竟是一个来自社会深处的呼唤和呐喊，这种呼唤和呐喊一定给了人们以警醒、以顿悟。
袁昌英从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去掉虚拟的提升，聚焦传统、民族内容的坚守，以女性自立自强的社会觉醒、女性自我发现和女性精神的期许作为一个载体，凝结成一个超越历史的沉重、超越主导文明、探求文明底层的文化情结，用独立的审美意识，让女性进入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从而生成崭新的审美效应。一方面为过往历史中老一代女性正名，抚慰女性受伤的心灵，表达人道的关怀，努力向着曾经被异化的历史细微处开掘，进行一次穿越时空、热爱与衷情、感动与热望的历史巡礼。三幕剧《孔雀东南飞》，用西方的戏剧形式表现中国历史题材作品，用话剧形式关注中国传统的“婆媳”问题，突出伉俪爱与亲子情之间的矛盾。在这个历史题材的改编上，袁昌英以女性独特心理体验的角度，用现代的观念重新诠释历史，赋予焦母以现代人的观念，阐释了焦母作为一个女人的痛苦和不幸。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表现焦母在精神上一味依恋儿子而拒斥媳妇的变态心理。对焦母表现出一种人性、人道的文化价值的解释与认同，认为其性格与心理逻辑都有其合理化的成分。“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挖掘出了潜藏在焦母背后的特殊境遇下的女性内心世界，向人们显示了封建的历史中，煊赫的贞节牌坊下，女性灵魂的悲吟与战栗。“在旧时的中国，母子关系有最值得女性珍视的理由。那时女性完整的人生包括充当女、妻、媳、婆、母诸种不同的角色，作为女儿，她难以受到父母特别的重视；作为妻子，她是 丈夫的依附者与从属物；作为媳妇，她的处境可能苦不堪言；而只有作为母亲，她才能获得充分的尊重与满足。”这确实是作者的独到之见。
随着现代中国妇女解放的呼声，压抑了几千年的女性开始觉醒、生活、做人，女作家们开始以最直接的方式来干预生活。面对男权社会的压迫，石评梅曾呼吁：“粉碎偏枯的道德，脱弃礼教的束缚。”“……相信我们的‘力’可以粉碎桎梏!相信我们的‘热’可以焚毁网罟!”袁昌英也以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为中国女性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进行了艰难的探索，抗战爆发后，尽管生活拮据，却毅然把自己的积蓄捐献给了国家；在敌军轰炸威胁下，她笔耕不辍，坚持完成了20万字的《法国文学》。她说：“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因为中国不是埃及，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做奴隶的，所以我要在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贡献一只小小的火把!”通过戏剧创作，表现人生、社会、家庭、婚姻等。她觉得女性解放首要的是摆脱自缚，争取经济独立，不要依附男人，也不是女性完全凌驾于男性之上。她们必须找到自己的社会定位，以支撑内在的精神。袁昌英戏剧中塑造的正是这样一群女子。她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律、自知和自信，通过不断地质疑那些飘忽的物质与精神，导引女性的从众的心理习惯以及思考与行为方式，用自己的情绪指向，对女性进行一定程度的心灵救赎，从而完成自己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使命。
三、结语
传统文化的历练与熏陶、英法文化的浸染与洗礼，造就了袁昌英式的唯美与深邃。在女性体裁的文化解读上，歌哭时代变迁中女性个体生命的人性忧患，体味女性心灵的矛盾与困惑，使得她的关于女性题材的戏剧具有特定时代的文化价值和哲学上的意义：在悠久璀璨的东方文明的社会历史土壤上，在世纪初的东西方文明大碰撞的全球化语境中，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担当属于自己的那一种历史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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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耀煜.论小说的情感动力结构[J].文艺理论研究，1992(01).
[作者简介]
于元明(1963-)，男，河南南阳人，硕士，南阳理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