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贡献_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贡献

　　摘要：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提出了“精神解放”、“妇女解放”、“解放运动”等概念，初步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理论；认为世界是群众的世界，平民的世界，历史是“平民的新历史”，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主张知识分子应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民众的先驱，民众做知识阶级的后盾”；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表述，初步阐述了作为“共性”的社会主义与作为“个性”的各国实际之间的关系，认为“主义”“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产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社会主义会是 “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
　　关键词：李大钊； 中国化； 人的解放； 群众观点； 中国的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１）０１－０００8－０4
　　
　　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李大钊先生是在这一发源地上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最早在高等学校中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第一人。从这一意义上说，李大钊先生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居功至伟。
　　
　　一、“解放运动”与人的解放理论的初步阐释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是李大钊书赠友人的对联。这幅对联正是李大钊一生光辉足迹和心路历程的写照。李大钊短短38岁的一生，不但用他的铁肩担负起了20世纪人类历史的道义，还用他的一双妙手撰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篇章，传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不禁要问，李大钊在其短暂的38个春秋里为什么能够问鼎知识的峰巅，铸就人生的辉煌？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具有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伟大理想。有没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能不能认清历史潮流，把握历史发展的大势，是一个思想家能否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前提。
　　李大钊是如何认识和判断20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呢？他认为20世纪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世纪，是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人类解放的世纪。他在1919年1月5日的《新纪元》中说：“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应该趁着这一线的光明，努力前去为人类活动，作出一点有益人类的工作。”［1］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担当意识跃然纸上。1919年2月他又说：“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２］“现在是解放时代了!”［３］1922年他在《现代的女权运动》中说：“二十世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也是男子发现妇女底意义的时代。”［４］
　　如何解放自己？解放的主体是谁？李大钊在《真正的解放》中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它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来。”［５］他在《解放后的人人》中又说：“放过足的女子，再不愿缠足了。剪过辫的男子，再不愿留辫了。享过自由幸福的人民，再不愿做专职皇帝的奴隶了。”［６］
　　李大钊所理解的解放就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的“彻底的解放”，这首先表现在，他说的解放是包括妇女解放在内的所有人的解放。1919年10月15日他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中说：“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Democracy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Democracy，断不是真正的Democracy。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Democracy，必须要求妇女解放。”李大钊为什么如此重视妇女解放呢？因为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人民这个名词，决不是男子所得独占的，那半数的妇女一定也包含在内。”不仅如此，李大钊还进一步认为“这妇女解放的运动，也比什么都要紧”，因为“社会上一切阶级都可以变动”，“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男子活动的机会，把那一半的妇女关闭起来，不许他们在社会上活动，几于排出于社会生活以外，那个社会一定是个专制、刚愎、横暴、冷酷、干燥的社会，断没有Democracy的精神。”［７］
　　我们之所以说，李大钊所理解的解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彻底的解放”，还因为他所说的解放是一个包括“物质”解放和“精神”解放在内的人的全面的解放。他在1919年10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说：“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等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８］
　　但是，到了1920年2月8日写《精神解放》时，他说：“我们的解放运动第一声，就是‘精神解放’！”从表面上看，李大钊在这里似乎有过分强调“精神解放”的倾向，因为他说：“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９］我们知道，“精神解放”的前提是“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曾经对单纯“政治解放”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阐述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别，认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1０］政治解放是不彻底的解放，而真正彻底的解放是人类的解放。但是，瑕不掩玉，李大钊在这里看到了“精神解放”的巨大作用是对的，只是他把“精神解放”看作是一切解放的基础，在思想表达上则欠精准。
　　为什么说他欠精准，而不说他讲错了呢？我们并非是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实在是因为李大钊所理解的解放实质上就是人类的解放，是全面的解放。人的解放的基础是经济解放，物质解放。早在1919年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李大钊就提出了“两种文化运动”的主张，“一个是精神改造的运动，一个是物质改造的运动。”认为“物质改造”和“精神改造”，是“车的两轮，鸟的双翼。”［1１］少了谁都不行。他在1923年的长文《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中说：“共产主义非只主张政治的改革，其中尚含有经济的革命。社会革命为整个的革命，非部分的革命。”［1２］“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以社会为整个的，不能分裂的。”［1３］他在1920年1月1日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1４］“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1５］所以，你要钳制新思想，除非“你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只有这样“新思想”才不会发生。［1５］但是，这可能吗？这样做的就是拉历史倒车啊！
　　由此可见，李大钊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是对时代问题的解答，是对时代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的把握。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这一时代的主题和任务，解决这一主题和任务的有效手段和方法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到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李大钊的话说就是“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１６］。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的解放是一个包括经济解放、政治解放、精神解放和性别解放在内的全面的人类解放，而他前面说的“一切解放的基础，都在精神解放”，只不过是语词表达上的失误，是为了强调精神解放的作用而发此论。就像今天我们说“解放思想是一大法宝”，并不意味着“实事求是”就不是法宝了一样。解放思想的前提是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解放思想。
　　李大钊对时代大势的认识，对时代精神的把握和践履，表明他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具有“与时代共进退的革命担当精神”。
　　
　　二、“平民的新历史”与群众史观的科学表述
　　
　　每一种学说都有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作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1７］，它的使命就是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群众的解放，其学说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因此，对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具有的基本立场。在这一点上，李大钊当然不会例外。
　　阅读李大钊的著作，我们会发现，“人民群众”在李大钊的思想中具有根本性的、基础性的地位。社会历史的主体是谁？历史的创造者是谁？这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大问题。李大钊在1920年12月写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说：“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这就坚持了群众史观，反对了精英史观、英雄史观和宗教史观。在这样的视野下，世界就是群众的世界，平民的世界，历史也就是群众创造的历史，平民创造的历史，所以，他说：“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快赶［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1８］
　　他认为，孙中山的失败就在于他一度看不到人民群众的作用，找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在与《莫斯科工人报》记者的谈话中，李大钊说：“应当说孙中山在南方的政策至今仍是不明确不清楚的。他本人尚未找到自己真正的依靠力量。”［1９］“如果南方政府不寻求工农的支持，敌人可能不费什么力气就把它推翻。”但是，后来孙中山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他必须依靠农民和工人”。［２０］和孙中山不同，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把工农群众看作是革命的依靠力量。李大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要向工农大众解释国内战争的起因和意义，……中国共产党将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以进行阶级和民族的决战。”［２1］为了说明民众势力在革命中的作用，李大钊在1925年11月18日写下了《民众势力发展中的国内战局》一文，认为“民众势力”是决定国内战局的决定性因素，“国民革命军因为得到民众的援助，虽然尚未加入战争，而所处的地位，比从前已较为强固。”［２２］
　　为了说明工人和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李大钊在1924年九、十月间又写下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中国内战与中国农民》，一篇是《中国内战与工人阶级》。农民占全国人的80％以上，因此李大钊首先把眼光投向了中国的农民，认为从太平天国起义到当前的中国革命，农民一直是“起义的基本力量”。根据李大钊对农民问题的关注，有学者指出，李大钊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反映了李大钊早在‘五四’时期就提出的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他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实践形式和物质渠道”［２３］。
　　李大钊还对工人阶级做出了考察，尤为可贵的是，他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他提出：“全国的革命者联合起来”［２４］，但联合起来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他在《中国内战与工人阶级》中说，在这一革命过程中，工农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已经日益觉醒。“在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懂得了谁是他们受苦受难的罪魁，谁是他们的敌人；它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民族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责任；……懂得了取得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中国工人团体、共产党同全体工人一道，应当成为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先锋队。”［２５］
　　李大钊还提出了知识分子应该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思想。早在1920年他就指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做民众的先驱，民众做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做民众运动的先驱者。”［２６］实现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就是让知识分子做民众的先驱，民众做知识阶级的后盾。这就是“知识阶级的胜利”！
　　当时有自命为绅士的人针对李大钊的这一观点发难：“知识阶级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对此李大钊一针见血地予以反驳：“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２７］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能做狭隘的理解，不能认为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一定要与工农一样，去做工，去种田。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其核心意蕴和关键内容是，知识分子要有工农的立场、工农的情感，要面向工农大众，所学的知识要为工农大众谋福利，不能为极少数人服务。
　　李大钊在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时，把眼光首先投向了工农大众，认为工农大众是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中国工人团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先锋队。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依靠他们。
　　我们平时都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可是怎样才算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这决不是一句口号的问题，群众立场是关键，能不能依靠群众，能不能相信群众，能不能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能不能把革命和建设的成果惠及群众，是检验我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准。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这三个问题，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三、“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尝试性表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开始于谁，在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同志说开始于毛泽东，有同志说开始于张闻天，因为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做政治报告，张闻天做组织报告，并提出了“马列主义中国化”。有同志说开始于瞿秋白1923年6月15日发表的《之新宣言》。但事实上，最早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该是李大钊。陈独秀虽然在1922年5月撰写了《马克思的两大精神》，认为“实际研究的精神”、“实际活动的精神”是“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的“两大精神”，并主张“以马克思实际研究的精神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２８］。但是，陈独秀的这些论述在时间上和李大钊相比，还是晚了一些。
　　因为早在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已经较为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他说：“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２９］李大钊所讲的社会运动，就是要用“理想的主义”作指导，来“研究实际的问题”，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认为理想和主义是共性，但其应用则表现出特殊性，因而会因时间、地点和事件的不同而不同，他说：“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的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此。”“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３０］“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３1］一个学说离不开“环绕着他的实境”，离不开“时代环境”。学说会随着时代和实境的变化而变化。
　　他针对胡适把学说说成是“死”的观点，指出：“材料虽是死的，若是用当也未尝不可把他变成活的。”［３２］把死材料变成“活的”内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他在1921年1月27日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反对简单地发展“实业”，认为“在现存制度下不可能发展实业”，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旧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实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大钊提出要“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３３］这是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重要体现。
　　另外，李大钊还写过一篇文章《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这是他的一篇演讲稿，2006年3月版的《李大钊全集》把这篇文章的时间确定在1923年9月到1924年4月间，但张静如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把这篇文章的时间定在1920年，因为这篇演讲是根据邵纯熙的笔记整理出来的，所以，具体时间已不好确定，就权且以《李大钊全集》本的说法为是吧。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作为“共性”的社会主义与作为“个性”（他称之为“特性”）各国实际之间的关系，他说：社会主义会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３４］
　　实际上，从实际出发，从自己的国情出发的思想，李大钊早在1914年就提出来了。他在1914年11月10月《甲寅》杂志第一卷第4号上发表了《国情》一文，主张“宪法”要依据中国“近今之国情”，而不能依据“往昔之国情”。当然，在这里李大钊说的是宪法要和中国的当下国情相结合，并没有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但是，从国情出发思考思想文化问题的思维路数，在这一时期就已经确立了。这一思想和五年以后（1919年）的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无疑有思想上的渊源关系。
　　总之，李大钊提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表述，提出的“主义”“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的思想，“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的思想，社会主义会是“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的思想，都表明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人。
　　
　　参考文献
　　［1］［2］［5］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68，282，329.
　　［3］［6］［7］［8］［10］［13］［14］［15］［16］［18］［26］［27］［29］［30］［31］［32］［33］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7，68-69，35，177，12，143，150，149，221-222，174，170，2，3，
　　35，39，255-256.
　　［4］［11］［12］［34］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194，198，19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5.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
　　［19］［20］［21］［22］［24］［25］李大钊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35，13，72，90，35.
　　［23］张允熠，郝良华.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心路历程［J］.安徽史学，2000（4）：１１.
　　［28］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M］.北京：三联书店，1984：177-178.
　　 ［责任编辑：杨淑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