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秀荣考研政治班《古田会议决议》对政治工作的方法论启示

时间：2019-04-29 03:18:50　来源：柠檬阅读网本文已影响人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我军政治建设的奠基之作。朱德指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1］P129罗荣桓也多次回忆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2］P195《决议》的中心思想是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它规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大方针、原则和主要内容，对我党我军建设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决议》产生的过程，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展政治工作的方法论产生和完善的过程，他们的方法对于指导我军当前政治工作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基本情况
　　 1.红四军成立至古田会议召开前发生的事。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部到达井冈山，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湘南暴动的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5月4日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前委书记，陈毅任军委书记，全军在前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928年7月，朱德、陈毅率领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团攻占靠近湘南的酃县后，7月24日，红军攻克郴州，进入郴州后，29团官兵处于完全失控状态，当敌人反攻时，大部分不听命令，朝宜章方向逃跑。9月26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军回到井冈山，恢复了井冈山根据地。此时，由于蒋桂战争的爆发，红四军得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然而此时，红四军党内军内原来就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蔓延，影响了红四军得团结，削弱了战斗力，特别是红四军领导人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上探索、总结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思想没有得到完全的统一，经常发生各种争论。
　　 1929年2月7日，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中央在信中表示对红四军近期工作不满意，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农村开展工作，同时还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调往中央工作。5月上旬，中央派刘安恭从上海辗转宁都来参加红四军的工作，红四军前委任命刘安恭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5月底，红四军在湖雷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对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工作原则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中各不相让，结果意见并为统一。几天后，刘安恭主持临时军委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的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情，并提出要求恢复红四军正式军委。
　　 6月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白砂镇早康村的“东洋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针对当时红四军内的“前委与军威之争”，对“在前委之下设不设军委”的问题进行举手表决，与会者41人以36票对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撤销军委的决定，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思想分歧。
　　 6月22日，红四军召开“七大”。通过了《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最后改选前委，毛泽东前委书记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8月26日，陈毅抵达上海。9月1日，陈毅写完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争论的报告》等洋洋数万言的5个报告及材料。周恩来、李立三与陈毅就红四军情况进行深入讨论，陈毅夜以继日地起草《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10月1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离开上海，启程回闽西。
　　 12月3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驻扎进连城的新泉,开始了前后持续了十多天之久的“新泉整训”，包括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两个内容,其中军事训练由朱德负责,目的是严肃军人风纪,提高作战本领。政治整顿则由毛泽东和陈毅负责,旨在让指战员明确红军的主要任务,自觉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纠正旧军阀作风。
　　 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史称“古田会议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2.红四军部队构成及党员成分。
　　红四军建立不久，其主要成分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是由起义的国民党军队改编的，以及在战斗中吸收的国民党军队的俘虏，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写道：红四军中“叶贺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占全军十分之二；湖南农民约占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占十分之二。”可见，部队官兵来源广，背景复杂。至1929年5月，红四军有党员1329人，其中工人出身的311人，占23.4%；农民出身的626人，占47%；小商人出身的106人，占8%；学生出身的192人，占14.6%；其他95人，占7%。可见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了76.6%。［3］P203到古田会议前夕,红四军6000人,有党员1600人，其中工人出身300人,占18.8%;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占了81.2%。［2］P190
　　二、《古田会议决议》中的方法论
　　红四军建立后，处于复杂、残酷的斗争环境之中，如何把一支由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建设成为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如何把一个由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红四军亟需解决的根本问题，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为代表的红四军领导人对此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一是既重视客观现实又寻找主观因素准确分析和解决问题。对于红四军的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决议》开宗明义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从客观上指出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来源，这一结论自然出自对红四军部队构成和党员成分的客观分析；同时又指出“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地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的路线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从主观上找出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从党的领导机关角度分析了旬在的问题，为积极解决问题埋下伏笔。《决议》正是始终坚持这种分析问题的正确方法，才对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有效的纠正办法，为克服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建立新型人民军队打下坚实基础。
　　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军内蔓延着各种思潮，主要问题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二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经受严重挑战；三是党的工作重心面临重大分歧。面对问题，红四军领导人既没有回避也没有一概而论，而是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具体的分析和估量，结合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从《决议》内容上看，通篇都反映着红四军领导人的这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才形成了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深刻分析和提出针对性极强的纠正措施，如纠正个人主义的倾向，指出存在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享乐主义、消极怠工、离队思想等具体表现；提出采用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再则处理问题、分配工作、执行纪律要得当，并要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决议》始终坚持这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存在问题的分析深刻精辟，提出的纠正方法具体有效，使得红四军军内的各种错误思潮在古田会议后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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