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范文：谁制造了官民互信的裂痕
时间：2020-10-26 08:04:49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百姓维权，政府维稳，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然而，有些时候，在百姓维权与政府维稳间，这一真理却没有被很好地诠释。
在不少地方，本应主动公开的信息，却走样成“公开的群众不关心，群众关心的不公开”；
对公民个人申请的信息公开，掌权者多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落下“政府半推半就，群众半信半疑”的结果。
信息公开的走样，加之诉求渠道的不畅，使得一些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任危机日益加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信息失灵，矛盾积聚，一旦处理不当，小纠纷即会酿成大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邓玉娇案”等几乎都是如此。
这些历经波折才被平息的“标本式的群体性事件”，带来的不仅是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当事者内心的巨大伤痛，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给公众留下了信任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日益公开化的今天，政府该如何提高自身公信力，又该如何确立维稳新思维呢？
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公开的公众不关心，公众关心的不公开”现象
西部地区一位市委书记结合本市实际，谈到“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时不由感慨：“金融危机引发农民工高失业率，大学生就业难，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加剧了社会矛盾；
医疗、教育等民生保障不健全、征地拆迁等方面不合理，时刻敲击着社会公正这根敏感的神经。”
“在这种情况下稍有不慎就会出事，一出事如果政府措施不果断，信息不透明，无法做到第一时间告知事件真相，就有可能迅速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这位市委书记说：“加之，某些地方政府遮遮掩掩，甚至想通过强制性手段来控制舆论，抹平事件，结果越弄越糟。最终后果是，政府不管怎么说，总是得不到公众的信任。”
今年5月10日发生的“邓玉娇案”，就曾一度让湖北巴东当地官方陷入窘境。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巴东政府也曾试着用开放的态度面对媒体，但在 5月21日 之后，由于形势的变化，面对舆论压力的巴东政府一改之前对媒体的开放态度，无论各路记者如何围追堵截，了解信息的官员都三缄其口，而这种做法更加深了公众的对立与质疑。
发生在今年6月的湖北“石首事件”，起因同样是一起非正常死亡案。面对诸多疑问，由于警方的解释未能成功说服死者家属和公众。在之后长达约80个小时的时间里，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发布不到位，对于案情的解释语焉不详；
另一方面是网友开始借助网络发布相关信息，试图去探寻真相。直到 6月22日傍晚 ，石首当地电视台才滚动播出“6•17事故处理小组”的辟谣消息，此时，距离事件发生已有5天。
失语、等待、“打太极”造成“官民互信”的“裂痕”
我国政府为了在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上，努力实现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 2008年5月1日起 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按照这部专门法规的要求，涉及群众利益的政务信息能公开的都要公开，任何一级政府都不能再用沉默应对群众关切。一年多来尽管取得了巨大成效，但并不十分理想。因信息不透明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屡屡发生，暴露出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执法不严，隐瞒真实信息，阻碍群众知情权等严重问题。
有关专家分析，造成一些地方“官民互信”的“裂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绩观歪曲。对不少干部而言，出现问题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化解矛盾，确保人民群众利益，而是想着如何洗清自己责任，以免影响升迁，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对公众的疑问只会“打太极”，不敢直面应对。
“瓮安事件”中，据现场的群众反映，在事发当天14时至18时这4个小时的关键时段中，无论是瓮安县委、县政府的主要负责人，还是黔南州委、州政府主要负责人，均没有出现在聚集群众面前，这种只考虑自己安全的行为，会推动危机事件进一步发展。
二是制度缺陷。一方面，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信息披露不适应，当与百姓对信息披露不满足、不理解发生冲撞时，没有一个刚性制度约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邹荣对记者说：“一些政府部门以各种理由推诿搪塞，如‘保密需要’‘不属于政府信息’‘信息不存在’等。如此一来，容易导致群众对政府的诚意产生怀疑，形成‘政府半推半就，群众半信半疑’的局面。”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校副 教授张辉说，尽管目前我国已经实施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是对没有及时公开信息和公开程度不够缺少制度考量。因此，当突发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完全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来操纵舆论。另一方面，下情上达的机制还不通畅。目前对于权益受损的群众来说，进行利益表达不仅困难，而且常常被视为“刁民”，成为问题涉及的政府部门之间踢来踢去的“皮球”。正是由于民众的谈判能力弱小，还经常受到权力、资本拥有者等强势群体的不法侵害，因此，不公正感和被剥夺感极易让一些民众成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
三是网络成为铸造政府公信力的“双刃剑”。当前，由于诉求渠道不畅，常规的体现政府公信力的民意表达渠道出现阻塞，因此，民意表达就会被“挤压”到道德约束、行政约束、社会秩序约束相对薄弱的网络世界中，以网络舆论事件的形式释放出来。尤其是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其中的公职人员，极易成为网络新闻炒作的焦点。
化解干群信任问题亟待多管齐下，内外兼施
瓮安、石首等群体性事件集中暴露出当前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方式对群众利益的忽视与损害；
暴露出一些基层执政者在执政理念、素质、手段上的错位与脱节；
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已经成为“只对自己负责”的特殊利益群体。
在对那些“问题干部”严厉查处的同时，还要想方设法弥合政府与百姓间的信任，真正取信于民。具体而言：一、要加快民主政治建设，树立政府信用。张辉说，发展基层民主，当前的重点在于落实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树立政府信用，最重要的是强化政府公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发挥社会道德对失信行为的预防和制约作用。
二、要完善相关的监督制度和措施。其一，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二，树立法治的权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
三、在新形势下，政府维稳要有新思维。面对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政府首先要认识到这种现象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其次，政府要从自身找原因，分析问题出在哪里。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能动辄给老百姓特别是上访人员贴标签，把自己推到老百姓的对立面；
要对产生冲突事件的社会心理原因多加考虑，比如湖北的“石首事件”，如果当时政府干部懂得把握民众心理，正确疏导民众，就不会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要及时、迅速、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事件，防止不同类型的社会冲突事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四、趋利避害，正确利用互联网资源。首先政府应建立网络舆情检测和预警机制，对广受关注的公共事务实 施舆情收集、分析处理，将民意采集渠道制度化，搭建政府与公众沟通互动的平台；
其次，政府一旦面临信任危机，一定要及时公开发布信息，积极争取主动，努力实现“舆论反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