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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创天地”网络治理研究进展

    时间:2023-06-19 16:3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柠檬阅读网手机站

    代维军,何科方

    (武汉轻工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23)

    “星创天地”是农业农村加快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种新型众创孵化服务机构。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打造一批“星创天地”。实践证明,发展“星创天地”对解决农业产业链不畅通、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等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在“双循环”背景下,搭建适合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多功能“星创天地”平台,是实现科技创新与农业产业化良性互动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星创天地”的运营模式、发展路径、评价体系等进行多方面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星创天地”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亟需结合政府部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特派员工作站、金融机构等主体的利益诉求,从不同视角深入剖析其治理机制与运行效率。网络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是组织变迁和环境演化的结构性反映。学界普遍认为,网络治理所依托的网络具有广义性,是社会网络、企业网络与有形网络共同作用的结合体[1]。实践中,从“星创天地”到“星创天地网络”具有必然性。基于网络治理视角,结合“星创天地”跨界融合等发展态势,有必要梳理当前农业网络治理的研究脉络,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与建设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星创天地”网络治理与运营模式,对于促进我国“星创天地”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1 文献统计分析

    为了全面并准确地选取数据源,本文以CNKI为载体,以“星创天地”为检索词,“篇关摘”为检索路径,进行精确匹配,时间范围为所有年份。为确保文献的学术性,剔除会议报道、新闻访谈、政府文件以及与“星创天地”主题无关的文献,检索日期截至2022年7月3日,共检索出142篇有效文献。

    (1)年发文量分析。对“星创天地”研究文献的年度发文量进行分析。由图1可以看出,有关“星创天地”的理论研究文献在2016年前较少,仅有1篇学术论文。2016-2018年,“星创天地”研究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文献数量开始大幅增长,其中2018年发文量达到该领域发文量的顶峰,数量为31篇。2018年之后,“星创天地”领域的整体发文数量虽有所下降,但该阶段研究文献的主题更加丰富,成果较为显著。

    图1 2015-2021年有关星创天地研究文献统计

    (2)发文机构分析。2015-2022年,“星创天地”的研究机构主要涉及政府部门、研究所与高校,其中吉林省科技创新平台管理中心、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政府、西南林业大学机械与制造工程学院、西南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等机构的发文数量相对较多,表现出政府与学术界齐驱并驾的特点,大部分省域均存在星创天地的研究机构。从合作关系来看,各高校与研究院间的合作研究密度较低、且较为分散,合作群体也都集中在同一省市,跨省合作较少。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星创天地”领域的机构合作情况不够密切,今后应加强各机构、学者间的合作交流,推动相关领域研究进一步开展。

    图3 作者合作网络

    通过使用Cite Space软件对CNKI中关于我国“星创天地”研究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①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2016年之前为历程起步阶段,2016-2018年为加速增长阶段,2018-2021年为创新发展阶段。②在发文机构方面,各省域的政府部门、研究所、高校等是主要研究机构。③在作者合作方面,杨阳、王武强、王雯慧等是发文数量较多的作者,但在该研究领域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④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星创天地”的概念与内涵、功能及发展模式、主要瓶颈及问题、发展路径等方面,对于“星创天地”网络的研究尚不多见。

    1.2 研究主题

    基于“星创天地”142个文献关键词共现分析(见表1)可得,“星创天地”“创新创业”“乡村振兴”等关键词呈现频次最高,分别达到103次、19次和14次,均代表了“星创天地”研究的热点话题。这与当前我国农业创新驱动发展形势下重视“星创天地”建设的趋势基本相符。关键词“星创天地”的中心性达到了1.26,说明该关键词在所有关键词中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基本与其它关键词都存在共现关系。此外,“众创空间”“现代农业”等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表1 关键词频次和中心性统计

    通过关键词知识图谱的聚类分析,可以进一步考察“星创天地”相关研究热点的知识结构。在CiteSpace软件中设置以下参数:Years Per Slice=1,Node Types=Keyword,TopN=50,Pathfinder,从而绘制出2015-2022年关键词聚类可视化图谱(图4)。其中,Q值=0.747 3(大于0.3),S值=0.963 2(大于0.5),表明该聚类视图具有合理性。在关键词聚类图中,共形成了“星创天地”、创新创业、乡村振兴、研究院、众创空间、农业创客、产业化、示范基地、农业园区、广东省等10个聚类群。通过对聚类群信息进行整理,并结合样本文献的内容发现,“星创天地”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概念与内涵、功能及发展模式、主要瓶颈及问题、发展路径等这4个主题。

    图4 关键词聚类图谱

    (1)“星创天地”的概念与内涵。在“星创天地”的概念与内涵方面,学术界主要从基本特征、主要目的、发展需求等方面进行界定。张来武[2]提出“星创天地”是通过营造专业化、社会化、便捷化的创业服务环境以及创新创业文化氛围,降低创业门槛,减少创业成本,激发创业热情,提高创业成功率,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健康发展,打造环境优美、生态宜居,人才、技术、信息、品牌、金融等要素聚集,现代化、信息化的田园城镇。陈峰等[3]指出当前在农村实施的“星创天地”等行动,实质上也是新形势下的脱贫创富行动。袁伟民等[4]认为“星创天地”通过搭建“双创”平台,为创业人员提供孵化、招商以及运营等专业化服务,从而推动传统产业升级转型以及新产业和新业态的萌发。

    (2)“星创天地”的功能及发展模式。卢凤君等[5]基于创业生态系统理论,通过系统分析方法分析了“星创天地”的运行模式与演化趋势。李敬锁等[6]从公共政策视角分析在微观动力机制中“科技特派员+星创天地”模式期望通过科技特派员创业的方式把握市场变化,从而带动农民增收。倪艳等[7]从“星创天地”典型模式视角,将其分类为以龙头企业为主导、以订单农业和品牌农业为基础、以农业科技园区为主体、以校企合作为特征、以高校院所为依托、发挥特色产业优势等6种典型模式。郭海红[8]通过分析“星创天地”数据发现以个人、合伙等不同经营方式运营的新农人电商企业数量达到近200万,这些企业采用O2O等方式促进供给与需求的对接。蔡颖慧[9]对国内五大类“星创天地”的运营模式进行了深入剖析与对比,认为以农业科技园区为主体的“星创天地”兼具创业孵化与成果转化等运营功能。

    (3)“星创天地”的主要瓶颈及问题。王勇德等[10]认为星创天地存在四大瓶颈:①大部分运营成本需要通过适当的商业模式创新来弥补;
    ②缺乏创业扶持资金保障;
    ③创客的用地问题;
    ④创客群体的发展与动员问题。张梦馨等[11]提出浙江省“星创天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①运行模式单一,同质化现象严重;
    ②融资压力较大,入驻率较低;
    ③创新创业人才匮乏,导师队伍稳定性较差;
    ④依赖土地资源,项目投资回报率低。邓云泽[12]认为运营主体创新创业动力相对偏弱、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聚集难度大、配套设施服务落后是吉林省“星创天地”面临的主要问题。李刚等[13]将我国贫困地区星创天地面临的问题归纳为5点:①对政策理解不够精准;
    ②农业科技要素导入不够精准;
    ③互联网技术运用程度不高;
    ④农业产业升级乏力且产业链延伸不足;
    ⑤驱动发展服务理念缺失。

    (4)“星创天地”的发展路径。王崇杰[14]基于政策网络理论洞察出“星创天地”在演进过程中产生了“绩效”悖论现象,表现为“有绩无效”和“有效无绩”。张孝宇等[15]基于对京沪苏鄂农业众创空间的实地调研分析指出应加强制度建设弥补目前“星创天地”缺少综合性管理人员的缺陷。周华强等[16]建议落后地区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应把重点放在技术服务体系建设而非创新创业体系建设,现有的“星创天地”和农业科技园区需强化技术服务功能。李冰[17]结合创新扩散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指出“星创天地”概念所吸引的PPP、金融和民间资本等投资需要利用独特的运营方案实现过程创新。张巍巍等[18]建议以建设“星创天地”为契机,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集成,创造立体化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田京京等[19]通过深入调研结合相关部门文件,层层筛选,拟定了软硬件建设与发展能力、服务能力、学院聚集与孵化能力、社会影响力与贡献4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建立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星创天地评价指标体系。

    2.1 国外

    网络治理理论(theory of network governance)认为,网络化组织作为一种更加利于创新生产的社会制度安排和组织成员之间建立的网络化联系,以建立信息共享、风险共担、利益分成的联结机制,具有较市场化组织更为稳定,较科层化组织更为灵活的特征[20]。但是,目前国内农业组织网络治理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治理经验较为缺乏。因此,通过分析国外农业网络的治理过程有助于探寻自我发展的道路。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国外关于农业网络的研究成果正逐年增多。学者对于农业网络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农业创新网络、农业社会网络、农业知识网络以及农业政策网络等多个方面。

    在农业创新网络方面,Tisenkopfs等[21]分析了作为农业网络中社会学习基础的问题构架,以及构架过程的结果:各种程度的协调行动;
    Willy等[22]利用网络治理理论解释了网络出现的原因,以及农业网络如何影响行为者的创新行为。Klerkx等[23]认为农业创新政策不能以全面规划与控制创新为目标,而应促进这种灵活支持工具的产生,从而为适应性创新管理提供可能。

    在农业社会网络方面,Chaudhuri等[24]认为解决当前农业危机的一个办法是利用当地的社会资本促进当地的农业社会网络,让农民参与共同生产和管理共有资源(水和能源),以实现公平获取。Pratiwi等[25]将农业社会网络关系划分为纽带关系和桥梁关系,以及社会关系和工具关系,并研究农民在其农业团体中的网络结构,发现具有工具性特征的同伴咨询网络能够导致更好的学习结果。

    在农业知识网络方面,Oreszczyn等[26]关于实践网络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来观察农业社区的特性、知识和学习。Fielke等[27]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结构性和传统性综合回顾,得出了3个关于当前技术水平的关键结论:①农业网络以及价值链中人类与技术的联系可能会继续增加;
    ②农业生产活动以及农民、农业企业、消费者和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互动将推动农业网络的发展,同时也被农业网络的发展所推动;
    ③随着农业创新系统的数字化,平衡各种农业利益相关者的优先事项可能会面临挑战。

    在农业政策网络方面,Rudnick等[28]提出农业发展政策网络连接着大小各异且活动广泛的公私营组织,它们有可能为气候抗御能力建设和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Lubell等[29]通过定量分析方法证明,农业生产者接触到农业政策网络会增加采用环境最佳管理措施的可能性。

    2.2 国内

    基于网络视角,国内学者在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农民合作社、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自然资源与土地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在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方面,吴建忠等[30]以杨凌农业科技示范站为研究对象,借助网络治理理论,提出政府参与型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模式是当前最为有效的农业科技创新发展途径之一。高启杰等[31]构建了合作农业推广的协同网络治理模式。张旭[32]认为,通过流程再造、机制适应、考核机制以及市场培育等方式可以实现农业项目的网络治理。

    在农民合作社方面,苏昕等[33]通过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与外部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构建了农民合作社“双网络”式治理结构,并对其运行机制进行探讨。韦克游[34]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贷款交易治理中应当适用供应链网络治理,而财产受益权嵌入治理结构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禀赋特性及农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改革方向。

    在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董明涛等[35]借助网络治理理论,探索性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吴春梅等[36]从网络治理机制和农村公共服务治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出发,重点分析了网络治理机制对于农村公共服务多元供给主体合作的影响及解决路径。

    在自然资源与土地制度方面,马捷等[37]构建了跨界水资源冲突的三层治理框架,并提出我国跨界水资源冲突治理宜采取网络治理模式。涂满章等[38]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实施网络治理是农村土地流转机制创新的重要途径。

    通过梳理已有学术成果发现,国内外学者剖析了目前农业相关领域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探讨了网络治理对于农业产业的重要性,运用数理模型对地方政府采纳农业网络治理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我国农业网络治理机制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研究方法大致包括数理模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等。

    从星创天地到星创天地网络,既是实践发展所需,也是理论研究的必然。虽然已有文献对星创天地发展阶段、运行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但尚未对星创天地网络及网络治理进行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外农业网络治理研究也取得新的研究进展。因此,基于“星创天地”专业化、网络化发展的现实需求,需进一步深入分析其治理模式与机制。从实践来看,网络治理是农业现代化治理的新工具,目前在全球范围多个领域得以运用,且对于农业组织和服务机构的运营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基于网络治理视角,从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两个维度对“星创新天”的运行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将成为重点。研究重点包括以下方面:

    (1)“星创天地”网络治理模式。基于龙头企业牵引带动型、高校院所成果转化型、区域创新创业型等星创天地类型的梳理,对“星创天地”网络治理模式进行深入探究。从“星创天地”之间的网络关系着手,分析不同类型治理主体及营利机制,探寻协同创新与持续经营模式。

    (2)“星创天地”网络治理结构与运行机理。从“星创天地”治理结构的研究来看,未来研究需更加关注基于时空分布的网络结构治理问题。尤其对“星创天地”网络治理结构的的研究还需加强,以“星创天地”为载体和纽带,揭示政府部门、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特派员工作站、金融机构等不同主体在同一地理空间的协同治理机制,尚需进一步探究。

    (3)“星创天地”人才治理。人才聚集是“星创天地”网络治理的关键。目前关于农业科技人才的研究多从培养方式等角度出发,对于提升星创天地人才聚集功能缺乏系统研究。从“星创天地”人才现状来看,当务之急是提升人才聚集功能,可结合“星创天地”的实际运营描绘其人才图谱,并深入研究科研院所人才、乡土农业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电商人才等参与“星创天地”创新创业的行为动机与人才治理体系。

    (4)“星创天地”网络治理绩效评价。为了检验“星创天地”网络治理的效果,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星创天地”网络的结构、功能、运营机制与运营成效,找出其网络治理的关键因子,建立网络治理绩效评价模型,提出网络治理的评价指标,并选取部分“星创天地”案例进行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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