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劳工神圣”到“工人政治”：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工人话语的变迁

董树婷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页。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重视对工人阶级的塑造与动员，工人话语作为一种阶级话语在塑造与动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颇为重视，形成了两类研究成果。第一类主要围绕阶级话语展开，论述了阶级话语的产生、流变、影响和意义。②参见蒋凌楠：《20世纪20年代“劳动阶级”概念的纠葛与传播》，载《史林》,2019年第2期，第151—162页；
冯莉：《“劳工”“劳农”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建立》，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10—17页；
陈红娟：《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阶级”概念的演变、理解与塑造（1921—1937）》，载《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53—63页；
严九发：《中国革命过程中“工人阶级”的话语实践》，载《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第43—48页。第二类主要围绕阶级话语与工人阶级意识的关系展开，构建起阶级意识的形成、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与政治革命之间的关联。③参见李星、赵亲、黄杜：《论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2期，第14—20页；
何长凤：《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问题》，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7期，第14—17页；
陈嘉陵：《我国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标志问题》，载《江汉学报》，1962年第8期，第23—27页；
熊秋良：《中共早期培养工人阶级意识的探索》，载《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5期，第89—102页。在此基础上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劳工神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影响范围最大的工人话语，话语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促使时人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展开一系列追索。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工人运动广泛开展，工人政治在一段时期内取代劳工神圣成为新的工人话语。如今重新审视这段工人话语变迁的历史，能够进一步廓清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阶级语境。

康德有言，“思维无感性则空，直观无概念则盲”。①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情感话语是对感性认识的直观表达。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情感不只是某种内在的心理现象，更是一种外化的言语活动，情感话语包含着特定的情感信息与特定的历史语境。从发生时序来看，情感话语是感性认知外化的出口，为感性认知跃升为理性认识提供了条件。“劳工神圣”是“劳工”二字走入社会视野的时代口号，追溯原初的语境可以发现，它首先作为庆祝协约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情感话语出场。《新青年》第5卷第5号开篇刊发了《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篇首李大钊便言“我们这几天庆祝战胜实在是热闹得狠”，②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359页。陈独秀更言“京中各校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放假三天，庆祝协约国战胜。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③陈独秀：《克林德碑》，载《陈独秀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31页。这些记录还原了当时的情感氛围。

在“热闹”的氛围中，“劳工神圣”这一情感表达集中传递出三重意蕴。第一，从个人视角看，这是蔡元培个人爱国热情的表达和对参战的十五万华工的褒扬。胡适的回忆可以提供佐证：“蔡先生（他本是主张参战的）的兴致最高，他在那三天庆祝之后，还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④胡适：《纪念五四》，载《胡适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6页。这种爱国热情使“蔡元培一度违背其学术独立于政治的姿态”⑤冯庆：《“劳工神圣”的思想温床——以蔡元培的社会关怀和教育理念为核心》，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第126—132页。而谈论政治。第二，从民族性角度看，时人经历了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肆意欺侮，对于协约国战胜的喜悦源自“公理战胜强权”的情感。在庆祝期间，庚子以来举国蒙羞的克林德碑如摧枯拉朽般地被立即拆毁。第三，从世界性角度看，欧战的胜利直接导向两个结果：一是政治上的民主主义战胜了以“大日耳曼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为代表的强权主义；
二是劳工主义战胜了企图以战争方式建立大帝国来涵容本国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时人认为，胜利的取得并非仅是武力较量的结果，而是顺应了世界的潮流和趋势。这让在黑暗中探索的有志之士看到了作为“世界民”的希望。这股潮流与趋势是“消减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光明的指向则是“全世界的庶民”所彰显的“世界人类的新精神”。因此，李大钊指出：“我们想要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⑥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载《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7、359页。劳工神圣在情感语境的烘托中出场，是时人面对国内局面与国际局势所发出的情感性高呼。故而，有学者指出，“公理战胜”与“劳工神圣”两个口号是觉醒前的狂热。①李永昌：《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95—210页。在明晰了话语出场的语境后不难发现，“劳工神圣”中的“劳工”是与“纨绔儿”“卖国营私的官吏”“克扣军饷的军官”“操纵票价的商人”截然相反的群体，其特征是“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因此蔡元培认为“不管他用的是体力还是脑力，都是劳工”。②蔡元培：《劳工神圣》，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0月15日，第4页。

从狂热的喜悦到期待的幻灭，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让“劳工神圣”逐渐从情感话语中抽离出来。首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打破了劳动界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最后一丝幻想。从1918年11月的喜悦庆祝到1919年5月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仅历时数月，时人的“公理战胜强权梦”便已破碎。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宣言仅是空谈，瞿秋白对此批判道：“威尔逊所新发明的方程式14=0，早已证明了。”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为了拒绝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六三罢工相继爆发，意在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其次，北洋政府推诿派遣劳工代表出席国际劳工大会，打破了劳动界对北洋政府的期待。1919年10月29日于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被视为既要实现废约诉求又要实现通过国际劳工立法保障工人权益的“千载一时”的机会。然而，北洋政府担心引入国际上风头正盛的罢工潮会威胁自身统治，拒绝派人参会。当时工界发出哀叹：“一经放弃，恐我国工人，将来无立足世界之一日。”④《工界志成会要求选派劳工代表电》，载《时事新报》，1919年12月02日。后来几经交涉，北洋政府仍以“我国工商幼稚，此项代表无人可派”⑤《劳工代表仍复派》，载《大公报》，1919年11月14日。为由，暂缓派遣代表。11月5日，时任中国政府第一代表的容揆再次提请选派代表赴美参会，北洋政府再以“资本家与工人均无正当集合团体，选举一层，无从着手，若由政府指派，尤易发生枝节”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编：《秘笈录存：近代史资料专刊》，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为由，拒绝派代表出席会议。这反映出北洋政府对劳工问题及保障劳工权益的漠视。《申报》对此评价：“不知昧于世界潮流，脑筋陈腐之政府果能幡然醒悟而急起直追否？”⑦《国际劳动会与我国代表》，载《申报》，1919年11月5日。足见时人对北洋政府的失望态度。

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使劳工神圣脱离了欧战胜利的语境，同时让劳工意识到改善劳工地位、维护劳工权益的期待已经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斩断。于是，加诸“公理战胜强权”“劳工神圣”之上的狂热逐渐退却。五四运动和六三罢工相继展开，劳工带着愤怒走向历史舞台。恩格斯在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面对工人愤怒的情感，曾经做出如下论断：“这种愤怒要不了多久就必然会爆发为革命，同这一革命比较起来，法国第一次革命和1794年简直就是儿戏。”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页。随着劳工走向台前，工人运动逐步开展，关于工人与工人阶级的讨论变得愈加广泛、愈加深刻，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劳工神圣从情感话语向阶级话语的转向。

情感话语向阶级话语的转向，源自对“是否有劳工阶级”与“谁是劳工阶级”的进一步追问。劳工神圣的情感表达为“劳工”引来诸多关注的目光，时人热衷于对劳工神圣品评一番：“近来‘我们劳工’四个字，时常出现”，“好像是从前捐官的空白一般，什么人可以随便填上”。①光佛：《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载《民国日报·觉悟》，1919年11月8日。人人谈论的“劳工”理应有更加明确的现实指向，于是光佛发出了“到底谁是劳工，谁是智识阶级”的疑问。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两种不同的道路得出相同的结论那般，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在当时也呈现出两种路径。一种是以思想争论的方式追问工人阶级是否存在；
另一种则是以社会调查的方式呈现现实，还原工人阶级的实际状况。两种路径共同为情感话语的阶级转向提供了依托。

（一）阶级确证的追问：工人阶级是否存在

是否有工人阶级，关系到阶级话语权的归属，是把握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先决条件。如若工人阶级不存在，探讨其是否神圣就变成了空中楼阁；
如若工人阶级的内涵不能廓清，“劳工神圣”颂便失去了对象。时人朦胧地意识到，“中国工人，谋生海外，及工作内地者，为数甚巨”，②《工界志成会要求选派劳工代表电》，载《时事新报》，1919年12月2日。然而究竟是否有工人阶级，成为思想界进一步进行理论争论的焦点。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否认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其否认中国存在工人阶级的论证有三个步骤。第一步，指出劳动阶级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来看，农民及散工都应包含在工人阶级之中；
狭义来看，工人阶级“专指在新式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③梁启超：《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第22页。第二步，从“欧洲劳资两阶级对立，资本家掠夺劳动家剩余利益之恶现象”的欧洲模式分析，认为能够从事社会运动的工人阶级应当是狭义的工人阶级，也即新式工业组织中有职业的劳动者，农民及散工准确来说应当被称为“游民阶级”，“游民阶级”不具备社会运动的能力与资格。第三步，依据“全国人民十之八九欲求一职业以维持生命，且不可得”，说明中国社会中“有业者”尚且少之又少，“有业者”中被资本家蚕食的人更寥寥可数，也即“中国国内未梦见工业革命之作何状，工厂绝少，游民最多”。④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李达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78页。通过这三个步骤的论证，梁启超得出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结论。借助这一结论继续推演，梁启超又否认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必要性，“劳动阶级运动之结果，能产出神圣之劳动者。游民阶级运动之结果，只能增加游民”，“游民阶级之运动，只有毁灭社会”。⑤梁启超：《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载《改造》（第3卷第6号），1921年2月15日，第22页。尽管梁启超不承认中国有无产阶级，但却在论证过程中，将无产阶级定位为有职业的产业工人。这为劳工话语的阶级转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向产业工人聚焦。

以李达为代表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且在等待进行社会革命的时机。其论证思路围绕“阶级斗争”展开，逐层推进。首先，李达通过中国自古以来田主佃户两阶级间的尖锐矛盾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土无立锥”的两极悬隔来论证阶级的存在，且阶级自古有之。其次，李达指出：“中国的工业虽不如欧美日本那样发达……中国劳动资本两阶级的对峙，在表面上似乎与欧美日本不同，在实际上却无有不同。”①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这种对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国资本家输入商品到中国来，使手工业者破产，只能去外国资本家开办的工厂充当“机器的奴隶”；
二是“想充一个机器的奴隶犹不可得。所以多数的家庭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人……都变为失业的人”②江春：《社会革命底商榷》，载《李达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4页。。最后，李达得出结论：“中国的游民，都可说是失业的劳动者。”③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载《李达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1页。由此观之，以李达为代表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不仅肯定工人阶级的存在，且框定工人阶级的范围包括两个群体，一个是身在外国资本家开办的现代工业中“充当机器奴隶”的人，另一个是受外国资本涌入冲击而破产失业的手工业者。

思想争鸣与理论争论使得劳工群体得以突显和定位。“谁是劳工阶级”这一命题也逐步得到回应。理论争鸣的双方主观上无论是否承认中国存在工人阶级，客观上共同促进了情感话语中劳工范围的缩小。在现代工厂中从事雇佣劳动的工人与被资本冲击而失业的手工业者，皆属于工人阶级。

（二）社会调查：揭示工人阶级的存在与其“不若骡马”的实然状况

马克思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
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475页。恩格斯通过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这一“经验式”的方式，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最终得出工人阶级“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这一结论。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475页。在思想界进行是否有工人阶级的理论争论之时，广泛开展的社会调查也在为框定“谁是劳工阶级”提供经验性与事实性依据。针对工人进行的社会调查，在劳工神圣的口号提出之前便有所开展，当时的目的在于揭露“民生之多艰”。例如，1917年2月李大钊曾以人力车夫为研究对象进行社会调查，撰写《可怜之人力车夫》一文，记录北京车夫“终日穷手足之力”在“浊尘漫天”中辛苦劳动的状况。随着劳工神圣口号的提出及时人对劳工问题的关注，社会调查更加广泛地深入到代表性行业的工人之中。

从调查内容看，社会调查以事实性的呈现方式确证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新青年》是较早刊发社会调查的杂志之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刊载《长沙社会面面观》，记录了长沙街头黄包车工人“漫无团体，工资起落，概归资本家操纵”的情况。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刊载《山东底一部分农民状况大略记》，记录了山东农民“不分二”的生活——“一个农夫，兼为工人，兼为行商，有时间为开铺店者”。同期刊载《社会调查表》，其中分为农业、工业、商业、人口、风俗、教育、自治组织七个部分，并附言“听便选择白话文言各任其便”，体现出同人对社会调查的相关内容求之若渴。在工业社会调查部分，涉及劳资关系（工价、待遇、劳动时间）、矿工生活状况、手艺工人生活状况、劳力工人生活状况、矿山种类（已开探的、未开探的）、资本额、生产品的种类及产额、女工及童工的状况等，成为工人阶级状况调查的指引。《时事新报》自1920年1月1日起开设“工商之友”专栏，刊登劳动问题研究相关的社会调查。《劳动界》第2册与第3册，连续发布《本报欢迎工人投稿》的启事，声言“对于工人现在的状况，当然尽力调查，尽心记载。但是恐怕我们调查，不能处处都到，一切情形，不能细细采集。所以我们很欢迎工人将自己要说的话任意投稿到本报来，本报决计赶快登载”。①《本报欢迎工人投稿》，载《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第1页。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专号”，集中刊发13篇②分别是《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南京劳动状况》《唐山劳动状况（一）》《唐山劳动状况（二）》《山西劳动状况》《江苏江都劳动调查表》《长沙劳动状况》《芜湖劳动状况》《无锡各工厂劳动调查表》《北京劳动状况》《上海劳动状况》《皖豫鄂浙冶铁工人状况》《天津造币总厂底工人状况》。调查报告，报告中辅以33幅不同工种工人劳动时的照片作为插画，图文并茂地再现了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针对工人阶级的社会调查涵盖上海、天津、北京、江苏、河北、山西、湖南、安徽、河南、浙江、湖北等省份，这些是20世纪20年代我国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
覆盖矿业、冶炼、缫丝、织布、面粉制造等行业，这些是我国当时工人较为集中的行业；
其中工作条件、工作环境、工作待遇、妇女劳工等问题受到的关注最多。微观的数据与图表、翔实生动的文字印证了工人阶级存在的实然性。1920年11月，社会调查的征集和刊发依然热度不减，邓中夏在11月7日创办的《劳动音》创刊号中号召：“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劳动同胞同我们携手，时常将其所在的工厂、制造厂和一切生产机关的内容组织，现在办理情形，所出产的物品概况，工人的数目种类——如男女老幼，待遇的情形，工钱的制度，做工的时间，工厂的规则……随时详详细细的告诉我们，使我们发表出来。”③心美：《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载《邓中夏全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79页。而后，《劳动音》在其存续的月余时间内，接连刊发了《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纪南京织机工人暴动情形》等社会调查类文章。

从调查结果看，社会调查再现了工人阶级“不若骡马”的生存状况。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生产价值被剥削。工人做工时间极长、收入极少是每个行业的通病。唐山矿工“一个工人的工银，一日仅有二角”，“骡马的生活费，一日还要五角”。④《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6页。上海纺织业的工人，每日通常做二十四点钟，分日夜两班工作，不论男女老幼，都是一样，清花间工人工资每日约三角，管钢丝车工人每日约三角五分，管棉条车女工每日二角至二角五分。上海的印刷业，表面上都有每日工作九小时的规定，但是遇到生意忙的时候，要开夜工的，于是就变成每日十二小时的工作了，且工作期间，膳宿要自备。上海印刷工人廖维民感叹道：“没有一个（工人）不是天天在愁苦中过日子。”①李次山编：《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281页。第二，生命价值被剥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现在的经济制度同时降低了劳动的价格和劳动的报酬，它造就了工人，却贬低了人。”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工人被贬低为牲口，处在非人的境地，工人作为人的生命价值被剥夺。唐山的矿工“终日在炭坑里作工，面目都成漆黑的色。人世间的空气阳光，他们都不能十分享受。这个炭坑，仿佛是一座地狱。这些工人，仿佛是一群饿鬼”。③《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35页。芜湖的扛米工人，没有家小的约占十分之七，“随时买些面食充饥；
夜间便在人家大门底下，或是石头岸上手脚朝天，鼻息如雷地安息”。④高语罕：《芜湖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230页。《劳动界》第3册刊登了“机器轧死小工”“小工落水殒命”“工人受伤还要受罚”的国内新闻，再现了工人生命如草芥的实况。

社会调查呈现出直观的结果——中国无产阶级是一种事实性存在。邓中夏在1930年写作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也指出：“中国产业工人阶级还是新的阶级，大家都知道这一阶级只是在欧战期间因中国工业相当发展才形成。”⑤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九一九——一九二六）》，载《邓中夏全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47页。随着思想争鸣和社会调查的深入，工人阶级的特征被定格为：没有生产资料、从事雇佣劳动（出卖劳动力）、随时面临失业困境、生存处境相对贫困。加之中国当时作为“后进工业国”，濒临破产、在夹缝中生存或已经破产成为失业者的手工业者亦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由此观之，此时“劳工神圣”的内涵与欧战胜利之时的情感话语相比，有了特定的阶级指向。上文提及的《新青年》“劳动节纪念专号”，尽管扉页印刷着蔡元培题写的“劳工神圣”，但其内容则悉数围绕特征定格后的工人阶级展开。同时，随着工人阶级“不若骡马”实然状况的不断呈现，《劳工神圣反面观》等作品直截了当地再现了“神圣”与“底层”之间的矛盾。于是，时人心中再次升起疑惑：“既然是劳工神圣，既然是人工如此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说做工的人是下等社会，不做工的人反来是上等社会呢？”⑥陈独秀：《两个工人的疑问》，载《劳动界》（第1册），1920年8月15日，第2页。这一疑问，通俗地道出了当时工人话语之中的张力。解决这一张力，成为促进工人话语向深向实发展的动力。

劳工“神圣”的应然与“不若骡马”的实然之间的巨大差距，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弥合工人话语中的张力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他们通过经验式的分析呈现中国工人所受剥削的来源与症结。与英国工业革命后工人与资本家二元对立的矛盾不同，中国工人阶级面临的剥削主体更加多元，矛盾关系也更为复杂。具体而言，学徒制、包工制与工厂制为三大剥削制度，对应的剥削主体分别为师傅、工头与资本家。

学徒制造成了对工人阶级的第一重剥削。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学徒与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使师傅具有双重力量。第一，师傅对学徒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响；
第二，由于学徒也想成为师傅，便使学徒制的分工关系得以存续，从而在行业内部产出一茬又一茬的师傅与学徒。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帮工由于自己也想成为师傅而与现存制度结合在一起了。”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651页。这使得处在学徒状态的工人受到的剥削更为严峻和持久。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北京劳动状况》便详细记录了学徒的生产价值受到大幅剥削的状况（见表1），在其呈列的工种中，有八类工种实行严格的“学徒制”，徒弟学艺最少为期三年，学徒期间要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做工所得大多归师父所有，出师后也要在不同程度上向师父上缴所得。

表1 《北京劳动状况》中学徒制工人状况一览表②参见李幽影：《北京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241—262页。

包工制造成了对工人阶级的第二重剥削。工头在马克思的语境中被视为“半资产者”，是资本家及工厂主的代言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记录了博尔顿的工头曾用如下逻辑来愚弄工人——“厂主不能操纵工资，因为厂主不能操纵产品价格，其所以不能操纵产品价格，则是因为厂主不能操纵世界市场。于是他们根据这个理由，要求工人们懂得：不应当组织同盟来要挟老板增加工资”。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651页。中国工人阶级所面对的工头，不单具有马克思笔下工头的特征，而且同时介于封建宗法与资本家之间，对工人产生了双重性质的压迫。一方面，工头既能“挟制资本主”又能“压抑劳动者”，形成了对工人的二次盘剥。工头看似劳资双方的媒介，可是却导致双方不能直接接触，而被媒介所左右。《芜湖劳动状况》中形容工头多半是“上下其手”，“剥削工人的生活的滋养料，去肥他们自己。然而工人这样孩子离不掉娘似的，非要他不行；
至于雇主借他去牢笼工人，更不用说了”。①高语罕：《芜湖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230、231页。包工制度直接导致工人工资低下，故而廖维民曾言：“解决工资问题，当先从打破包工制度入手。”②李次山编：《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273、282页。另一方面，工头通常借助宗法或地缘的优势，以地缘帮会的形式在工人中形成包办的“寡头”欺压工人。例如，芜湖的码头工人深受帮会势力欺压，“他们的码头都有势力范围的；
就是这一帮占的地段，不许那一帮侵入。民国二年寿州帮和山东帮争码头，据说打死几个人”。③高语罕：《芜湖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230、231页。在上海纺织业中，“某厂摇纱间的工头是宁波人，这部分的工人，也大半是宁波人。少数工人，常常被多数的宁波人攻击，甚就挥拳踢脚打得不死不活的”。④李次山编：《上海劳动状况》，载《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第273、282页。对此，就连否定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张东荪也曾说：“包办制度不打破，头目组织不废除，中国社会——经济方面尤甚——就不会发达的。”⑤东荪：《头目制度与包办制度的打破》，载《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5号），1919年11月1日，第3页。包办制与头目制对工人的压迫之甚，可见一斑。

工厂制造成了对工人阶级的第三重剥削。近代工厂制起源于英国，是工业化与技术革新的产物。资本高度集中，劳动力集中且劳动分工进一步增强，工厂主制定并实施严厉的规章制度进行规范化与制度化管理是工厂制的标志性特征。⑥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载《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期，第83—89页。由此可见，资本投入与劳动效率是工厂制中存在的一对核心矛盾，由此演化成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将资本家视为“资本的人格化”，比马克思笔下西欧工厂制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直接对立更甚的是，中国工人阶级面对的“资本的人格化”更为多元。一是表现为外国资本家对工人的直接剥削。鼎元将资本家与工厂中吸吮血液的臭虫相比，称臭虫吸的血“是被资本家吃剩下来的”。臭虫被捉住捏死后，他发出了反思之问：“彼吃了我一些儿血，就被我弄死，你吃我们血汗，抢我们金钱底资本家，为什么没有方法对待呢？”⑦鼎元：《臭虫和资本家》，载《民国日报》，1921年8月31日。陈为人也指出，“我们底劳动力，都被那资本家强盗去了：那好的衣，好的食，都是我们用劳力去换来的，却被资本家劫去了”，“我们有时还连一碗糟米饭都没有吃”。⑧陈为人：《我们底劳动力哪里去了》，载《劳动界》（第14册），1920年11月14日，第5页。在工厂制下，资本家对工人随意驱逐，蔑视工人的人身权利。《民国日报》刊发的《资本家蔑视别人底人格》一文，记录了某纱厂车间意外失火后张贴的告示，服役多年且不在当值时间的工人被罚处钱财，被开除逐出工厂。资本家“叫守门的印度阿三，将他（注：涉事工人）一直拖将出去”。作者慨叹：“以后切莫牺牲自己人格，死心去当那资本家的奴隶，一朝不合他意，他就要把你驱逐的呀！”⑨易实君、可九：《资本家蔑视别人底人格》，载《民国日报》，1921年10月24日。二是表现为官僚资本对工人的盘剥。他们横征暴敛将资本集中，通过工厂制盘剥工人。工人劳动生产的价值被官僚军阀中饱私囊。例如，新桂在《怎样防制军阀官僚变相的资本家》中揭露，天津的纺织工厂，除了外国人办的工厂外，其余的工厂差不多都是军阀官僚的私有物。天津纱厂共有六处：恒源纱厂归属省长曹锐；
华新纱厂归属前财政总长周学熙；
裕元纱厂归属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账房王郅隆；
裕大纱厂是军阀孟恩远的私有物；
宝成纱厂是军阀张勋的私有物；
仅仅有一个商业第一纱厂是天津八大棉纱庄开办的。①新桂：《怎样防制军阀官僚变相的资本家》，载《民国日报》，1922年7月28日。

马克思指出：“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在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的以社会调查为基础的经验式分析中，劳工神圣的应然与工人阶级“不若骡马”的实然之成因得到全面呈现，这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达成实然与应然的行动统一指明了方向。

社会调查与经验式分析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走进工人、了解工人、“与劳工为伍”的重要方法。在“与劳工为伍”的过程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找到了工人无法神圣的成因，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勇于追索一条真正抵达“劳工神圣”的路径。在不懈的探索与斗争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武器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1921年7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③《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指出，“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④《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如此重视工会的筹建，源自对两个重要问题的省思：第一，“怎样使工人和贫民阶级对政治感兴趣，怎样用暴动精神教育他们”；
第二，怎样“促使他们参加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⑤《邓中夏全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123页。工人的联合与工会的建设，成为弥合劳工神圣实然与应然之间张力的方式。更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与工人对工会的共同期望，“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⑥毛泽东：《所希望于劳工会的》，载《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为了实现这一期望，中国共产党在广泛的工人运动实践中，探索出实现劳工神圣的三个步骤。

（一）实现大联合：产业联合与职业联合并行形成工人团体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主体，工人联合是进行有意识、有组织斗争的前提。然而，近代中国的工业，是在被动卷入资本主义体系、尚未脱胎于封建主义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导致中国没有健全的工业产业链，因此进行产业联合的条件尚不成熟。基于此，刘少奇在回顾工人运动的历程时指出，大联合的实现细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由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加工资——使各个工场的工人团结起来；
接下来则是由争得工人第二步本身利益——减少工作时间——使各地同产业的工人形成产业的大联合。①刘少奇：《对俱乐部工作的回顾》，载《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产业联合与职业联合使实现大联合成为可能。起初，工人阶级散落在不同产业的工厂之中，他们处于自在状态下进行的破坏机器的自发斗争，不仅不会为工人阶级带来待遇的改善，还会使具有先进性的工人在封建“帮派意识”中遭受排挤，资本家的表面妥协甚至可能腐蚀工人阶级的革命性。随后，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发现，仅仅聚焦于某一工厂组织罢工，所取得的效果微乎其微，原因在于“工会是由一种职业的工人所组织而成，则罢工运动每至一行业的工人陷入孤立，而容易失败”。②《邓中夏全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170页。邓中夏意识到：“把一种产业中的各种职业的工人，联合于一个工会之中，则争斗力就异常雄厚了。故我们组织工会，应当以产业组合为原则。”③《邓中夏全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170页。重视产业工人联合的同时，对于“确实不能采用产业组合法的，不妨用职业组合”。④《邓中夏全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170页。产业联合与职业联合并重，兼顾了中国的社会条件，使工人阶级的大联合成为可能。

从工人运动的实践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所开展的七次大罢工，包括香港机器工人大罢工、上海杨树浦日商纱厂大罢工、广州机器工人大罢工、上海英美烟厂新旧厂大罢工、粤汉铁路大罢工、陇海路铁路机工大罢工、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大罢工，遵循了产业联合与职业联合并行的工人联合逻辑，“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进展”⑤《邓中夏全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2页。。

（二）形成大组织：以工人俱乐部为枢纽开展改造运动

在实现劳工神圣的初期探索中，“智”与“力”的调和曾经是一种被寄予厚望的路径。邓中夏指出：“我们既要排斥那班不劳动而食的人，以维持我们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那末，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智识和善良的方法。”⑥《邓中夏全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8、170页。为此，工人学校、半日学校、工人夜校等广泛开办，成为建立产业工会的必要准备。随着产业联合与行业联合的开展，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阶级要求显然无法依靠工人学校这一组织来实现，于是工人俱乐部成立，承担着工会的实际功能。

工人阶级以工人俱乐部为组织枢纽，开展了一系列围绕工人解放而进行的改造运动。在北方领导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邓中夏，通过俱乐部训练了两千余名铁路工人，得出了进行改造运动的四步经验法。第一，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这一步有效防止了“工贼”与资本家的联合，从而能够极力扩大工人团体的组织范围。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第四，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游行示威和罢工。工人阶级以工人俱乐部为组织依托，对多重剥削主体进行反抗。在南方领导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刘少奇，总结了工人俱乐部的斗争经验，工人借助工人俱乐部联合起来打破包工制度、增加工资，这是工人解放最初步的工作和普遍性的成功经验。

然而，工人阶级的解放，仅仅依靠工人俱乐部和改造运动并不能完全实现。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打破包办制和头目制等是工人解放的步骤，而非工人阶级最终的革命目的。如若工人“以加工资为职志的错误”导致对“联合”“训练”“阶级争斗”等概不过问，就丧失了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和真实目的。因此，改造运动并非工人运动的终点，进行有目的的政治斗争，“由劳动者建设劳动政府，掌握政权，国内宪法，悉由劳动者手定”，①《邓中夏全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页。才是工人结成组织的最终目的。由此，政治革命和工人政治的话语便呼之欲出了。

（三）走向政治革命：工人阶级解放的路径与未来政权的性质

工人阶级的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毕生追求。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又与民族解放紧密相连。正如马克思所言：“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因此，工人阶级的解放不仅事关阶级解放，而且事关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联合与组织成为工人阶级解放的双轮，促使工人运动不断向前发展，车轮前进的方向则成为工人阶级能否解放的关键。对此，李大钊针对时局给出论断，“中国现在不能希望根本改革，但是点点滴滴的改革也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盖因有政权，改革社会才有力量”，“欲改良社会，非靠政治的力量不可，因为政治的力量，可以改革一切的社会问题”。③《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页。

在李大钊看来，工人政治与无产阶级专政属于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达。他在《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多篇文章中对工人政治进行过阐述。他认为，工人政治承袭自平民主义，“伊尔革图克拉西，亦是由德莫克拉西的精神蜕化而来的”，④《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107页。自俄国劳动政府成立以后，制度与理想全为新创，而却无新字以表章之，故政治学者创Ergatocracy一语以为表章此新理想、新制度之用。实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走出的就是一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李大钊用工人政治所指称的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的新制度，就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还指出：“德莫克拉西、伊尔革图克拉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有同一的渊源，在应用上有分析的必要。”⑤《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107页。以此观之，劳工神圣与工人政治尽管具有同源性，但在关乎未来政权性质的重要问题上，工人政治成为厘定阶级属性的重要话语。至此，劳工话语由原先劳工神圣的情感表达，转变为工人政治的阶级诉求。

工人政治的转向，使工人被赋予政治意义。这一点可以在建党前后的五一纪念活动的目的与标语中管窥一二。1920年五一劳动节，以劳工神圣为口号进行的系列劳动情况调查被集中刊发，如前文所述，意在突出呈现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及其状况。1922年五一劳动节，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号召中国劳动界提出一些具体的标语，以期按照程度逐步实现。标语涵盖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诉求，内容分为外交、内政与改善工人境遇三类。外交标语包括“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要求与劳农俄国成立商约并即正式承认其政府”。①《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89、105页。内政标语包括“否认督军制及巡阅使制”“主张开国家大会，容纳各阶级的代表，制定国宪”“反对以人民为牺牲的内讧的战争”。②《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89、105页。“政治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③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此时工人阶级所做的斗争，已经超越了作为自在阶级时破坏机器的自发斗争，而跃升为理解了社会阶级剥削关系后的自为阶级的斗争。由此可见，工人话语的转向与政治革命直接关联并产生政治效能。

工人政治的转向，厘定了未来政权的性质。李大钊为工人政治的未来勾勒了一幅蓝图：“将来到了基础确立的时候，除去少数幼稚、老休、残疾者外，其余皆是作事的工人，各尽所能以做工，各取所需以营生，阶级全然消灭，真正的伊尔革图克拉西，乃得实现。这种政治完全属之工人，为工人而设，由工人管理一切事务，没有治人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工人政治。”④《李大钊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89、105页。李大钊运用“大同式”的语言，描绘出马克思恩格斯笔下共产主义社会的状貌。消灭阶级差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这一理想社会的基础特征。如何实现这一社会图景呢？中共一大提出的最高纲领指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工会与共产党的决议案》指出：“为工人们目前利益的奋斗，我们共产党人要随时与国民党、无政府党甚至与基督教合作。但是我们要随时证明和解释给工人知道：只有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是工人的政党。”⑥《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页。由此，无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工人政治的方式实现联结。工人政治，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最本质的阶级话语。工人阶级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亦是对未来无产阶级政权的期望不断加深的过程。邓中夏指出：“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都将取决于我们高举红旗进行斗争的努力程度。”⑦《邓中夏全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页。尽管在后续的革命历程中，阶级话语经历了从“平民主义”到“革命民众政权”，到中共五大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权独裁制”，再到后来“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转变，但是无论如何变迁，工人政治始终是阶级革命、政治革命、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重要构成要素。

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⑧《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从工人话语变迁的角度看，劳工神圣向工人政治转向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认知不断深化的过程。欧战胜利后的喜悦情感，加速了劳工神圣作为一种情感表达的传播，让劳工迅速走入大众视野。劳工神圣的应然与“不若骡马”的实然之间的张力促使时人不断思考，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究竟如何？中国工人阶级要通过何种方式才能真正到达神圣之地位？工人政治，既是让工人真正抵达神圣的路径探索，又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工人运动的基本经验，还是促进工人运动与阶级斗争深入开展的阶级话语。尽管工人政治作为阶级话语已经在后续的革命进程中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是把握这一话语脉络对于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阶级语境与阶级状况，对于探索工人运动的实践与工人话语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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