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地图所见两惠远城述论①

牛贯杰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文、满文和俄文相关档案资料，尽力复原乾隆、光绪两朝惠远城的城市面貌，希望通过对惠远城历史脉络的勾勒，展现出清朝中央政府对惠远乃至新疆地区有力管辖的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长期以来，学界将惠远城看成一座典型的清代驻防城，称其为满营、满城。(1)吴元丰：《清代伊犁满营综述》，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3页。由于惠远城是伊犁将军驻地，它也常被看作清朝对新疆进行军府统治的象征，过往研究往往强调其军事与边防功能。(2)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4 ～ 100页；
秦川：《从惠远城兴建的军事功能看清代新疆军府制的建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79 ～ 83页；
谢志宁：《清前期的伊犁设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3期，第65页。近些年来学者开始从西部开发、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屯政等角度研究惠远城，(3)彭修建：《清代伊犁九城的布局与战略作用研究》，《伊犁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36 ～ 39页；
吴轶群：《清代伊犁城市体系变迁探析》，《地域研究与开发》2009年第4期，第29 ～ 33页；
秦川：《清代伊犁惠远城功能的变化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68 ～ 71页。侧重惠远城的城市功能的转化，由军事、政治功能转至经济、文化功能。(4)周学锋，孟楠：《清代伊犁满营旗屯探讨》，《石河子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1 ～ 15页；
薛晖：《清初新疆的官主祭仪与多神崇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年第1期，第84 ～ 87页。不过，学界多综合伊犁九城进行探讨，对惠远一城的专题研究并不多见。(5)魏长洪是最早研究惠远城的学者之一，探讨了以惠远城为首的伊犁九城初创、繁荣、废弃、重建的历史过程。魏长洪：《伊犁九城的兴衰》，《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57 ～ 60页。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于地方文献和史志游记多将伊犁九城作为统一考察的对象。既往的惠远城研究鲜少利用档案资料，作为一座由中央政府主导创建的城市，档案的缺失难以呈现这座城市的历史原貌。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惠远城图》，最直接地呈现了乾隆朝惠远城的原貌。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所藏20世纪初俄国人德·费德罗夫绘制的惠远城军事测绘图，则是光绪朝惠远城最直接的图样资料。学界尚未利用这两份至为关键的城市图纸资料。本文以乾隆、光绪两朝惠远城的图纸资料为基础，探讨了惠远城的发展脉络与历史特质，进而展现清朝中央政府对惠远城乃至新疆地区有力管辖的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一般而言，中国城市的起源，要么源于行政中心“城”，要么源于交易中心“市”。惠远城的兴起并非出于历史和经济的原因，它完全是一座因中央政府统治需要而主导创建的城市。

康雍乾三代，清朝先后平定准噶尔和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新疆底定。清政府开始在西部边陲伊犁设置官职，修筑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参赞大臣阿桂率兵至伊犁，负责镇守开屯，此为伊犁设官之始。乾隆二十七年(1762)十月，乾隆帝任命明瑞为“总管伊犁等处将军”，“所有敕印旗牌，该部照例颁给”(6)《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三，第17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519页。，负责“节制南北两路，统辖外夷部落，操阅营伍，广辟屯田”(7)〔清〕松筠编：《钦定新疆识略》(二)，卷五，《官制兵额》，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723页。。伊犁将军的设立，确立了惠远城作为新疆首府的地位。

伊犁各城周围群山环绕，东为阿布喇勒山，东北有额琳哈必尔罕山，西北为阿勒坦额墨尔都图山，西南有格登山、善塔斯大岭，(8)《汉书》颜师古注：葱岭云山，多生葱，故以名岭。今善塔斯山上多野葱，暗合“新疆境内之山发脉于葱岭”之说。〔清〕祁韵士辑：《西陲要略》卷一，《南北两路山水总叙》，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页。南为木苏尔岭，北为塔勒奇山，(9)塔勒奇山险峻如关，谷中林木茂密，俗呼为果子沟。伊犁河在中间穿行流过。除了自然的山川屏障，伊犁四周分布着不同的游牧民族，自北而西为哈萨克，自西而南为布鲁特，伊犁河南岸由锡伯与厄鲁特分别驻扎，形成人文地理上的“四塞屏藩”。清军集中在伊犁河北岸驻防，先后建九座城池供官兵驻扎，即伊犁九城。

早在乾隆二十年(1755)正月，清廷安排平定准噶尔善后事宜时即指出：“于满洲、蒙古兵内留五百名”；
钦差班第驻劄伊犁；
“伊犁既驻大臣，应择形胜地驻兵为声援”，(10)《清高宗实录》卷四八〇，第15册，第3页。为防守起见，军队“结营而居”(11)〔清〕祁韵士辑：《西陲要略》卷二《南北两路堡城》，第17页。。是为伊犁建城动议之始。

乾隆二十五年九月，参赞大臣阿桂奏定伊犁耕牧、城守事宜，提出伊犁地区城池数量和规模的初步规划。阿桂的城建规划分为四部分。首先，城池意味着规模人口的固定永居，粮食供给是城市存在的生命线。(12)有关清代新疆屯田的代表性研究，参见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8 ～ 91页；
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8 ～ 45页。阿桂指出，当时屯田回人300名，收成可供1000户使用，应先将回人屯户增至1000名。回人屯田是伊犁建城的必要前提，阿桂的提议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伊犁回屯与新疆军府相始终，是新疆军府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之一”(13)刘翠溶，范毅军：《试以环境史角度检讨清代新疆的屯田》，《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8卷，第187页。。回屯之外，还要增派绿营屯兵。阿桂认为，当时绿营屯田兵100名，应再增加900名，达到1000人的规模。其次，伊犁城池的主要职能是驻扎军队，因此城市人口的主要构成是军队，这是伊犁设城的初衷。(14)军事功能无疑是伊犁设城的重要前提。但城池建立之后，其城市功能向综合化的演进便不再局限于统治者的意志。值得指出的是，学界过度解读伊犁诸城的屯田与军镇功能，高度重视伊犁城建的初衷，反而忽略其本身的历史演变过程。屯户增派意味着驻防官兵的增加。当时驻防的满洲、索伦和察哈尔兵丁有800余名，应增加到1500名。第三，驻军官兵数量受制于粮食供应。随着屯户数量的增多，官兵数量应酌量增加。第四，建城的步骤是首先酌定人口规模，然后建置城邑。(15)《清高宗实录》卷六二一，第16册，第985 ～986页。

阿桂考察的筑城之处有三，一是伊犁河北岸的固勒扎；
二是伊犁河南岸的海努克；
三是土地丰饶的察罕乌苏。固勒扎应建大城，大臣公署和军粮仓库设于此地；
海努克应筑小城，以回人300名屯田，兵丁数百名驻防，该地交通条件便利，西通哈萨克、布鲁特及回地诸路；
察罕乌苏筑城主要居住屯田士兵。(16)《清高宗实录》卷六二一，第16册，第985页。不过，清廷并未全盘接受阿桂的提议，一方面同意海努克和察罕乌苏二城的筑城方案；
另一方面，强调新建城市应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建置城邑实为边防长久，不独地当冲要，亦当相其形势物产”。如固勒扎地处旷野，薪炭无资，不适合建城。要么在乌哈尔里克、察罕乌苏、哈什崆吉斯、伯勒、齐尔等植被丰富的地方，要么靠近产煤之地。筑城之事不能急于求成，“另派绿、旗兵一千筑城，未免张大其事，且多浮费”，“不必定以年限”，应分步骤、分阶段谨慎推进，不妨“令屯田绿、旗兵于农隙次第兴筑”。(17)《清高宗实录》卷六二一，第16册，第986页。阿桂首倡的建城规划能考虑到城市规模与城市容纳人口的正向关系，无疑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亦为我们考察清统治者在新疆建城思路的顶层设计方面提供了绝佳视角。

乾隆二十六年(1761)，清军在伊犁首建屯兵据点，“于塔奇奇河修盖小堡一座”，起初该城“并无名目”。(18)〔清〕格琫额：《伊江汇览》，《城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1页。无名之城周长一里半，守备粮员驻扎于此，(19)〔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4册，卷三二一，“舆地考”17，商务印书馆，1936年，10614页。后以山为名，称为塔勒奇城。(20)魏长洪：《伊犁九城的兴衰》，《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57页。乾隆二十七年(1762)，伊犁地区又矗立两座新城，一是在乌哈尔里克修建的绥定城，二是在古尔扎修建的宁远城。(21)〔清〕格琫额：《伊江汇览》，《城堡》，《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21页。

乾隆帝钦定乌哈尔里克城名曰绥定，城周四里三分，(22)〔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4册，卷三二一，“舆地考”17，10614页。城门有四，(23)刘锦藻在《皇朝续文献通考》中记载绥定城门有三，不确。东曰仁熙，南曰利渠，西曰义集，北曰宁漠。(24)《清高宗实录》卷六六八，第17册，第469页。伊犁公署建于绥定城内，于当年二月二十五日起工，七月初八日告竣。绥定城建成后，办事大臣及满洲官兵居住于此，伊犁将军设立后最初也在此驻扎。值得注意的是，绥定城虽是一座满营驻防城，但城建初期即已重视信仰空间的建设，于当年六月兴建关帝庙，位于北门内，正殿三间，每年春、秋致祭。(25)《清高宗实录》卷六六五，第17册，第437页。

宁远城是一座回城，亦于当年建成，全城周长四里七分，安置从天山南部迁移到伊犁屯田的维吾尔族农民。乾隆初赐名安远城，城门有四，东曰景旭，南曰嘉会，西曰环瀛，北曰归极，(26)《清高宗实录》卷六六八，第17册，第469页。后改称宁远城。(27)魏长洪：《伊犁九城的兴衰》，《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57页。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清廷下令在宁远城兴修喇嘛庙一座，取名兴教寺，建有土房十余间，拟选喇嘛百余名，除当地厄鲁特原有喇嘛外，从蒙古等地调遣，若仍不敷，另行拨往。(28)《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第17册，第582页。宁远城也建有关帝庙。内地关帝信仰和当地佛教信仰共存的情况表明，清政府创建军事空间的同时，亦开始确立多元化的文化信仰空间。不过，这种文化空间在建设初期多少显得不伦不类，关帝庙与昭忠祠同建一处，在其后部另建屋设位，致祭在伊犁“竭忠全节”的原任将军班第和参赞大臣鄂容安。(29)《清高宗实录》卷六六五，第17册，第437页。此后，伊犁将军衙署迁入惠远城，关帝庙与喇嘛寺亦随之迁移。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清廷开始酝酿建设惠远城，“计明春调兵起造”。新疆底定后，原属“边徼”之地甘肃的军事压力减轻，甘西凉州、甘东庄浪等地少有“行围习艺之所”，造成原驻军“怠惰偷安”；
另一方面，伊犁驻防、屯田均需人手，与其“三年一次派兵更番戍守”，不如将内地兵丁“挈眷迁移”(30)《清高宗实录》卷六七七，第17册，第575页。。但若大规模遣内地官兵进驻伊犁，仅凉州、庄浪官兵房屋便需七千余间，绥定城“仅敷现在官兵驻劄”，远不够用，非另筑大城不可。于是伊犁将军明瑞选定新址，建造新城。该地位于伊犁河岸高阜，地形条件良好，地土坚凝，可为大城城基。地理位置亦十分优越，“在新城及固勒扎回城之间，粮运亦便，所产煤、薪皆足用”。为筹备“建造城垣庐舍及给与粮饷之处”，将军明瑞派兵至阿布喇勒山伐木以备工料，同时调遣内地工匠来伊犁“制器应用”。至于建城用工所需粮饷，明瑞认为伊犁军屯收获及回人所交粮食可供新旧兵三年食用。(31)《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第17册，第583页。不难看出，清朝建惠远城并非纯为驻军而设，也综合考虑到城市的食物供给、燃料补给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等因素。

乾隆二十九年(1764)三月，将军明瑞提出“现在伊犁河修城起屋”，明确了惠远城的开工时间。(32)关于惠远城的开工时间，学术界存在不同说法，基本集中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十九年(1764)和三十年(1765)三个年份。尹雪萍梳理了《总统伊犁事宜》《钦定新疆识略》《伊江集载》《伊江汇览》《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伊犁略志》等新疆地方文献以及《清史稿》中“关于惠远城建立时间的不同说法”，认为乾隆二十九年为可信度最高 。尹雪萍，卢川：《清代伊犁惠远城的建立及八旗驻防概况》，《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第109 ～110页。其实，结合上文所述“计明春调兵起造”，与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将军明瑞所奏，清晰反映出惠远城的城建经过，无需推论。至于修成时间，明瑞希望“十月内可竣”，即三十年(1765)二月完工。但清廷下令尽可从容成造，不必催促，务令坚固。(33)《清高宗实录》卷七〇七，第17册，第901页。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伊犁将军明瑞上奏：“新筑城工告竣”。惠远城的修筑工作耗时一年。明瑞奏请赐名，乾隆帝赐新城名曰惠远。四门东曰景仁，西曰说泽，南曰宣闿，北曰来安。(34)《清高宗实录》卷七三一，第18册，第50页。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将军明瑞上奏《惠远城图》，标志着惠远城的彻底完工。

惠远城的规划与城建的历史脉络非常清晰，它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实施。过去学者将惠远城直接称为满营，(35)吴元丰：《清代伊犁满营综述》，王钟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第103页。只看到城内人口的主要构成，忽略了惠远的城市特性，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片面性。近年有学者将之归为军府制度的产物。(36)秦川：《从惠远城兴建的军事功能看清代新疆军府制的建立》，《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第80页。另一方面，惠远城完全出于清政府的顶层设计，并在规定时间内如期竣工，与移驻新疆的官兵批次及数量相配套，既反映出清朝对新疆地区统辖的重视程度与行政效率，同时亦为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上城市的多样性提供了别具特色的样本。

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伊犁将军明瑞上呈《惠远城图》，这是首次刊布的目前仅见的关于乾隆朝惠远城的图样资料。该图详细绘制了惠远城城墙、城门、城内街道、衙署、庙宇、房屋的全部风貌，为我们寻找这座已消逝的古城提供了直接证据。(见图1)

图1 明瑞奏折所附惠远城图(3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清〕明瑞：《惠远城图》，案卷号03-182-2177-34。

如图1所示，《惠远城图》并未标示城墙的高度和长度，我们无法靠它得出惠远城的具体面积。据《钦定新疆识略》记载，惠远城“高一丈四尺，周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共九里三分”(38)〔清〕松筠：《钦定新疆识略》(二)，卷四，《伊犁城池廨署》，第635页。。据此可估算，惠远城面积是先前所建绥定城面积的近4.7倍，宁远城的3.9倍。惠远城四周城墙中心建有城门，城门前方建有瓮城。四个瓮城门洞中，东、北两门门洞开在主城城门逆时针30度方向，西、南两门门洞开在主城城门顺时针30度方向，均高一丈一尺，宽一丈一尺，呈正方形，进深一丈二尺。距离城墙七丈开外有壕沟一道，沟宽三丈五尺，深八尺五寸，在城门正中处搭吊桥一座。城墙四角各有角楼一座，高一丈四尺，三丈见方，角楼由三间砖瓦房所构成。四面城墙各分布六座炮台，以城门为中心，左右各三，每座炮台宽一丈八尺，进深一丈五尺，台上盖房一间。以炮台和城门为坐标，各炮台间距相同。另以原图实际大小测算，四周城墙长度相差不多，可见惠远城是一座正方形城。这与史籍所载的城周九里三分从字面上看似有所出入。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政府对惠远城墙进行了扩建。(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清〕松筠：《奏为展筑伊犁惠远城垣及移建校场工竣事》，案卷号03-2149-001。

从空间布局看，惠远城以十字街为中心，全城分为四块区域，每块区域都均匀分布为南北九行、东西三列的齐整的“九三”格局。尽管数字造成了统计上的困扰，但从图纸及建筑坐标来看，惠远是一座正方形城(见图2)。

图2 乾隆朝惠远城结构示意图

乾隆末年，惠远城因“户口繁多，原立房屋不敷居住”，而“伊犁城东地方宽广”，可进行扩建。但关于扩建年代和规模，史料记载略有出入。据《钦定新疆识略》记载，乾隆五十八年，将军保宁“于城东展筑二百四十丈，共一里三分三厘有零，统计新、旧城共十里六分三厘有零”。(40)〔清〕松筠：《钦定新疆识略》(二)，卷四，《伊犁城池廨署》，第635页。《伊江集载》亦支持此说：“五十八年，于东展筑一里三分三厘零”。(41)〔清〕佚名：《伊江集载》，《城池》，《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93页。而祁韵士《西陲要略》(42)〔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二《南北两路城堡》，第17页。及其补撰汪廷楷的《西陲总统事略》，记载的则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惠远城向东“展筑一百二十丈”。不过，后一种说法提及新城展筑后“其旧城楼为阁，供奉魁星”(43)〔清〕汪廷楷：《西陲总统事略》卷五《城池衙署》，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265页。，意即旧城楼改为魁星阁。然考诸魁星阁来历，记载均指向由文昌阁而来，并非旧城门。嘉庆七年(1802)“惠远城东门内原有文昌阁，因阁当街衢，碍难祭祀，将军松筠就阁西北建文昌宫，以旧阁祭祀魁星”(44)〔清〕汪廷楷：《西陲总统事略》卷五《坛庙祠宇》，第294页。。同一书中的内容前后矛盾。且文昌阁改建时间为嘉庆年间，(45)《钦定新疆识略》中记载文昌阁改建于嘉庆十年，且纂辑者松筠当时正主政伊犁，其说似乎更为可信。〔清〕松筠：《钦定新疆识略》(二)，卷四，《坛庙祠宇》，第690页。即嘉庆年间才有魁星阁，并非惠远城扩建的乾隆末年。因此，惠远城扩建当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具体规模是二百四十丈。

惠远城内建筑布局与清代内地城市差别不大，四个城门直线汇聚于城中心点的十字主街，这将惠远城分为四个区域。东西向主街和南北向主街宽度相同，均为十六丈。东、西向城墙下的顺城街宽度相同，皆为五丈。由于南城墙距伊犁河近，故南顺城街宽度是北顺城街的两倍，宽六丈，北顺城街则宽三丈。南北向除主街之外，东、西各有两道大巷，宽三丈。东西向除主街之外，有小巷二十三道，宽二丈至三丈不等。

如图3所示，十字主街交叉的城市中心点建有钟鼓楼一座。楼高一丈六尺，面阔六丈六尺，进深四丈六尺。四面楼洞各宽一丈一尺，高一丈二尺五寸。台上建有楼房三间，均为砖瓦结构。钟楼与鼓楼是中国古代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钟楼报时，鼓楼报警。大多数清代城市的钟楼和鼓楼是分体建筑，而惠远城的钟鼓楼是单体建筑，钟楼在二层，鼓楼在三层。钟楼和鼓楼承担非常重要的预警功能，惠远城的钟鼓楼设计相对特殊。这样的设计，首先可以节省资金，其次城内居民以驻军为主，无需更多的城内预警设施。道光年间，因“鼓楼建修年久，倾欹颓落”，故对其重新整修，“配合边地风水”，“楼身加亭，四周宽展，悉与城门相配”，“以壮边地之规模”，(4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清〕特依顺保，奕山：《奏为修建惠远城鼓楼完竣事》，档案号：03-3633-004。成为城市的亮丽景观。

图3 乾隆朝惠远城布局示意图

东西大街北侧是惠远城乃至整个新疆的行政中心。从东至西依次分布着领队大臣衙署、伊犁将军衙署、粮饷处、驼马处、公所、官厅、参赞大臣衙署、理事同知衙署(见图4)。

图4 乾隆朝惠远城主要衙署分布图

东、西辕门内建吹鼓亭。东门内为锡伯营领队大臣衙署和索伦营领队大臣衙署。伊犁将军衙署次之。伊犁将军衙署是惠远城最恢弘的建筑，“署中箭道堂皇，厅事悉备，嶛坦之中，树木耸翳”(47)〔清〕格琫额：《伊江汇览》，《衙署》，《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25页。。西侧为粮饷处和驼马处，再西则是印房、营务处、满营档房等公所。此五处公所与将军衙署距离较近，便于办公。

西门近处为第一眼官井。东侧即理事同知衙署。理事同知设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管理八旗及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及回人部落。(48)〔清〕佚名辑：《伊犁文档汇钞》，《理事同知应办事宜》，牛贯杰编：《清代惠远城文献资料汇编》，“档案文献”，台湾知书房出版社，2016年，第174 ～175页。乾隆四十五年(1780)，设抚民同知，专管“九城牲畜、煤窑、税赋并房租、地租、钱局、厂工及一切商民、绿营命盗词讼案件”。(49)〔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二《南北两路职官(兵额附)》，第27页。由于抚民同知设置较晚，因此当时图中并未标识其衙署。两同知分治旗民，分工明确，衙署紧邻，反映出惠远城军民同治的丰富功能。

同知衙署东侧为惠宁城领队大臣衙署。伊犁九城中，惠远和惠宁为满洲八旗驻防城，因此惠宁城的地位仅次于惠远城。惠宁城亦有领队大臣衙署，同时还有伊犁将军行馆。东侧即厄鲁特营领队大臣衙署和察哈尔领队大臣衙署。再往东则是参赞大臣衙署。伊犁设将军之前级别最高的官员是参赞大臣。然建城驻兵设将军职后，参赞大臣只作为伊犁将军助手帮办地方事宜。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帝以“各省将军并无参赞大臣，皆副都统等同办事务，伊犁现有数员领队大臣，有事即可商酌，无庸特放参赞大臣”，参赞大臣遂成为“补放无定制”的官职。(50)〔清〕松筠编：《钦定新疆识略》卷五《官制兵额》，第726页。

西门南侧有牢狱一所。乾隆三十三年，惠远城首设巡检，专管监狱、巡捕和窃盗事宜，故巡检司署紧邻牢狱。仓库设于城之西南角。粮员房在其东侧。惠远城为满洲八旗驻防之地。协领署八所，每所署房十八间。惠远城内有房间万余间。

从布局上看，惠远城远比同期其他满城的规模要大，布局更为复杂。乾隆朝是清代修建满城的高潮时期，惠远城与其他各满城相比，规模位居第二，仅次于巩宁满城(位于今乌鲁木齐)，超过了内地任何一座满城。(51)马协弟：《清代满城考》，《满族研究》1990年1期，第30～32页。不过，巩宁城的修建难度和成本却大大低于惠远城。从城图上看，惠远城不仅包括具有政治功能的各种衙署和官方经济文化设施，也包括军事功能的八旗兵训练场所和军事后勤设施，同时还有社会管理职能的信仰和交易空间。

水是城市的生命之源。乾隆朝的惠远城以水始，亦以水终。“城治与水体的联系往往从地名上反映出来”。(52)〔美〕章生道：《城治的形态与结构研究》，〔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92页。伊犁亦不例外。伊犁之名源自唐代伊丽道，“以水为名，‘犁’与‘丽’同音，‘列’则音近相转耳”。(53)〔清〕祁韵士辑：《西域释地》，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城市的给水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穿渠引水，二是凿井取水。

惠远城和伊犁其他驻防城均位于伊犁河北岸。惠远城周围水利资源充沛。惠远南城墙距伊犁河仅二三里，(54)〔清〕松筠编：《钦定新疆识略》(二)，卷四，《堤堰》，第718页。一方面城市供水系统得以保障，另一方面大量驻防军队的粮食作物种植亦需要灌溉系统的支持。嘉庆八年(1803)春，将军松筠在惠远城东伊犁河北岸修浚一道逶迤数十里的主干大渠，名通惠渠，同时广开支渠。经过三年经营，惠远城东数十里的戈壁旷土因得水灌溉而尽成沃壤，通惠渠灌溉面积超过八万亩。(5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清〕松筠：《奏为惠远城渠工办理妥善请将总兵纳尔松阿等加恩鼓励事》，案卷号03-1662-055。惠远城西北发现的泉水是惠远农田灌溉的另一来源。(56)〔清〕松筠编：《钦定新疆识略》(二)，卷六，《屯务》，第818页。可见，惠远城沟渠水源有二：一是伊犁河的通惠渠、辟里沁河的新开渠、苇湖新开渠等；
一是泉水，包括乌哈尔里克泉水、塔尔奇上游草湖泉水、阿里木图沟泉水等。(57)〔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卷三《旗屯水利》，第44页。

当然，清政府将惠远城修筑到离伊犁河如此近的地方，除了城市用水之外，粮食水运亦是考虑之一。乾隆三十三年(1768)，第二任伊犁将军阿桂以惠远城的粮食补给车运困难，奏请造运粮船十六只。(58)〔清〕佚名：《伊犁文档汇钞》，《伊犁船工处》，第177页。三十七年(1772)船成，渡口亦同期竣工，“每年伊犁河开后，自三月起至九月底止”，“陆续运粮四万石，交惠远城仓收贮，以供支发”。不过，船运的出现又为惠远城带来新的配套设施。船只需常年修理，三年小修，五年大修，然造船所需榆木大料日渐稀少，不敷使用，清廷又在伊犁河南岸修建仓廒。(59)〔清〕松筠编：《钦定新疆识略》(二)，卷四，《河渡》，第717页。

惠远城的给水系统建设颇为周折。伊犁河水在惠远城南，城市的给水却由北而入。饮水工程由阿桂经手，城北水源来自汇入黄草湖的山泉。阿桂派人“审度地形之高下，水势之向背，高者开之，险者防之，开渠筑坝，引二泉至黄草湖”，然后沿坡而上，引水上坡，迂回到惠远城。尽管水引到惠远城近前，但惠远城北依空郭尔额博山，南离伊犁河过近，为防止水淹城墙，筑有沟坎多道，无形之中更增加了汲水的难度。因此只能开渠迂回，“由山麓直抵城北”，引水入城。(60)〔清〕格琫额：《伊江汇览》，《水利(渠工)》，《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73页。这段记述出自专门负责惠远城汲水事宜的格琫额，当为可信。惠远城的入水口在北城墙，以北城门为中心，东、西两侧各均匀分布两道水渠，共四道入城水渠。排水口则由西南而出，城西南角有出城水渠一道。

凿井取水是古代解决城市供水的重要方法。井水水质相对稳定、清洁，是最主要的城市饮用水源。惠远城初建时，于西城门近处凿有深井一眼，水质可饮用。乾隆三十二年(1767)，将军阿桂以人多水少，井不敷用，在惠远“城内宽巷及大街地方”，共开挖井27眼，汲水食用。但不久渠道挖成，渠水入城，因其比井水便于挑取，城内军民争相使用。从前开挖的水井用者越来越少，渐渐弃置不用。久而久之，这些水井无人淘浚，“微有琉磺臭气”，遂为弃井。即使寒冬和初春时节河水上冻，渠道干涸，军民仍不用城里的井水，反而跑到城外“汲大河水”。一般而言，出于防洪考虑，城市不应距水源太近，但惠远城选址恰位于伊犁河畔，这也成为后来不得不迁城的重要原因。乾隆三十九年(1774)春，乾隆帝以惠远城屡受水患之苦，令群臣“筹议移城”。伊犁将军伊勒图并不主张另迁新城，而是头痛医头，废渠水不用，重新清理城内的水井。仲夏时节，伊勒图先在东城将军衙署之东开挖旧井一眼，“甫深六尺，便得沙泉，水既涌旺，味亦甘平”。随后在满营各旗佐领下挖井一眼，共得井四十眼。后又在大街地方挖井十眼，以为商民食用。次年，复于每旗添挖井一，将其作为余井，“以供淘挖不时之需”。于是，“城中自将军、参赞、领队大臣、各衙署及八旗，凡井六十五眼”。客观而论，当时的惠远不患无水，而患水多。它的地下水属优质的浅层地下水，因此井不深却水量足，“其水深至三四尺及三二尺不等，一井日可得水二百余担及一百余担”。如前述，各旗佐领下有井一眼，一佐官兵不过八百余口，因此“食用之外，尚有余水”。井的维护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井水“数日淘浚一次”；
二是井垣设施的维护，“不致壅淤倾塌”。当时凿井的工费每眼井约需银五十两。(61)〔清〕格琫额：《伊江汇览》，《水利(井工)》，《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74页。

如上所述，惠远城的城市用水系统经历由井水为主到渠水为主，再到井水为主的反复过程，既有沟渠，又有水井，“汲取挑送，各适其便”，体现出综合利用水资源的特点。另一方面不难看出，惠远城的城市水资源“颇属丰裕，无缺水之虞”。

惠远城的文化信仰空间，既包括政府主导的神祇文化空间，也包括普通民众的祭祀信仰空间。

官方的祭祀场所包括万寿宫、社稷坛和先农坛。万寿宫位于惠远城北门内，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门前立有乾隆帝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社稷坛位于惠远城南门外，建于嘉庆九年(1804)，春、秋两季为民祈福。先农坛位于社稷坛北，建于嘉庆十年(1805)，每年三月致祭，行耕猎礼。(62)〔清〕松筠编：《钦定新疆识略》(二)，卷四，《坛庙祠宇》，第668页。除此之外，每年二、八月上旬，伊犁将军还会在惠远城东郊设坛祭祀山河。(63)〔清〕汪廷楷：《西陲总统事略》卷五《坛庙祠宇》，第289页。

城市神灵的祭祀场所包括风神庙、火神庙、文昌宫、城隍庙、龙王庙、八蜡庙等。风神庙位于惠远城西门外，建于乾隆四十年(1776)。火神庙位于惠远城北门内，建于乾隆五十七年(1799)。乾隆年间惠远城建有文昌阁，因“阁当街冲”，嘉庆十年(1805)在文昌阁西北改建文昌宫，位于城东门内。城隍庙位于惠远城北门内，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龙王庙位于惠远城南门外，建于乾隆四十年(1775)。八蜡庙位于惠远城鼓楼东，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这些神庙都与城市生活密切相关，龙王庙祭祀雨神，八蜡庙祭祀虫神，城隍庙则祭祀城市主神。(64)〔清〕松筠编：《钦定新疆识略》(二)，卷四，《坛庙祠宇》，第691页。

惠远城的满洲驻防城属性在祭祀设施上体现为关帝庙、刘猛将军庙和昭忠祠堂。关帝庙原建于惠远城北门内，后改为道教真武庙，乾隆五十七年(1792)移建于西门大街，上书匾额“神佑新疆”。刘猛将军庙则位于鼓楼西侧，与八蜡庙交相辉映，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昭忠祠堂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居惠远城北门内，主要供奉平定和绥靖新疆功勋卓著的满洲大臣，计有班第、鄂容安、明瑞、舒赫德、伊勒图、阿桂、保宁、奎林等人。

惠远城北门内建有道教的真武庙、东门外河岸建有佛教的普化寺。值得一提的是，惠远城虽为满城，但还依照内地汉族风俗，在城东北角建节孝祠，表彰守贞的节烈妇女。嘉庆四年(1799)六月，伊犁将军保宁上奏“当照内地一体旌表，敦厚风俗，以慰忠节幽魂”。整个嘉庆年间入祠妇女共有149人。(65)〔清〕松筠编：《钦定新疆识略》(二)，卷四，《坛庙祠宇》，第697 ～ 706页。

综上所见，惠远城作为清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首善之区，实行了多元的文化信仰政策，城内既有内地盛行的儒、释、道三教场所，也有边疆地区盛行的喇嘛庙，同时并未囿于满汉畛域，将内地的城市文化管理模式移植到惠远城，清晰反映出清朝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治理模式。近年来学术界重点讨论的清朝统治文化的主体性究竟是“差异论”还是“汉化论”，从惠远城的文化管理和认同建构来看，显然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

乾隆朝惠远城南城墙距伊犁河北岸二三里，当时片面顾及城市取水的便利因素，却没有考虑到距水源过近给城市安全造成的隐患。伊犁河“南岸地形稍高，土坚夹石，北岸土性沙松，势复低洼”(6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清〕庆祥：《奏为伊犁河异涨逼近惠远城垣请旨借项疏筑事》，案卷号04-01-01-0601-027。，河水向北岸冲刷使北岸与惠远城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尤其夏秋季节，伊犁河水暴涨，直逼惠远城南。在河水的冲刷下，伊犁河与惠远城南城墙的距离“仅为半里许”(67)〔清〕佚名：《伊江集载》，《堤堰》，《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101页。。

为了减少河水冲刷，清廷最初采用的办法是“堤岸以柳囤络石”(68)〔清〕佚名：《伊江集载》，《堤堰》，《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100页。，但效果并不理想，“水长辄坏，办理迄无成效”(6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清〕松筠：《奏为每年春季修理惠远城河堤片》，案卷号03-2077-027。。嘉庆十二年(1807)，伊犁将军松筠派人修筑挑水土坝，“长六十余丈，底宽七丈，顶宽四丈，迎溜筑埽镶护，水至挂淤”(70)〔清〕松筠：《奏为每年春季修理惠远城河堤片》。。这条土坝的修筑使夏秋季节洪水发生时城垣免于冲刷，在当时起到了防护作用。松筠由此请求朝廷“岁为修理”，并由理事、抚民同知负责每年修理事宜。此后惠远南城外堤坝岁修成为定制，“每年领岁修银二千两”(71)〔清〕佚名：《伊江集载》，《堤堰》，《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第101页。，以期“近城堤岸永免冲刷之患”(72)〔清〕松筠：《奏为每年春季修理惠远城河堤片》。。

不过，土坝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嘉庆二十三年，晋昌复于西南城角补筑土岩四十余丈，而每遇水势过涨，仍不免向北冲刷，颇为惠远城之患。”(73)〔清〕庆祥：《奏为伊犁河异涨逼近惠远城垣请旨借项疏筑事》。伊犁河的水患问题成为伊犁将军的心头之患，晋昌离任之时还特意嘱咐下任伊犁将军庆祥“询访谙习河务之人及筹备经费”。嘉庆二十五年(1820)，庆祥选派熟悉伊犁河道的锡伯营领队大臣绥福、塔尔巴哈台领队大臣图博特及屡次办理河务的山东按察使温承惠三人进行实地勘察，寻找解决之策。他们认为水患是由于察哈尔河淤积，导致伊犁河支河的河水不能分泄所造成，由此提出“将已淤之察哈尔河二道展宽挑深，并将南北坐湾之处多挑引河，建筑各坝，偪溜南趋，复于城西南角，顺筑长堤，以卫城垣”(74)《清宣宗实录》卷四，第33册，第120页。。此后，由于堤岸坚固，原来的岁修制度也随之停止。道光十二年(1832)，玉麟认为“该处土性本松，易致塌卸，虽现在大溜北趋，距城尚远，而已逼近田庐庙宇，倘此后或有涨溢，渐逼城垣，办理转多棘手”(75)《清宣宗实录》卷二二四，第36册，第342页。，又奏请恢复岁修制度。

水患之外，乾隆朝惠远城废弃的真正原因还在于战争的破坏。同治三年(1864)，新疆各族反清事件爆发后，伊犁响应起事。同年底惠宁、宁远等城被攻破。同治五年(1866)正月二十二日，义军由惠远城北门攻入，入城内后围攻伊犁将军府，伊犁将军“明绪阖门殉，兵民死者数万，前将军常清被虏，旋死”(76)〔清〕魏光焘编：《戡定新疆记》卷一《武功记一》，第31页。，新疆军政中心的惠远城陷落。四月，伊犁的绥定、广仁、瞻德、塔尔奇、拱宸等城相继沦陷，“伊犁辖境无一寸干净土矣”(77)〔清〕魏光焘编：《戡定新疆记》卷一《武功记一》，第32页。。俄国对新疆觊觎已久。同治十年(1871)，沙俄以“帮同收复”(78)〔清〕魏光焘编：《戡定新疆记》卷一《武功记一》，第43页。为借口，派兵入侵伊犁，五月，俄军攻破拱宸城，又占领瞻德、绥定两城，最终攻陷惠远城。此后，整个伊犁地区被沙俄控制长达十余年。伊犁各城在此期间迅速衰落。被占期间，惠远城“十余年未经修坝，城墙已成沟涧，城内一片荒土”。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伊犁重新回归。这种情况下，伊犁将军金顺认为，惠远城“如必在旧地修筑，势有所不能”，(7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清〕金顺：《奏为改建惠远新城并开工日期事》，案卷号04-01-37-0128-016。因此提出另建新城。

鉴于乾隆朝惠远城距河较近而饱受冲刷之苦，新建的惠远城必须与伊犁河保持一定距离。最终金顺“择定离惠远旧城十五里许之高厂处，另建惠远新城”(80)〔清〕金顺：《奏为改建惠远新城并开工日期事》。。

光绪朝惠远城距伊犁河有一定距离，此后未见该城受到洪水冲击的记载。同时，它距离伊犁河比绥定等城依然要近，水源条件相对便利。

光绪八年(1882)八月十四日，惠远城开工兴修。惠远城修建采取由外而内的顺序，先修城身、雉堞(城墙外侧)，再修建城楼、城甕、衙署、兵房等。光绪朝惠远城的修城计划包括“城甕八个，城楼八座，角楼四座，炮台二十四座。将军、都统衙署二所，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衙署二十六所，主事、理事同知衙署四所，兵房八百四十院。钟鼓楼一座，营务、粮饷、驼马、步军营、火器营、印房、兵、户司公所七处。大档房、八旗档房、粮仓、义学、军器库、火药局、演武厅、接官厅二十三处。万寿宫一座，文庙、武庙、城隍庙、龙神祠、昭忠祠五座。”(81)〔清〕富勒铭额：《奏为估修惠远城等工请饬立案事》，案卷号03-6185-087。

由于经费不足，光绪朝惠远城的修建过程一波三折。收复伊犁后，清廷原本计划陆续修复所有九城。光绪九年(1883)，由于筹款困难，清政府下令，除惠远城和拱宸城外，其余各城全部停工。尽管如此，修建惠远城所需费用仍远远不足。清政府拨银50万两用于惠远城的修建，然据金顺奏报，重建惠远城各项需银190余万两。(8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清〕金顺：《奏为遵旨分别停修惠宁等城各工并惠远新城工需用银仍请饬部核发事》，案卷号04-01-37-0128-038。此时清政府已无力支出这笔巨款，下令“将各项工程分别核减，凡非刻不可缓之工一概暂停办理”(83)〔清〕金顺：《奏为遵旨分别停修惠宁等城各工并惠远新城工需用银仍请饬部核发事》。。光绪十一年(1885)，惠远城再次因经费不继而停工。据金顺奏报，至该年十一月十五日止，修筑惠远城“共用工料银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八两二钱九分八厘，在工各员薪费共用银二千七百五十八两四钱”(8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清〕金顺：《奏为核销修筑伊犁惠远等城动用银两数目事》，案卷号03-7255-036。。

由于经费不足，惠远城的建设时断时续，始终无法竣工。伊犁收复后，伊犁将军府本应重驻惠远，但伊犁将军“以城垣颓废”，寄居于绥定城。光绪十八年(1892)九月十八日，修建十余年之久的惠远城终于竣工。(8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清〕长庚：《奏报率领官兵迁移惠远新城日期事》，案卷号04-01-03-0065-008。光绪十九年(1893)八月二十六日，伊犁将军长庚“率领文武满汉弁兵，自绥定迁移惠远新城驻扎，以资镇守”(86)〔清〕长庚：《奏报率领官兵迁移惠远新城日期事》。。

光绪朝惠远城的规制与乾隆朝相同，“仍照九里三分之制，周围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城高连垛口二丈三尺，底宽三丈，顶宽一丈八尺方”(87)〔清〕金顺：《奏为改建惠远新城并开工日期事》。。俄国人将其记录为“惠远新城呈方形，边长约1850步。东西边长与子午线平行，南北边长垂直于子午线”。(88)Д.Фёдоров，Опыт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Илийского Края，Ташкент: Типография Штаба Туркестан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1903，p.213.

1901年，俄国德·费德罗夫上校来到伊犁。他和夫人详细考察了光绪朝惠远城，(89)此时，“旧惠远城的遗址已经被伊犁河冲毁”，费德罗夫并未看到双城并存的局面。即使如此，俄国人还是将惠远新城称为“新绥定城”，简称“主城”或“新城”。Д.Фёдоров，Опыт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Илийского Края，p.213.回国后编写《伊犁地区军事数据统计》一书。该书由季赫梅涅夫少将审阅，于1903年出版。(90)《伊犁地区军事数据统计》一书的微缩胶片资料现藏于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本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得到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上出德太郎博士和北京大学国别史研究院宋佳欣博士的热忱帮助，谨以致谢。目前乾隆朝惠远城只剩下残缺的城墙基址，而光绪朝惠远城的城墙和多数建筑亦遭战火毁罹。书中所附费德罗夫亲手绘制的惠远城布局和城基工程图，是弥足珍贵的惠远城图资料，为我们了解光绪朝惠远城的原貌提供了直接证据。

如图5所示，光绪朝惠远城同样设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名称亦与原来相同。此外还包括四个瓮城，四个角台和24个墙垛。两条宽一丈六尺至一丈七尺的主街道将彼此相对的城门连接，将城市分为四个街区。城墙内侧有一条宽阔的大街。几个街区被几条次级街道分割。东北和西北街区住着锡伯族部落的新满洲人；
东南街区住着老满洲人，街区内的衙门和住所均为中式风格，有独立院落；
西南街区则是混合街区，没有明确的公私官民界限。(91)Д.Фёдоров，Опыт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Илийского Края，p.216.可以看到，光绪朝惠远城的整体布局与乾隆朝差别不大。不过，经历一百余年的发展，惠远的城市空间已呈现显著的阶层分化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满人地位高于所谓“新满洲人”的事实。

图5 光绪朝惠远城布局图

费德罗夫对惠远城的防御工事进行了详细测绘，为我们还原光绪朝惠远城的建筑原貌提供了诸多细节。

如图6所示，惠远城城门为砖砌双开门，用巨大的双木盾锁定，木盾厚约7.5厘米，用铁带固定。每片门扇在螺母的垂直轴上旋转开合，螺母在壁拱的基部和拱形内。在主城墙门外，按一定距离在城墙外侧有一个突出的墩台，多为矩形和半圆形，从而形成主城墙的马面。城墙上建有两层木制塔楼，马面上有一层塔楼。位于主城墙马面前方的墙板构成第二个马面，马面中间有一道门，两个马面两道门中间构成了“瓮城”。主城墙城门内侧有两条宽为4.8米的坡道，共8条坡道，通过它们可登上城墙。这些坡道相互分离，位于不同的方位。城墙周长约为5.3公里。从城市规模看，乾隆朝惠远城如按“九里三分”折算，光绪朝惠远城的面积比它略大。

图6 光绪朝惠远城城墙剖面图

费德罗夫特别指出，惠远城“内城墙的建筑型材”得到明显的技术改良，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光绪朝惠远城的近代特征。费德罗夫尤其关注惠远城的军事防御设施。内、外城墙俯视图参见图7。他记载道，城墙6.3米高，地基厚度亦为6.3米，顶部平台的厚度为4.2米。外斜面的城墙上增设厚约0.71米、高约1.78米的防护墙板。最后一面防护墙由上方嵌入发射孔。每个墙垛中间都有一个炮洞，长约2.1米。城墙内侧有厚约35厘米的篱栏，内墙前方的壕沟宽11.36米，深4.2米。壕沟防御主要设在西北方向，东城墙和南城墙的壕沟要小得多。在主城墙前方10米、距壕沟末端2.84米的地方有一层防护板，构成了第二道防线。不过，它的缺点在于，由于与内城没有联络装置，城内守军被突袭时会处于危险境地。(92)Д.Фёдоров，Опыт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Илийского Края，p.214.

图7 光绪朝惠远城内、外城墙俯视图

城墙四角的角台上有两层的木制角楼，结构图参见图8。在角台与城门之间，平均分布着三个墙垛。而两个边缘角台上的角楼只有一层。角台上除了炮孔之外，还能明显看到巨大的砖砌洞，这些洞口位于角台上方，大约30厘米高。这些洞口不是为机关炮的射击而准备，而是供铣铁炮之类的大型枪炮射击使用。通过测算，城垛侧翼的防守范围长度不超过7米。

图8 光绪朝惠远城角楼结构图

伊犁将军府位于惠远城的东北街区，两门三进结构，是整个惠远城最宏大的单体建筑。将军府的布局参见图9。最醒目的是将军府两根标志性的带有装饰符节的柱子，这两根柱子看起来“有点像帆船上带着桅楼的桅杆”。(93)Д.Фёдоров，Опыт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Илийского Края，p.216.将军府的另一显著标志是将军府门前加以装饰的院墙。将军府内有直径约为40米的人工湖，湖心岛上有亭台。人工湖与外部护城河连通。将军府内共有4口井。值得指出的是，伊犁将军府只是办公机构，将军的家眷住宅并不在将军衙门内，而是别处另建。究其原因，当是伊犁将军移驻惠远城时，惠远城的建设并未彻底完工。

图9 伊犁将军府布局图

光绪朝惠远城与乾隆朝相比，变化较大的是衙署和公所布局。惠远老城设有印房、折奏、功过、粮饷、驼马、营务等处，各处皆设公所。这些公所原设伊犁将军衙门之外，后因办公不便，在将军衙门内添设公所，但仅是堂期进署，平时办公仍在将军衙门之外的公所。这导致了内外公所共有十多处，一方面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公务保密。因此，惠远新城将折奏、功过、粮饷、驼马、营务等处改为户、兵、刑、工四司，所有四司及印房、印库、银库、稽察、卡伦、军台处、前锋营等处公所都移到将军衙门之外，这样“体制较为整齐，气势亦觉贯通”(9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清〕金顺：《奏为惠远城衙署添设办事人员请参酌旧制变通办理事》，案卷号03-5092-022。。

光绪朝惠远城的城市用水来自护城河和水井两方面。北面的供水管经过壕沟沿排水沟进入城内，是城市供水的主要源泉。南面亦有供水管，但水流很小。城内居民多从井内取水，水井有50至60个，井的深度约5至7米深，水量足够百姓取用。(95)Д.Фёдоров，Опыт Военн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Илийского Края，p.217.

综上所述，惠远城在晚清内忧外患的战乱中遭受重创，曾经繁荣的景象一去不返。尽管清政府重新修建了惠远城，企图重振昔日雄风，但由于国内外局势的变化，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重新调整新疆的战略布局。1884年，新疆建省。新疆巡抚成为新疆全省的军政首脑，伊犁将军不再统摄全疆。作为伊犁将军驻地的惠远城在整个新疆地区的核心地位也被乌鲁木齐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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