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前后宣府左卫武官调卫考——以《武职选簿》为中心
时间：2023-04-15 10:00: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 哲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广东 广州 510632）
靖难之役的发生使得明朝的政治军事格局出现了重大转变。明代武官以是否参加过靖难之役为标准，自此可分为“新官”与“旧官”[1]，新官群体成为新兴的军功集团，对当时的政治与军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彭勇指出，靖难后明成祖陆续向北部地区派出靖难“新贵”，调整北边的都司卫所，以建立新的北部边疆防御体系[2]，但未能进一步揭示出新官调遣的具体过程。笔者在阅读《武职选簿》时，发现《宣府左卫选簿》中的部分新官档案记载其在靖难前后曾以“调入宣府左卫”的形式进入该卫所，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考察成为可能。
“调卫”是指在卫所制度下，武官戍地与职位的变动[3]。学界此前对明代武官的调卫虽有探讨，但多集中于刑罚的视角，将调卫视为对犯罪武职的一种惩罚措施[4]。武慧则以选簿档案为基础，指出调卫并非只适用于“犯罪武官”，共包括调换（调动）、改调、升调、降调四种情形[3]，对“调卫”作出了广义的阐释，笔者采择其说，更利于对新官的调遣作出合理的解释。
宣府作为明代九边之一，承担着防御蒙古入侵的重任，宣府左卫是其辖下具有政区性质的实土卫所[5]，对该卫所的调卫活动进行研究能一定程度反映当时北部边地卫所的情况。下文就以该卫所的选簿档案为基础，考察宣府左卫武官群体在靖难前后的调卫历程，重新探讨靖难之役对明代政治与军事的影响。
经笔者统计，《宣府左卫选簿》中确认为调卫武官的共54例，其中新官29例，旧官25例，其调卫活动贯穿整个明前期。笔者将《宣府左卫选簿》中新、旧官的调卫情况进行统计与汇总，详见表1和表2。
表1 《宣府左卫选簿》新官调卫情况
表2 《宣府左卫选簿》旧官调卫情况
根据表1和表2的梳理，在比例上，新官的调卫主要集中在永乐初年与宣德六年（1431），旧官的调卫则主要集中在洪武末年与宣德二年（1427）。由此可将明初宣府左卫的调卫情况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洪武末年的草创、永乐初年的集中以及宣德年间的调整。接下来笔者就将以洪武、永乐及宣德三个时期对这一调卫过程进行细致的考察。
洪武时期靖难之役尚未发生，武官群体尚未有新旧官的区别，此时的调卫活动并无身份上的差别。从二表中统计的数据可知，此时的调卫绝大多数都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据《宣府镇志》与《明实录》载，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明廷于宣府置左卫、右卫与前卫②两书所载略有差异，《宣府镇志》载洪武二十六年建立的是左卫、右卫与前卫，《明实录》则只载左、右二卫（孙世芳《宣府镇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4页；
《明太祖实录》卷225，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辛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3295页）。李新峰据景泰《寰宇通志》认为宣府前卫与宣府左、右卫确属同一批建立的卫所（《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55页）。，可见此时众多武官的调入是为充实新设卫所。但笔者在阅读选簿档案的过程中，发现一些记录似与“洪武二十六年设卫”一说有矛盾之处。如徐迪“洪武二十五年抽充宣城左卫中所总甲，二十六年改宣府左卫中所”[6]461，宋庄儿“洪武二十五年抽充宣府左卫左所小甲”[6]403，张春“洪武二十五年垛充宣府左卫中所军”[6]461，类似记载为数不少。以此观之，似乎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官方正式设立宣府左卫之前该地已有一个名为“宣城左卫”或“宣府左卫”的卫所机构。究竟是“宣城左卫”还是“宣府左卫”？是洪武二十五年还是洪武二十六年设的卫呢？
事实上，《宣府镇志》《明实录》与选簿档案的记载都是正确的。根据选簿档案，洪武二十五年宣府应已出现卫所性质的军事建制机构，但此时很可能尚未形成正式的卫所，史料中民户被抽充为总小甲、垛充为军的情况应是明廷为此地正式设卫所做的准备，《宣府镇志》就说洪武二十六年北平地区附近新设的卫所“皆抽内地余丁实之”[7]。结合选簿材料，“抽丁”的活动应是在设卫之前进行的，可见明廷对该地的设卫早有准备①于志嘉曾统计选簿中山西垛集事例28例，其中19例为洪武二十五年所垛，垛至宣府左卫的主要来自大同府的大同、浑源州、朔州及蔚州等地（《再论垛集与抽籍》，出自《郑钦仁教授七秩寿庆论文集》，稻乡出版社，2006年，第234～235页）。武慧对山西籍卫所移民的研究亦表明，山西地区在洪武二十五年进行过集中的抽充、充军与垛集活动，并指出这一活动是明廷为了“进一步巩固漠北防线”，但并未能将其与宣府三卫的设立相联系（《明代山西军卫移民研究——基于〈武职选簿〉的考察》，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49～53页）。笔者认为，洪武二十五年这场补充北部边地卫所军户的行动无疑是在为宣府三卫设卫做准备。。若此，再与方志和《明实录》对照，可知洪武二十五年宣府为正式设卫已开始大量抽充、垛充民户，并将其吸纳进临时设置的军事建制中，洪武二十六年正式设卫。随后为弥补新设卫所武官的不足，再从各地卫所中抽调武官进入，整个过程完成了新设卫所从基层至领导层的人员补充。而选簿中所载洪武二十五年“宣城左卫”与“宣府左卫”的名称歧异，恰恰说明此时宣府左卫还未正式建立，其名称仍未固定。“宣城左卫”应当只是兵部的档案记录官员对“宣府城左卫”的简称或“宣府左卫”的别称。
可见，洪武年间宣府左卫的调卫是该地卫所创设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此次调卫目的是为新设立的北部防线卫所补充武官，是一场有组织的军事调动。但宣府左卫创立后，其建置并非一成不变。明太祖在此设卫本就是为了构建一个防御蒙古的军事体系，故在宣府卫所设立后不久，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将谷王封藩于此[8]卷237，3461，还把宣府左右二卫改为宣府左右二护卫，与之一同受封北边的还有辽王、庆王和肃王[8]卷238，3471，太祖塑造一个以藩王为主体的北边防御体系的意图甚为明显。然而，永乐初年的调卫打破了这一设想。
对永乐初年调卫的考察必须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结合起来。成祖夺权后面临着严峻的形势②李渡指出，靖难成功后成祖面临的不利局面主要有三：第一，靖难之役在政治上使明廷内部产生了严重裂痕，人心浮动，尤其西北地区的武将多是“洪武旧人”，成祖对其多有疑虑；
第二，当明王朝内战时，蒙古诸部的势力乘机发展，对明朝北部边疆重新造成威胁；
第三，成祖在靖难中得到大宁诸卫的帮助后，深感北部边军的实力已远超中央控制下的内地卫所军，原本的“居重驭轻”之势已被打破。参见李渡《明代皇权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163页。，其首要做的就是削革北部边地的镇戍藩王。明太祖曾集中地分封藩王，北部边镇占洪武时期封王的半数以上[9]，成祖要想重新掌控北部边地，必须打破太祖设计的北边防御体系，而在战争中新崛起的军功集团为削藩并改变这一体系提供了可能性。到靖难结束时，已有多达6位藩王被削革所领护卫军，封于宣府的谷王、东北的辽王以及大宁的宁王则被分别安置于长沙[10]卷13，242、荆州[10]卷12下，219与南昌[10]卷17，306。成祖在撤出边地藩王的同时，又陆续派驻大量的镇守武官，其中就有众多新官，以重新构筑连接大同、宣府、保定以及北平的防御体系[1]。对这一过程，孟森先生曾言“成祖以燕藩起兵，以后惟恐强藩在边，兵力难制，尽徙五王于内地，以北平为京师而己填之”[11]，孟森先生所说的“己”，指的就是靖难时作为成祖根基的新官群体。
选簿中明确记载于永乐年间调至宣府左卫的新官共计11例。余下的18例中，有5例未明确记载调卫时间，经笔者考察其中4例为永乐初年所调①另有一例为序号29的程氏家族，其选簿贴黄原籍卫所与调卫时间都缺载，无法判断其调卫的时间。。首先是表1序号25的万氏家族、序号26的郭氏家族。贴黄记载万氏于洪武三十五年②“洪武”年号只有三十一年，但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为彰显其即位合法性将“建文”年号废去仍称“洪武”年号，如“洪武三十五年”实则为“建文四年”，《明太宗实录》与选簿中的“建文”年号皆载为“洪武”，故笔者行文中依循此例，凡“建文”年号皆依原文称“洪武”。（1402）升为密云中卫百户，未详述调卫时间，但从其家族第三辈万安的袭替记录可知永乐十三年（1415）之前已被调入宣府左卫[6]422。郭氏贴黄则载“（洪武）三十五年西水寨升总旗，克金川门钦除密云中卫前所百户，调宣府左卫中所，钦与世袭”[6]444，亦未记录调卫的具体时间。不过笔者从其他调卫新官的贴黄中找到了能证明这2例新官家族调卫时间的证据：李蛮子，因洪武三十五年金川门功升密云中卫左所百户，于永乐元年（1403）“调宣府左卫左所”[6]387；
李贵，因洪武三十五年渡江克金川门功升密云中卫前所百户，永乐元年 “调宣府左卫前所”[6]476。李蛮子和李贵都于洪武三十五年克金川门功升至密云中卫百户，而后又同时于永乐元年调至宣府左卫。万氏家族的万贵和郭氏家族的郭开保，其原籍卫所也都为密云中卫，升授经历都与李蛮子、李彦勋完全相同，考虑到这些调卫活动的同质性，故笔者推测其调卫时间当同，故万氏、郭氏也应为永乐元年被调入宣府左卫的。
另2例可确定调卫时间的新官家族为表1序号27的靳氏家族与序号28的朱氏家族，其原籍卫所皆为永平卫，故笔者以其他原籍隶于永平卫的新官调入时间佐证之：马英，永乐二年（1404）升任永平卫指挥佥事，永乐三年（1405）调宣府左卫[6]369；
薛贵，洪武三十三年（1400）升永平卫中所试百户，永乐二年调宣府左卫左所[6]387；
赵茂，永乐二年升永平卫后所副千户，“三年改调宣府左卫后所副千户”[6]503；
朱铭，洪武三十四年（1401）升永平卫中所试百户，永乐二年调宣府左卫后所[6]510；
此外另有杨忠、周兴和盛福成，都是永乐二年升永平卫百户，同年调入宣府左卫[6]437、441、500。上引7例原籍卫所都是永平卫，且集中于永乐二年、永乐三年被调入宣府左卫。对照靳氏与朱氏，靳氏家族一辈靳彦名于洪武三十五年被钦与世袭百户，其三辈靳谅于宣德七年继承其父靳俊宣府左卫副千户的职位，故在此之前必然已调入宣府左卫[6]440；
朱氏家族贴黄所载一辈朱阿林在永乐二年已升为永平中卫前所百户，其三辈朱贵于宣德元年（1426）又变成宣府左卫百户，因此在宣德元年之前朱氏必然已从永平中卫调入宣府左卫[6]473。我们若对照上引7例调入宣府左卫的时间来看，则此原属永平卫的9例新官调入时间应大致相当，朱氏与靳氏也应是在永乐二年或三年由永平中卫调入宣府左卫的。
在29例调卫新官中，有15例为永乐年间所调，约占52%，实为令人瞩目的现象，这说明永乐年间确实发生过集中的调卫行动，并且有14例新官家族是于永乐初年调入的，约占调卫新官的48%。结合前文为证明其余4例未明载调卫时间的新官家族时所引的9例档案材料，可知明廷在永乐初年将密云中卫与永平卫的新官集体调入宣府左卫，共有13例，约占所有调卫新官的45%。上述对调卫时间的考证过程其实也是对永乐初年密云中卫与永平卫集体调入宣府左卫的考察过程。
明成祖选择特定卫所的新官调入宣府左卫绝非巧合，说明其对新官进行调卫时是有考量的。一方面，密云中卫与永平卫距离宣府左卫相对较近，熟悉该地风物，调卫后更易融入当地卫所并控制形势；
另一方面，密云中卫与永平卫都地处北平附近[12]，这正是成祖的龙兴之地与靖难的核心区域，北平周围的卫所是靖难军的主力[1]，此地新官数量众多，忠于新朝，成祖能对其保持强有力的控制，他们无疑是重建北部边防的最佳人群。这些都体现出永乐初年的调卫并非单纯出于军事目的的常规性调动，而是一场事关明朝北部边疆控制权的重大政治军事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宣德年间的调卫既有特殊性亦有常规性。具有代表性的两次集中调卫，一次在宣德二年，主体为旧官；
另一次在宣德六年，主体为新官。这两次调卫的原因与性质各不相同，先行讨论宣德二年对旧官的调卫。此次调卫与当时的晋王朱济熿的涉及谋反有着密切联系。朱济熿为晋恭王朱棡第三子，宣德元年，汉王朱高煦谋反失败被擒，将同谋朱济熿供出，“会高煦被执，询其同谋者，得济熿常与交通为谋之迹”[11]卷27，706，朱济熿因此被废为庶人，其所属太原三护卫及晋府仪卫司被重新处置：
敕武进伯朱冕、尚书张本及太原三护卫：“晋王济熿谋为不轨，得罪天地，宗庙具有显征，已恭遵祖训免为庶人，安置凤阳……见（现）在太原护卫官军内，调三千人连家属住宣府，听总兵官都督谭广分拨卫所，其余官军校尉取勘明白，仪卫正副改为正副千户，典仗改百户，校尉、妳公、女户悉改充军，就彼分调太原缘边各卫，家属随行，凡调去官军及家属，缘途悉给口粮，毋令失所。”[13]卷27，710-711
据上述记载可知，朱济熿被废后，太原三护卫的官军中有一部分被调至宣府，晋府仪卫司内的武官也被改为卫所武官，调至其他卫所。对照表2的旧官调卫情况，首先可以确定表中序号11至17的7例以及序号21的1例均是因晋藩被废由太原护卫或晋府仪卫司调至宣府左卫的，其中序号11的金胜，选簿虽未明载其调卫的具体时间，但根据其原籍卫所、调卫的时间范围，他应当也是由相同原因于宣德二年调卫的。另有1例序号24的武官张彪，其原籍为晋府仪卫司，但调卫的时间却在宣德六年，似乎与宣德二年调卫的8例不同，但《明史》记载宣宗于宣德二年四月废黜朱济熿后“晋国绝封凡八年”[14]，直到英宗即位才又封朱美圭为晋王，结合前文宣宗所下处置晋府仪卫司的令旨，可知宣德六年晋府仪卫司已不复存在，选簿贴黄很可能将张彪的调卫时间由“宣德二年”误记为“宣德六年”，张彪应当亦是在宣德二年从晋府仪卫司调至宣府左卫的。共14例宣德二年调卫的旧官中，其中9例都是因晋王朱济熿涉及谋反这一重大政治事件而调卫的。
另5例于同一时间调卫的旧官中，其中序号22、23的2例因选簿贴黄对其原籍卫所的缺载，无法判断其调卫的性质，故不论。余下3例原籍卫所虽均为锦衣卫，但其调卫时只是校尉或小旗，未有证据表明这三次调卫的特殊性，笔者只能判断是出于补充卫所官军目的所进行的常规军事调动①张金奎对锦衣卫校尉的研究指出，明代藩王府中亦有校尉，这些校尉原则上均从锦衣卫调拨，且在藩王除国后会被召回至锦衣卫，那么这3例旧官是否为朱济熿除国后由晋府召回至锦衣卫，再调卫至宣府左卫的呢？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原因在于张金奎在论述该问题时所征引的选簿资料中，全都记载有某校尉“拨”“改拨”或“充”某王府仪卫司的经历，而《宣府左卫选簿》中的这3例均未有相关记载，可见其应当是从锦衣卫直接调至宣府左卫的。参见张金奎《明代锦衣校尉制度述略》，《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第39～42页。。
再看宣德六年的4例调卫新官，其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原籍卫所各不相同，说明并非是从某一固定卫所调入，而是从各个卫所抽调而来；
二是调入时职级较高，4例中有2例调入时为指挥使，1例为指挥佥事，1例为副千户。此次调卫事实上与宣德年间的边疆形势有关。明成祖的北征并未彻底解决蒙古问题[15]，此后明朝北部边地仍长期受蒙古侵扰，而成祖对大宁的弃守更是使得辽东至宣府的防线被完全切断[16]，开平“失援难守”，故阳武侯薛禄多次上书朝廷建议移开平于独石②洪熙元年七月，薛禄奏开平无城可守，希望能移开平卫于独石，并令宣府官军“筑城守备”，宣宗以“开平极边，废置非易事”暂缓其议（《明宣宗实录》卷4，洪熙元年七月庚寅，第110页）。宣德元年六月，薛禄陈奏边事时再次提及开平“官军家属众多，月给为难，宜于独石筑城”，宣宗虽命大臣议之，但其事应再次搁浅（《明宣宗实录》卷18，宣德元年六月庚午，第476～477页）。直到宣德二年六月，廷议才准“阳武侯薛禄初奏于独石筑城”（《明宣宗实录》卷28，宣德二年六月丁卯，第744页），但城堡直至宣德五年六月才营建完成（《明宣宗实录》卷67，宣德五年六月甲戌，第1574～1575页）。。宣德五年（1430），明廷因财政紧缩等原因收缩防线，最终采纳了薛禄的建议，徙开平卫于独石，并于是年六月在独石堡筑新城[17]，事实上放弃了原开平卫的辖地，意味着洪武时期构建的边疆防线彻底崩溃，宣府自此需直面北方的侵略。顾祖禹对此评论道：“宣德中，乃于独石置卫，弃地尽三百余里……（此后）宣府独重矣。”[18]明朝的阴山防线自此仅余宣府一地，与之同步的是，明廷对这一地区的军事防御建置进行了重新调整。同月，明廷从宣府总兵谭广之请，在此设立万全都指挥使司，宣府由山西行都司转归万全都司管辖[13]卷67，1579。边疆形势的变化与新管理机构的出现，必然要对该地的卫所武官进行补充与调整。十月，新设的万全都司上奏：“所辖卫所一十六处皆是临边，今缺官二百四人，虑缓急乏使令。”宣宗闻奏下令：“官军守边虽有总帅，亦须裨校得人乃能成功，宜即选择除授。”[13]卷71，1671-1672据此再联系宣德六年调新官入宣府左卫的情况，可以判断出宣德六年的调卫活动是配合开平卫迁徙与新设都司并进而调整北部防线的军事行动，其所调均为高级武职的新官，而没有旧官，除便于统摄的原因外，新官的身份无疑是此次调卫的重要考量因素，可见在距永乐不远的宣德年间，新官的身份仍发挥着影响。
对贵州调卫新官的研究显示，新官群体在贵州诸卫内职级较高且掌有实权，其调入时间分别集中在永乐十五年（1417）贵州设布政司、宣德六年交阯用兵失利与正统三年（1438）征讨麓川之时[19]。若将宣德年间的两次调卫与贵州的新官调卫情况结合来看，宣德二年与宣德六年的两次调卫亦均与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相关，且都是集中性的调卫。如此可知，对武官的调卫尤其是调职级较高的新官入卫，在永乐初年后的一段时期内已成为明廷应对重大军事变动的一种手段，不过这种手段的临时性随着新、旧官差异的日渐消弭而逐渐消解，其常规性慢慢成为主要导向。
除前文所探讨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外，其他时间亦陆续有调卫发生。新官中有表1序号13、14、15、20、21、22、23、24等8例，旧官中有表2序号8、11、25的3例，其中，新官陈智（序号22）与旧官张臣（序号25）均属特殊情况被调①张臣伯父张澄因犯奸行为被革为民，张臣袭职时按例应予调卫，故由保安卫调至宣府左卫（《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9册，第434～435页）。陈智的情况则较为复杂，其父为靖难功臣荣昌伯陈贤，选簿贴黄对陈氏父子升授经历是缺载的，显得颇为反常。查《明史·陈贤传》，陈贤于永乐元年四月被封为荣昌伯，附传载其子陈智嗣爵后，于宣德年间因镇守交阯失利，被夺爵下狱，“正统初，复为指挥使”。《明实录》亦载其因交阯失利下狱（《明宣宗实录》卷42，宣德三年闰四月庚戌，第1041页）。可见，选簿对陈贤与陈智的缺载与其在永乐元年受封世袭爵位，及随后的失爵有关。《明史》与《明实录》虽未详载陈智复为何卫的指挥使，但根据选簿所载“三辈陈勇”为“宣府左卫故世袭指挥使陈智嫡长孙”，可知陈智应是复职为宣府左卫指挥使。，余下的9例中有7例为新官，仅有2例旧官，且新官调入时的职级依然明显较高。若从时间与原籍卫所上看，这些调卫案例之间没有明显的规律性，选簿中也未发现它们与特定军事政治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宣府本为要关重镇，军事活动频繁，这9例应是北部边防卫所为充实军伍所进行的常规性军事调动。
靖难前后武官的调卫与明代的政治军事有着紧密的联系。洪武年间，为防御蒙古于宣府设卫，出于充实卫所以构建北边防御体系的目的，明廷以调卫的方式对卫所武官进行了补充。靖难成功后，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使得成祖急需将亲信力量安插入北部边地卫所，新官群体成为不二人选，通过新官的集体调卫，洪武朝“塞王守边”的北边防御体系被改变，形成了以靖难新官为主导的新型防御体系，使成祖削藩与稳定边疆形势的目的得以达成，并为日后的北征与迁都奠定了基础[20]。梁志胜就曾根据选簿档案作出统计，在北平及华北地区等较早参与靖难的卫所，新官比例也很高，而在一些边地卫所，则少有新官[21]。这说明该地区的政治与军事架构经由新官的调卫而得到了重组。至宣德年间，调卫依然是明廷应对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一种措施。宣德时的两次调卫各有不同，宣德二年的调卫是朱济熿涉及谋反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所引发的一次晋藩护卫与仪卫司的集体调卫，所涉主要是旧官；
宣德六年的调卫则是为配合边疆防线调整进行的一次军事调动，从这次所调俱为高职级的新官来看，新官的身份在宣德年间仍是朝廷进行军事调动所参考的因素之一。从中可以看到，明廷的调卫既具有在短期内应对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临时性，又具有长期进行常规军事防御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