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演变轨迹、运行困境及优化路径
时间：2023-04-11 08:40: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聂挺
产业学院是21 世纪高等院校寻求产教深度融合、校企紧密合作，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升级社会服务载体、拓宽协同创新通途而创建的具有教学、科研、服务等多功能复合的组织体。目前，产业学院的建设和治理已经在各地展开，也积累了较多经验，但总体来说仍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属性界定还不统一，治理体系结构尚不完善，面临着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难题。因而，系统深入地对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演变轨迹、运行困境及面临的制度阻滞等加以研究，从学理和实践层面探讨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优化的路径，并着重就民办高校产业学院建设及治理问题进行调研，显得尤其必要。
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演变轨迹的研究，旨在厘清高校产业学院及其治理体系结构的缘起、演变历程和轮廓差异，阐明其价值诉求和逻辑理路。为了科学有序的展开这一研究，需要同时对产业学院的历史脉络等加以分析，并在多维调查基础上对已有相关研究进行一定程度的再研究。
（一）产业学院及其治理体系结构的早期探索
这里的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是指在产业学院建立前后预先设计和互动生成的治理主体、层级、机制、对象及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构。进入“十一五”时期，国内就有高校与企业率先创办产业学院。此后，“常熟理工学院、东莞理工学院、武夷学院等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新工科’的指引下，也建立了一批具有产学研结合性质的产业学院”[1]。在这些产业学院建立之前，学校就已根据实践教学要求，进行了产业学院模型的设想，并在产业学院筹建过程和前期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治理设计及实施方案。
以中山职业技术学院最初的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探索为例。2011 年及之后，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就相继与当地镇政府或企业建立了沙溪服装学院、小榄学院、南区电梯学院、红木家居学院、古镇灯饰学院等产业学院。这一时期，学院在“镇校企”合作理论研究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镇校企”多元投资体制、合作方权益分配制度、产业学院理事会制度、产业学院院长负责制、产业学院管理制度、产业学院内部机构设置等，其中有的是在共建前拟制的，多数则是共建时或稍后正式签订的。具体而言，“镇校企”多元投资体制分别在相关产业学院“镇校企”共建调研报告、共建框架协议、员工安置方案、共建研发服务中心协议书等文件之中作出安排，形成了具体的“镇校企”多元投资体制框架。合作方权益分配制度包括产业学院引进资金物资项目奖励办法、食堂财务收支管理办法、各项费用支出审批权限及流程、预算管理办法、收费管理办法、各项经费开支管理办法、教职工校外获奖奖励办法、教师参与社会实践管理办法、教学部二级分配试行办法、教职工培训进修管理办法、资产管理办法等产业学院内部一系列制度，有的规定得很细。产业学院内部机构设置是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机构系统及人员配置，不同产业学院略有不同。比如，古镇灯饰学院和南区电梯学院的组织结构纵向分别为理事长、院长、常务副院长，横向为院领导下的综合管理办公室（保安组、保洁组、食堂组、舍监组）+灯具专业机构（教学管理组、学生管理组、培训组、校企合作组），院领导以下人员的权责具体由岗位职责界定；
小榄学院的组织结构顶层为董事会、院长、党支部书记，下设校企合作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监督委员会，第二层为常务副院长，下设教学副院长、行政副院长，第三层为教学部、实训场所管理部、校企合作办、继续教育办、综合办、财务部、后勤部、团委、学生工作部，当时还设置了首期建设办公室。
早期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参照企业的院校体系延伸及划块治理体系结构，也即带有企业治理痕迹（或企业机制）的院校划块管理体系结构。这与最初由学校发起或主导，校、政、企等多主体共建共管共享，以专业实践教学为主，兼具协同、服务职能的产业学院组织体属性大体匹配。特别是当时的“混合治理模式、联合治理机制、学校为主加政企社关键点参与治理形态、学校（含二级学院）+董事会”的内主外辅结构”[2]，总体上显现出先进性，且处于不断探索完善之中。到2014年8 月，古镇灯饰学院内设部门更改为教务办、行政办、学生工作办、校企合作办、社会服务办，其职能分别为负责学院的专业教学与教研工作、与古镇镇政府协调对接工作、学生管理和就业工作、企业合作开发和行业协会工作、社会培训及企业合作项目和教学交流工作，相比之前的治理体系结构呈现出明显的简约性和专业性。
（二）产业学院及其治理体系结构的大众化与规范化
经过较长时期的发展，广东、江西、浙江等省已经成为国内产业学院数量和类型较多、效益和影响较大的几个省份。数据显示：到2020 年，“广东省各高职院校已建成产业学院200 余所，覆盖20 多个产业领域”[3]；
江西省已“推动建成产业学院至少17个”[4]，且2022 年又“立项建设普通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21 个”[5]；
2021 年浙江省“确定21 个产业学院为省级重点支持现代产业学院”[6]。从组织类型及特征看，现行“产业学院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3]，“汇聚融合了创新链、产业链和教育链，呈现出跨界融合的特点”[4]；
按照空间区域集聚度可“分为集成式、连锁式与多点集成式三种实现形式”[7]；
按照合作对象、建设方式等可分为五种类型：校企综合型、校企订单型、校行合作型、校地合作型、校会联合型[8]，以及资源共享型、共同发展型和产业引领型[9]的组织体。2022 年9—10 月，笔者对2018 年广东省高等院校名单中的民办高校进行官网查询，结果显示：33 所民办高校中已有16 所创办了产业学院，接近一半，而且不少是近些年成立的。其中，9 所民办本科院校建立产业学院的有6所，创办率达66.67%；
24 所专科高职院校建有产业学院的10 所，创办率41.67%。可见，近年来民办高校产业学院扩增之势明显。
具体而言，6 所民办本科高校分别是广东白云学院、广东培正学院、广州商学院、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本科）、广州工商学院和广东科技学院。其中，广东白云学院、广东科技学院、广州工商学院是办有产业学院较多的民办本科院校。比如，广东白云学院创办了白云新财税产业学院、大数据产业学院等13 个产业学院及实践教学示范基地，大多依托学校相应二级学院与某一企业（集团）或多个企业通过校企共建创办，也有的是联合行业协会、设计院及若干企业成立，且依托学校已有技术开发中心和培训中心等平台，通过校企合作，开展技术研发，为社会培养相关领域领先的技术人才，如广东白云装配式建筑产业学院。广东科技学院在与华为、西门子等知名企业和行业协会共建有8 个产业学院之后，2021 年又与省内外多家企业共建3 个产业学院，2022 年则与协会、产业园共建虎门数字经济产业学院，得到虎门镇政府大力支持。广州工商学院在成立第一批4 个产业学院基础上，于2021 年又分别依托二级学院与行业企业成立第二批3 个产业学院，且其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冷链产业学院获批广东省第三批示范性产业学院。数量最少的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本科）也有校企共建的航空产业学院等3 个产业学院。10 所民办专科高职院校分别是潮汕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广州涉外学院、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广州松田职业学院、广州东华职业学院、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广东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其中，拥有较多产业学院的为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和广州松田职业学院。比如，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与多个地市内的企业签约共建大健康产品产业学院，依托二级学院与多家企业创办5 个产业学院。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在校内建有8 大产业学院（含东莞市网红直播产业研究中心）。从治理体系结构看，潮汕职业技术学院的2 个产业学院前者以大师工作室为依托，实施公司化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模式，后者是经管学院下属二级学院，由经管学院院长兼产业学院院长，通过与企业以项目形式合作，采用公司化管理运作，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总体上看，广东民办高校产业学院大多是根据近些年国家深化产教融合、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等相关政策，或者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教高厅函〔2020〕16 号）提出的现代产业学院标准创建的，起步相对较晚，但具有高标准高起点建设的后发优势。其治理体系结构基本上具有校企共建共管的上位组织架构，有不少设置了理事会、董事会，并正在形成相应的制度体系。这与近年全国的情况基本相似。2020 年7 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产教融合组织形态及其治理结构优化研究”课题组对16 个省市70 个单位的问卷调查发现，现行产业学院主要是非法人治理结构（82.61%）和理事会制（52.17%），且主要有三个类型：“学校（含二级学院）+董事会”的内主外辅结构、董（理）事会全线贯通内外兼顾结构、单一主体或同类属性组织全程治理结构。产业学院内部大多设有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咨询机构，并出现独立决策机制（52.17%）、资源与利益共享机制（78.26%），以及责任风险共担机制、管理层聘用与退出机制，而且多数还设置了绩效评价机制、激励约束机制、运行保障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2]。可见，在近些年国家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促进政策的持续推动下，高校产业学院治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效，治理结构类型、组织要素、治理机制等正在逐步丰富与规范，尽管还不完善且董（理）事会实际发挥作用的范围、方式、程度与原初理想相差甚远。
治理体系结构运行是检验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适应性、兼顾性、科学合理性的重要考量，也是探讨高校及其产业学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维度。2019 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整体层面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包括国家各项事业、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各个圈层、各个组织机构的治理现代化。研究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运行困境，实质上就是分析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一个具体组织体的治理现代化。基于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历史考察、现状调查，以及治理体系结构运行目标诉求、思想基础和制度逻辑等的综合分析，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运行困境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漂移及脱轨：产业学院治理模式和结构框架层面的运行困境
产业学院治理模式和体系结构框架层面出现漂移、脱轨，是高校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运行的困境之一。漂移，即偏离合理状态、初衷，是因漂浮不定而偏移目标、方向。比如，“现实中一些学校领导因对目标的期待不足、执行欠佳、督促乏力，致使目标‘漂移’、偏离了初衷，影响了学校的发展”[10]。脱轨，即脱离轨道，偏离轨迹。仍以中山职业技术学院5 个产业学院的治理结构运行为例，在产业学院始建之时学校与当地政府及相关企业签订的共建协议中，均基于各方共同对产业学院目标和任务的明确界定，即对接当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所需专业设置和急需人才培养、关键性技术合作研发，以及面向当地的多种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服务等具体内容（表1），协商采用多元共治模式，建立了多元投资体制、合作方权益分配制度、产业学院理事会制度、产业学院院长负责制、产业学院管理制度、产业学院内部机构设置等治理体系结构框架。
表1 中山职院5 个产业学院共建协议及其任务中的关键信息
到“十二五”末或者在共建2—3 年时间内，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框架中的多元投资体制得到了落实，理事会制度和院长负责制总体上也作出了妥善安排，多元主体共建共管产业学院的热情保持较高状态。但进入“十三五”初期或经过3 年左右时间之后，部分产业学院因无论是在协议约定的专业设置及当地急需人才培养、合作研究，还是在针对当地的其他相关服务、有效融入当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等方面，大都没能完全兑现或落实，这些产业学院的治理主体又重回单一，组织机构设置重回科层化，权力运行“难以跳出行政化管理的窠臼”[11]，学术领域和实践探索中已经涉及的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治理模式更是难以建立，从而形成治理决策失效、执行乏力、监督缺位的局面，出现了漂移、脱轨的运行困境。
从源头看，产业学院治理模式和体系结构框架层面的运行之所以出现漂移、脱轨困境，根源在于产业学院治理运行过程与治理体系结构生成初始的思想基础、目标诉求和内在逻辑之间的矛盾。有研究表明，治理体系结构实质上“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企业拥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人、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实现经济利益”[12]，其“中心课题是要保证资本供给者(包括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13]。也有研究认为，“公司治理结构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经理层的激励机制、经理层的管理能力，而造成信托公司出轨的实际原因在于信托公司治理结构严重缺位、内控机制不健全、关联交易缺乏规范、信息披露不充分等”[14]。当产业学院多元主体的某一方出现对产业学院的既定目标期待不足、决策漂浮否定、执行欠佳、督促乏力，比如学校忽视协议中的关键性技术合作攻关、多样化培训等目标任务要求；
或者使产业学院运行脱离各方共同预期的轨迹，偏离了产业学院发展的协议状态抑或共建初衷，比如多功能复合体变成了单一的实践教学基地甚至教学点，都将直接导致多元共治中部分主体的利益受损，进而出现相关主体的认同危机，最终使治理体系结构中的激励约束关系破裂，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运行乃至整个产业学院发展遭遇困境。现实中，“不少民办高等院校与企业联合举办产业学院时，缺乏长远的战略思维和远见，只是简单地将产业学院视为一定时期内基于特定需求而进行的人才培养合作形式”[15]，从而导致这些高校的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运行步入困境。
实际上，作为多功能复合组织体的产业学院对自身治理体系结构的维持没能有效适应多种功能的发挥和多元主体的协同，抑或“作为‘四链’有机衔接的产教融合载体或平台的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2]的维持没能兼顾内部运行与外部联系，进而导致治理体系结构运行偏离产业学院发展方向和目标，脱离产业学院运行的既定轨迹，都将成为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运行步入困境的重要根源。而这种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产业学院治理的制度环境、外部推力、学习样板、理想模型的制约。比如，“十一五”到“十三五”初期，产业学院还没有在国家制度层面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组织形态、混合所有制也才刚刚提上议事日程、公办学校的董事会制尚不明朗、职业院校甚至应用型高校的社会责任认知还不统一，使得学校决策漂浮不定，一些关键性探索大多逃不出浅尝辄止的命运。
（二）阻滞与断裂：产业学院治理结构制度和机制层面的运行困境
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在制度或机制层面遭遇阻滞和断裂，是高校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运行的另一困境。这里的阻滞即阻塞、淤滞，指的是产业学院治理制度的形成和落实以及治理机制的运行遭遇来自产业学院多元主体各自体制、属性等因素的阻塞和淤滞；
断裂即折断、撕裂，指的是产业学院的治理制度实施、治理机制运行在多元主体之间及多功能呈现过程中发生阻断、撕裂的现象。相对而言，这一困境主要体现为董事会制中的企业全程参与制度和机制、多元共建共管共享机制等的实施遭遇来自校企属性及体制差异的阻滞，院长负责制的落实遭遇来自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创新滞后的阻滞，以及学校或企业自身缺陷致使产业学院相关治理结构运行（比如多元投资、技术协同攻关等）遭遇断裂。
从制度生成逻辑上讲，产业学院是高等院校与企业、行业、政府、科研院所等多主体共同举办的多功能复合的组织体，其组织属性、组织形态、运行方式等与所属高等院校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而需要对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进行长期战略性设计规划，作出科学合理安排。目前，即使一些产业学院在成立之初已经由高等院校与合作企业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签订了与产权及其权益有关的契约，但由于“产业学院的产权缺乏清晰界定”[16]，产业学院董事会制中的企业全程参与制度和机制难以在相关企业中得到一以贯之的落实。这之中的根源在于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是多重属性资本相结合而创办的教育组织，校企之间的原始契约并“不能覆盖产权权益，进而造成校企双方在进行利益博弈时展开恶意竞争”[17]。实践证明，由于“产业学院的产品具有准公共产品的特征，产权问题也就成了产业学院组建和运行的根本问题，但现实中产权的不完整性，产业学院治理只能是兼顾企业市场组织和学校科层组织的混合治理结构”[18]。而且，政校企行等利益相关主体“不同行为逻辑间的冲突、竞争，导致产业学院建设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目前通过校企合作建立的产业学院真正实现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却很少”[19]。此外，大部分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的“以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多元共治体系是参照股份制企业的治理模式建立的”[20]，但由于股份制企业式治理模式遵循出资最多的大股东往往拥有强大决策权、监督权的原则，这就极易使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演变为大股东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从而衍生出董事会职能虚置、举办者过度干预、内部控制以及院长负责对象迷失等治理乱象，最终也会使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运行遭遇阻滞或断裂。
不仅如此，产业学院院长负责制的落实也因学校科层制管理体系结构，特别是法律层面未能确立现行高校的“一校两制”，而遭遇阻滞甚至流于形式。比如，由于“面临法律困境、办学困境、合作困境、权责困境和组织困境等难题”[21]，现行产业学院治理结构中的“学校（含二级学院）+董事会”的内主外辅结构缺陷以及董（理）事会全线贯通内外兼顾结构的优势未显，均导致了院长负责下的产业学院实践还只是处于解决实践教学难题、促进专业建设的阶段，难以触动协议中的其他目标任务要求或者多功能复合体的其他功能。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中的多元共建共管共享机制，则因高校主导育人，企业主导用工和创新，迫使形式上的“共同体”治理体系结构运行停止。
目前，有关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运行中的学校内部问题，一是关于产业学院成本与绩效考量的不同声音。学校每年需要花费一两百万元不等的经费用于每个产业学院的运行，但在校内系统考评各产业学院业绩和效果时却存在肯定、默认、质疑甚至反对等多种声音，实际影响了学校、部门，甚至产业学院本身的决策。二是多学院参与甚至集全校之力的支持机制未能形成。调查显示，高校产业学院建设初期多数分别隶属于不同的二级学院（比如前述的民办高校产业学院建设），相当于二级学院专业建设的窗口与平台，这样一来，产业学院共建协议中签订的为当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服务、承担当地多种培训、开展合作研究等必需由多学院参与，甚至集全校之力才能实现的目标要求，都难以进行。三是面临“大校小院”与“小校大院”的价值判断困境、不同主体权责边界划分困境以及产业学院发展路径选择的困境。不少高校还没有清晰权衡产业学院集中统一管理与二级学院管理的利弊，没有准确界定产业学院院长的权利边界以及这种权利及身份与学校、理事会、原先的二级学院等的关系，没有展开关于产业学院应该是由单一专业（群）主打、领衔，还是由多个专业（群）共同参与、协同配合的深入探索。
显然，无论是针对高校和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各自属性及制度体系，还是基于学校内部体制机制，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优化创新都是极其重要的。这也是已有研究认为产业学院治理着重应“实施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建立多种治理机构和相关制度”[3]，“产业学院运行机制改革主要是组织结构和制度体系的变革”[22]等的重要原因。
通常情况下，治理体系结构的优化路径有社会需求牵引、制度环境支持、本身缺陷弥补、理想模型或已有样板参照以及内生动力生成和外部推力作用，深层原因是已有治理体系结构是否面临挑战，是否有可供参考的治理样板，是否存在优化的土壤即适当的制度环境，是否获得有力的外部推动力量且形成较强的内生动力系统。
（一）制度环境优化与外部推力赋予
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强大的外部推动力量是高校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优化的重要路径，其价值和意义在于重点破解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运行的漂移、脱轨困境。有研究以城乡结构演变为视阈探讨乡村治理体系问题，提出“矫正和修复中国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从根本上调整非均衡的城乡发展结构，也要充分重视基层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动因，实现农村发展主体和治理主体的一体化”[23]，突出了治理的开放性和治理主体的多元性、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环境、发展和治理的相互统一等，对于治理体系结构优化的重要意义。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优化涉及的制度环境，涉及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发展走势及重大政策制度的变化、高等教育（含职业教育）和企业发展的政策制度变化，以及产业学院建设发展的激励约束政策制度变化，可以分别归之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制度环境。也就是说，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优化既要看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是否受到来自中宏观环境（通过影响产业学院举办者）的影响或威胁，又要看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是否受到来自微观环境（直接影响产业学院）的牵引或阻碍，共同体现为产业学院所处制度环境的状态。
当前，一方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形势复杂变化，迫使高校和企业在重构教育链、产业链与人才链、创新链的关系格局中展开多方位制度创新。作为该四链衔接的重要载体，高校产业学院的治理体系结构优化符合高校与企业的共同利益，比较容易从产业学院的举办者及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的共同角色和互动关系开始优化，填补利益相关者直接进入产业学院治理的体系结构空缺，促使多元治理及其董事会制、协同攻关制等模式和框架层面的运行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持续推进。比如，2013 年11 月12 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党中央文件上明确要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要求深化产教融合，鼓励行业和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2015 年，《中国制造2025》（国发〔2015〕28 号）强调完善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建立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形成政产学研用产业创新战略联盟；
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 号）首次强调增强高校创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健全的目标。到2020 年，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教高厅函〔2020〕16 号），提出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标准和路径。显然，从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到企业重要办学主体、政产学研用产业创新战略联盟、高校创新资源的驱动力、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健全，再到现代产业学院试点，这一系列政策制度的出台及实施，尤其是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和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的进一步强化，无疑都将成为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量。
（二）理想模型依照和已有样板示范
理想模型依照和已有样板示范路径的价值和意义仍是重点突破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运行的漂移、脱轨困境。有了理想模型和实践样板，产业学院的治理决策、执行就难以漂浮不定或脱离合理轨迹。实际上，上述政策制度目标和已有学术研究提出的治理体系结构要求或应然模型，都可能成为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优化的理想模型。比如在政策目标层面，2020 年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完善管理体制机制中提出的：校政行企多元主体协同形成共建共管的组织架构，探索理事会、管委会等治理模式，赋予人权、事权、财权，建设制度体系，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模式，增强“自我造血”能力等，就是当前的现代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优化的理想模型。依此进行优化的关键在于：将校企共建共管的上位组织架构下移，直达产业学院运行的全过程；
健全理事会、董事会、管委会等体系结构及管理机制；
处理好产业学院与高校及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形成产业学院运行所需人权、事权、财权自主的治理系统；
从学校和企业层面共同制定实施有关产业学院的制度体系。
在学术研究层面，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实施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建立多种治理机构和相关制度以及“产业学院内部治理体系结构优化本质上是产业学院治理要素及其关系结构的变革，而产业学院内部治理又体现为三链融合的治理或者四链多触点衔接的治理，因而其体系结构的基本框架包括产业学院的组织管理制度体系、机构体系、运行机制，主要由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共同事物及公共空间等要素构成”[2]。参照这些研究的优化，关键在于厘清三链融合治理或者四链多触点衔接治理中的院长负责制运行与二级学院权责运行的巨大差异，明确产业学院治理属于具有多元制约和多元主导的多功能复合组织体的治理。当然，学术层面提示的优化与政策层面引导的优化相统一，且有的适度超前。
有关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已有样板，理论上可以通过剖析大量文献后寻得，或者在大面积调查中选择个案进行研究找到，但因为现行产业学院具有多种实施形式、发展形态、治理模式，而且新的更高起点的产业学院将不断出现，目前真正可以引领未来的典型样板实际难寻。高校现行产业学院三个类型的治理结构中，相对完善的董（理）事会全线贯通内外兼顾结构，暂时可充当样板，依此优化的结果将是全线贯通内外兼顾结构的健全。
（三）自身补缺生成和内生动力推进
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缺陷弥补、高校及其产业学院治理优化的内生动力的推进，也是高校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优化的重要路径，其价值和意义则是重点破解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运行的阻滞、断裂困境。这里的自身缺陷弥补，主要是指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制度安排应该是符规律性的、科学合理的。正如有研究提出，“高校经济治理结构是高校资产决策、控制、监督的组织方式，分为内部治理结构和分级治理结构，优化高校经济治理结构的总体原则是用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式治理高校经济”[24]。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新型办学模式和育人组织体，产业学院的治理体系结构优化既要高度契合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即促进增强高等教育适应性，又要直接或间接促进高等教育的多元共治即从产权上确立高等院校与行业企业的一体化关系，促使更多产业组织、行业企业参与高等教育领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还要激发产教融合双主体或多主体的内生动力，即消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践中存在的校热企冷的“壁炉”现象，推进产教融合的深度、广度和宽度，更好为行业企业所需人才进行“量身定制”，整体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及整个教育链、产业链与人才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由此，高等院校的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优化将被赋予更大的空间。
具体而言，一是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在适应和兼顾方面的自身缺陷弥补。这些缺陷主要包括治理主体结构稀松破碎甚至实质性缺失、治理机制结构单一导致治理僵硬死板或缺少弹性、产权缺乏清晰界定显现的治理权利结构模糊以及治理中的决策体系结构、执行体系结构、传导体系结构还不成熟。实践中，广州工商学院探索实施和规范产业学院党委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厘清二者的职责范围和完善议事决策规则，极大消解了产业学院党的领导作用发挥不充分和信息传递衰减现象；
针对校企合作下移的困境，按照产业学院多元主体协同和多种功能实施的全过程治理要求，探索通过完善学校治理架构来规范产业学院内部治理体系并提高治理能力，较好凸显了企业全程参与、产业学院独立运行的治理特色，防止了相关治理制度和机制的运行陷于阻滞、断裂困境。二是产业学院治理的内生动力系统推进。作为高校基本办学单元（主体）和实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前哨”或载体，产业学院的治理需要主动融入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为此，广州工商学院以破解校企之间“信息流”不畅、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制度化不深、产业学院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脱节等瓶颈制约为重点，在广泛征求师生意见、体现和保障广大师生的合理诉求和合理权益并进行专家论证的基础上，根据产业学院治理现代化的理想模型和已有经验，完善和健全产业学院治理系列规章制度，较大激发了包括企业相关机构在内的产业学院内部多元主体的活力和内外治理一体化的内生动力。
当然，正所谓殊途同归，上述三种路径还不仅仅是基于某一具体困境的破解，何况各种困境之间也互有关联。而且，未来产业学院的治理体系结构样态，还将决定于整个国家和区域高等教育系统、企业系统的制度创新进程。比如，探索直接由高校和企业共同领导的产业学院垂直管理体制创新；
高校产业学院的新型独立法人身份或者在高校和企业共同主导下的兼具教育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的组织机构实体；
产业学院治理中以人才链、创新链为主导，让教育链和产业链匹配的体系结构以及探索智慧社会中产业学院新型治理体系结构模型等，都将加速产业学院治理体系结构的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