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商业实践与城市融入,——以兰州市打馕群体为例

麦合布拜木·买买提江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北京 100081)

当前，人口的跨区域流动现象越来越普遍，不同民族都被卷入市场化、城市化的浪潮中。近年来，随着新疆城镇化加速，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人地矛盾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向外流动，经营馕店逐渐成为维吾尔族流动人口重要的谋生手段，打馕人依靠自身技能在异地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让城市更好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融入城市。”[1]城市为个体的发展提供机遇，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依然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学界关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较多，不同学者聚焦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有研究以文化融入为切入点，讨论了少数民族农民工在语言、规范、观念等方面的文化习得行为，歌舞艺术等民族文化在城市中的展演，以及节日文化、饮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交融[2]。也有学者关注族裔特色经济与城市融入的关系，认为族裔特色经济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融入具有显著效果，并且有助于逐步实现城市融入[3]。此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社会资本也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议题。学者们从社会资本的类型及其影响[4]、社会资本重构过程及族群差异[5]等多个方面展开了相关讨论。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现状、困境与解决之道等问题的讨论中，有研究认为社会排斥和社会内卷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6]，他们在就业与收入、社交及居住等方面仍面临诸多困难，改善此类困境需要政府、地方社会和流动人口自身等多主体做出积极的调适[7]。上述研究从文化、经济、社会等不同视角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展开分析，但多基于宏观层面，对实践的具体过程讨论较少，且容易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忽略了其内部的多样性。

笔者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将打馕人的商业实践过程作为分析重点，将城市融入放置于日常的实践中讨论。商业实践的顺利开展不仅在经济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际互动、文化交流、观念变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实现城市融入的关键步骤和重要基础。对于在城市中从事族裔特色经济活动的打馕群体来说，馕的生产与流通是该群体开展商业实践的两个基本方面。在乡村社会中，打馕作为生计经济的一部分，市场化程度不高，打馕人能够自主把握生产节奏，销售范围往往限于特定的地方空间和熟人社会网络。流动到都市后，打馕群体进入商品化程度更高和充满竞争的市场体系，打馕从乡村社会中维持生计的技艺变为参与市场竞争的技艺。在此背景下，打馕群体在生产活动开展初期通过何种策略在城市立足？在销售过程中重新嵌入何种社会关系？观念的重塑如何展开？这些问题成为笔者关注的焦点。基于此，笔者以兰州为田野调查点，以当地打馕人为调查对象，呈现打馕群体的商业实践过程及城市融入的进程。文中所使用的个案来源于笔者于2021年3-6月在兰州市开展的田野调查，笔者对10家馕店共计30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参与研究对象的生产、销售等日常工作及家庭生活。

作为流动人口，打馕人顺利开展生产活动是实现城市融入最基本的前提。在流动初期，打馕群体对于城市的了解及普通话水平都十分有限，因此基于血缘、地缘、业缘联系的内部社会网络为其在城市定居并顺利开展生产方面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同时，作为运营策略，打馕群体会在产品制作、店铺名称、内部装饰等方面，发挥文化符号的特点，以符合市场要求和消费者的期待。道义观念与理性考量的协调以及社会资本与文化符号的运用，为该群体商业实践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内部社会网络的互助互惠

打馕群体内部的社会网络支持是打馕人进入内地城市谋生的重要途径，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有序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内部社会网络成员间的互助。打馕群体进入城市经营生意初期，面临语言不通、对城市情况了解有限、资金不足等问题，为应对这种困境，他们往往需要亲属或同乡向其提供重要的信息资源和物质支持。基于熟人社会的道义观念，内部网络成员也会向他们提供充分的帮助。打馕人在回忆流动和创业经历时，都强调了这一点。

兰州有很多阿克陶人，我们有亲戚，我表妹她爸爸就是八九十年代来到兰州，他们来了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老乡和亲戚过来了。当时就是他们打电话给我儿子，让他来这里在他们店里干活，我儿子就说试试，就来了。我儿子自己开店以后，把他表哥和叔叔一家也介绍到兰州，给他们找了一个店。找到店铺之前他们在我们家住了25天，我们就说不要在单独找地方住了，就住在我们家吧，反正我们是亲戚，吃住就都在我们家好了。然后他们早上帮我们打馕，下午就和大儿子出去找店铺。家乡已经有三个亲戚来这边发展，每次来都会住在家里，大儿子带着他到处找店铺，不然他们不知道这里的情况。(BHLQM，女，维吾尔族，2021年3月15日，兰州)

我找店铺时,向我原来店里的老板借了一万块钱，我就直接和他说我没钱了，我要找店铺，他就先后总共借给了我一万，这些钱刚好够我找到店铺。我开店以后需要一个打馕的师傅，我给原来的老板说我给你干了这么多年，你给我找一个人，或者把你的人给我一个，老板说你自己挑吧，然后我就把老板店里的这个师傅带过来了。老板那边人手也多，我们关系也好，老板对我来说是老板，是老乡，也是哥哥，因为我在他那里待了很多年。(MMTJ，男，维吾尔族，2021年5月16日，兰州)

可见，内部网络为打馕群体流出并在内地城市开展生产活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亲属关系网络中，较早来到城市做生意的打馕人，会帮助其亲属寻找合适的店铺、办理相关手续、介绍进货渠道。打馕人介绍亲属来到兰州，一方面是认为这里有较大的市场空间，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技艺改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 亲属间不仅可以相互照应，也可以通过定期聚餐、过年过节相互拜访等方式，在城市中复制和延续以往在乡村社会中的人情往来，使其尽快适应都市生活。在雇佣关系中，老板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都要优于雇员，等雇员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和技艺，并对城市有一定的熟悉度后，会开始计划独立开店。独立开店意味着他们的身份从“打工人”转变为“老板”，在身份转变的过程中，原有的雇佣关系中所积累的信任与兄弟情义，可以为经营者提供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双方并非是完全基于经济考量的雇佣关系。总而言之，互助是打馕人内部网络共享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对该群体在城市中的立足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上述的互助行为外，内部成员还会通过“借馕”这种互惠行为，维护客户关系并稳固自身的事业基础。打馕人在日常工作中，因各种原因，往往会遇到无法按时完成客户订单的情况，为了维护自身的信誉及与客户的合作关系，打馕人一般会选择向同乡或好友借馕。一方面，借馕可以保证打馕人按时按量完成订单，避免影响声誉，进而维系与客户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打馕人会支付同伴相同的批发价，相当于给同伴介绍了一笔生意，同伴也能从中获利。因此，互助互惠背后的行为逻辑不仅仅基于道义观念，也是出于理性的经济考量，这是该群体在具体的商业实践中对道义与理性之间做出的协调。

需要注意的是，打馕群体会适当调整网络内部的权威以更好地融入城市。乡土社会中个人权威的基础与血缘、辈分、长幼秩序密切相关，但是对于在都市和市场空间内做生意的打馕人来说，商业能力逐渐成为支配性权威的重要基础。该群体所呈现的并非是完全平面化的内部网络，而是因市场所要求的技术能力、社会资本、流动时间、语言能力等因素形成了明显的阶序性，呈现等级之分。例如，在亲属网络关系中，商业能力更好或者早期进入城市的晚辈充当了资源分配者、领导者、协调者，而后期进入城市的长辈接受这种此种领导和协调，在一定程度上会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新环境。在特定的商业实践及市场环境的影响下，权力关系并非是静态不变的，权威的重塑与转换可以视为是个体适应市场和融入都市的策略。

(二)族裔特色经济与文化符号的调动

经营馕店作为一项具有族裔特色的经济活动，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高经济收入、寻求城市融入的重要途径。随着打馕群体的流动，馕从新疆各民族生活中的日常食物变为在内地都市流通的商品，从家庭空间流向市场空间。为适应市场需求，打馕人会在生产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对馕的制作方式以及店铺设置等方面做出调整，凸显出特定的文化符号。这种对文化符号的强调实际上是打馕人在生产过程中将馕商品化，并使之融入市场而做出的策略性调适。

首先，打馕人会适当改变馕的制作方式，使之成为更符合内地城市消费者的品味且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打馕人表示，馕在老家是必备的日常食物，日常食用的品种较为单一，面粉中一般只添加水和盐，价格较便宜。但是在内地顾客更倾向于购买香软的馕饼，因此,会添加鸡蛋、白砂糖、清油等原料，增强其软度，即使价格稍贵，但馕的口感更符合内地消费者的喜好，故而能吸引更多的顾客。同时，打馕人会增加馕的种类，制作葡萄干馕、核桃馕、玫瑰花酱馕、芝麻馕、瓜子馕等多个种类，将“营养馕”作为一大卖点，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其次，店铺的起名方式也凸显着地域文化特色。打馕人的店铺名中往往带有“新疆”“喀什”“买买提”等充满符号性意义的词语。实际上，兰州打馕群体主要是由新疆阿克陶人构成，但是他们却倾向于选择用“喀什”作为店铺的名称，究其原因，打馕人表示：

因为这里的人只知道喀什，如果你说我是克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人，是阿克陶人，他们就很懵，不知道克州是哪里。客人问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说是喀什人，因为说喀什所有人都知道，阿克陶知道的人少。(AL，男，维吾尔族，2021年6月18日，兰州)

可见，运用具有知名度和地域特色的名称是该群体吸引顾客的一种策略。最后，在店铺的装饰方面，经营者会选择使用可以凸显特色的饰品，受访者谈到：

店铺的牌子本来想在这边设计，但是这里的人没有馕的图案，也没有民族风的花边，所以我们就找老家的人设计出来，把图案发过来，然后让这里的人打出来，挂上去的，还在柜台上摆上了艾特来丝绸。(SWT，男，维吾尔族，2021年5月2日，兰州)

这类独具特色的装饰风格使消费者在视觉层面直接感知到店铺空间内所展现出来的文化标签。此外，打馕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设计开放式的窗口，把和面、做馕胚以及在馕坑烤馕的过程展示给顾客。他们认为，技艺的展示代表产品的正宗性和独特性，因此,也会吸引更多的顾客。

馕的生产作为一种族裔特色经济活动，是打馕群体运用文化符号寻求经济融入的具体实践，但是馕的生产过程不仅仅具有经济意义，同时,也是流动群体在经济融入过程中，通过商业实践与地方社会交流互动的过程。顾客在消费过程中，不仅消费产品本身，同时也在消费生产空间中的文化符号。这种互动过程推动了饮食文化符号的流动，加强了都市饮食文化的多样性，也使饮食文化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的纽带。

馕的销售主要有零售、批发和电商平台销售等三种途径。对于大部分打馕人来说，批发所获的利润是其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他们需要运用各种策略和资源寻找客户，与合作方进行谈判与商榷，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稳定的合作关系，构建自身的销售网络。在围绕馕的流通而展开的商业实践中，打馕人增强了对城市的认同感，语言能力在交往的过程中得到提升，不同主体通过紧密合作共建信任感，新型社会关系得以再生产。电商平台的规范与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打馕人在观念层面的调适。

(一)批发网络：新型社会关系与信任的培养

打馕群体建立销售网络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主动寻找客户，二是经亲朋好友和邻里的介绍。打馕人主动寻找客户的方式一般是带着少许馕饼，去附近的牛肉面店、大饼店、烤肉餐厅等店铺询问是否需要馕，并请客户试卖。如果客户满意，双方会互留联系方式，并开展长期合作，客户也会将馕店介绍给自己的同乡。经过这种一个介绍一个的方式，打馕人会慢慢建立起自己的销售网络。内部网络也是建立客户关系的重要资源，当有同乡离开兰州不再经营馕店时，会把手中的客户资源赠送给同伴。此外，邻里也会向打馕人介绍客户资源。打馕人与周围邻居间关系友好，日常生活中会在借东西、换零钱、孩子教育等方面互帮互助，同时邻居也会把馕店推荐给自己从事餐饮行业的同乡和亲友，帮助他们寻找批发的客户。

我有个客户是开青海馍馍店的，他是对面邻居的老乡，他们都是一个村的。他的馍馍店想进馕卖一卖，然后我邻居拿着我们的馕送去给他们试了试，他们也满意，后来我们就一直给他们家批发馕。(NEMMT,男，维吾尔族，2021年6月15日，兰州 )

空间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场所[8]。打馕群体与周边群体共同构成了新的邻里空间，并在此空间内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可以说，销售网络的建立和拓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打馕人原有的社会资本以及都市内形成的新社会资本，“关系”在馕的流通方面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销售网络建立后，馕店需要派人将批发的馕送到客户手中，这种送货的经历拉近了打馕人与都市之间的空间和心理距离。随着商业网络关系的扩展，打馕群体的市场空间也在拓展，给客户送馕的过程是了解城市、增加对城市认同感的过程。正如一位受访者谈到：

我是两年前开始送馕，骑个自行车到处送，送馕不会迷路，第一种办法是第一次送馕的时候是我哥把我带上，我就已经掌握了，因为我对兰州已经熟悉了。第二种办法是我哥跟我说一下位置，把那店给我拍下来，然后我就能找到了，坐几路车我都很熟悉。对兰州我已经熟悉到可以给别人指路，所以我觉得我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MHYD，男，维吾尔族，2021年月25日，兰州)

可见，打馕人通过送馕等商业实践活动形塑了自己对都市空间的认知，增加了对城市空间的熟悉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个体对于城市的参与感与认同感。此外，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说，语言能力的提升是其融入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准。打馕人由于受教育水平不高，流利运用普通话进行交流的能力有限，销售的过程是与人交流并锻炼语言能力的机会。很多受访人表示，他们的语言能力正是在销售过程中慢慢提升的。

当时我们没有好好学习，否则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吃力了。刚来的时候我不太会说普通话，后来在卖馕的时候，我会把那些经常说的话记下来，比如别人说一句话，我就记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晚上回去在脑子里重复。现在办证什么的我也可以自己办，问别人要去哪办，什么时候来，需要什么材料之类这些话我都会说了。(NEMMT,男，维吾尔族，2021年6月11日，兰州 )

打馕人会积极与顾客、合作伙伴交谈，利用周边的语言环境提高自身的普通话水平，继而提高其商业能力与城市融入度。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分工安排造成打馕人的交往空间不尽相同。相较而言，馕店老板、送馕工人获得的交往空间较大，而店内打馕师傅的生活空间多局限于店铺和住处，对城市的了解和语言能力相对较弱。

销售网络的建立稳固了打馕人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长期合作巩固的社会关系加深了打馕人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贯穿于打馕人的商业实践中，为其社会关系的外延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合作初期，打馕人会在本子上记录每天向客户批发的数量，积累了长久的交往经验之后，打馕人不会再做详细的记录，而是由客户计算好数量后直接转账，馕店老板一般不会进行二次审核。在收款方面，合作时间较长的客户通常不会即时付款，而是会累积到一定数目后再付账，馕店老板也会允许此类赊账行为。上述方式会让打馕人面临客户欠款、失联等风险，但是讲信用和注重名声是他们与客户间共享的道德观。基于良好的信用，打馕人对于长期合作的顾客都具有一定的信任。这种做法也会收获客户的信赖，因此，会维系长期的合作关系，正如一位合作伙伴所说：

我们做菜、烤肉会用到馕，我和馕店老板打交道已经好几年了，他们刚开始是这附近卖馕，我就在这附近开饭馆。后来他们的店搬走了，我们就用微信、电话联系，也一直是他们送馕。附近也有卖馕的，但是还是买他们家的，第一是关系好，他们人可以，第二是他们的质量确实好。我们都互相认识，关系很好，闲的时候也坐到一起聊聊，他们偶尔过来喝茶。有时候他们忙不过来，不能按时给我们送，我也不会生气，毕竟这么多年了，我们也有这个信任。(MLB,男，汉族2021年4月7日，兰州)

从以上表述中可以看出，相较于空间因素和成本考虑，“关系好”和“有信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经济秩序，成为双方长期合作的重要基础。在没有合同等硬性约束的情况下，维系由销售网络所建立起来的新型社会关系需要基于信任和声望。即使附近有其他店铺，或者其他打馕人以更低的批发价洽谈合作，客户也不会轻易更换合作对象。良好的合作关系也会使双方从纯粹的利益关系发展为朋友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外延是打馕人城市融入的重要表现。总之，市场的扩展为打馕人发展新型社会关系、加强多主体间的互动交往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过度依赖内部网络而造成的种种弊端。

(二)电商平台：制度安排与观念形塑

对于打馕人来说，流动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进入都市空间后，他们需要调适市场因素介入后在观念层面产生的变化，而观念层面的调适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核心部分。在馕的销售途径方面，网商群体在网络平台的销售是除了以往的零售和批发外逐渐兴起的另一种销售途径，平台的制度与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打馕人的工作节奏，进而对其观念的形塑产生影响。

打馕人SMY在兰州经营馕店已经有5年，他与母亲、妻子和3名弟弟共6人在店里工作。该店有十余家批发客户，日常工作的节奏适中、稳定。由于网络平台中外卖和团购等销售方式成为趋势，本地商人M老板找到SMY洽谈合作，希望由SMY提供他们在网络平台销售的馕。SMY 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制作并包装好当日所需的订单数量，并将做好的馕交给M老板，接着由M老板在平台规定时间内将馕送到平台指定的仓库。若迟于平台规定的时间或少于订单数量，M老板和SMY 将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平台订单的需求量较大，能够获得比平时批发销售更多的收益，这对于SMY一家来说是重要的盈利机会。但同时网络平台的运作规则改变了他们日常的工作节奏和以往的实践逻辑。SMY 谈到：

平台的订单，如果少了一单，就要交罚款的，会说你没有按时提供货。虽然是M老板他们在平台上卖馕，但我和他们合作，我给他们提供馕，我要是不能按时给他们提供馕，那罚款就是我交。M老板怕我不按时给他做，一大早我还在睡觉的时候就催我。昨天本来我们都准备下班了，M老板突然打电话，说临时多了订单，让我们赶紧和面，再做200个馕，我们又开始加班。因为订单我们的生活节奏都乱了。本来我们都是按时吃饭的，以前和面以后我会打一把游戏，再开始和第二袋面粉，下班也比较早，节奏慢，没有现在这么快。做了订单之后就不能按时吃饭，就是一袋接着一袋的做，不能等，不能浪费时间。要是我们自己的批发生意，就没那么大的压力，因为做也是给我们自己做。如果没有订单我们保持原来的节奏，不用这么紧张的做。以前每天挣的差不多就行，现在就要拼命工作，他身后有很多人找他，希望能把订单的生意分给他们，但是这么多家打馕店他选中了我们家，所以我要好好做，不然就会让别人抢了生意。(SMY,男，维吾尔族，2021年3月15日，兰州 )

由上述的访谈可知，批发销售和电商销售这两种商业实践的开展是基于不同的核心要素，前者是主要基于人情关系，而后者则是基于信息技术和严格的平台规范。在以批发为主的销售方式中，打馕人若没有按时完成客户订做的馕，往往会适度拖延送馕的时间或者减少送馕的数量。在这种合作关系中，双方没有书面合同，只有口头约定，打馕人可以自主把握日常劳动时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基于人情关系和信任，客户也会接受这种安排。与此不同的是，平台有严格的契约和规范，违反规定则要承担相应的处罚。这要求打馕人改变以往的时间观念，在特定的时间制度下提高工作效率，并成为遵守制度、具有生产能力和经济理性的市场参与者。因此，以往的时间观念和人情原则在平台规则面前失效。

在这种转变中，电商平台的制度安排充分调动了打馕人对时间的重视度。打馕人无法继续采用的以往的“拖延”策略，而是需要逐步适应契约与市场规则，加快其生产节奏，严格遵守时间规定和数量要求。网络市场中庞大的消费群体及可观的收入激发了他们的竞争意识，其工作理念由以前的“差不多就行”到现在的“拼了命工作”。为避免失去合作机会，他们不仅会按时按量完成订单，也会更加注重馕的品质和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会频繁关注平台中的产品评价和销售量排名，若看到差评，会督促自己提升产品质量。打馕人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契约精神的转变都是他们融入市场、融入都市的重要表现。

虽然网络平台是重要的销售途径，但是对于大部分打馕人来说，独立完成网络平台的注册、运行和销售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正如打馕人谈到：

在网上卖需要人手比较多，然后得有个人专门盯着网络上的订单，但是我们现在人少，那个手续很麻烦，需要人懂手机、懂语言、懂流程，而且必须要按时按量的做，得做很多，不能中断，他们要馕就得立马做出来，不然会被罚款，但我们没那个能力。(MMTJ,男，维吾尔族，2021年5月17日，兰州 )

打馕人成为独立的网商仍然存在较大的困难。由于语言水平有限，对电商经济的相关流程和规则不熟悉，他们在网络平台的商业活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本地商人共同合作。从经营模式来看，作为流动群体适应都市的一种经济策略，小作坊式经营规模是节约各项成本的重要方式，但是作坊式的生产规模无法满足网络市场庞大的消费群体，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能力不高，这也限制了打馕群体进一步拓展经济空间的可能。

在商业实践的过程中，社会关系的运作与扩展、文化的交流、观念的调适是打馕群体逐步实现城市融入的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商业实践嵌入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包括打馕群体的内部社会网络以及在都市形成的新型社会关系。内部网络成员的互助互惠在打馕人流动初期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为其融入城市奠定了基础。但是成员的行动逻辑和权力关系并非是固定不变的。一方面，打馕人会在道义观念和经济理性之间做出协调，另一方面，内部权力关系是流动与变化的，都市中的商业能力而非乡土社会中的血缘秩序成为打馕群体内部权威的基础。“行动者既不是像独立原子一样运行在社会脉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他/她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他/她的角色。他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上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9]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打馕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非是封闭和静止的状态，而是不断向外拓展的开放性过程。打馕群体在市场空间的拓展过程中，通过邻里间的互助、销售网络的建立与维系等方式，嵌入到与当地人共建的商业网络中，并与周边群体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交往，实现社会关系的外延。在因商业实践而建立的新型社会关系中，信任是维系经济行为有序开展的重要基础，而信任正是在不断的互动与交往中产生。其次，打馕作为一项手工技艺，成为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一种谋生手段，而打馕群体的流动带动了馕这种饮食文化符号的流动，使之成为城市多元饮食文化的一部分，促进流动群体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最后，观念的调适是融入都市的深层环节。批发销售的秩序主要依赖于关系、人情、信任等要素，而电商平台的经济秩序则需要依赖严密的制度与合约，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打馕群体的时间观念、竞争观念和契约观念。

总之，在馕的生产与销售过程中，打馕人运用社会资本与文化符号开展生产活动，通过馕的流通提升对城市的参与度与认同感，并且调适自身的道义观念、权力关系、时间观念、契约观念来适应市场环境。这些商业实践不断推动该群体城市融入的进程，但仍然存在问题。首先，相较于馕店老板，打馕工人及女性所持有的社会资源较少，交往空间有限，导致其社会关系的扩展受阻，融入程度较低。其次，多数馕店经营规模较小，稳定性不强，打馕人因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的限制，很难拓展互联网市场，不利于该群体的城市融入。第三，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提供的指导和帮助有待加强。打馕人群体的城市融入更多是在市场经济和平台经济环境中主动适应、自觉完成的。如果各地政府能给予直接指导和帮助的话，那么自然会进一步加快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总之，笔者的调研充分显示出，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入手，引导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积极参与市场经济和平台经济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其经济收入，还可促进其与兄弟民族成员的广泛交流和深度交往，而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促进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在深度融入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同步走上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之路。鉴于此，笔者建议，首先，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应当重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流出地政府当对其流出的人口建档立案，流入地政府也应当如此，及时掌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市场需求和服务需求。其次，流出地和流入地政府要重视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市场经营的培训，通过培训提升其参与市场经济和经营管理的能力。第三，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参与各类平台经济活动。鉴于平台经济规则的约制性，及其蕴含的现代性，当前，应积极鼓励少数民族参与各类平台经济，通过增加平台经济中少数民族主体，来发掘市场需求，来寻找产品和商品的销路，探索以经济贸易为核心的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新形式，推动各民族在经济交往和经济互嵌中同步走上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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