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适应与认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祝婧媛， 杜 超

(厦门大学 1.心理咨询与教育中心；
2.药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促进港澳台居民与内地居民的相互融合是“一国两制”背景下人心回归的重点工作。在内地高校就读的港澳台大学生可以视为是一个“窗口”，是人心回归促进工程的“实验田”。探析内地高校就读的港澳台大学生的社会融合、适应策略、国家认同的心理机制等，有助于推进两岸四地民众的心理融合。目前，在内地(大陆)就读的港澳台学历生超过一万人，分布在全国 200 多所大学中，其中本科生超过 70%。

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进行知识图谱绘制，分析关于港澳台来内地高校就读的大学生的相关研究，并据此进行分析[1]。

以在内地高校就读的港澳台籍学历生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仅限期刊论文，不包括相关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著、课题研究报告和咨询报告。期刊来源为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以“港澳台学生”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搜索到文献271篇(截至2022年2月4日)，经过人工剔除会议通知、通讯报道等与本研究无关的内容后，得到有效样本102篇；
再以“香港大学生”“澳门大学生”“港澳大学生”“台湾大学生”为主题，选择其中以在内地就读的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文献得到新的相关文献5篇。共有文献样本107篇。以CiteSpace为研究工具，进行数据分析，呈现内地就读港澳台大学生研究热点与动态发展历程。

(一)对于内地高校就读港澳台学生的总体关注量不高

从发表论文的总体数量上看，当前学界关于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的研究较少，只有百余篇相关文章，其中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高质量论文数量则更少。相比之下，以“留学生”为主题在CNKI上进行查询，可以粗略得到文章46818篇。尽管在国内高校学习的留学生人数比港澳台学生要多得多(以2018年的数据为例，共招收国外留学生学历生近25万人、港澳台留学生约为0.9万人)，但以学生数量和发文量的比例而言，国外留学生仍然是港澳台学生的近十倍之多。

“一国两制”是中央为了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而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香港回归道路上的一些不和谐声音和现象提示，历史上港澳台地区与内地的长期隔离使得部分民众的国家认同薄弱，需要关注的不仅是身份的转变，还有人心的回归。吸引更多的港澳台青年到大陆发展，增进港澳台民众与内地的接触和融合是国家开展统战工作，增进归属感、凝聚人心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学者对于港澳台与内地社会融合的研究呈现井喷态势，成果丰硕。但关于内地港澳台学生群体的研究较为有限。高校是相对稳定、可控的接触空间，管理者也正尝试从多重角度开展工作推动港澳台来内地就读学生的社会融入和国家认同，探析在怎样的环境参数下港澳台大学生能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入、提升国家认同等问题。因此对于在内地高校就读的港澳台学生，值得进一步引起关注。

从年份上看，在2008年之前，关于港澳台籍大学生的研究论文是比较零散的，在2009年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增幅，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有所起伏。而在2013年的“占中”事件、2019年的“修例风波”等事件发生后，对于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的研究并没有明显的增加。这显示相关方向的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敏感性不足。尽管在内地就读的港澳台学生没有参与到相关事件中去，但事件对青年在心理和情绪健康、价值观、融合状况乃至认同方面都可能产生影响。遗憾的是相关研究相对缺失(见图1)。

图1 不同年份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相关研究论文发表数量图

(二)研究机构较为集中

图2所示，研究机构方面，来自两个侨校(华侨大学和暨南大学)的研究占据了所有研究的近35%，而内地共有近130所高等院校招收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学生。除了专门的两所侨校外，其他高校的招生规模较小，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学校对于港澳台生的工作研究重视程度有限。

图2 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相关研究机构分布

社区是人们重要的生活场景和空间，当前个体生活所在社区这一中观层面因素对社会融入和国家认同的影响作用分析较为有限。侨校与普通高校相比，在港澳台学生的人数规模和比例、管理模式、学校层次、生源质量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些社区因素可能是影响港澳台学生融入和认同的重要因素。更深入探索港澳台学生的社会融合和国家认同提升问题，不仅需要侨校研究者的钻研，更需要各类高校研究者的加入。

(三)高频关键词和中心度变化分析

表1中显示的是已有港澳台学生相关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度词。除了港澳台、高校、内地高校、大学生等词汇外，研究主要聚焦于文化适应、国情教育、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教育管理、体育、对策等内容。

表1 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研究高频关键词

进一步进行关键词聚类分析，以最大分类数量为10进行聚类，结果如图3所示，去掉港澳台、高校、学生等类别，主要的相关研究方向包括培养模式、对策、身体素质、社会支持、思想教育五大类研究主题。突变分析显示没有发现关键词突变。

综合高频词、中心词和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已有关于内地就读港澳台学生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领域：对港澳台学生的文化适应情况、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现状与对策研究，对港澳台学生的教育管理方式研究，针对港澳台学生如何开展国情教育的研究以及对港澳台学生体质、体育教学的研究。

图3 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

(一)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的生活和文化适应状况及影响因素

跨文化适应是指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发生持续的直接接触时，给某一方或双方的文化模式带来的持续变化[2]。港澳台居民虽然与内地居民同文同种，但由于历史原因，两岸四地在文化层面上已经有了客观的差异。这些差异对于港澳台学生在内地的求学和生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者们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和探讨。

关于港澳台学生能否适应内地高校的生活，不同研究者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何丽苹和徐惠聪认为，港澳台学生在学习方式、起居饮食、兴趣活动、消费娱乐、风俗习惯和人际交往方面都有着比较高的适应性，不太适应和不适应的同学不到20%，人际适应方面，95%以上的港澳台学生愿意和内地学生交朋友[3]。但陈竹林则认为，由于多重原因，港澳台学生与内地生交流存在障碍，文化冲突不断[4]。张菀昀和任蕾发现内地高校港澳台本科生在求学过程中对校园交通、行政服务时间和校医态度有较高的不满意度[5]。从身心适应的角度上看，港澳台学生相比于内地学生确实存在更多的适应问题，以至于在健康水平上需要引起更多关注。关于港澳台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发现，港澳台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劣于内地常模，焦虑水平明显高于内地大学生，女生高于男生。祝润缄发现港澳台学生身体素质总体水平低，单项素质达不到合格标准最低分数线的比例高[6]。

在分析港澳台学生适应不良的原因时，研究者们谈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是学业困难。港澳台学生前来内地求学途径大多是在教育部联合招收港澳台学生办公室的统一组织下进行联考筛选录取。由于联考录取分数线明显低于普通高考录取线、考试内容难度也有差别，导致港澳台学生入学门槛与内地学生相比相对较低、学生基础功底相对较差，在大学的学习生活压力也比一般学生要大[7]。

二是生活习惯。在调查中发现，有近30% 的港澳台学生将生活习惯列为交流适应的最大障碍。由于港澳台学生在生活上相对崇尚自由，不受约束，容易引发矛盾冲突。另外，从人员构成、地理条件、思想意识上，港澳台学生更容易自成体系，他们常以地域为界，发展非正式团体，游离于学校管理之外[8]。

三是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研究发现，超过20%的港澳台学生感受到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对个人生活适应的影响[4]。港澳台学生思想及价值取向由于受到西方思想渗透较广、较大，呈现多元化现象，个人意识较强、追求个性[7]，这与内地高校的管理模式可能存在一定冲突。

四是经济因素。有研究者认为随着内地经济发展，经济水平差异已经不是主要的因素。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港澳台学生经济条件好，个人优越感强烈，对学校生活要求较高，学生“抱成团”的现象表现突出，与内地学生来往较少[8]。这对于他们融入内地生活产生了阻碍。

(二)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的国家和身份认同现状

对国家的认可和自豪感方面，早年的研究中，受调查的港澳台学生的认同更多表现为强烈的期盼，比较多的港澳台学生希望中国强盛，且这种“强盛”并不是一种很空洞的说教，而是带有一种切肤之感，这些学生特别看重民族团结，不希望看到中国被国际极端势力所抵毁和欺负[9]。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港澳台学生对于国家的认同感也日益提升。何丽苹和徐惠聪的调查结果发现，港澳台学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这句话的赞同程度非常赞同和比较赞同的占40%和50%；
问及“作为中国人，您觉得骄傲吗”，回答非常骄傲和骄傲的同学占33%和51%。“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取得奖牌国歌奏起时，您觉得自豪吗”，觉得非常自豪和自豪的占32%和51%[3]。冯庆想认为当前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对国家象征物观感偏向正面[10]。

近年来港澳台学生的身份认同情况受到较大挑战，调查结果普遍不容乐观。

“面对外国人时您如何介绍自己”，仅不到三成的受访学生认为自己首先是个中国人，认为“既是中国人又是台湾人或港澳人”或是“中国的香港人、澳门人或台湾人”的比例在不同调查结果中呈现出30%—50%的水平。也就是说，有近40%的港澳台学生首先认为自己是个“香港人、澳门人、台湾人”[3-4]。另外，受访的港澳台学生中有近20%表示无所谓或不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一份子，在对香港“占中”事件的态度上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够旗帜鲜明地反对“占中”事件，23%的学生认为“爱国”并不应该成为核心价值观问题。这些数据均显示，由于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存在歧异，港澳台学生国家认同和国民身份意识比较薄弱。

港澳台三地学生在国家认同上也存在较明显的区别。尽管台湾与港澳一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内地都存在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等问题，深刻影响到国家的长期稳定与发展。由于未能真正在法理和政策上解决台湾主体性与一个中国的逻辑困境，这种主权共识的缺失使得台湾青年与港澳青年在认同问题存在实质性的不同：香港和澳门青年主要表现为地区主体性特征，国家认同薄弱、缺失但不混乱；
台湾青年的台湾认同更具国家主体性特征，其本土意识与中国国家意识呈现不兼容和对抗性的特点。香港青年有主权认同，但政权和政体认同不足，台湾青年则是对中国缺乏主权认同[11]。具体表现在调查结果上，就是台湾学生的爱国意识最为欠缺，澳门学生的爱国意识最突出[4]，在对大陆政治制度认同度上，台湾学生表现较为谨慎，港澳学生较为认同大陆的政治制度[7]。不过，由于当前的港澳学生基本上出生于回归以后，没有亲身经历殖民统治，对爱国主义的重要性缺乏体会，并且受到西方实用主义的影响，因此存在部分学生忽视爱国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虽然在法律上已经回归，但文化和人心的回归之路还未完成。

还有研究者发现港澳台学生对于国家的感受存在认知态度与行为上的分离。何丽苹和徐惠聪发现，80%以上的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认同“维护祖国统一是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说法，88%的同学认为国家的发展和自己休戚相关，但只有57%的同学愿意积极响应并支持国家出台的法规[3]。这与司文超的研究结果一致：在港澳台大学生中存在认知、认同、践行之间分离的现象，部分学生存在认知、认同度高，但到践行环节知行不一的现象[12]。

(三)内地高校对港澳台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模式分析

总体上看，目前对于港澳台侨学生的管理呈现以趋同化为导向、校院两级管理的模式。有些学校将管理工作主要下沉至学院，有些学校则采用“教学—管理”二分体系，集中管理、分散教学，港澳台学生的招生和学籍管理统一由海外教育学院负责，教学则根据录取专业分配到各个院系就读[8]。校院两级的管理模式在平时教学管理中，难免存在一些部门、教师或学生干部会有意或无意地遗漏港澳台学生的现象，往往造成港澳台学生在教育上脱节、在管理上不到位[7]。且大多数高等学校并没有较为健全的港澳台侨工作体系和考核体系，并且没有形成统一的范式[13]。

在课程安排方面，港澳台学生的课程安排和内地同学存在差异，军事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等思政类课程港澳台生都是免修的。这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各高校没有很好地帮助港澳台生合理地安排无需上课的时间，或增加科目来帮助他们提高学分，或只是通过通识教育类的校选课来“凑够”学分。二是使得港澳台生的国情教育相对缺乏。总体上看，当前各高校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有针对性的港澳台生国情教育体系。不同高校采用多种教育手段和形式开展国情教育，有些鼓励学生参加教育部要求高等学校中思想政治教育开设的相关课程如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以期加强港澳台侨学生对我国政治制度、文化历史、社会法制的了解[14]。但由于课程在选材上没有其针对性，并且因为从小的生活环境、社会文化根基、价值观念等不同，部分港澳台侨学生会抵触教材内的部分文字表述、出现消极心理，如李治中等调查分析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接受意愿，发现总体意愿较低[15]。还有些学校是开展以实地考察为手段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活动，这类活动对港澳台学生而言相对接受度更高。

已有研究对内地高校就读港澳台学生的适应、认同与管理问题进行了一定范围的探讨，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看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首先是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多采用理论分析的方式，质性和量化的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在这些量化研究中，多以问卷调查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手段，所使用的问卷多为研究者自行开发，信效度没有得到充分评估，缺乏权威性，且不同研究之间所使用的概念界定和测量标准各不相同，不利于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比较。其次是在研究内容上，当前的研究多停留在对港澳台学生适应和认同现状的调查，相关的内在机制、路径等还有待进一步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层面的深入剖析。

未来内地高校港澳台学生相关研究可以从以下方向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一是加强对港澳台学生适应策略的考察。在跨文化适应领域，贝里(Berry)从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程度高低与接受主流文化的程度高低两个维度提出了个体的文化适应策略，认为可以将个体的文化适应策略分为整合(高传统文化—高主流文化)、分离(高传统文化—低主流文化)、同化(低传统文化—高主流文化)、边缘化(低传统文化—低主流文化)四类，成为探讨跨文化适应的重要理论[16]。不过这些策略的提出多基于描述较原始的弱势文化群体与强势的先进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及心理变化，“强势外来者”可能存在不同的文化适应模式。港澳台学生与内地学生相比，在一些维度上存在优越性，但在另一些维度上可能存在不足，这种“平视”或“均势”状态下的旅居者会倾向于采取怎样的适应策略是一个值得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探索的问题。另外，作为相互融合和适应的另一方，内地学生的态度一直在研究中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内地生对港澳台学生的态度及其对融合和适应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是深入对港澳台学生国家认同再建构内在心理过程的探讨。国家认同是个人主观的或内在化的属于某个国家(民族)、具有该国身份资格认定的感受[17]。多数研究者认为，国家认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会根据环境和利益的变动而持续地处于重新诠释和论辩中，具有高度的可塑性，是客观社会环境和条件与人民主观意愿相互催化的产物，既是个体意识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依赖社会存在的客观条件，二者相互影响和转化。那么对于港澳台学生而言，要改变他们原先在港澳台地区初步建立起来的关于地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重构国家认同和身份认同，这一过程内在的认知、情感、态度、行为是怎样发展和变化的，如何推进这些变化的发生，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更有理论性地引导人心回归的过程。

三是探究教育对促进港澳台学生国家认同的有效性。教育是影响国家认同与社会共识的重要因素。学校教育受到政府的主导，有一定的组织性和计划性，在个体国家认同的形成和建构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内地当前并未参与到港澳台地区的教育实施之中，对教育与港澳台居民国家认同关系的探讨多局限于对当地现有教育的分析。探讨港澳台学生在内地高校接受不同类型的国情教育后其国家认同的变化，有助于增进教育对“一国两制”下人心回归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的了解。

四是探讨港澳台学生在内地文化适应后的积极变化。对于跨文化适应现象的探讨多将跨文化行为视为会给个体带来消极影响的风险因素，影响力较大的主流跨文化适应理论包括“文化休克”理论、社会适应曲线理论、压力评价及应对理论、文化适应策略理论等均关注于适应的不良后果和消除，当前关于港澳台学生适应的相关研究也多聚焦于此。接下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引入积极心理学的视角，着眼于适应的积极方面，探究跨文化行为带来的个人成长和积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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