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规训社会的疯癫式反抗——《第六病室》福柯式解读
时间：2023-03-10 13:2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曹雨轩，张 蕾
中篇小说《第六病室》是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代表作之一，是其创作思想革新的标识。这部作品是契诃夫从萨哈林岛归来后的力作，标志着他对“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哲学的脱离，以及对沙皇俄国政治制度本质的深刻认知。小说主要记叙了主人公拉京医生与病人格罗莫夫交谈后，逐渐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最终被当作疯人关入第六病室并中风身亡的故事，“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中讲述了一位具有独特个性和经历的医生的‘精神病史’”[1]。
在《第六病室》中，拉京“变疯”是整个故事的重要转折点，而权力话语下的疯癫正是福柯研究的重要对象。此前对《第六病室》这部小说的研究虽然不少，但鲜与福柯对疯癫的相关研究联系起来。本文拟运用福柯的规训理论深入解读第六病室及小城的权力运行规则。同时，运用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分析拉京被认定为疯癫的原因。最后，根据福柯的反抗理论并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分析拉京疯癫式反抗的意义。
根据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的论述，规训借助于“一整套的技术，一整套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2]152,反复作用于被分割的人体,对其训练、规范、创造,并通过一种精心计算的强制力来控制,使人“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2]148。“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是一种精心算计的、持久的运作机制。”[2]184规训自17世纪开始向军队、医院、学校、工厂等社会领域渗透。规训权力的成功有赖于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三种训练手段。
福柯将全景敞视监狱视为规训社会的微缩模式。全景敞视主义最早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这是一种被分割成若干小囚室的环形建筑，建筑的中心是一个瞭望塔,通过逆光效果，监督者可以从这里监视每一间囚室。权力是可见但又无法确知的，被监视者随时能看到瞭望塔的轮廓，却无法知道他们是否正在被窥视。规训社会就是一个监视社会,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全景敞视机制中被监视、规训与改造。“在这种机制中，权力关系(和知识关系)能够被精细入微地调整，以适应监督的各种过程。”[2]222福柯认为，监狱在功能、性质、目的、手段方面都与医院、学校、工厂、兵营接近,只是全景敞视主义的规训机制在监狱里得到了最完美的呈现。在这种模式下，监狱被要求是“有益”的，起到一种对人进行积极改造的作用，它是一种以“合法拘留”形式完成教养任务的机构。为保证这种运作的顺利进行，“监狱”机构诉诸三种重大模式：政治—道德模式、经济模式以及进行医治和使人正常化(规范化)的技术—医院模式。
在小说《第六病室》中，第六病室所处的正是一个典型的规训社会。在第六病室中，权力体系的运作首先是通过控制肉体的空间分配技术实现的。福柯认为，纪律的实施需要封闭的空间。“规定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自我封闭的场所。这是一个贯彻纪律的保护区。”[2]152通过空间封闭限制主体离开其空间范围，能够保证权利的正常运作和有效实施。从整个小城到第六病室，都是一个被规训的封闭空间。在小说开头，契诃夫首先描写了第六病室的内部环境。第六病室是一个贯彻管制疯人纪律的封闭空间，这里由“一道安着钉子的灰色院墙”[3]380与外界隔开，由退伍老兵尼基达看守，他管理病人的手段是粗暴的殴打。这里通过排斥、隔离来控制当前权力体系所认定的非理性，使其不会危及群众，在封闭空间内实行严格的纪律，尼基达处于监视病人的瞭望塔，时刻监督着病人们。第六病室是权力机制利用技术—医院手段对非理性人进行封闭、排斥以及教养的监狱。其外部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个“离铁路线二百俄里远的、肮脏、糟糕的小城”[3]385，这是一个微缩型规训社会。整个小城被沙皇俄国奉行暴力、贪污腐败的权力体系所覆盖，所有人都将不合理视为合理，对各种非正义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只为保持政府权力的正常运转。沙皇俄国的权力运作体系对小城内所有人都加以严格规训。
层级监视手段在第六病室所在的小城中获得了充分的展现。它依赖一种由人组成的自上而下的关系网络实现，这一网络完全覆盖着小城。在网络的覆盖下，权力无所不在、无时不有，却始终在沉默中以匿名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小说中格罗莫夫之所以被关进第六病室，正是因为过度担心自己被监视、陷害而被诊断为疯癫。从格罗莫夫的担忧中，可见小城层级监视之严密，凡是路过窗口或走进院子的人，他都觉得可能是监视者。格罗莫夫的被害妄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长期在社会环境刺激下产生的恐慌，他的父亲因伪造文件和挪用公款被送审，最终在监狱中死去。格罗莫夫深知在沙皇权力体系严酷的监视下，无意间偶然犯下的小错误都可能被监视者视为犯罪。“他深怕自己会被人蒙骗，上了什么圈套，趁他不备往他的口袋塞一点贿赂，然后揭发他，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个错，类似伪造文书，再不然丢了别人的钱。”[3]386从格罗莫夫如履薄冰的被害妄想状态足以见得小城监视制度之残酷。后来拉京觉得格罗莫夫有趣而想与他长谈，格罗莫夫甚至一度怀疑拉京是为了监视自己才与他聊天。在拉京与格罗莫夫交谈的过程中，二人时刻被周围人监视和评判。根据窃听的谈话内容，周围人将拉京积极与格罗莫夫交谈的举动视作其精神异常的征兆，从此，他们开始密切监视、观察拉京的一举一动。
检查技术通过将对象客体化的方式控制人们，完成了重要的规训功能：分配和分类。当拉京表现出种种异常时，有一个奉命前来考察他智力的委员会询问他各种问题。智力委员会由军事长官、市参议员、校长、医师等小镇中的“权威”人士组成，他们以要事为由将拉京骗至市政厅，佯装将对医院进行整顿来观察拉京对此事的态度。在对拉京检查的过程中，他不再被当成活生生的人，而是作为检查的对象、一个案例被进行实验、审视和定性。“权力关系和认识关系的强行介入在检查中异常醒目。”[2]199最终拉京被认定为疯癫是因为他说了实话，指出由于贪污而造成医院经费不足等种种对权力体系不利的事实。“他想起那些医师刚才怎样考察他，不由得暗想，要知道，他们前不久刚听完精神病学的课，参加过考试，怎么会这样一窍不通呢？他们连精神病学的概念都没有！”[3]414医师考察拉京的精神状况并非根据客观、科学的精神病学知识。在这一考察过程中，权力体系已经完全渗入其中。是否违背权力体系的利益、是否与大多数人一样顺从成为认定疯癫的唯一标准。医生不再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而是为履行自身在规训网络的任务。由此可见，小城是沙皇权力体系下彻底的规训社会，而第六病室则是对非理性人进行教养的监狱。
拉京作为小说中的主角，一开始是一个被彻底规训的人。福柯认为，规训技术已无孔不入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可以被任何一种形式的权力关系所承接，甚至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拉京年轻时一心想进宗教学院，可是被父亲讽刺、挖苦，最终不得不学自己并不感兴趣的医学。在家庭关系中，拉京被父亲的权力所规训，无法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它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是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2]148
拉京身上处处体现着被驯服的痕迹：他虽然身材高大强壮，走起路来却蹑手蹑脚，总是给别人让路，声音柔和，从不会说重话。他性格软弱，从来都不敢做一点出格的事情，生怕自己犯错。“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喜爱智慧和正直，可是讲到在自己四周建立一种合理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毅力，缺乏信息来维护自己的这种权利。下命令、禁止、坚持，他根本办不到。这就仿佛他赌过咒，永远不能提高喉咙说话，永远不用命令的口气似的。”[3]391
拉京心知肚明社会生活、医院管理中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可从不敢提出不同意见。“安德烈·叶菲梅奇视察医院以后，断定这个机构道德败坏，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依他看来，目前所能做的顶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放出去，让医院关门。可是他考虑到单是他一个人的意思办不成这件事，况且这样办了也没用，就算把肉体的和精神的污秽从一个地方赶出去，它们也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就只好等它们自己消灭。”[3]390拉京看到了医院管理的混乱，却对这种现象相当冷淡，在医院的管理上维持原状；
他明知账单造假，却还是违心地签了字；
当病人向他抱怨吃不饱、护士态度粗暴时，他只是用“多半有什么误会”这一理由搪塞他们。
拉京清楚地知晓近25年来医学发生了惊人的进步，临床医学、卫生学、精神病学等学科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拉京入迷。用现代的眼光看，第六病室是一个十分落后、不规范的精神病治疗中心。在这里无法行使科学的行医规则，拉京逐渐懈怠行医，每天只看五六个病例，将剩下的病例都推给手下的医生。因为他惧怕与权力机构的观点不一致，又被内心的冲突所折磨，最后只能进一步用斯多葛派的哲学麻痹自己，不断给自己洗脑“人终有一死”的想法，为工作中的敷衍塞责寻求哲学上的支撑，从而让自己更加驯服于权力。正如格罗莫夫所说：“您并没见识过生活，完全不了解它，对现实只有理论上的认识。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任何什么事都不感到惊讶，那完全是出于一种很简单的理由。什么四大皆空啦，外界和内部啦，把生活、痛苦、死亡看得全不在意啦，理解生活啦、真正的幸福啦，这都是最适合俄罗斯懒汉的哲学。”[3]409
拉京是一个完全被权力体系规训的人，他是权力体系的一个环节，依附于权力体系管理医院，顺从权力的运作。同时，他又是被权力体系从肉体到思想完全规训的产物。他的肉体十分“听话”，永远保持温柔、谦恭有礼，从不逾越规则。他的思想被托尔斯泰主义哲学、犬儒主义哲学规训，强迫自己对周围混乱、不合理的问题视而不见，把病人遭受的痛苦当作理所当然。由此可见，早期处于小城的封闭规训空间内，拉京完全受权力的控制和影响，成为规训社会被规训的典型对象。与格罗莫夫交谈前的拉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肉体上，都已彻底沦为规训社会的囚徒。
后来，在与格罗莫夫的交谈中，拉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格罗莫夫第一次见拉京时，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拉京曾经所做工作的本质：“他带着憎恶的神情说，努起嘴唇要啐出一口痰去：‘骗子、刽子手！’”[3]401格罗莫夫猛烈地抨击拉京的虚伪与不切实际，认为拉京堂而皇之地蔑视痛苦不过是因为他从未经受过痛苦。拉京起初试图以自己信奉的犬儒主义哲学规劝对方，却被格罗莫夫无情揭穿自己所信奉的懒汉哲学的实质——用虚假的美好信念来自我麻痹以逃避现实中的困难。在争论中，拉京逐渐被格罗莫夫对生活的敏感与忠诚、对苦难的不满与反抗以及揭穿社会丑恶现实的勇气所感染。最终，拉京在格罗莫夫的影响下勇敢地说出真相，指出了医院存在的种种问题，不再违背本心、假装温柔谦和，而是对两个完全依附于权威的“朋友”发怒并说出了真心话。从此，拉京彻底成为众人眼中的疯人。
“福柯以知识和权力为一对共生体，这个共生体的表象是知识，实质是权力。”[4]276借助对知识的系谱学分析,福柯颠覆了知识客观、中立、纯粹的幻象。对某一特定的权力关系来说,知识没有真伪之分，只有合法与否的区别。“权力制造知识”[2]29，知识为权力服务。根据这一权力—知识体系，福柯认为，精神病并非生理方面的疾病，而是文明的产物，用以完成对人群进行分类的社会功能。实际上，塑造疯癫的并非生理现象，而是权力。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利用权力体系下的理性将触犯统治阶级利益的力量打压成疯子。监狱、精神病院甚至是社会道德、政治法规都是借助某种知识话语或某一学科对精神病人进行监控、规训的权力机制。福柯对疯癫的独特解读打破了道德的桎梏，这其中蕴含着他对体制、理性和精神病学的批判。这与契诃夫赴萨哈林岛调研后创作《第六病室》的契机不谋而合。有学者指出，“在1890年萨哈林岛之行(4月-10月)后，在对精神疾病展开病理学分析的同时，契诃夫开始了对造成个人精神疾病的伦理、政治、社会等不同因素的批判性思考。”[5]
“理性评估原则在不同时期，依据不同语境而不断发生改变。”[6]20-21在沙皇权力体系的笼罩下，客观的真相和科学的知识完全不是评判事物的标准，“例如法官、警察、医师等，时候一长，由于习惯的力量，就会变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当事人；
在这方面，他们跟在后院屠宰牛羊却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3]385社会认为依附于权力对民众进行粗暴的管理是合理且适当的。各种仁慈行为会引起不满和报复，就连争议也变得可笑。“我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只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县里的文官都有害，都白拿薪水……可见我的不正直也不能怪我，要怪时代……我要是生在二百年以后，就会成为另外一个人了。”[3]399从拉京自我安慰的话中可以看出，医院不过是与规训权力同流合污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整个权力体系都在做有害于人民的事。拉京认为这应归罪于时代，所有敷衍塞责的背后是沙皇政府腐败的专制制度，正是在沙皇专制权力体系的规训下，每个人都成为维护专制制度的帮凶。
在沙皇俄国专制统治时期，独立思考、对生活真诚、不屈服于规训社会的人，随时可能被认定为“疯癫”被关进“监狱”似的第六病室。而其他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人却生活得很好，他们对那些稍有反抗精神的人用规训技术进行排斥，想让后者与自己一样臣服于专制制度。正如格罗莫夫所说，在这个社会“坏蛋吃得饱，穿得好，正人君子却忍饥受寒”[3]384。
然而，反抗与权力是共生的，两者同时存在。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存在着反抗的可能性。“有权力必有抵制存在。因此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权力既是压抑的力量，又是建设的力量。”[4]276拉京的疯癫，正是对规训权力的反抗。他不再自我麻痹，也不再与压迫人民的沙皇政府同流合污。“我们得公道才对”[3]413，拉京生平第一回决定直面真相，他做出了越轨行为，也因此成为众人眼中的疯癫者。“疯人院消除差异，压制罪恶，消灭越轨行为。”[7]237拉京的疯癫是掌握权力的统治阶级主观臆断的结果，是统治阶级利用知识对触犯自身利益的人所进行的排斥手段，其目的正是维护权力体系。而拉京勇敢说出真相的行为正是他对规训社会的反抗。当他的思想状态发生转变，开始审视自己所处的社会，不再忽视一切苦难与肮脏的时候被认定为疯人，被送进了病房，这一结果是作家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勿以暴力抗恶”哲学的强烈讽刺。
拉京反抗的不彻底性，反抗后的懊悔，更加透视出沙皇制度的根深蒂固。“疯人院同时既是整肃道德的工具，又是进行社会谴责的工具。”[7]238拉京变得清醒却被认定为疯癫的过程即是他遭遇社会谴责的过程，而他的懊悔心理则体现了规训力量的强大。理性被认为是非理性，暴力却被认为是理性，这种不合理的权力体系为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契诃夫正是通过描写一个被权力规训的人回归正常感受后，却被认定为疯癫的过程，以此暴露出俄国社会矛盾之尖锐，沙皇政府之厚颜无耻，作家在替人民发声。在弥留之际，饱受痛苦的拉京终于意识到，自己之前不过是国家暴力制度的合谋者、规训网络的一个环节，而曾由自己管理的医院更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监狱。小说中所有典型人物似乎都包含着契诃夫的质问：到底何为清醒，又何为疯癫？依附权力作恶、甘愿被规训是清醒吗？独立思考、质疑不合理的制度是疯癫吗？第六病室与小城，是一个微缩的全景敞视监狱，也是沙皇俄国社会的缩影。作家通过塑造一个监狱般的病室，影射出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 “借用疯癫浮萍般的多舛命运对理性进行全面的反诘”[6]20，深刻地揭露了专制统治的罪恶。自此，契诃夫脱离“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哲学，转向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
在小说《第六病室》中，契诃夫通过塑造拉京这一疯癫形象，将自身实践后的思考注入其中：《第六病室》是对19世纪末俄国社会公认理性的颠覆，拉京的疯癫是作家智慧的探寻，他借疯人之口抒发对托尔斯泰主义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自此，契诃夫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摒弃了勿以暴力抗恶、鼓吹放弃斗争的托尔斯泰主义，基于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主义立场对社会丑恶现实进行更加深刻的揭露，以及对革命高潮下俄国社会状况进行多方面的描绘。自《第六病室》起，契诃夫的创作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加密切，作家具有了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赋予了文学创作更大的社会意义。精悍的作品中蕴含着更加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蕴含着对庸俗、落后、反动的无情揭露，对底层人民生活境遇的关切以及对俄国社会光明之路的探索，是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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