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周宁宁

(新疆社会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2022年7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既深入分析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又明确提出统一战线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时代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成，极大地依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新型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治理挑战，为民族复兴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现代化”是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必须直接面对的塑形难题。

对政党制度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研究既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也是一个薄弱环节。在中国知网上对“现代化”和“政党制度”进行检索和对比发现，学者们就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逻辑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党制度优势推动治理现代化及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党制度创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索研究，有很多创新之处。如：指出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新型政党制度效能可以从制度性维度、价值性维度、有效性维度、可持续性维度四个方面立体呈现[1]。再如：强调政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主体,新型政党制度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构成,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2]。又如：强调要充分认识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联系,寻找逻辑契合点;又要在建立两者逻辑契合的基础上,探索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措施[3]；
等等。我们必须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为参照，从“是否符合历史逻辑、是否具备理论逻辑、是否遵循文化逻辑、是否践行实践逻辑”四个因素来评判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只有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能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定力和制度自信。

“是否符合历史逻辑”要求我们既要剖析政党制度产生的历史原因，也要究其得以持续存在并发展壮大的社会原因。一个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是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文化传统以及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交互影响的结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由所有社会成员，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提出的，或者说大家都需要，而不是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单独或分别提出的，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显然不是单一主体的主观作为，而是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的体现，既不简单等于某一政党利益，也绝不是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国家意志形成的过程中，多元主体在核心力量的领导下围绕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协同共治的关系和过程，是一种合力状态。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精髓和特点就在于 “合作”，这个“合作”体现的是利益相关、权力共享。中国的政党制度是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在西方现代化潮流的推动下，在其艰苦卓绝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尝试，并在吸收不同政党创建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起来的[4]，是具有独特意义的政党制度。在“多党制”“一党制”以及“多党合作制”的演变历程中，现代化建设任务是中国的政党制度始终要面对和正视的，这是它的历史基因带来的必然要求。首先是包容意识，也就是兼容社会多样性；
其次是伙伴关系，民主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再次是参政议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通力合作，为实现政治稳定提供有力保障，体现了制度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

从现实需要来看。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证明，国家治理的成功源自有效构建和发挥了新型政党制度的作用。在我国，政党不是国家制度运行的产物，相反，国家是政党建设的成果。这一特征脱胎于“以党建国”的政治逻辑[5]。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更重要的是运用统一战线策略促成多个政党的合作和联合,完成了深刻而广泛的政治动员，实现了对近代以来碎片化社会的有效整合，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构筑,奠定了现代国家建设的基本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仅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主导作用，还将各民主党派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和群体的重要力量整合起来，使执政党的核心引领和参政党的广泛参与得到充分体现，国家治理所需要的稳定性和创造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比如，新型政党制度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同样经受住了考验，“在抗击疫情的非常时刻，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坚定不移同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风雨与共”[6]，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彰显。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已经成为国家建设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制度形态，也为世界政党制度贡献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它是世界现代化进程推动下的产物，也必将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内涵、价值、功能、定位和程序等。

“是否符合理论逻辑”意味着政党理论要具备科学因素。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和发扬。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制度在理论层面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刻、科学和准确。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保持中国特色和发展定力，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

以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党作出全景式“素描”。然而，这个时期的理论关于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得并不多，更没有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制度方案。列宁在早期的政权中建立了一个多党联合的权力机构，但多党合作体制维持的时间并不长。然而这些都不能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理论范畴和研究方法已经过时无用了，反而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从宏观上阐释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确定了对待其他政党的态度以及建立关系的总体特征，设定了某些包括检验尺度在内的原则标准，从而得以保持和延续下来。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不拘泥于定式，构想了共产党人同各政党的团结和协议[7]。列宁针对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研究症结所在，并提出“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8]24，这一观点被认为是列宁的妥协思想。列宁认为在特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妥协，是对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灵活运用，“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制胜能力的总的水平”[8]27，而这一策略“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8]24。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注入中国实践，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提供了许多可以实证和运作的规范及手段。一是必须坚持执政党领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点、重要内容和本质要求。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只能存在一个权力中心，政出多门必然带来治理客体的无所适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势能高，作用范围广。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二是必须坚持发展人民民主。1939年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统一战线方略，其中就有坚持民主政治、坚持全民动员的思想[8]52。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诉求，能够更好代表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拓宽和畅通利益表达的渠道，能够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建议全面、真实、充分地反映出来，具有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协调各方关系的优越性。三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宝库。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四是必须体现执政党的纲领。权力运动是矢量的。为了保证政令统一，为了使国家政策得以普遍地有效贯彻，权力运动必然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向，并作用于放射状的层级轨道当中。比如，民主党派形成时期的纲领或者章程，主要是反帝爱国和要求民主，这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要求基本一致，因而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能够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各民主党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时代内涵，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形成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事业、共同的行动，在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方面汇聚起强大的社会合力。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伴随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进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壮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原则[9]。同时，我国多党合作的理论实践又与时俱进地充实和丰富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二者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融合成统一、互补和互促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是否遵循文化逻辑”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发展必须符合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因。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倡导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崇尚和合理念、求同存异，注重兼容并蓄、和谐共存，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也为形成和发展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1]。中国现代化的难点之一，就是简单地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看作是两个水火不容的对立体。整体而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足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并有其存在的基础，在这种文化滋养下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其难以磨灭的文化根基和文明根基。

一是倡导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打造多元治理主体。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天下”，天下为公，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千年政治理想。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天下”包含“社稷”和“苍生”，社稷的本意是祭祀土神和谷神，后来用来指代国家政权；
苍生的本义是指生长十分杂乱的草木，后专指百姓。“天下为公”是一套完整的治理思想，概而言之就是以民为本、以德为导、以贤为用、以礼为约、以法为裁、以兵为防、以政为齐。这种传统治理理念与现代国家治理有机结合，才能在善治方面创造更高境界。“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意味着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广泛参与，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主体理念的多元化[10]，突出社会中的各政党、各阶层、各群体乃至个体的主体地位，但多个社会治理主体在进行社会治理时必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相互协作。《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肯定了“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盟友，反映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声音。

二是崇尚和合理念、求同存异，适应现代化发展道路。“和”不是“同”，不是整齐划一，是在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包容差异的基础上，找到一个既定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最大公约数，以此来凝聚共识，按照一定规则协同行动，才能真正做到和谐有序。新型政党制度的政党结构及其体现的功能价值，既符合传统的和合理念，也符合我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多党合作的主要方式，即“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
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11]，是和合理念、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缩影，是把“和合”精神贯穿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体现。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保证了各党派终极目标的一致性，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能够适应现代化变迁中稳定和发展的政治需求。

三是注重兼容并蓄、和谐共存，整合社会治理形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考察的不仅是政党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我们把社会环境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各个相关部分包括所有制结构、社会阶层、思想观念等社会因素日益多样化，各部分交互影响、双向交往、动态平衡、彼此相关，寻求最优化的团结合作协商的难度增大了。同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分布在不同阶层和群体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意愿也在不断提高。党派在政党制度中的地位和与之相一致的影响的广泛性及其对社会公共事务承担的责任，决定了政党参与社会治理的必然性和现实性。首先是政治性，在社会治理中参与政策的制定，参与社会整合；
其次是社会性，善于吸取众长之和，承担凝聚社会共识、调和社会矛盾的职责；
再次是服务性，同时服务于社会、施益于社会公众；
最后是动态性，社会治理永远处在动态之中，比如群体的变动、举措的调整、政策效果的变化等，因而政党还担任社会治理的监督者角色。适应新时代新需求，必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社会治理中能找到位置和谐共存，能发挥优势兼容并蓄，能起到作用有责尽责，能共享成果成就梦想。

如同人的指纹不同一样，不同文化，包括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相应的行为选择也是不同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要在世界政党体系中展现其唯一性、稳定性和生命力，必须保持“中国特色”。

“是否践行实践逻辑”考察的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没有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力量。政党制度的形成与一定社会的政党生态相关，但政党制度健全与完善的核心，是看其“现代化”的状态、程度与国家治理体系是否能够全面兼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政党制度只有有效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并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才能得以巩固；
反过来，国家治理体系也才能得以健全和完善。因此，政党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不是孤立地单一地仅针对制度建设的行为，而是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全面互动、交互影响、逐步现代化的政治建设过程，“制”善才能“治”优。

关键环节：增强主体力量建设。在现代治理模式中，由于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发展，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并不是说各个主体发挥的作用都是一样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政党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直接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起着主导作用。参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力量，同样面对快速变化、错综复杂的客观形势，所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执政党、参政党能力建设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从“全面”“严治”两方面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参政党提出“继承优良传统，把握时代要求，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的基本要求。在现代治理模式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作为协商主体，要积极思考、分析，主动推动各项事业的良性发展。

内在要求：坚持协商民主。协商，通俗的意思就是商量、讨论。协商者必须是两方，一方提出问题找人商量；
另一方接受咨询，提出合理建议和解决方案。协商民主是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设计[12]，新的时代条件下其所发挥的政治功效将日益重要。在实践过程中倡导协商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促进国家治理；
以加强政党协商，对决策问题作出客观的、专业的判断，提高政党的参与度；
以丰富和完善民主监督，保持政党制度的生机活力；
以有效整合各类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化解矛盾冲突的决策者提供更加全面、更加准确的决策信息；
以科学民主决策提高政治协商的水平和影响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协商的过程，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是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过程，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过程。

外部条件：和谐的政党关系。“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13]任何国家，要想顺利推进现代化进程，都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都要面临一个怎样处理政党关系的课题。政党关系和谐不是要求所有政党“趋同”，而是“聚同”，承认、尊重和包容政党之间的异，通过思想、信念、理想或理念的传播和交织，放大政党之间的同。政党关系和谐，也不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行其是，各谋其政。和谐政党关系不是一个单向性的活动，而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互动过程中达成的，比如，1946年旧政协会议前后，中国共产党与民盟的“君子协定”。再如，1948年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又如，2021年受中国共产党委托，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开启了五年的专项民主监督。互动是在一致性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定的多样性和动态性。各民主党派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笃信他们所确定的政治方向并发挥作用的伙伴，这种和谐的政党关系，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为人民群众表达利益需求提供了更多渠道，也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更多途径。

重要支撑：培育政治认同感。社会的有序运行是以信念和理想为先导，需要明确的价值支撑和引导。在现代社会中，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人们的自主性空前增强，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也更加自觉地关注更高层次的需求，包括职业发展、自我意识、政治权利和价值标准。在政治领域，如果不能对个体的需求和时代的“变化”做出及时、准确和坚强有力的反应，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政党制度理应“与时俱进”，重新审视自身。民主党派、无党派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也不是旁观者、局外人，要通过主流意识形态的架构、政党协商民主形式的应用，实现有效互动，进而达成共识。当前增进共识的难点不在于目标而在于手段，政党制度有必要着力激发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基于自豪感和责任感的参与意愿，并为此广泛培养有助于促进政治参与的代表人物，改变传统范式的方式方法，有效达成思想共识、目标认同和行动统一，进而促进政治团结、有序参与。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顺应新时代，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彰显出独特优势。较之其他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我有你没有，我能你不能”的政治特质、政治优势、文化根基，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党的基本方略，推进多党合作理论、制度、实践创新，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14]。

当前，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要在历史逻辑上坚持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在理论逻辑上强化政治引领，在文化逻辑上保持“中国特色”，在实践逻辑上完善体制机制。总之，只有真正处理好“坚持”“完善”“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更好地体现自身特色和时代精神，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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