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ESG表现与研发粉饰行为

耀友福（副教授），黄 嫣

ESG是从环境（Environment）、社会责任（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维度来综合评价企业的一种新型价值管理模式，是实现“双碳”目标及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使得ESG新发展理念在企业可持续性创新及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备受国际社会、企业组织及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高度关注（张为国等，2022）。现有文献主要围绕ESG优势在企业价值创造、银行决策、股票市场表现等经济后果方面，鲜有关注到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契约执行情景中研发粉饰行为的ESG治理效应。

本文将从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契约治理层面，探究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的监管有效性。一方面，研发效率的提升是企业可持续创新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创新型国家和经济增长的基础支撑。为弥补企业研发活动的外部性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执行成本，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我国科技部、财政部等在2016年修订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简称《管理办法》）这一产业政策中，规定只有当企业研发强度超过一定门槛时才能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进而享受法定所得税税率15%的税收优惠。然而，由于产业政策的不完全契约性可能会引发信息不对称和企业寻租问题，部分企业为享受这一税收优惠和相关政府补助，通过研发投入操纵来获取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大大助长了研发粉饰行为（杨国超和芮萌，2020），而研发粉饰不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抑制了公司高质量发展（王兰芳等，2019；
杨宗翰等，2020），但少有文献对研发粉饰行为的监管机制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动下，ESG已成为助力公司综合治理及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2018年9月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版）引入了ESG新发展理念，确立了ESG的基本框架。2022年4月，证监会在《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中纳入了“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以加强ESG管理在投资者保护方面的重要功能。基于ESG表现的三维分析框架，良好的ESG表现增进了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赋能效用，发挥企业ESG的合力治理作用和风险管控，使得ESG治理机制在企业合约履行中发挥重要的监督作用，有效缓解了管理层代理冲突问题。同时，作为非财务信息披露的ESG表现，高质量ESG表现会向市场传递有用的特质信息，改善市场信息环境，增进市场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关注，带来较大的市场监督压力（袁蓉丽等，2022）。那么，在ESG赋能治理情景下，高质量的企业ESG表现能否在研发粉饰行为方面发挥治理作用呢？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对从企业ESG管理新局来构建企业研发操纵的缓释机制和增进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契约执行与绿色转型的相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从研发粉饰行为治理视角丰富了ESG表现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现有关于ESG表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投资决策、价值创造效果和股票市场表现等基本层面。本文则从企业获取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的监管场景出发，探究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的监管有效性，拓展了ESG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效应研究，对从ESG管理新局来构建企业研发粉饰行为的监管机制以及完善企业研发生态效率具有重要价值。第二，从企业ESG新发展理念视角对研发粉饰行为的有效治理提供了新证据，为研发投入会计政策选择监管提供了ESG管理新机遇。现有文献主要围绕企业研发粉饰行为的存在性进行研究，较少关注研发粉饰行为治理机制。本文则考察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中研发粉饰行为的ESG治理效果，并从代理问题缓释和市场监督压力来考察ESG表现的影响机制，对强化ESG制度实施与市场监管机制的合力威慑效用及协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融合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研发激励场景，将ESG治理研究拓展至宏观产业政策的契约执行监督层面，拓展了我国产业政策的监管有效性研究。现有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并未达成一致定论，尤其是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具有激励效应和迎合效应的两面证据。本文则将ESG治理新局纳入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契约履行的研发粉饰治理情景中，对构建ESG管理下的产业政策激励制度和优化我国产业政策实施具有重要价值，以更好地结合ESG新发展理念来助力企业研发效率的提升和推进企业科技创新生态的可持续性建设。第四，结合数字经济的治理新局，将企业数字技术进步的红利效应融入ESG表现赋能的研发粉饰治理的有效性情景，从数字经济层面来拓展微观企业ESG表现的经济效益研究。本文将数字技术与ESG治理模式有效融合，有助于从数字技术层面增进ESG披露效力的发挥，对结合数字技术应用来助力企业高质量研发活动和“双碳”目标的有序实现具有重要价值。

高效的研发活动是企业创新及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管理层自利的存在，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引发了迎合效应，助长了企业研发粉饰的寻租行为，不利于企业研发绩效提升和创新可持续发展。作为非财务信息披露机制的ESG管理，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研发粉饰行为。本文理论分析如下：

第一，企业ESG表现能够发挥代理问题缓释效应，以此来减少研发粉饰行为。基于ESG三维理论框架，高质量的ESG表现意味着企业在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有积极作为。从环境表现来看，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是响应政府环境规制的重要表现，管理者在环境治理方面的积极性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张爱美等，2021）。从社会责任契约履行来看，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表明该企业具有较强的道德观和社会责任价值观，强化管理层责任意识和行为一致性，并有利于加强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合监督和有效治理，从而抑制管理层短视行为（刘姝雯等，2019；
李新丽等，2022）。从公司治理来看，高质量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强化企业内部监督，有效缓解企业代理问题（冯志华，2017）；
同时ESG评价体系中的公司治理维度内涵企业违法违规情形，违规行为的存在则会降低ESG表现质量。这使得上市公司及管理层为避免违规事件而带来低质量的ESG评价效应及负面市场反应，可能会有所收敛研发活动中的寻租行为。因此，从ESG整体管理层面来看，高质量的ESG表现意味着企业在努力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和绿色转型发展，有效促进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及治理环境的持续完善。这可能会给企业自身带来较高的声誉效应及合力治理作用，以此威慑管理层交易行为规范的治理，从而使得企业ESG表现通过缓解企业代理问题，规范管理层研发投资活动的自利行为，进而抑制研发粉饰行为。

第二，企业ESG表现能够发挥信息促进效应，通过有效市场监督压力来缓解研发粉饰行为。企业研发活动中存在较高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此助长了研发粉饰的寻租行为。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要减少研发粉饰行为则可以从信息不对称机制设计层面考虑，而ESG作为一种重要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机制，对企业研发活动的信息环境可能具有重要影响。从企业所处的市场监督环境来看，基于ESG信息披露所发挥的信号传递效应，积极的ESG表现能向市场传递更多决策有用的企业特质信息，较好地反映了企业对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履行及公司治理方面的重视程度，有利于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有效支持。同时，高质量的ESG信息披露能降低资本市场信息的搜寻成本，吸引市场信息中介机制对企业交易行为的持续跟进，比如新闻媒体、证券分析师等重要市场参与者对公司ESG信息披露的有效关注，以此提升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透明度和信息传递效率。而市场信息环境的持续改善能大大提升企业管理层交易活动的透明度，缓解研发活动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企业研发粉饰的违规成本及行政监管介入风险，使得企业面临较强的外部市场监督力量，进而在市场关注压力下缓解研发粉饰行为。

第三，良好的ESG表现能够促进研发产业政策激励的契约机制有效执行，弱化企业研发粉饰的寻租动机。理论上，产业政策实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不完全契约，其不完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和政府可能较难预测未来的不确定性；
二是不可缔约性，可能缺乏一个第三方权威机构以确保产业政策的有效执行（杨瑞龙和侯方宇，2019）。具体到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实施场景，不完全契约的存在引发了信息不对称和寻租问题，导致企业通过操纵研发以获取减税优惠，影响了产业政策的执行效率（杨国超和张李娜，2021）。而ESG管理通过发挥代理问题缓释效应和市场信息促进效应，威慑研发活动中的管理层寻租行为，增进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绿色融合发展和提高研发效率，降低契约不完全性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不利影响，从而可能缓解研发粉饰动机。与此同时，具有高质量ESG表现的企业会积极披露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非财务信息，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交易活动中的融资环境，拓宽融资渠道和降低资金成本（邱牧远和殷红，2019；
谢红军和吕雪，2022），增加企业市场资源的获利渠道，以此缓解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执行过程中企业研发操纵的避税收益动机，进而在ESG管理与产业政策激励的融合发展情景中缓解研发粉饰行为。

综上理论分析，高质量的ESG表现能够发挥积极的代理问题缓释和信息促进效应，通过减少研发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企业研发操纵的监管风险和有效市场监督压力，来威慑企业管理层的寻租行为，进而使得ESG机制成为抑制研发粉饰行为的重要管理工具。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良好的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研发粉饰行为。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可得性，WIND数据库所提供的华证ESG评级数据从2009年第一季度开始（宋科等，2022），并且企业ESG表现需采用滞后一期，因此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华证ESG评级数据来自于WIND数据库，其他财务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本文对初始研究样本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处理：①剔除金融业样本；
②剔除财务数据缺失样本；
③借鉴杨国超等（2017）的研究，由于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的样本观测数较少，剔除此类样本数据。经过上述步骤处理后，最终获得23517个有效观测值。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并在所有模型回归中对标准误进行稳健（robust）估计。

（二）主要变量定义

1.研发粉饰行为的度量。根据《管理办法》规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认定门槛，同时参考杨国超等（2017）、杨国超和张李娜（2021）的研究，本文将具有研发粉饰行为动机的企业定义为研发投入强度刚好高于法定门槛的情形。具体地，分别以0.5%和1%作为临界点进行度量。

（1）以0.5%作为临界点度量。当企业销售收入小于2亿元时，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之比位于［4.0%，4.5%），或当销售收入大于等于2亿元时，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之比位于［3.0%，3.5%），则界定企业存在研发粉饰行为（MBB1），此时MBB1为1；
否则为0。

（2）以1%作为临界点度量。当企业销售收入小于2亿元时，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之比在［4.0%，5.0%），或当销售收入大于等于2亿元时，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之比在［3.0%，4.0%），则界定企业存在研发粉饰行为（MBB2），此时MBB2为1；
否则为0。

2.企业ESG表现的度量。参考宋科等（2022）、谢红军和吕雪（2022）的研究，本文采用华证ESG评级来度量企业ESG表现。该评级数据采用季度定期和动态跟踪的方式进行有效评价，由低至高共分为“C、CC、CCC、B、BB、BBB、A、AA、AAA”九个等级，本文将评级由低至高（C～AAA）赋值为1～9分，并通过取每年四个季度ESG评分的均值再加1的自然对数来刻画企业ESG表现程度（LnESG）。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的影响，借鉴杨国超和张李娜（2021）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模型（1）中，MBB1t/MBB2t为第t年两个研发粉饰行为，LnESGt-1为第t-1年企业ESG表现。Controlst-1为第t-1年的一组控制变量，参考王兰芳等（2019）、杨国超和张李娜（2021）的研究，具体控制变量包括：公司规 模（LnSalest-1）、负 债 水 平（Levt-1）、成 长 性（Growtht-1）、高管持股比例（Msharet-1）、股权集中度（Top1t-1）、两职合一（Dualt-1）、独立董事比例（DirRatiot-1）、董事会规模（Bodesizet-1）、产权性质（SOEt-1）、亏损情况（Losst-1）、前两年是否取得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ITcomt-1）、审计师类型（Big4t-1）；
最后还控制了行业和年份效应。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两个研发粉饰行为变量（MBB1t、MBB2t）的均值分别为9.9%、18.8%，这与杨国超等（2017）的研究基本一致。企业ESG表现（LnESGt-1）的均值为1.993，最大值为2.303，最小值为1.504，说明企业ESG表现差异不大。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回归分析

表3列示了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的回归结果。在列（1）（2）仅控制年度和行业效应的回归中，LnESGt-1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在列（3）（4）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LnESGt-1的回归系数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良好的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研发粉饰行为，本文假设得到验证。

表3 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的回归结果

（一）作用机制：代理问题缓释、市场监督压力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认为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的治理作用来源于代理问题缓释和市场监督压力两个渠道。一是高质量的ESG表现在环境、社会责任履行和公司治理方面的综合效应能够强化企业内部治理能力和风险管控，进而发挥企业代理问题的缓释效应，以此来抑制研发粉饰行为。二是基于信号传递理论，ESG表现能够向市场传递决策有用的企业特质信息，吸引新闻媒体、证券分析师等市场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关注（王琳璘等，2022），降低政府监管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企业研发活动的寻租行为，从而在有效市场关注压力下弱化研发粉饰行为。

为检验上述影响机制，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关于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将代理成本和市场监督压力作为中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一是代理成本（ACt），借鉴Samet和Jarboui（2017）的研究，采用企业自由现金流来衡量，具体为股权自由现金流/主营业务收入。二是市场监督压力，参考Yao等（2020）的研究，从两个维度来考虑：①媒体报道（Mediat），具体为网络媒体报道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
②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t），具体为分析师跟踪人数加1的自然对数。

表4报告了ESG表现治理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列（1）～（3）是代理问题缓释机制的检验结果。其中，列（1）是ESG表现对代理成本（ACt）的回归结果，LnESGt-1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良好的企业ESG表现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列（2）（3）是加入代理成本中介变量后ESG表现对研发粉饰的回归结果，AC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LnESG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良好的企业ESG表现能够通过缓解代理问题来抑制研发粉饰行为。

表4 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治理的作用机制检验

列（4）～（9）是市场监督压力机制的检验结果。其中，列（4）（7）分别是ESG表现对媒体报道（Mediat）、分析师关注度（Analystt）的回归结果，LnESGt-1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良好的企业ESG表现能够吸引新闻媒体、分析师这些市场中介监督机构的有效关注，改善市场信息环境。列（5）（6）和列（8）（9）分别是加入中介变量后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的回归结果，其中Mediat、Analyst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LnESGt-1的回归系数也均显著为负，说明良好的企业ESG表现能够通过发挥有效市场监督压力来抑制研发粉饰行为。

综上中介机制检验，代理问题缓释和市场监督压力在企业ESG表现抑制研发粉饰行为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支持了本文关于ESG治理的理论逻辑。

（二）考虑避税动机的影响

从研发粉饰动机出发，企业持有研发粉饰行为的一个重要动机在于攫取避税收益。杨国超等（2017）发现，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对研发投入强度“一刀切”的认定标准给企业留下了操纵空间，使得避税动机较强的企业更倾向于操纵研发投入。而ESG信息披露能够发挥代理问题缓释和市场信息促进效应，可能在避税动机较强的企业中起到良好的监督治理效果，从而缓解研发粉饰的避税动机。因此，若企业ESG表现能够对研发粉饰行为发挥治理作用，则该效用可能在避税动机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

参考张敏等（2018）的研究，采用两种方法来测度企业避税程度：一是ETR 1t=所得税费用/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二是ETR2t=（所得税费用/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名义税率。ETR1t、ETR2t取值越小，代表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具体检验中，分别以ETR1t、ETR2t的中位数来划分低避税组（大于等于其中位数值）和高避税组（小于其中位数值）。

表5报告了不同避税动机情景下企业ESG表现治理的回归结果。基于ETR1变量检验下，列（1）（3）是避税动机较强组的结果，LnESGt-1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LnESGt-1的回归系数在避税动机较弱的列（2）（4）中均不显著。同理，基于ETR2变量的回归结果在列（5）～（8）中，其结果也类似。说明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的治理作用主要集中在避税动机较强的企业。这在避税动机治理层面支持了ESG表现的监管机制。

表5 考虑避税动机的影响

（三）数字技术赋能的影响

从企业ESG表现效用发挥的内部技术支撑条件来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已逐渐融入企业高质量发展情景，数字化转型对企业ESG表现具有重要影响。首先，从绿色环境表现来看，数字化技术能够有效整合企业资源管理，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发展。其次，在社会责任履行方面，企业借助数字技术能够及时捕捉和分析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有效嵌入社会责任活动的实践环节，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意愿和能力，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社会责任履行促进效应（肖红军等，2021）。最后，数字技术的红利效应能发挥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推动企业治理结构优化和治理模式创新（陈德球和胡晴，2022）。这使得在数字技术引领的ESG三维分析框架下，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有助于ESG高质量表现及其治理效应的持续发挥。因此，若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则这种积极效用可能在数字技术赋能较强的企业中更明显。

关于企业数字技术赋能的测度，借鉴吴非等（2021）的研究，采用年报文本测度的企业数字化程度。具体企业数字化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本文以数字技术赋能变量的中位数来划分低数字技术赋能组和高数字技术赋能组。

表6中列（1）～（4）报告了不同数字技术赋能下企业ESG表现治理的回归结果。列（1）（3）是高数字技术赋能组的样本结果，LnESGt-1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列（2）（4）是低数字技术赋能组的样本结果，LnESGt-1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高质量的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有助于ESG表现对研发粉饰治理作用的有效发挥。这对数字技术赋能来助力企业ESG高质量治理机制设计具有重要价值。

表6 数字技术赋能和低碳监管政策的影响

（四）低碳监管政策的影响

从ESG表现效用发挥的外部治理层面，政府监管政策在ESG高质量表现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双碳”目标背景下，低碳监管政策（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规制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其在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从2010年开始，国家发展改革委对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已实施三批次。现有文献发现低碳试点监管政策在企业绿色创新（徐佳和崔静波，2020）、环境生态效率（宋弘等，2019）等方面具有积极效用，进而可能使得低碳试点监管地区的企业ESG表现质量较好。因此，若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有治理作用，则这种积极影响可能在低碳试点监管政策实施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

关于低碳试点监管政策的测度，本文借鉴宋弘等（2019）的研究，当企业所在城市为低碳试点城市时取值为1，否则为0。表6中列（5）～（8）报告了不同低碳试点监管政策下ESG表现治理的回归结果。列（5）（7）是低碳试点组的结果，LnESGt-1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列（6）（8）是非低碳试点组的结果，LnESGt-1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低碳监管政策有助于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治理效应的有效发挥，这支持了ESG表现的治理逻辑。

（五）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控制。

（1）工具变量法。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模型关键变量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本文借鉴宋科等（2022）的研究，采用同地区、行业的其他上市公司ESG评分的均值（IV_LnESGt-1）作为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7中列（1）～（3），在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中，AR和Wald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同时，LnESG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支持了本文假设。

表7 内生性检验

（2）Heckman两阶段法。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来缓解模型样本选择性偏误所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在第一阶段中，采用Probit模型对LnESGt-1进行回归（以LnESGt-1的年度、行业中位数来构建二值虚拟变量），并计算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Ratio，IMR）。在第二阶段中，将IMR变量代入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见表7列（4）（5），LnESGt-1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本文结论亦稳健。

2.ESG表现的替代变量。本文采用商道融绿ESG评级来检验。该评级目前包括2015年及以后的数据，由高至低共分为A+、A、A-、B+、B、B-、C+、C、C-九个等级，本文在剔除数量较少的A+、C-评级样本后，将剩余7个等级（C～A）由低至高赋值为1～7分，并将2015年之前的样本设置为0，通过该评分加1的自然对数来刻画企业ESG表现程度（LnESG_SDt-1）。回归结果见表8列（1）（2），LnESG_SDt-1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表8 核心替代变量检验

3.研发粉饰的替代变量。①真实研发粉饰活动。借鉴王兰芳等（2019）的研究，通过模型估算出研发费用/营业收入的正常值，若该值没有达到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但企业在未来一年内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OverRDt取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见表8列（3），LnESG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支持了本文的结论。②研发费用归类操纵。借鉴Yao等（2020）的研究，本文通过构建模型来估计企业异常管理费用。当企业异常管理费用小于0时，且研发投入刚好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门槛值区间内（超过认定标准的0.5%或1%），MBBC1t/MBBC2t取值为1，否则为0。回归结果见表8列（4）（5），LnESGt-1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本文结论亦成立。

（一）结论

基于可持续监管理念转变的新机遇和新动能，本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高质量的企业ESG表现能够抑制研发粉饰行为。②机制分析表明，企业ESG表现可以通过代理问题缓释和市场监督压力机制来治理研发粉饰行为。③从研发粉饰的避税动机来看，企业ESG表现对研发粉饰治理作用在避税动机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④从企业ESG表现的支撑条件来看，ESG表现对研发粉饰行为的抑制作用在良好的数字技术赋能情景和低碳监管政策实施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在ESG风险管理层面为解决企业研发操纵的寻租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为我国ESG管理新局融入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及研发粉饰行为监管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启示，具体如下：

1.企业应充分把握ESG发展新机，努力提升ESG表现质量。借助新发展理念，企业需要完善ESG信息披露的充分性，将ESG管理嵌入企业契约治理层面，提高ESG管理的有效性。同时，政府部门应完善ESG信息披露制度建设，通过实施ESG评级的奖惩机制和分行业管理的ESG信息披露机制，加强第三方机构对企业ESG表现评级，并鼓励企业将ESG理念贯穿于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等各个方面。

2.构建资本市场的ESG监管新局，防范企业研发粉饰行为。政府部门可结合ESG管理来加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过程中的研发操纵违规行为，提高管理层研发操纵活动的透明度和违规成本，以此通过ESG管理来有序实现企业绿色创新转型。同时，良好的ESG表现能够吸引市场中介监督机制的有效关注，增强ESG表现的合力治理效用，因此需在ESG管理实践过程中加强其他重要中介监督机构（如新闻媒体、证券分析师等）的协同治理与履职能力，从而更好地提升ESG机制的价值创造功能和企业研发粉饰行为的市场威慑治理能力。

3.融合数字技术，建立健全ESG高质量表现的数字化监管机制。高质量的企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有助于ESG表现对研发粉饰治理效应的有效发挥，因此应加强ESG管理与数字技术应用的深度融合和有益创新，以更好地借助微观企业数字化的赋能机制来助力企业ESG高质量表现，有序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ESG信息披露的数字化管理。同时，可将ESG管理纳入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执行场景，建立高新技术企业的ESG激励机制，并通过数字技术赋能ESG表现来完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契约履行，以更好地提升ESG表现的综合治理效能和社会价值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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