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风险承担、社会资本与企业绩效
时间：2023-02-27 19:45: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全晶晶，王俊领
(南开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071)
企业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进行风险承担水平的选择，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问题[1]。传统财务理论框架下，预期收益与风险承担正相关，承担风险是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基本前提，是企业提升价值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2]。但是，目前关于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研究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研究结论。有些研究从财务视角的风险承担内涵出发，认为风险承担给企业绩效带来积极影响[3-5]，而另一些研究却站在战略风险管理视角，发现存在与经典财务理论不一致的风险收益悖论[6]，还有一些创业导向研究的学者在探究新企业的风险承担性与绩效的关系时发现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倒U型”关系[7-9]。企业做出承担更高风险水平的战略选择后，需要通过战略实施将战略决策落实，而这样的战略实施过程往往是一个动态且复杂的战略管理实践过程[10]，因而直接分析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忽略了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这可能导致了已有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
企业战略风险承担具有很强的资源依赖性，在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资源消耗[11]，必须依赖于企业财务、市场、人力等各项资源的配合和支持。如果企业未能建立与其风险承担水平相匹配的资源体系，则仍然无法抵挡竞争对手的模仿与超越，也就难以促进企业绩效的实现。而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和体制上的转型期，由于市场机制不够完善，各项正式制度安排不够健全，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企业很难通过正式制度框架获取到足够的资源，因此非正式制度，如企业的社会关系网络，无疑就成为企业大量消耗资源的重要来源[12-13]。企业社会资本即为企业存在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能够获取的现实及潜在的资源[14]，同时由于转型经济环境下我国企业面临着市场竞争体制和行政体制双重资源分配体制并存的格局，所以我国企业的社会资本因社会关系网络主体差异而形成了结构、性质、功能不同的政治社会资本和商业社会资本[15]，这两类社会资本给企业提供异质性的资源，带来异质性的成本，因此具有异质性的工具效应。由此可以推断，在企业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战略选择实施过程中，企业建立的各类社会资本情况如何，会对战略活动的进行产生相应影响，一些社会资本的不足可能会导致企业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战略实施受阻，但一些社会资本的过度，也可能使社会资本不仅没能发挥支撑战略运行的“良药”作用，反而成为导致其战略失败的“毒药”。那么，在战略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越需要资源支撑的情况下，企业的社会资本究竟该如何配置，才能更有利于风险承担转化为绩效呢？然而，目前对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二者关系尚缺乏相关的研究成果，有待进一步的剖析。
为了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尝试从资源角度出发，集中于探讨企业社会资本在战略风险承担转化绩效的过程中发挥的影响作用，旨在丰富和发展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研究，从资源角度解开风险承担到绩效的过程“黑箱”，揭示风险承担转化为绩效需要的资源匹配条件，在实践中帮助企业在勇于承担风险的过程中适时调整社会资本，促使风险承担转化为绩效，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
(一)企业战略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
当前关于企业战略风险承担的研究文献，更多是对其影响因素的探究，而关于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还相对不足，且多是对研究问题的辅助验证。但即便不多的研究，结论仍然存在争议：大部分学者从财务视角的风险承担内涵出发，关注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发现承担更多风险的企业具有更高的成长性[3]、经营业绩[4]和公司价值[5]；
还有一些学者站在战略管理领域探究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如BOWMAN(1980)基于美国85个行业为研究样本，发现其中56个行业的风险与收益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6]，这种与经典财务理论不一致的风险收益悖论，被后来诸多学者称作“鲍曼悖论”。BOWMAN在对风险-收益的负相关关系进行讨论时提出了“战略禀赋说”，即认为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可能是企业在战略禀赋方面存在异质性的自然结果；
另外，创业导向研究的学者在探究新企业的风险承担性与绩效的关系时发现，新企业存在风险平衡，即认为企业战略风险承担存在一个最优状态，只有适度风险承担才会有较佳的绩效，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之间是“倒U型”关系[7-9]。这些创业导向的研究同时指出，战略风险承担引起了企业创业能力、机会能力呈现“倒U型”变化，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倒U型”影响。但是，他们提出的企业创业能力、机会能力改变其实也是站在企业资源的基础上，认为如果企业把过多资源用于探求风险，就会在能力的提升上减少资源投入，所以过度承担风险会导致企业创业能力、机会能力下降，进而影响绩效提升。这其实也说明，企业的资源因素应该是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权变因素，在不同的资源因素条件下，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可能会产生不同影响。
(二)企业社会资本及分类
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在当前相关研究中，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概念是将企业社会资本视为资源，即企业在其社会关系网络中可利用的实际和潜在的资源总和[14,16-17]；
另一种概念将企业社会资本视为能力，即企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资源的能力[12,18-19]；
还有一种概念将企业社会资本视为网络，即社会资本是有益于企业获得资源和社会支持的内外部所形成的社会信任网络[20]。但无论是哪种概念，都承认社会资本是潜存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通过企业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资源。
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分类，目前研究还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分类方式，NAHAPIET和GHOSHAL(1997)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14]。但更多关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则是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企业社会资本按照利益相关者主体划分为政企关系资本、银企关系资本、学术关系资本、供应商关系资本、客户关系资本、合作竞争关系资本、员工关系资本等[15,21-24]。因战略风险承担涉及到的资源需求主要来自于利益相关者，因此本文选取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类方法更贴近研究。另外，在我国的转型经济环境背景下，按照资源分配体系可以将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划分为商业类社会资本和政治类社会资本[15,24]两类。
(三)社会资本与企业战略的匹配
鉴于社会资本被界定为嵌入社会网络关系的企业社会资源，对该资源的合理安排成为了诸多企业战略活动研究的重点，因为企业战略活动的实施需以企业拥有的资源为前提，任何经营活动脱离资源的承载范围都将导致执行中的空中楼阁。一般认为，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即企业资源基础越雄厚，给企业带来的正面影响越大[21]，因而对企业的战略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如游家兴和邹雨菲(2014)对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与社会资本的匹配关系进行了探索，发现企业家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推动企业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实施，以及减少多元化的折价程度[25]。但是，并不是企业所有的战略决策都需要过多的社会资本，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了企业社会资本在企业战略实施中的负面影响，并不是社会资本越多，越有利于企业战略活动的实施结果：如LUO等(2008)发现，当企业与政府之间处于中等水平的网络关系强度时，客户导向战略与企业绩效间的联系更显著[26]；
于洪彦等(2015)的研究也发现，只有拥有适度横向社会资本的企业，其社会责任战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才能显现，而企业与政府的纵向联系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显的调节作用[23]。由此看来，在企业的不同战略实施中，拥有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企业社会资本，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战略结果。
(四)文献总结
综上所述，一方面，现有文献关于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产生何种影响及如何产生影响的相关文献并不丰富，且得出了异质性的研究结论。作为企业重要的经营战略选择，风险承担也需要适当的资源支撑来保证其有效实施，然而现有研究缺少从资源视角分析企业的社会资本在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的权变调节作用，忽视了社会资本作为调节变量可能使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产生偏差。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虽然是企业战略实施的重要资源支撑，但与企业战略不匹配的社会资本也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作为企业经营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社会资本，会对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产生影响，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类型不同、数量不同，会对二者关系产生不同影响，因此，需要在我国经济环境背景下，从企业社会资本角度揭示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的边界条件，以促使战略风险承担能够顺利转化为经济绩效。
(一)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
伴随着市场的变化升级、技术的高速发展，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高度竞争，想要做大做强变得日益艰难。为了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很多企业抱着希望，企图通过风险性高但预期收益也高的战略选择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著名经济学家KNIGHT(1921)和SCHUMPETER(1934)指出：企业超额利润来自于冒险。更高的利润是对冒险的补偿和回报[27]。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为代表的财务理论也认为，预期收益与风险承担正相关[28-30]。因此，根据经典财务理论，愿意承担风险的企业有更大的可能获取更高绩效。这是因为：第一，勇于承担风险的战略导向，促使企业不断通过冒险来开发和利用新的有价值的市场机会[9,31]，更少放弃那些风险较高但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减少了对低回报率项目的投资，优化了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32]；
第二，勇于承担风险的战略导向，引导企业不断调整自身能力以满足风险承担所需的机会识别能力、机会开发能力、运营管理能力等，这些能力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至关重要，在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间具有直接的中介作用[8-9]。虽然也有不少研究指出，企业在风险承担过程中会出现诸多问题，面临诸多挑战，如资本成本上升[32-33]、信息不透明增加[34]、合法性问题[35]等等，但是勇于承担风险的企业不会坐以待毙，而是会去主动采取行动解决问题以驱动绩效的提升[8-9]。比如为了确保风险承担的正面效果，企业会主动采取提升自身管理能力[8-9]、给予管理者风险补偿[5]等措施。总而言之，风险承担的战略导向促使企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调整自己，资本配置效率更优，自身发展、管理能力更强，据此提出假设：
H1：战略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其绩效表现越好。
(二)企业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多为资源消耗性活动[11]，这是因为高风险承担企业通常会通过更新颖的产品研发、更激进的市场拓展等活动追逐利益，这样的活动会耗费企业大量经济资源[36]，需要企业具备先进的技术资源[37]，更完善的市场信息资源，还可能因为先动和创新的活动超越现有公众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受到利益相关者质疑而导致企业隐性成本上升[38]或受到强力组织的压制，进而需要合法性资源[39]等等。因而，为了实现战略风险承担转化为绩效，必须保证资源与风险承担活动的匹配。在我国正式制度不够健全，通过正式制度获取资源有限的环境背景下，企业的社会资本体现了企业的关系网络特征，能为企业的风险承担行为提供利益相关者的理解与支持，能从利益相关者处获取战略风险承担所需的大量资源，为战略风险承担转化为绩效提供了资源上的保障。但由于社会资本的获取、维持也可能会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若企业的社会资本与其风险承担不相适应，可能会造成结果上的不尽人意。因此企业社会资本，包括商业社会资本和政治社会资本，其配置水平是否能与企业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战略相适应，会给企业绩效带来不同影响。
1.商业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企业的商业型社会资本包括供应商关系资本、客户关系资本等，即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的经济活动交往形成关系网络并从此关系网络中获取的资源[15]，其在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关系中发挥了资源支撑作用：第一，提供经济资源，如利用与供应链企业良好的网络关系获取到更合适的应付、应收账款额度，或是利用供应链关系发展供应链金融等，都能够为企业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战略运行实施提供经济上的资源支持。第二，提供技术资源，良好的商业网络关系在促进知识的创造、获取和利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通过与供应链节点的频繁交流获取到的信息技术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三，提供市场信息资源，企业与其他企业间形成良好的网络关系能够增进企业间的信息交流，获取市场上可能无法获得的关键信息，如市场变化信息、产品信息、相关事件信息等，这些市场信息有利于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企业的战略决策，以保障市场营销、产品开发等活动顺利进行。第四，提供合法性资源，合法性即企业及其行为活动受到其他社会活动主体的认可和支持。社会交换理论指出，非正式关系机制能够通过企业间不断交往增进双方的感情并最终培养成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促使双方通过交流沟通解决合作过程中的问题和困难，这种合法性有利于缓解企业选择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战略而给其他利益相关者带来的前景不确定性担忧，保障交易进行，降低交易成本。
另外，企业商业社会资本的形成基础是关系各方在最大化经济回报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商业关系中的各方长期持续互动、协作以培养他们之间的信任、承诺和相互信赖[15]。因此，商业网络关系的各利益方目标相同、权力相当、关系稳定，企业需要额外付出的关系维护成本相对较低。
综上，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越需要更多的资源消耗，企业的商业型社会资本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资源、技术资源、市场信息资源及合法性资源等，且企业获取商业社会资本并不需要付出过多的额外经济资源，进而保证了战略风险承担的资源需求，增强了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由此提出假设：
H2：商业社会资本越丰富，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间的正相关关系越显著。
2.政治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
尽管市场机制在现代中国经济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与政府机构的网络关系仍然是很多企业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其在战略风险承担过程中能够提供如下资源：第一，提供经济资源，如良好的政企关系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政府补贴[40-41]、税收优惠[42]、银行贷款[43]等；
第二，提供政策性信息资源，能使企业更及时了解国家或当地的创新政策、监管政策、产业发展规划信息等，这些政策信息对于高风险承担企业及时调整战略决策、采取策略行动等很有帮助，直接影响了战略风险承担的实施难度；
第三，提供合法性资源，企业通过接近和发展与政府(官员)的特殊关系政治策略能够解决企业的合法性获取问题，进而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44-45]。总体来说，一方面，企业在风险承担过程中，政治社会资本的存在能够降低企业资产被侵吞掠夺的风险，打破行业壁垒、地域保护等限制，确保企业的战略行为正当、合法；
另一方面，政治社会资本的存在还能够传递出政府看好企业前景的积极信号，有利于诱发其他市场活动者对企业做出肯定性评价进而更愿意做出有助于企业发展的行为[46]。
这样看来，政治社会资本越丰富，似乎越能够促进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正向关系，但实际上，政治社会资本越丰富的企业，其产生的负面问题也可能会成为战略风险承担转化为绩效的“绊脚石”：第一，更丰富的政治社会资本需要付出更高的关系构建及维护成本。这是因为，政治联结往往更为短暂，不仅因为政府与企业间的最终利益不一致导致双方长期合作的可能性较低，还因为存在政府换届的规定，导致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不够长远稳定，因此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社会资本，企业需要不断进行政治社会资本投入[47]。另外，在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中，政府为拥有更大权力的一方，即企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更高，为了与政府之间建立、维护良好关系，企业必须付出大量的关系构建成本。研究发现，在我国，企业与各级地方政府的联网成本甚至可能超过收益[21]。因此，对于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企业来说，若过多重复交往行政官员，成本超出收益，很可能导致企业本该用于风险承担活动的经济资源不足，无法满足其抓住投资机会、提升企业能力的经济资源需求，进而致使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企业绩效提升受限。第二，政治社会资本过多的企业，受到政府干预的程度更高。在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中，双方利益的差别较大，政府官员的主要利益集中于发展自己的政治生涯，而企业的利益则是试图获得最大化经济回报，这种利益的分歧导致政治关系网络的各方可能会产生冲突，拥有更大权力的一方(政府)有可能会站在自身利益角度从事机会主义行为，干预企业的运营。更糟糕的是，对政治社会资本过度依赖的企业，可能会产生寻租依赖心理，主动放弃决策自主权，以获取政府提供的政治资源[48]。对于高风险承担企业来说，失去企业的自主控制权，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投资给政府带来利益、维系政府关系的项目上，可能会导致企业的高风险承担项目缺乏推进的动力及精力，降低高风险承担项目成功运行的可能性，进而降低了投资效率，影响企业的绩效提升。
综上，若企业的政治社会资本过少，则无法满足支撑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战略实施所需的经济资源、市场信息资源、合法性资源等需求，但若企业的政治社会资本过于丰富：一方面，企业需要付出大量经济资源维系政企关系，可能导致战略风险承担所需的经济资源短缺；
另一方面，过度依赖政治社会资本也会降低企业的自主决策权，可能导致企业的高风险承担项目缺乏推进的动力及精力，降低高风险承担项目实施成功的可能性。所以对于高风险承担企业来说，只有适度水平的政治社会资本才有利于绩效的提升。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相对于低水平和高水平政治社会资本的企业，中等水平政治社会资本的企业的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更强。
(一)变量定义及测量
1.因变量：企业绩效(Pef)
关于企业绩效，以往研究的测量标准不尽相同，包括从会计绩效、市场绩效、成长绩效等角度来衡量。但是考虑到本文的研究主题是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风险承担代表了企业的战略决策，其实现过程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而会计绩效、市场绩效仅衡量了企业短期的年度经营状况，是狭义的绩效测量标准，因此本文选取代表企业市场价值的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绩效，托宾Q值能够反映企业的预期情况，如企业的增长潜力、市场竞争力等，相对来说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战略风险承担战略的经济后果。
2.自变量：战略风险承担水平(RiskT)
参考现有文献中对战略风险承担水平最为常用的衡量方法[49-50]，以企业在观测时段内的总资产收益率(ROA)的波动性来衡量，盈余波动性越大，说明战略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其中，总资产收益率(ROA)为企业相应年度的息税前利润(EBIT)与当年年末资产总额的比率。为在一定程度上减弱行业及周期噪音影响，对企业每年的ROA进行了行业年度均值调整，得到Adj_Roa。具体计算方法见模型(1)。因战略风险承担是对未来高风险高收益投资项目的选择，以未来三年(t年至t+2年)经行业调整后的ROA的滚动标准差来衡量战略风险承担水平。
RiskTi,t=
(1)
3.调节变量：企业商业社会资本(BusT)和企业政治社会资本(PolT)
本文考察企业商业社会资本和政治社会资本的调节作用。参照已有研究方法[15]，企业商业社会资本(BusT)以供应商关系资本和客户关系资本来度量。其中，供应商关系资本以应付账款周转率来衡量，客户关系资本以应收账款周转率来衡量，企业商业社会资本(BusT)=应收账款周转率-应付账款周转率；
企业政治资本(PolT)以高层有政府背景的比例衡量。
4.控制变量
参考现有关于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文献，本文在研究模型中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Dual)、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ro)、高管薪酬(Wage)、股权集中度(FirstT)、股权分散度(Hfd)、产权性质(State)、资产负债率(Lev)，此外，本文还设置了行业、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
具体变量定义与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定义及说明
(二)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1，本文参考董保宝和葛宝山(2014)[9]的研究设计，构建如下的模型(2)。若战略风险承担RiskT项系数显著为正，则证实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有积极影响，符合预期。
Pef=α0+α1RiskT+∑Controls+ε
(2)
关于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一定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绩效既是战略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也是战略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根据前景理论和公司行为理论，决策者行为会受到当前状况影响，当公司当前状况不佳即为低绩效公司时，更愿意增加风险水平，企业绩效是企业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的前因变量，导致二者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6]。但经典财务理论观和战略管理理论观更加认可战略风险承担的前因作用，因为企业绩效的实现需要一个动态复杂的战略实施过程，是企业为实现战略目标而付出努力的过程。战略风险承担本质上体现了企业对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偏好程度，企业只有选择可能产生高收益的项目，才有可能带来更好的企业绩效，因而企业绩效是企业在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战略选择指引下采取战略行动的结果变量，二者之间预期是正相关关系。本假设的重点在于探究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涉及战略风险承担的前因变量，且考虑到战略风险承担到绩效实现需要一段时间过程，所以在模型中使用滞后一期的战略风险承担变量为自变量，当期企业绩效为因变量，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内生性问题影响。
构建模型(3)用来检验企业商业社会资本在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中的线性调节作用；
构建模型(4)和模型(5)用来检验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在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中的线性调节作用及“倒U型”调节作用。
Pef=α0+α1RiskT+α2BusT+α3BusT×RiskT+∑Controls+ε
(3)
Pef=α0+α1RiskT+α2PolT+α3PolT×RiskT+∑Controls+ε
(4)
Pef=α0+α1RiskT+α2PolT+α3PolT2+α4PolT×RiskT+α5PolT2×RiskT+∑Controls+ε
(5)
(三)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20年上证、深证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将初始样本按如下原则进行筛选：①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
②剔除在此期间被ST、PT类的上市公司；
③剔除主要变量缺失的样本；
④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本文所需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由表2可见，企业绩效(Pef)均值为2.19，标准差为1.61，说明样本企业绩效相差较大。战略风险承担水平(RiskT)均值为0.03，标准差为0.04，与国内已有文献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我国企业总体风险承担情况尚不够令人满意。商业社会资本与政治社会资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不同企业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已有文献基本一致。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
表3为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显示，RiskT与Pef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与假设1的推论一致；
BusT与代表企业绩效指标的Pef相关系数呈现正相关关系，PolT与Pef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BusT、PolT对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表3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
(三)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战略风险承担的直接影响作用，运用回归分析检验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战略风险承担(RiskT)对企业绩效(Pef)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战略风险承担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水平，假设1得到验证。
表4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其次检验企业商业型社会资本的线性调节作用。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企业商业社会资本的一阶调节项BusT×RiskT，用来检验商业社会资本是否对于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具有显著的线性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2)所示。结果显示，引入商业社会资本的调节项后，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依然显著，战略风险承担和企业商业型社会资本的交互项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2。
然后检验企业政治型社会资本的“倒U型”调节作用。在进行“倒U型”调节作用检验之前，先引入企业政治社会资本与战略风险承担的一阶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引入企业政治型社会资本的一阶调节项后，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依然显著，但是战略风险承担与政治社会资本的一阶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对于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的线性调节作用不明显。然后在回归模型中引入企业政治社会资本的二阶交互项PolT2×RiskT，用来检验政治社会资本是否对于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具有“倒U型”的调节作用。如果交互项系数为负，则表明企业政治社会资本对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个“倒U型”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4)。引入企业政治社会资本的二阶调节项后，模型(4)较模型(3)的R2有所增加，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力有所提高。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依然显著，企业政治社会资本的一阶调节项显著且符号为正，企业政治社会资本的二阶调节项显著且符号为负，验证了企业政治型社会资本对于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关系具有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假设3得以证实。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替换企业绩效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由于RiskT以三年为一个观测期，为使度量口径一致，因变量企业绩效定义为对应三年TobinQ的均值AvgTobinQ。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与前述结果基本一致。
表5 替换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一)结论
社会资本在企业战略风险承担的实施过程中发挥了资源支撑作用，但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不同配置情况，对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是否会产生不同影响？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勇于承担风险的企业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
第二，企业的商业型社会资本对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当企业商业型社会资本更高时，其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风险承担所需资源，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更能够表现出来；
第三，企业的政治型社会资本对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存在“倒U型”的调节作用，说明相比起更低和更高水平的政治社会资本，只有当企业建立适中水平的政治社会资本时，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才更显著。
(二)理论贡献和现实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第一，本文对深入理解战略风险承担的经济后果具有重要意义。以往我国关于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关系的文献，多是对其研究问题的辅助验证[4-5]，真正深入探究二者关系的文献较少。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对二者关系进行了探讨，为战略风险承担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提供证据支撑。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本文探索了战略风险承担影响企业绩效的边界条件。现有研究对于战略风险承担转化为企业绩效的实现条件和实现路径还关注不足，基于资源视角，本文认为战略风险承担转化为企业绩效离不开企业社会资本的支撑，企业社会资本提供了战略风险承担过程中所需的大量资源，是战略风险承担转化为企业绩效的重要实现条件。另外，本文还根据我国转型经济环境背景将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商业型和政治型两种，分别检验了两类社会资本在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并得出了差异性的调节作用结论。在理论上，高风险承担企业既要关注企业社会资本的正面作用，也要防范企业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对于战略实施的阻碍。本文的研究结果从社会资本视角回答了战略风险承担转化为企业绩效的实现条件问题。
本文的实践价值在于：第一，本文发现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因此，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利润，可以依靠勇于承担风险来获得高水平绩效，这对于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及成长发展来说相当重要。第二，本文发现企业的商业社会资本对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的政治社会资本对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倒U型”调节作用，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安排社会资本来实现风险承担转化为绩效。具体而言，一方面，企业可以发展更高水平的商业型社会资本，增加企业与供应链企业、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广泛度和紧密度；
另一方面，企业在发展政治型社会资本时需要合理把握范围程度，良好的政企关系有助于企业获取风险承担实施所需的资源，但过于依赖政府的企业很可能付出过高的代价，这对于企业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战略实施是一种阻碍。
(三)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度量有所局限，仅仅使用应收账款周转率、应付账款周转率、高层有政府背景的比例作为企业客户关系资本、供应商关系资本、政府关系资本的代理变量。但是即便是这种测量方法，也已经发现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于战略风险承担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未来研究可以发展更为细致的测量方法，如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企业商业社会资本和政治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信息；
其次，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数据，缺少对企业的实地调研，未来研究可以增加对企业的实际跟踪考察，对高风险承担企业是否提升绩效、如何提升绩效进行深入、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最后，本文仅从社会资本视角探究了战略风险承担转化为绩效的实现条件，未来研究可以从企业在风险承担过程中如何安排公司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即探讨企业的行为策略如何配合企业更高风险承担水平的战略，才能够促使风险承担转化为企业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