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历史变迁中的伦理危机——伦理学视域下的阿契贝小说研究

刘敏杰

(洛阳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1930-2013)是20世纪尼日利亚著名的小说家、评论家和诗人，2007年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被誉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出生于伊博族基督教家庭，受到非洲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熏陶，对康拉德、乔伊斯·卡里等西方作家对非洲的丑化非常不满。他在大学期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58年发表首部长篇小说《瓦解》(ThingsFallApart, 1958)，开创了以内部视角讲述非洲故事的先河。《瓦解》的发表给阿契贝赢来了国际关注，不少研究者对阿契贝的小说进行了综合考察。①卡罗尔(Carroll，1990:187)认为阿契贝的小说体现了历史延续性，和“基于复杂环境而改变的实用智慧”。伊尼斯(C. L. Innes)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探索了阿契贝笔下的伊博政治文化体系和口述传统，认为其小说“重建了非洲和非洲人在特定历史时刻的画面和叙事”(1992:165)。林恩(T. J. Lynn)研究了阿契贝小说中的叙事特点、语言和政治主张，认为他创造性地改变了非洲语言文化和西方英语世界的关系，有效地整合了非洲和西方的文化资源。国内学者较集中关注阿契贝小说中体现出的传统文化观和后殖民政治观。丁兆国(2006)研究了阿契贝的后殖民书写特征，认为其采用萨义德的“航入”式抵抗模式有力反击了殖民话语，完成了非洲本土话语的主体性建构。秦鹏举(2019:159)认为阿契贝在其小说中既强烈谴责殖民统治，也反对盲目抵制西方文化；
既挖掘自身传统，也揭露了传统的弊端。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界一致肯定了阿契贝的后殖民主义立场和非洲视角叙事策略，对其深刻描绘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以及国家独立后的非洲社会历史给予高度赞扬。然而，长期以来较少有研究者关注阿契贝小说中的伦理问题。其实，阿契贝在其小说中展现了尼日利亚近百年的伦理嬗变，探析了尼日利亚从部落社会迈向现代社会过程中的人性演绎和道德危机。伦理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乎人们行为品质的善恶正邪，乃至生活方式、生命意义和终极关怀”(何怀宏，2002：9)。在阿契贝看来，伦理问题是现代非洲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作家要扮演好道德启蒙者和引领者的角色，承担社会导师的使命”(Achebe，1976:59)。伦理秩序建立不是一蹴而就，“文明不会从天而降，它始终是努力争取的结果，是人民在勇敢和开明的领导人带领下长期寻求秩序和正义的结果”(Achebe，1983:10)。为唤醒民众，促进非洲文明进步，阿契贝以笔为刀，由点及面，以尼日利亚的历史和现状为切入点，对非洲社会的伦理困境做了历史性的深度剖析。本文将聚焦阿契贝的伦理书写，从传统社会的共情危机、殖民时期的正义危机和独裁社会的平庸之恶三个方面探析其笔下的非洲社会伦理危机，揭示伦理境况与社会体制的内在关联。

非洲社会的共情问题是阿契贝文学创作的重要关注点之一。英国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认为“共情(empathy)是一种能力，它使我们理解别人的想法或感觉，并用恰当的情绪来回应这些想法和感觉”(2011:16)。共情帮助人们了解、欣赏他人的观点，有助于情感沟通、消除冲突，使自己与他人之间的道德关怀成为可能。正如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 Slote)所言：“共情在伦理中占据中心地位，因为共情在发展真正的利他行为或关心他人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有共情的关怀可以被用作某种道德评价标准”(2007:16)。共情能力的高低尽管受到生物学和心理学因素影响，但与家庭、文化、教育、信仰等社会因素密不可分。共情匮乏的个人奉行自我中心主义原则，将他人客体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缺乏共情的社会更容易发生歧视、迫害、杀戮、战争等暴力行为，弱者的生命和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阿契贝在小说《瓦解》和《神箭》中分别以伊博族部落乌姆奥菲亚村(Umuofia)和乌姆阿诺村(Umuano)的伦理状况为例，客观描绘了非洲传统社会的共情危机。在殖民主义入侵前，伊博族部落是一个物质和精神上自足的社会。伊博族人遵循约定俗成的行为规则劳作耕种、祭祀庆祝、嫁娶生育等等，以此延续部落群体的共同命运，然而一部分传统规则严重漠视基本人权，抹杀了共情的存在空间。它们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转变，最终引发伊博族人内部的分化。

伊博部落整体利益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伊博人的宇宙观中，个体承担着维护整体利益的任务，部落一旦发现有人打破了某种平衡，就会采取措施与行为者撇清关系”(Ejidike, 1999:75)。在伊博社会传统规则影响下，人们对任何损害部落整体利益的个人都会关闭共情，让其付出沉重代价。小说《瓦解》中描绘了人们对于部落整体利益过度重视而导致的一些牺牲个体利益的极端事件。伊博人视双胞胎、疾病、死亡为“对宇宙平衡的潜在威胁”(同上)，他们认为双胞胎和生病的人是邪恶的化身，会招致集体灾祸，必须被扔到“恶森林”。妮卡(Nneka)的四对双胞胎婴儿，欧比艾瑞卡(Obierika)的双胞胎孩子一出生就被装进瓦罐，抛弃到树林里。奥贡喀沃的父亲乌诺卡(Unoka)因害鼓胀病，被抬到“恶森林”去等死。有些生病的人即使坚强地走回家中，人们依然会再次将他抬回去，并且绑在树干上活活饿死。短篇小说《阿奎基》(“Akueke”)中，得了鼓胀病的小女孩阿奎基有四个疼爱她的哥哥，可是哥哥们全然不顾同胞亲情，决然把她送进树林，等待她的只能是被猛兽吃掉或是绝望死去的命运。(Achebe, 1991:31-36)。另外，伊博人认为误杀族人就是与全村人为敌。奥贡喀沃随身携带的枪支走火，误杀了埃汝杜(Ezeudu)的儿子。乌姆奥菲亚村认为奥贡喀沃的行为触犯了大地女神，玷污了神的土地，村民以地母的名义惩罚犯错的奥贡喀沃，“放火烧他的房屋，推倒他的院墙，杀他的牲畜，毁他的仓库”(Achebe，2010:87)，连奥贡喀沃最亲密的朋友欧比艾瑞卡也参与其中。村民决议奥贡喀沃及其家人必须立即离开本村，七年内不准回来。由此可见，在伊博传统文化中，个体只是整体的组成部分，不具有独立个体的意义。个体命运在部落利益面前微不足道，部落利益的正当性远远超越了个体的生存权利以及亲情、友情等普遍情感。人们被规训成维护部落整体利益的工具，随时准备关闭共情，放弃亲朋好友的生命。片面地强调部落整体对于个体的绝对至上、绝对优先性，使得伊博族丧失了对个人正当权利的尊重。

伊博人高度推崇男性气概。出于战争和农业生产的需要，伊博社会鼓励以暴力、勇猛、血性等特征的男性气概。关爱、温和、同情等被认为是女性象征，被有意压制和摒弃。伊博男性大多通过彰显自己的尚武精神获得部落的荣誉和地位，他们最不能容忍的侮辱是被别人说成“有女人气”。“男性如果坚持保留女性成分就是软弱，……这样男人就抛弃了以共鸣和关怀为基础的扩展意识，并且丑化一切要拯救他和使他重新为人的东西”(格鲁恩，2001：41)。男性气概的片面弘扬导致一系列文化认可的暴力行为出现。《瓦解》中的奥贡喀沃是伊博族男性气概的形象代表。他白手起家，十八岁成为远近闻名的摔跤手，三十八岁成为氏族九个领袖之一。他是村子里第一个从战场上把敌人的头颅带回来当酒碗的人，敌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心惊胆战。然而，他脾气暴躁，粗鲁莽撞，时常打骂妻儿来树立威严。三年前，十五岁的男孩伊柯美弗纳(Ikemefuna)作为战争人质被他从邻村带回，寄养在家中。之后，奥贡喀沃将他视为养子，伊柯美弗纳也对奥贡喀沃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认为奥贡喀沃就是他的父亲。同时，伊柯美弗纳和诺伊(Nwoye)成为要好的朋友。直到有一天，山洞神传来口谕，要求杀掉伊柯美弗纳向神灵献祭。奥贡喀沃和武士们跟随伊柯美弗纳走到村外，一个武士突然抽出砍刀，伊柯美弗纳惊恐地喊叫“爸爸，他们杀我！”(Achebe，2010:45)此种情境之下，奥贡喀沃暴力、残忍、冷漠的男性气概被瞬间点燃，他坚决拒绝像女人一样表达怜悯之情。于是，他举刀阔步向前，亲手砍死了伊柯美弗纳。奥贡喀沃对男性气概的崇拜达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奥贡喀沃的行为给儿子诺伊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们父子二人最终渐行渐远。以强硬手段维护男性气概的方式腐蚀了他的共情能力，最终使他众叛亲离。这也表明尚武精神挤压了伊博社会人文精神生长的空间，削弱了传统文化的韧性。

在伊博部落里，神权大于人权。“宗教在伊博部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神灵和长老是维持社会秩序的主要力量”(Ejidike, 1999:74)。伊博人笃信祖先魂灵和诸类物神，如大地神、山洞神、蛇神等。出征祭祀、农时节日、以及生老病死都要听从神的安排。神灵规定人的等级，其中最低等的人为贱民(Osu)。贱民制是一种“宗教奴役体制”(Osinubi, 2015:54)，主人为了躲避灾祸而把他们献祭给神。贱民没有人权，他们是活着的祭品，“本人及后代都要被献祭给神，不能结婚，更不能与自由民通婚，只能住在村子外面的流放地里，不得理发、不得洗头、不得参与自由民的集会，更不能进入自由民的家中，没有资格获得氏族头衔，死后被其他贱民埋葬在恶森林”(Achebe, 2010:110)。为充分保障神权的神圣性，自由民不得与贱民来往，不得同情关心贱民。贱民及其后代的生命以神的名义被践踏，自由民与贱民之间的共情被切断。神灵的代言人是祭司，祭司负责向民众传达神谕,掌握着实际上的绝对权力。在《神箭》中，祭司的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导致神权被滥用。埃泽乌鲁为报私仇，不顾木薯成熟的实际时间，借助神的权威，故意推迟新木薯丰收节，导致大量木薯毁在田地里，引起人为的饥荒。通常，宗教应该具有抚慰人心，普惠众生的作用。然而，神权的过度延伸严重亵渎了人的权利，切断了不同层级人之间的共情联系；
祭司们在追逐私利中与民众之间的共情降低为零，民众不但没有受到神的庇佑，反而生命被任意剥夺。宗教就像套在贱民和灾民颈上的枷锁，他们无论怎么挣扎，都难以摆脱被迫害的命运。

由此可见，伊博传统社会在部落利益至上观念、尚武精神和神权的支配下，形成了对犯错者、病弱者、贱民等群体的系统性歧视和制度性暴力，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共情关系和对共情力的培养。失去救赎机会的犯错者、被氏族抛弃的病人、没有尊严的弱者和世代难以改变命运的贱民被无情地客体化，他们必定不会逆来顺受，长此以往总会形成种种不满、抵触甚至仇视心理，从而成为伊博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阿契贝的小说揭露了传统非洲文化内部的弱点，表明在殖民者到来之前，伊博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共情危机。阿契贝无奈地说道，“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这个人或那个人。社会本身已经走向毁灭……欧洲有很多责任……(但)这些内部问题使得欧洲人有可能介入……两兄弟之间的冲突使一个陌生人渔翁得利”(Qtd. in Elder, 2002:29)。白人传教士趁虚而入，利用部分伊博人对传统神灵的迷惘，适时向他们传递共情的力量。“上帝面前，没有奴隶和自由民之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Achebe, 2010:110)。这些被部落遗弃的人率先皈依基督教，拥抱西方价值，成为传统伊博社会瓦解的内部推手之一。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指各得其所，每个人得到他应得的部分。在社会政治领域，正义意味着法治或者合法性。金斯伯格认为正义的核心是消除任意性，人们接受法治而不是人治(转引自张文显，2007：334)。罗尔斯(1988：3)认为正义价值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在阿契贝的笔下，传统伊博社会拥有复仇、罪罚等朴素的正义观念，正义往往通过部落神灵的审判得以实现。神灵相当于伊博族的最高法。基督教的传播与接纳使得伊博社会传统宗教受到挑战，以宗法体制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体系逐渐走向瓦解。殖民者制定法律，设立法庭，以暴力为后盾建立起一套与宗主国相似的法治体系。传统社会被迫改变原有的治理形式、发展轨迹，削足适履，委身于西方设置的法治框架，新旧冲突中非洲出现了正义危机。

殖民者奉行强权即正义的原则，凌驾于法律之上。首先，殖民者是非法的特权篡夺者，在政治上本身就有着不合法、非正义的性质，因此他们毫无顾忌地用武力镇压土著人的反抗。《瓦解》中，阿巴姆村民杀害了一个闯入村庄的白人，在没有查找凶手的情况下，白人便派军队埋伏在市场周边，将前去贸易的村民全部射杀，造成血流成河的惨剧。这个消息震惊了伊博族其他村子的人，他们对白人的武力产生恐惧。其次，殖民者暴力夺权之后，通过法治稳定社会秩序，利用法律将自己打造成贵族阶层。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说，他们秉承殖民帝国与生俱来的“优越性原则”，复活封建社会“陈旧的权力与特权概念”，在殖民地“扮演贵族的角色”(2011:145-146)。尽管殖民者引入了西方社会的司法机构和法治体制，但他们自己不受法律的约束。监狱里关押的都是违反了白人法律的土著人，要么是扔了双胞胎，要么是妨碍了基督教徒。这些犯人当中还包括一些氏族首领，他们“每天早晨做工，打扫政府的房舍，替白人行政官和法庭差吏拾木材”(Achebe, 2010:123)。白人殖民者一边奴役他们，一边羞辱打骂他们，却不会受到法律惩罚。事实上，白人制定的法律只适用于土著人，白人殖民者是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者。殖民者在殖民地推行法律，本质上不是要推进殖民地的法治进程，其真正目的是维护白人的殖民权益。在法律的幌子下，作为弱势群体的殖民地土著居民不得不服从于白人殖民者，这不是正义，而是正义粉饰下的强权。

在殖民地法治体系下，殖民者及其代理人是执法者，有义务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然而暴力执法和行政腐败现象频现，严重影响了法律在伊博人心中的公信力。小说《瓦解》详细讲述了殖民者暴力执法的过程。乌姆奥菲亚的村民摧毁了基督教堂，包括奥贡喀沃的六名氏族首领接到白人邀请前去协商，谈判尚未开始，他们就被拘押了。在狱中，他们遭到非人虐待：他们的头发被剃光，狱吏用言语羞辱他们，不给他们吃饭喝水，禁止他们大小便，鞭打他们，抓起他们的头相撞。讽刺的是，白人长官在氏族首领面前道貌岸然地说：“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和平的政府，你们会感到开心的。如果有人虐待你，我们会来解救你的。但我们不允许你们虐待他人……在这里我们有断案的法庭和行政正义，就和我的国家一样”(Achebe, 2010:136)。殖民者言行不一的做法引起了奥贡喀沃对白人法律的不信任，直接引发了奥贡喀沃的暴力反击。另外，殖民者在执法过程中罔顾事实，贪污腐败。在《瓦解》中，纳玛(Nnama)和阿尼托(Aneto)因土地问题引起纷争，他们到白人的法庭寻求裁决。最后，法庭判决土地属于纳玛家，因为纳玛给了白人信使和翻译很多钱。在《神箭》中，公路建设工程部负责人赖特(Wright)存在渎职和品德问题，奉命前去调查的白人行政官克拉克(Clarke)，公然接受赖特的贿赂，帮其掩盖罪行。这些事件表明，殖民地法律失去了其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基本职能，毫无公正可言。正如奥布加所说，“欧洲人在伊博部落的执法，不是基于真实证据，而是基于当事人的财力和购买意愿；
目的不是调解冲突各方，而是分摊责任和施加惩罚”(Ogbujah, 2014:47)。白人执法者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行为，极大地恶化了伊博社会的官场伦理环境。

殖民机构里的土著官员为追求个人利益，与殖民者沆瀣一气，背离了法治的根本宗旨。白人殖民者在伊博地区实行“间接统治”，扶植一些受过教会学校教育的人充当殖民地行政代理人(Falola & Heaton, 2008:113)。有些代理人并非本村人，与当地人并无感情，他们依仗白人势力，在所辖区域滥用职权，作威作福。《神箭》中，詹姆斯·伊克迪(James Ikedi)是伊博人，被白人任命为奥克帕瑞村的监察长(Warrant Chief)。刚上任三个月，他就建立了一个私人法庭和监狱，暴力镇压反抗民众。他在修建公路过程中与黑社会勾结，敲诈勒索村民，非法拆除村民房屋，收取高额税费。他盘剥百姓，强占妇女，恶劣程度比白人殖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一些伊博族精英奉行“生存第一”的原则，内化西方价值观，与腐败社会同流合污。阿契贝在《再也不得安宁》中描写了伊博族精英奥比(Obi)的堕落过程。奥比是殖民政府留学金审批办公室的办事员，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时，他对尼日利亚的官场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主动拒绝贿赂。可是他每月工资入不敷出，经济出现危机，债台高筑。同乡的人告诉他，“在尼日利亚，政府是‘他们’。它跟你我都无关，是个异己机构，人们尽可能多从中攫取利益，只要不惹麻烦”(Achebe, 2010:178)。在社会负向情境力量的引导下，奥比逐渐放弃了自己坚守的正义观，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收受贿赂，沦落为腐败分子中的一员。以奥比为代表的尼日利亚社会精英大多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留学归国后，他们本应在非洲社会扮演“社会价值信念的守望者”和社会“理性代言人”的角色(王菊丽，2022:93)，在持守公共道德、维护社会正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然而他们在诱惑面前不堪一击，最终被欲望所吞噬。他们的腐败堕落表明在殖民外力的作用下，传统神权失落的伊博社会并没有形成正确的义利观，相反，贪婪和自私的人性之恶在生存压力下肆意横行，导致伊博人在追求个人利益中迷失。

殖民者自视西方的价值观比非洲的伦理道德更为优越，他们打破非洲传统伦理体系，植入西方法治体系，但他们成为殖民地的权贵阶层，凌驾于法律之上。他们暴力执法、行政腐败、将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转变成压迫非洲人民的工具。由于传统部落文化本身就缺乏共情力生长的土壤，殖民主义打破了以宗教为核心的伦理体系，人们心中尚未树立法治的理念，正如“旧传统中最糟糕的元素被保留下来，新文化中最糟糕的元素被添加进去”(Killam, 1969:4)，没有法律约束，又缺乏传统束缚的非洲民众，道德上愈发肆无忌惮。人们对殖民国家的抵制延续到对公共领域本身的厌恶，把一切利益当作掠夺的对象，进一步加深了非洲社会的道德混乱和伦理失序。人们以追求私利为“正义”，以行贿受贿为“规则”，不仅失去了对神圣事物的敬畏感，而且放弃了诚信克己的道德观，欺诈和腐败等可耻的罪行在非洲社会大行其道，殖民时期的非洲面临难以挽回的正义危机。

“平庸之恶”是普通人盲目服从权威而作恶的一种社会现象，通常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伦理危机。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以纳粹德国军官艾希曼的行为方式对此进行了阐释，她认为艾希曼犯下滔天罪行，不是受残暴邪恶的意图驱使，而是由不思考、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造成的(1963:287)。平庸之恶的执行者通常在体制强权的驱使下，放弃自己的是非判断力和思考能力，不加限制或直接参与上级指令中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平庸之恶是一种无思和盲从之恶，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极权主义纳粹德国，也适用于描述独裁统治下人们的道德冷漠状态。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转而陷入军事独裁的泥淖之中，官员、媒体、民众在独裁者的命令下冷漠麻木、丧失良知，成为破坏非洲社会发展的施暴者。阿契贝在小说中塑造了疯狂的军事独裁者形象，表达了对非洲现代社会伦理危机的忧虑。

阿契贝在小说中生动描绘了一群势利、无能的政府官员，他们只为取悦上级，而不管做的事情是否违背法制和伦理。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他们放弃思考，盲目服从于行政权力，甘愿充当行政部门的走狗或打手，犯下平庸之恶。小说《荒原蚁丘》中，在山姆总统绝对权力的压力下，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一致认为山姆(Sam)总统应该担任终身总统，声称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手腕强硬的独裁者。奥贡(Okong)本是政治学教授，担任内务部长职务，在总统面前表现得奴性十足，奉总统的话为至理名言。阿巴宗地区旱灾严重，当地的长者组成代表团到首都请愿。奥贡深知：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山姆总统害怕群众游行示威。在与总统会面时，奥贡极力贬低阿巴宗人，同时吹捧总统“宽容大度”。他代表总统进行政治做秀，“亲切”接见阿巴宗人代表，在媒体面前树立亲民形象，随后将他们秘密逮捕。奥贡教授的两面派行为源于总统的授权，但是他身为学者，不仅不用道德的方式影响社会，反而与权力合谋，放弃政治道德和常识判断，成为独裁总统的忠实奴仆，加剧了社会的暴力和恐怖。

媒体是社会公器，本应当履行传播真相、启迪民众的社会职责。然而，在阿契贝的小说中，非洲独裁国家的部分媒体人遵从当权者意志，故意歪曲事实，左右舆论风向，制造舆论暴力，引导民众盲从。在《人民公仆》中，咖啡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国内大选之际正赶上国际咖啡市场萧条，咖啡出口受到影响。总理为了赢得连任，获得民众选票，决定通过印钞票的方式保证咖啡农的收入，但遭到财政部长马金德博士(Dr. Makinde)和一些内阁成员的反对，他们认为盲目发行钞票会带来通货膨胀，重创国内经济。总理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威胁，于是将财政部长等人全部免职，并诬陷他们是“阴谋家和卖国贼，跟国外敌对分子勾结，企图摧毁新国家”(Achebe, 2001a:3)。广播、报纸等媒体纷纷采纳总理的一面之词，放弃中立客观报道的媒体职责，大肆宣扬激进的民族主义，对财政部长极尽侮辱贬低之能事。在报纸上，财政部长的演讲被断章取义，他本人被冠以“恶棍”“知识分子杂种”“胆小鬼”等污名。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媒体责任被权力左右，媒体人丧失了基本的事实判断能力和道德良知，给当事人造成身心伤害，对社会风气的败坏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阿契贝通过批判舆论观点“一边倒”的现象，引发读者对媒体职责与平庸之恶的反思。

独裁者的诞生往往离不开乌合之众的支持。这些人并非无知，而是因为信息来源有限，在媒体的鼓吹和煽动下，个人才智和判断力被减弱，无法正常思考。阿契贝认为在非洲社会存在着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盲从盲信、偏执冲动，极易成为独裁者施暴的帮凶。《人民公仆》中，力图振兴国内经济的财政部长及其同僚与总理意见不和，被当局指责为叛徒，媒体的片面宣传很快激发起民众的“爱国”热情。群情激昂之下，不明真相的群众变本加厉，恨不得亲手结束财政部长的性命。人们冲到财政部长家中，将他的汽车和房子砸毁，又把另一位部长从车里拖出来，将其手脚捆住，拳打脚踢后，扔在路边。这些民众与财政部长并不熟悉，也不了解部长的经济方案是否可行，更没有思考政治宣传背后的行为逻辑，只是一味地随波逐流，制造混乱。他们的非理性与盲从纵容了统治者的集权与腐败，使乌烟瘴气的社会伦理环境雪上加霜。

因此，正如阿契贝的小说所展示的那样，西方殖民者撤离之后，留下了一个伤痕累累的非洲。独立后的非洲国家统治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整合国内资源，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是靠出卖本国资源迎合西方国家利益，残酷打击国内异见人士，走上了军事独裁之路。在霸权专制的政治统治下，学者、媒体人和民众被动服从命令，漠视社会责任与伦理道德，犯下了平庸之恶。平庸之恶执行者的面目千篇一律，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心生懊悔，甚至转眼就忘，因而缺乏反思。令阿契贝痛心的是，平庸之恶如同病毒一样蔓延在非洲社会各个角落，既腐蚀了社会肌体，也腐蚀了人们的心灵。

阿契贝的文学创作紧紧围绕非洲社会伦理的矛盾性发展，批判性地审视了前殖民时期、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代非洲社会的伦理状况，强调了非洲社会重建伦理，培育民众共情力与伦理意识的重要性。阿契贝在对不同阶段非洲社会的伦理危机书写中，展现出其公正、客观和包容的历史观。面对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的丑化描述，阿契贝没有依照简单的抵抗逻辑，单纯地浪漫化非洲传统，而是客观地反思传统文化中的共情危机，指出传统社会瓦解的内在必然性。同时，他谴责了殖民主义对非洲传统文化的束缚、压制或毁灭，指出西方现代文明的入侵给非洲人民带来了自以为是的“正义”，表现出他对西方殖民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反思和质疑。最后，阿契贝站在社会正义和保障人权的高度，批判了独立后的军事独裁以及蔓延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平庸之恶，表达了对非洲前途命运的担忧和对人民觉醒的期待。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本土文化，他不随意贬低，也不刻意拔高，始终坚持从普遍的人性出发予以客观衡量。阿契贝独具一格的写作风格和深邃的批判意识呈现出其追求平等、正义和民主的人文主义伦理观，他的文学作品对当代非洲文坛和世界文坛将产生深远影响。

注释：

① 阿契贝共发表五部长篇小说和十四个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有：《瓦解》(ThingsFallApart, 1958)、《再也不得安宁》(NoLongeratEase, 1960)、《神箭》(ArrowofGod, 1964)、《人民公仆》(AManofthePeople，1966)和《荒原蚁丘》(AnthillsoftheSavannah, 1987)。短篇小说主要收录于《战地姑娘及其他》(GirlsatWarandOtherStories,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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