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叙述学角度下解读《思家饭店的晚餐》的叙述权威

杨萍萍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安妮·泰勒（Anne Tyler）（1941—）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小说家和评论家。泰勒以书写家庭生活闻名，擅长利用敏锐的感知和细腻的文笔，将家庭中的隔阂和危机生动地再现给读者。泰勒于1982年发表了自己的第九部小说——《思家饭店的晚餐》（Dinner at the Homesick Restaurant），这部小说真实地展现了美国巴尔的摩小镇波尔·塔尔（Pearl Tull）一家三代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家庭生活的变迁。丈夫贝克·塔尔（Beck Tull）的突然离别让波尔独自承担起了照顾孩子的重任，经历父亲的缺席和母亲的严苛管教后，成年后的三个孩子都生活在孤独的状态中，对家抱有爱恨交织的情感。泰勒也凭借这部小说成为了畅销书作家，并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文学奖”的桂冠。

《思家饭店的晚餐》自发表以来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部分学者采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和“异化”理论解读了疏离主题，也有学者从性别研究出发，探讨作品中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表征，以及女性主义视角下女性人物的反抗与成长，还有学者研究作者如何通过特殊的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和空间形式深化了作品主题。本文将从女性主义叙述学的角度出发，重新阐释《思家饭店的晚餐》。女性主义叙述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人物主要有苏珊·S·兰瑟（Susan Sniader Lanser）、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以及艾丽森·凯斯（Alison Case）等。女性主义叙述学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和结构主义叙述学结合，审视文学形式背后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内涵。本文将以《思家饭店的晚餐》为文本依托，结合叙述声音、叙述视角和自由间接引语理论对文本进行性别意义阐释的批评实践，试图探究泰勒如何通过叙述策略来反抗传统父权制下的男性权威，从而让女性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建构真正的叙述权威。

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是女性主义叙述学的创立者。兰瑟在其论著《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和叙述声音》中提出“叙述声音”（narrative voice）概念，指出“叙述声音位于‘社会地位和文学实践’的交界处，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学的存在状况”[1]4。换句话说，作家在作品中采用的叙述技巧受社会权力关系的制约，潜藏着意识形态。叙述声音被兰瑟划分为“作者型声音”（authorial voice）、“个人型声音”（personal voice）以及“集体型声音”（communal voice）。“作者型叙述声音”指“集体的、‘异故事’（heterodiegetic）的且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1]17。“‘作者型’叙述声音其实就是传统的全知叙述”[2]143，叙述者可以再现人物内心活动，或者发表感想和做出评价。在全知模式的基础上，叙述者不同于故事内的人物，处于故事外的文本层。这样，叙述者和作者产生相似的功能，如果文中叙述者获得权威，代表作者也获得权威。由于第三人称叙述者的性别具有模糊性，女性作家可以在隐藏身份的基础上，“带着这种性别模糊的‘他’面具，偷偷参与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话语权威建构”[3]128，以此发出自己的声音。《思家饭店的晚餐》采用的正是这种作者型叙述声音。叙述者偶尔跳出故事之外发出声音，以此传达作者的看法和思想。通过作者型叙述声音，泰勒表达了对传统父权制，特别是婚姻制度对女性带来的束缚和压迫的反讽和批判，客观上起到了建构女性权威的效果。

首先，在叙述波尔的婚姻选择时，叙述者通过“超表述”（extrarepresentational）行为间接地发出了女性作家的声音。小说里的叙述者针对文本内容发表了评论，在经典叙述学的范畴里，此类发声可以称为“评论干预”，即“对叙述内容进行的干预”[4]33。而在兰瑟的理论里，作者型叙述声音下的叙述者会从事“表述”和“超表述”行为，前者指叙述故事的行为，而后者指叙述者“作深层的思考和评价，在虚构世界‘以外’总结归纳，寻求与受述者对话”，以此显示“外露的作者性”（overtaut horiality）[1]18。小说开篇波尔已经处于生命弥留之际，在叙述者的引领下，读者看到波尔年轻时的经历。波尔三十岁前因为未婚，被身边的人视为“失去双亲的老处女”[5]4。在传统社会中，结婚生子成为了女性的职责和出路。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和束缚，波尔很快嫁给了贝克。婚后的波尔期待拥有自己的孩子，叙述者评论道：“因为眼下，怀孕呈现出早先结婚所呈现过的夺目光彩——这是一件宝物，人人都能轻易地到手，唯独她得不到。”[5]6叙述者跳出虚构世界，对波尔的婚姻生活发表自己的看法，由此进行超表述行为。叙述者将婚姻和怀孕比作光彩夺目的宝物，这样的描述迎合了传统父权制社会的主流思想，看似顺从了男性主导的社会权威，实则以夸张的叙述手法达到了对当时社会反讽的效果。叙述者还称婚姻和怀孕“人人都能轻易地到手”，但对于波尔很困难。这里的“人人”特指女性群体，波尔的女性身份让其一旦不符合主流社会下女性的角色设定，就被视为“异类”。从整本小说来看，波尔和贝克之间不稳固的感情基础为婚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贝克之后突然的离家让波尔独自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波尔向往的婚姻成为了精神折磨的直接来源。对于波尔来说，婚姻并不是一件叙述者所谓的“宝物”，婚姻成了女性的负担，甚至是脱不开的枷锁。因此，作者对父权制下婚姻的本质进行了反讽，批判了传统婚姻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

其次，叙述者在谈论珍妮（Jenny）时，继续对婚姻进行了总结和评价，讽刺了婚姻的内涵，叙述者再次代表潜在的“我”发声，代表作家发声。珍妮是一个自强自立的女孩，成年之后对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有清楚的规划。珍妮在大学即将结束之时，出于对天才哈利·贝恩斯（Harley Baines）的仰慕和迷恋，主动地接触了他。毕业之后，珍妮意外收到了贝恩斯的信件，贝恩斯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想和她结婚的意愿。珍妮却发现其实自己对贝恩斯的感情已经变淡，可是对婚姻的憧憬让她陷入了纠结的境地。此时，叙述者评论道：“婚姻本该如此；
不是吗？像电影里的灾难中的一种——沉船、地震或被敌所囚，两个陌生人，因环境而密切相处，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和弱点。”[5]88叙述者针对珍妮的选择来讨论婚姻的意义，再一次执行超表述行为。叙述者将婚姻视为两个陌生人在环境驱使下的自然产物，或者说在功利主义主导下的两人相互依赖不可分离的特殊状态。珍妮对贝恩斯的感情已经淡化，但社会环境又要求女性把婚姻看作自己的头等大事。珍妮眼中的婚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迫于社会压力下不得已的个人选择。叙述者用“婚姻本该如此；
不是吗？”这一反问句式来引起读者的思考。表面上，叙述者似乎肯定安妮的婚姻观，以此为珍妮与贝恩斯结婚这一事实做好铺垫。实际上，叙述者其实想传达给读者“婚姻本不该如此”的深层含义。珍妮和自己的母亲波尔一样，因为社会环境的压力，选择了与一个没有深入了解的人冲动地进入了婚姻，造成了婚姻的失败。叙述者再次用反讽的手法揭露了传统社会下婚姻的脆弱性，以及传统社会婚姻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和压迫。

在女性主义叙述学里，叙述视角（pointof view）也是“话语”层重要的概念之一。叙述视角指叙述时观察和感知事件的角度。叙述声音来自叙述者，而聚焦角度来自观察者。女性主义叙述学“关注叙述视角所体现的性别政治,同时注意考察聚焦者的眼光与故事中人物的眼光之间互为加强或互为对照的关系”[6]8。罗宾·沃霍尔作为女性主义叙述者的奠基者之一，在《眼光、身体与＜劝导＞中的女主人公》一文中指出，虽然《劝导》中的女主人公安妮没有摆脱传统婚姻中的妻子身份，但是具备“观察者”的身份，她对其他故事人物的观察和认识具有颠覆传统权力关系的作用。[7]21-39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不是简单的“看”和“被看”的关系，而是意识形态主导下权力的对抗。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观察者往往是男性，女性成为了被观察的客体，女性的声音处于被男性压制的状态。“基于男性霸权与意识形态的审美眼光，女性只有屈从于男性赋予她们的气质与道德准则，才能在社会中得到认同”[8]14，然而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女性运动的开展，越来越多女性作家在创作中把有意识地将女性人物作为故事的聚焦者。当女性人物成为“看”或者“凝视”的主体时，读者可以跟着她们的感知和想法来进入女性的内心世界，由此了解女性的社会认知和情感体验。这种对女性的观察视角的重视和运用，在一种与男性视角的博弈之中，有力地对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叙述权威进行了颠覆，进而有助于建构女性自身的权威。

泰勒在《思家饭店的晚餐》中没有单一地使用男性视角或是女性视角。全书由十章内容构成，每章单独使用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聚焦于一个主要人物的所感所知。书中共出现了五个聚焦者，即波尔，珍妮，大儿子考迪（Cody）和小儿子艾兹拉（Ezra）以及考迪的儿子卢克（Luke）。其中，波尔和珍妮作为文中的主要女性人物，在“故事”层面，她们都遵循了父权制下对女性妻子和母亲两种角色的设定，但是，在“话语”层面，她们都成为了个人故事的聚焦者，叙述着自己对男性和社会的认知和体验，读者由此跟着她们的视角来观察故事世界。她们基于女性身份的观察体验让男性成为了被观察的对象，由此呈现了女性眼中男性的真实形象，进而彰显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为女性发声创造了有力途径，有利于建立女性的叙述权威。首先，在以波尔的内视角为主的章节里，叙述聚焦于波尔的视觉观察和情感体验，读者跟着波尔看到了贝克的形象。多年的婚姻让波尔开始重新审视贝克，在波尔的眼中，她逐渐发现“这不是她能依靠的人，她感觉到了——这个满口俚语，嗓门惊人的推销员，每天早晨打领带时总怀着过分的兴趣对镜自赏，把她的发型梳得又黑又亮且带波浪，随后把梳子放进口袋”[5]6。在这一段基于波尔视角的描述中，贝克表现出粗俗、虚荣和自恋的特点。而在贝克向波尔表明自己放弃婚姻的时候，全知叙述者聚焦于波尔的视角，没有向读者呈现贝克的心理状态，由此让读者置身于波尔的境地，来观察贝克突如其来的离家。“一九四四年一个星期天夜里，他说他不想维持这婚姻了。他们派他去诺伏克，他说；
他想他一个人去最好。波尔觉得身子中心下沉，像有人给她当胸一拳……贝克在衣柜、五斗橱和床之间来回走动，忙着打点他的衣物。东西不多。二十分钟，他收拾完毕。”[5]7贝克在准备离家的过程中表现出冷酷果断的态度，他没有过多的解释，只是匆忙收拾行李，想赶快逃离家庭。读者随着波尔的视角观察贝克，感受着波尔的心理状态。相比于波尔的惊讶和痛苦，贝克的镇定让人寒心，一个不负责任、冷漠无情的男性形象跃然纸上。

珍妮一直处于勇敢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虽然正如前文所述，身受父权制文化影响下的她依然需要通过婚姻来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在选择婚姻时有冲动和盲目的情绪，但是她能直面内心对爱情的渴望，也能勇敢地结束不适合的婚姻关系，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在前两段婚姻关系中，珍妮完成了对男性的观察和评价，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女性的“被观察者”身份。婚后的珍妮发现哈利的缺点后，选择了短暂的分别，她带着哈利的照片，只是为了“细细琢磨哈利这个人”，在珍妮的眼中，“他是个拘谨而乏味的人……他不赞成她的推理方法……他不喜欢她那些有说有笑的朋友。他认为她的服装无特色。他批评她的吃饭方式”[5]101。珍妮视角下的哈利是个父权制社会中典型的男性形象，他将自己对女性的要求强加给珍妮，试图抑制女性的自主性，也就是抑制女性的声音。而在提及自己的第二任丈夫时，珍妮通过与牧师交流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实际上这也是珍妮再次向读者呈现她眼中的男性。“‘萨姆·威利——我的第二任丈夫，贝基的父亲……我跟他离婚之后，再也不信任这种人。无能透顶，完全靠不住。贝基还没有出生，他就离开我，跟一个名叫艾达·贝格尼德的模特儿同居了。’”[5]190申丹认为，直接引语能产生音响效果。[9]302珍妮的这段话不仅让读者认识到威利这一人物缺乏责任心和道德意识的个人形象，引起读者的共鸣和愤慨，而且更直接地让读者感受到了珍妮的声音。珍妮作为拥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代表女性发出了对男性的批判之声，为女性获得话语权威发挥了作用。

自由间接引语（free indirect discourse）作为一种西方文学作品中重要的人物话语表达方式，备受叙述学家和文体学家的重视。在经典叙述学的理论中，自由间接引语兼具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优点，既避免了使用引导句的繁琐之感，又能与故事叙述自然地融合。[10]165自由间接引语表达的是人物的想法，但因为在人称和时态上与叙述语相同，所以叙述者往往会将自己的思想也包含其中，这样，自由间接引语成为了人物和叙述者进行双重发声的载体，传达了人物和叙述者的认知和情感。而叙述者和人物之间的叙述距离也会形成特殊的修辞美学效果，达到表达叙述者对人物的反讽或者同情的作用。

“自由间接引语在叙事上的最大特点是叙事隐蔽,叙述者不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把声音糅合到人物的声音中。”[11]101在女性主义叙述学的视域下，自由间接引语包含着意识形态内涵，是作者通过文本表达政治意图和主体意识的途径之一，自然地成为了一个性别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场所。女性作家利用自由间接引语，能表达对女性作为父权制社会牺牲品的同情，更能发挥批判作用，显示出女性的声音。在《思家饭店的晚餐》中，泰勒在创作中有意识地使用了许多自由间接引语，以此将女性人物和叙述者的声音合二为一。而基于小说采用作者型的叙述声音，叙述者具备和作者相近的功能，泰勒由此发出了女性作者的声音，再次建构了自己的叙述权威。泰勒同情波尔和珍妮的遭遇，更重要的是，她关注了女性在成长和觉醒过程中主体意识的建立。她由批判父权制转向了对女性成长的肯定，进而帮助女性群体发出更加坚定有力的声音。

贝克的离家对波尔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波尔的心情经历了从期盼，怀疑到失望的过程。“贝克会回来的”[5]9，“贝克回来的希望已经不存在了”[5]11，“贝克不会回来了。”[5]12这三句自由间接引语采用的是叙述者为基准的“她”，但是省略了引导句“她想”。话语可能来自人物波尔，也可能来自叙述者，但都再现了女性被男性抛弃后茫然痛苦的心情，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读者对女性的同情和对男性的谴责。贝克走后，波尔凭借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坚强的意志，一个人承担起了供养家庭和照顾孩子的重任。随着三个孩子的长大，波尔不再寄希望于贝克的回归，而是在逐渐醒悟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贝克是不会认出他们的。也许他们也认不得贝克了。他们从未问起过父亲，难道还不表明父亲是多么的无关紧要吗？一个看不见的人。不存在的存在。波尔感到一种愤怒的喜悦。”[5]18过去的波尔将生活重心放在贝克身上，以至于贝克的消失让她饱受煎熬，而这段自由间接引语恰好说明了波尔已经认清贝克的存在问题其实毫无意义，即使没有贝克，自己和孩子们照样能正常的生活。“她到底看上他什么了呢？她咬住嘴唇的里侧。她的一个错误：判断错误。”[5]21至此，波尔基于理性的思考彻底地认清了这场婚姻的实质。如果说以前的波尔在婚姻中处于被动地位，此刻的波尔不再需要依附于男性来认识自己的价值，已经拥有了女性意识和主动地否定这场荒诞的婚姻。这些自由间接引语的使用，包含着人物和叙述者渐渐增强的女性意识，同时颠覆了女性在两性关系和婚姻关系中的附属地位。人物波尔同叙述者一起，发出了女性更加响亮的声音。

虽然珍妮的前两段婚姻都以失败告终，但这些经历都促进了珍妮的婚姻观的成熟。在第三段婚姻中，珍妮在照顾自己的女儿贝基和五个继子的生活里过上了忙碌的生活。她将五个继子视为己出，对他们给予亲生母亲般的关爱和呵护。当母亲波尔评价珍妮不如当初那么年轻貌美时，作者写道：“美貌曾带给她多少好处！她爱想象，她正在耗损自己的美貌——正在耗尽它。于是，她从中得到一些满足，好似家庭妇女正在费劲处理一瓶她不喜欢的东西；
她不会再买她，自然也舍不得又舍不得扔掉它”[5]191。在这段自由间接引语中，人物珍妮和叙述者似乎都在感叹年轻时美貌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了女性思想的成熟实则胜过美丽的外表。在生活的磨练中，珍妮逐渐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可是变成了拥有独立事业和美好家庭的女性。叙述者同情珍妮的美貌日渐消退的事实，同时也肯定珍妮身上的女性意识激励着她变得越来越自信和优秀。随后，在珍妮和孩子们一起吃饭的时候，自由间接引语再次出现：“既然已经承担培养孩子的重任，纠正了他们的扭曲的生活方式，稳步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她要是再让他们走下坡路，她会问心有愧的。她决定永远留在这里。”[5]192自由间接引语可以拉近读者与叙述者或者人物的距离，透过这段话，读者进一步走近了珍妮的思想和情感。读者可以感受到此时的珍妮下定决心要认真照顾这些孩子们，她用坚定的态度和博大的胸怀面对家庭和生活。由此读者可以看出，珍妮已经获得了真正成熟的女性意识，实现了彻底的成长和蜕变，建构了理想的女性身份。

本文以女性主义叙述学为切入口，聚焦于叙述声音、叙述视角、自由间接引语三个核心概念讨论了泰勒在小说中如何发出女性声音，建立叙述权威。《思家饭店的晚餐》使用了作者型的叙述声音，作者泰勒借叙述者实现了作品中的在场，对传统父权制婚姻的虚伪性进行了反讽和批判。而女性视角的运用颠覆了女性作为“被观察者”的传统模式，在观察男性的过程中展开了性别意义上的冲突博弈，揭露了男性权威的真空。最后自由间接引语成为了叙述者和人物共同发声的有力载体，女性逐渐跳出父权制的藩篱，以强烈的主体意识获得重生。泰勒正是基于自己的女性作家身份，通过这些叙述技巧让女性人物发出属于自己的女性声音，进而让更多的读者感受女性声音的强大能量，由此建立起叙述的权威。从写作技巧和思想内涵来看，《思家饭店的晚餐》实现了女性主义在形式和内容的深度结合，可以视为一部优秀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其作品的价值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今社会中的性别问题带来新的思考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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