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F法对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水平及代际影响的研究
时间：2023-02-11 11:30:07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宜治 , 任志远
(1.浙江工商大学 统计与数学学院, 杭州 310018;2.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财经大学—中国社科院大学浙江研究院, 杭州 310018)
“我们都曾经是儿童。我们都希望孩子们幸福，这一直是并将继续是人类最普遍珍视的愿望(联合国儿童议题《我们儿童：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后续行动十年期终审查》开篇)”。对于个体而言，儿童时期是个体发展的关键时期，个体在儿童时期的成长环境是造成个体成年后可行能力水平差别的重要因素。对于国家而言，儿童是社会的未来，也是国家发展所需的重要资源，更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
202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关键节点，也是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然而，目前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对于儿童贫困问题的重视程度不足，并没有一套专门针对儿童的贫困识别体系。与成年个体不同，儿童个体并不能通过工作赚取收入作为维系生活的保障，我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并不适用于儿童个体。对于儿童贫困问题的研究必须基于多维视角，从儿童生活相关的各个维度来测度儿童可行能力和贫困水平。此外，由于儿童个体的独立性相对较弱，其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对家庭成年个体有较高的依赖性，因此对儿童贫困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从多维视角测度个体剥夺程度，还应该讨论家庭代际传递对儿童个体多维贫困水平的影响，达到改善儿童可行能力、解决儿童贫困问题的目的。
对于儿童贫困问题的讨论起源于欧洲，早期的一些学者认为儿童贫困与成年个体贫困并无区别，并在研究中使用家庭收入作为标准测度儿童的贫困状况[1]。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家庭总收入在所有成员中的分配并非是完全均等的，成年个体享有的收入份额要普遍高于儿童个体[2]。这就意味着用家庭贫困水平替代儿童贫困水平的方法并不准确，对于儿童贫困问题的研究应该注重非货币维度[3]。随着可行能力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基于内隐理论以及从多维视角下讨论儿童贫困问题[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指出，儿童贫困是指儿童因资源被剥夺而导致自身潜能无法发挥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被限制的情况，这种剥夺涉及的资源包括物质、精神和情感多方面[5]。基督教儿童福利会则认为儿童作为脆弱群体，其贫困特征在剥夺、排斥和脆弱性方面均与成年个体存在区别[6]，因此应该重点讨论因物质或服务受到剥夺而造成的儿童贫困。随着基于剥夺值识别贫困的Alkire-Foster方法被提出[7]，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开发出一种测度儿童多维贫困水平的多维重叠剥夺分析法(MODA)，这种方法直接以儿童为测量单位，通过测度不同维度上的剥夺情况识别儿童多维贫困水平[8]。
我国对贫困儿童的识别仍是基于家庭的识别，缺少对儿童多维贫困水平识别和测度的国家标准，所谓贫困儿童主要指的是贫困地区以及贫困家庭的儿童[9-11]。可以说，我国对于儿童贫困问题的多维识别研究仍然存在空缺，并且已经成为贫困问题研究的重点。国内关于儿童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大部分都是对国内外已有经验的梳理和综述，关于儿童贫困识别、测度标准以及城市儿童贫困等问题的研究综述[1,12]，涉及实证的研究相对较少。其中部分学者将识别儿童贫困的维度从收入调整为权利，从生存权、受保护权、健康权、发展权和参与权构建了儿童多维贫困体系[13]。部分学者选择从营养、健康、教育、保障、文化和社会交往维度建立指标体系，基于数据计算了我国儿童的多维贫困指数，并讨论了不同维度对儿童多维贫困水平的影响[14-16]。有学者考虑儿童异质性的存在，按照年龄将儿童分为0～5岁和6～15岁两部分，建立不同的指标体系分层讨论儿童多维贫困水平和主要致贫因素[17]。也有学者从地理分布与时空演变的角度考察儿童的多维贫困问题[18-20]，并根据研究结果探讨了针对贫困儿童的帮扶措施。
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来看，儿童群体对家庭成年个体有较强的依赖性，在成长和发展维度上极易受到来自家庭的影响，因此必须重视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对儿童贫困水平的代际影响。有关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的研究观点有很多，如祖辈的贫困状态对孙辈的身高体重会产生影响[21]，父母接受教育的程度会对后代教育、健康和营养等维度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后代贫困的概率[22-23]。国内也有一些学者针对贫困的代际影响展开研究，基本观点为：基于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讨论了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特征，并指出父辈的教育与社会地位等维度均会对后代的贫困状态产生代际影响[24]；
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的方式讨论了城乡地区贫困代际传递特征的区别[25]。这些研究大多涉及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但并没有结合儿童贫困特征讨论代际传递对儿童贫困的影响。也有学者曾讨论了家庭代际传递对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26]，虽然其研究只停留在理论阶段，并未从数据层面实证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对儿童多维贫困水平的作用效果，但是其独特的思想却为儿童多维贫困问题研究指明了方向。
由于儿童群体的特殊性，无论是单纯以家庭或者单纯以儿童个体为单位展开研究均是不够准确的。本文在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儿童个体为单位建立指标体系，利用Alkire-Foster方法测度多维视角下我国儿童的贫困水平，并用儿童个体在所有指标上的加权剥夺值作为因变量拟合回归模型，讨论家庭代际性对儿童多维贫困的影响。
选择Alkire-Foster方法测度我国儿童的多维贫困情况，这一方法是阿尔基尔和福斯特针对多维贫困指数(MPI)提出的计算方法。相比于基于收入的单维贫困测度方法，A-F方法能够综合反映被测度对象多个方面的能力剥夺情况，并且具有良好的可分解性，能够用于分析不同维度对于个体多维贫困的贡献情况[27]，因此更适合用于研究儿童的贫困问题。该方法基于能力剥夺理论，通过“双界法”识别和测度多维贫困。具体的，对于某研究对象群体：
(1)
式中Xi=[xi1…xid]表示第i个个体在1到d维度上的所有指标值，设定第一临界值Z=[Z1…Zd]为各维度的贫困线，第二临界值k为多维贫困临界值。如果xij 为了方便研究计算，在实证研究中经常需要把X通过双界法转换成只包含0和1的矩阵。一种常用的方法是令： (2) 以权重W=[w1…wd]对维度赋权得到加权贫困剥夺值矩阵： (3) 通过比较加权贫困剥夺值和第二临界值k的大小可以得到多维贫困剥夺份额矩阵： (4) 根据多维贫困剥夺份额值判断个体是否为多维贫困个体，并得到最终的多维贫困矩阵: (5) 阿尔基尔和福斯特在提出了Alkire-Foster方法后，还基于此方法计算了多维贫困指数。式(6)、式(7)和式(8)分别给出了贫困发生率H(k)、贫困剥夺份额A(k)和多维贫困指数M(k)的计算公式。 (6) (7) (8) 基于现有关于儿童多维贫困问题的研究成果，从营养、健康、教育、保障和情感五个维度建立指标体系，结合可行能力理论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2018年问卷设定标准、选择指标，并确定指标临界值。 3.1.1 营养维度 营养维度是影响儿童贫困水平的重要因素，营养维度被剥夺会造成儿童成长发育方面可行能力的缺失，从而导致儿童贫困。对于儿童个体而言，营养维度的水平受食物摄入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并表现为个体身体指标(身高和体重等)水平的差距。由于儿童成长阶段需要摄入的食物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固定标准，并且这部分数据很难获得，因此选择儿童个体在调查年的身高和体重作为指标测度营养维度水平，并仿照李晓明等的研究方法，利用不同年龄儿童的标准身高和体重作为这两项指标的临界值[14]。如果受调查儿童个体的身高或体重低于标准值，那么就认为个体在相应指标上处于贫困状态。 3.1.2 健康维度 除了营养维度之外，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健康状况也会影响儿童个体的可行能力。相对于一般儿童个体，健康水平较差的儿童更易得病，这会限制儿童发展潜能的发挥，从而造成儿童个体间可行能力的差距。儿童在调查年内是否有过住院情况是儿童健康水平的直接体现，因此将受调查儿童在当年有无住院情况作为健康维度的指标，并将有过住院情况的儿童视为贫困人群。除了因重病住院外，儿童生小病时家长的应对方式也是影响儿童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科学合理的应对方式能够帮助儿童尽早康复，从而提升健康水平。选择儿童生小病时家长的处理方式作为儿童健康维度的另一指标，并将儿童生病时家长不采取任何措施甚至采取封建迷信方法应对的情况视为贫困人群。 3.1.3 教育维度 受教育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也是决定儿童可行能力的重要因素。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儿童均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因此，本研究将儿童失学情况作为教育维度的指标之一，并将适龄但失学的儿童视为贫困。除了失学情况之外，家长对儿童受教育程度的期望值也会影响儿童教育水平。一般来说，对儿童受教育程度有较高的期望值的家长往往更重视教育，也会对儿童接受教育提供更多的支持。将家长对儿童受教育程度的期望值作为教育维度的另一个指标，如果期望的受教育程度达不到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则认为儿童个体在此指标上贫困。 3.1.4 保障维度 儿童群体没有经济收入，在面对疾病等意外风险时需要依靠家庭和社会保障提供经济支持，其中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主要形式。作为收入之外的经济保障，医疗保险能够在儿童个体遭受疾病等外生冲击时减轻个体家庭的经济负担，增加个体抵御风险的能力。相比有医疗保险的儿童个体，没有医疗保险的儿童在面对疾病时需要完全依赖家庭的支持，这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影响儿童在其他维度上的能力水平。本文用有无医疗保险作为保障维度的体现，并将没有医疗保险的儿童视为贫困人群。 3.1.5 情感维度 儿童群体作为特殊群体，对于情感维度有更多的需求。父母作为儿童人生中最特殊的角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父母陪伴的缺失会影响儿童教育和健康等维度的水平，甚至会引发儿童心理疾病等一系列问题[28]。本文中用儿童在调查年内与父母双方同住的时间作为指标衡量父母对儿童的陪伴，如果在调查年内儿童和父母双方同住时间均超过半年则视为不贫困，否则认为儿童在这项指标上贫困。 在研究过程中，选择主客观综合定权法为指标体系确定权重。在维度层面，本文借鉴了何宗樾等学者的研究方法，给予所选择的5个维度赋予相同的权重[29]。而在指标层面，按照熵权法确定各维度内指标的权重。表1列出了本研究使用的具体指标体系、临界值以及指标权重。 表1 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的方式分析父辈特征对儿童多维贫困水平的代际影响，计量模型的因变量选定为调查儿童的加权剥夺值，自变量包括问卷代答家长的收入地位、婚姻幸福度、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人缘和社会地位等。对于调查个体而言，加权剥夺值能够直接有效地体现个体在所有指标上多维贫困强度，可以看作调查个体多维贫困水平的体现。Alkire-Foster方法的研究思想是基于加权剥夺值和第二临界值判断个体加权剥夺份额以及多维贫困状态，在不同的第二临界值标准下，个体的多维贫困状态也会不同，而加权剥夺值则是不变的。根据现有关于贫困代际性研究得到的结论，存在贫困代际影响的主要因素包括父母的经济水平、家庭结构、人际交往以及社会资本维度[23,25-26]，也基于这一研究成果选择变量建立模型。考虑到我国家庭内部收入“再分配”的存在，选择儿童所在家庭的人均净收入作为经济水平的体现。家庭结构方面选择家长的婚姻幸福度作为指标，而家长对自己人缘和社会地位的评价则分别对应人际交往和社会资本维度上的能力。此外，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也会影响儿童受照顾的方式和程度，并对儿童多维贫困水平产生影响，因此将这两项指标也纳入计量模型中。表2详细介绍了计量模型选用的自变量以及取值规则。 表2 计量模型自变量描述 为了体现自变量对因变量潜在的非线性影响，在计量模型中加入各自变量的平方项，设定的模型如式(9)所示。 Deprivationi=α0+α1Incomei+α2Marriagei+α3Educationi+α4Healthi+α5Popularityi+α6Statusi+α7Incomei2 +α8Marriagei2+α9Educationi2+α10Healthi2+α11Popularityi2+α12Statusi2+εi (9) 式中：Deprivationi表示调查儿童的加权剥夺值，Incomei表示儿童所在家庭的人均净收入，Marriagei、Educationi、Healthi、Popularityi、Statusi分别对应家长的婚姻幸福度、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人缘和社会地位，εi表示模型的随机扰动项。 选择2018年中国家庭调查追踪数据中年龄在1岁到16岁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基于表1提出的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水平。表3列出了不同第二临界值标准下全国总体的儿童多维贫困指数。 表3 2018年儿童群体多维贫困指数 从表3列出的数据能够发现，随着第二临界值不断增加，多维贫困体系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广，相应的多维贫困发生率不断减小，而平均剥夺份额却不断增大。这体现了多维贫困区别于单维收入贫困的新特征，即在多维视角下造成个体贫困的原因不是单一某个维度，而是多个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越是在多个维度上均处于贫困状态的儿童个体，其贫困深度越强，针对这些儿童个体的扶贫工作难度就越大。为了分析不同维度对儿童群体多维贫困水平的贡献率，借鉴多维贫困研究中常用的临界值设定标准[30]，将第二临界值设定为2，并基于维度分解多维贫困指数，图1展示了不同维度对儿童群体多维贫困水平的贡献度水平。 图1 儿童多维贫困的维度分解结果 从分解结果来看，教育和健康维度造成的儿童贫困问题占比较低，说明到2018年绝大多数儿童的教育权利和治疗权利都能够得到保障，这也和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及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有关。保障维度对儿童多维贫困水平的贡献度明显高于教育和健康维度，说明现阶段我国的少儿健康保险保障体系建设存在一定的缺口，提高医疗保险在儿童群体中的覆盖率依然是国家的工作重点。营养维度和情感维度是儿童贫困问题最严重的两个维度，也是儿童群体的主要致贫因素，其中营养维度较高的贫困发生率和贡献率主要是由于家长育儿知识的缺乏，对于儿童饮食营养搭配不够科学，或者是对儿童营养摄入不够重视所导致的。情感维度的贫困问题则反映出现阶段我国儿童群体在成长阶段普遍缺少足够的情感陪伴，而这也是我国目前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压力也在不断增加，很多家长因忙于生计忽视了对儿童的陪伴，这种现象在农村等外出务工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尤为明显。父母的陪伴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而现阶段这种陪伴的缺失已经成为造成儿童贫困的主要因素。 根据对我国儿童多维贫困水平的分析，目前我国要改善甚至解决儿童群体的多维贫困问题，应该重点针对儿童群体的营养、保障和情感维度，通过宣传科学的育儿知识、提高儿童群体医保覆盖率以及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等方式来改善儿童个体可行能力，从而达到儿童群体减贫的目的。 在儿童多维贫困水平分析使用研究数据的基础上，选择调查儿童个体的问卷代答家长信息和调查儿童的加权剥夺值来建立计量模型，表4列出了基于式(9)建立的计量模型分析结果。 表4 计量模型回归结果 从表4中可知，除了婚姻幸福度变量之外，其余变量均对儿童的加权剥夺值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家长社会地位对儿童贫困只存在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水平比较小。模型的R2只有0.1，这主要是因为家庭代际因素并非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水平的全部因素，此计量模型选择的自变量并不能完全解释儿童剥夺值。但是模型F统计量证明了此计量模型是有效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家庭对儿童多维贫困的代际影响机制。从系数对比结果来看，各解释变量对儿童加权剥夺值的影响主要是由一次项造成的，且这种影响均是负向的，这意味着儿童多维贫困问题的家庭代际性确实存在，家长的可行能力水平越高，儿童的加权剥夺值就越低。在多维视角下，家长的收入对儿童贫困的代际影响程度并不高，说明以家庭收入作为儿童贫困标准的识别方法是不够准确的，必须要建立多维识别体系，综合测度儿童个体的可行能力，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儿童个体的贫困水平。 对儿童多维贫困水平代际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家长的受教育程度，结合实际情况，家长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不仅会影响家长自身收入和其他方面的可行能力，同时也会影响家长对于下一代教育的重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往往有更好的专业能力和更广的眼界，能够获取更多的收入，同时也更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有条件也有意愿为下一代提供教育投资，这些都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长不具备的条件。 家长的健康状况对儿童多维贫困的代际影响仅次于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较差的家长需要将家庭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治疗疾病，这会导致家庭生活在其他方面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从而影响儿童分配得到的收入份额，降低儿童生活质量。家长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会影响其育儿方式，健康状况更好的家长在儿童成长阶段能够提供更多的陪伴，这会增强儿童个体在情感维度上的可行能力，降低儿童贫困的可能性。此外，家长的健康状况还存在因遗传原因对儿童营养和健康维度产生影响的可能，这也是家长健康状况对儿童多维贫困产生代际影响的方式。 除了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之外，家长的人缘和婚姻幸福度也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水平的重要因素。人缘更好的个体往往拥有更广泛的社交圈，也更有可能获得来自其他个体的支持，从而在社会竞争中占据优势，而这种优势又能够通过收入水平的提升对下一代的可行能力产生影响。此外，由于父母在儿童成长阶段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和睦家庭中成长的儿童往往更能充分发挥个体的发展潜能，而家庭不和甚至父母角色的缺失会对儿童成长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从而影响儿童可行能力的培养，增加儿童个体多维贫困的可能性。 对比儿童多维贫困水平的维度分解结果，对儿童个体而言，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营养维度和情感维度能力水平的缺失，而从家庭代际传递角度分析，造成儿童多维贫困的主要原因则是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这印证了本文的观点，即单以儿童或者家庭为单位识别儿童贫困水平的研究方法是不够准确的，在研究儿童贫困问题时，需要从多维视角建立指标体系来测度儿童个体多维贫困水平，同时结合家庭代际传递影响研究综合讨论来自儿童和家庭两方面的致贫因素，才能够制定合理的并且针对儿童群体的减贫政策。 基于多维视角测度了儿童的贫困问题，实证分析了家庭特征与家长可行能力对儿童贫困的代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多维视角下的儿童贫困问题具有不同于收入贫困的新特征，随着维度的增加，儿童群体总体的贫困发生率在下降，但是贫困儿童的受剥夺程度则在加强。家庭特征和家长可行能力水平对儿童贫困水平存在着非线性的代际影响，家长可行能力越高，儿童受剥夺程度就越低。在选择的诸多变量中，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对儿童剥夺值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家长的人缘和婚姻幸福度。儿童群体有着区别于成年群体的特殊性，造成儿童贫困的主要剥夺维度和来自家庭的主要代际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因此对儿童群体多维贫困问题的研究需要综合考虑群体自身可行能力和家庭代际传递两方面的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多维视角对我国儿童的贫困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实证分析了家庭代际传播对于儿童贫困的影响效果，这种方法跳出了基于家庭收入讨论儿童贫困的限制，能够对于我国儿童的贫困情况有较准确的认识和判断，从而提高针对儿童的扶贫工作的精准性。由于微观数据连续性的限制，只选取了2018年的截面数据展开分析。事实上，关于儿童多维贫困的动态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需要建立持续监测的微观数据库，以实现对贫困儿童的发展状态进行追踪。 基于研究结论，对瞄准儿童群体的减贫战略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要建立专门的儿童贫困识别体系和标准，填补我国现阶段儿童贫困问题存在的空白。在多维视角下，2018年中国儿童在营养、健康、教育、保障与情感至少一个方面受到剥夺而导致的贫困发生率高达66.29%，这无疑会给儿童的成长过程带来负面的影响。因此，针对儿童贫困问题的研究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必须要建立一套能够覆盖儿童生活各方面可行能力的指标体系，基于可行能力理论来测度儿童能力剥夺情况，尤其要着力构建能够对贫困儿童发展状况进行追踪调查的动态系统，以实现儿童扶贫工作的精准发力； 第二，要降低儿童群体可行能力受到剥夺的程度，尤其是营养维度和情感维度上的剥夺。根据本文的分解结果，营养维度和情感维度对儿童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41.64%和41.31%，未来我国要解决儿童多维贫困问题，必须重点针对这两个维度开展工作。营养维度的改善需要家长改进育儿方式，国家可以基于互联网技术开设线上育儿课程，普及健康、科学的育儿知识，引导家长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儿童营养需求的特殊性调整膳食结构。而对于情感维度，则需要国家通过社会福利保障等政策缓解成年个体生活压力，并立足社区基层工作，加大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关爱； 第三，要重视来自家庭的代际传递影响，保证针对儿童群体减贫政策的全面性。家庭代际影响是造成儿童贫困的重要诱因，并且来自家庭的代际影响因素和儿童自身能力剥夺维度并不完全重叠，在制定减贫政策时二者互为补充，才能保证政策的全面性。根据本文的研究，家长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婚姻幸福、社会资本等方面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地降低子女受剥夺的程度，从而对缓解儿童多维贫困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国家针对儿童群体的减贫政策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对儿童可行能力的影响，通过政策保障、观念引导等方式改善家长能力水平，并且要重点保障贫困家庭儿童的可行能力，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从根本上改善儿童群体的多维贫困问题。3.1 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3.2 贫困代际影响的计量模型
4.1 儿童多维贫困水平分析
4.2 家庭代际影响研究
另一方面要重视父母在儿童成长阶段的重要性，讨论家庭代际传递对儿童多维贫困水平的影响机制。只有从这两方面综合讨论儿童多维贫困问题，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造成儿童群体贫困的主要因素，从而制定合理的减贫政策。
同时，加强对家长思维观念的引导，使家长能够正确认识自身在儿童成长阶段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避免儿童在成长阶段因情感维度被剥夺而导致贫困。此外，国家还需要提高医疗保险政策对儿童群体的覆盖率，增加儿童群体风险应对能力，减少因保障维度被剥夺而造成的贫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