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国：鲁迅的乌托邦--------一种革命伦理的生成场域*
时间：2023-02-08 20:45: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丁 卫 果
(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党政办公室， 江苏 徐州 221011)
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不存在上帝，但弥漫着上帝般的“自我牺牲和无私精神”[1]81。鲁迅牵挂着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有着“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的奉献和牺牲精神[2]355。这种牺牲精神奠定了鲁迅所建构的乌托邦----人国的思想基石。
本文将从人性的觉醒、有原则的牺牲和对革命的反思三个维度，剖析鲁迅这种牺牲精神以及以此为基础所构建的乌托邦----人国。
近代中国是一个“人性已被现存社会和政治制度所遮蔽和扭曲”的国度[3]246。近代中国人始终生活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或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近代中国人有着奴隶的心理甚或奴才的心理，而没有做人的资格和做人的自觉意识。由这些奴隶和奴才所构成的国家，是沙聚之邦，不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随时都有被挤出世界的可能。生活在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的国度里的人们，只能是浑浑噩噩的看客，是沉睡于铁屋子之中的睡狮。要唤醒与启蒙他们，是非常困难的。鲁迅认为，启蒙与唤醒他们的办法，应该首推文艺。文艺是教育的重要方式，是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使人们树立自我意识，争取做人的资格。“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光。”[2]254我们可以用文艺的力量“来改良社会”[4]525。俄国民粹派创办《土地和自由》杂志的目的就是“用文艺宣传”，唤起“工人、农民、学生、自由派”来参加反抗斗争[5]445-446。但这是政治启蒙，而鲁迅从事文艺、从事教育，却是为了思想启蒙。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支那人气质》一书的影响，开始关注国民性问题，与许寿裳一起讨论国民的劣根性。尤其是仙台幻灯片事件之后，那个给俄国当间谍的中国人以及作为看客的中国人的麻木，深深地刺激着鲁迅的心灵。他自此弃医从文，回东京办《新生》杂志，翻译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走上了文艺救国之路。鲁迅通过探析深层次国民性问题，步入了人国的大门。鲁迅致力于教育与文艺，并以此为思想启蒙的工具，如西方乌托邦思想家一样，把教育与文艺作为启蒙的主要方式。鲁迅用自己的“刀笔”来践行这一理想，在他的文学场域里，逐步构建起自己的理想人国。在他看来，建构人国的第一步是立人，正如他在《文化偏至论》里所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2]58立人的方法是：“尊个性而张精神。”[2]58这无异于一声鸱鸣，是“第二维新之声”[2]103。因此，鲁迅所构筑的人国中的人，是真人，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个体的人，是独异的人，可以独立思考、觉醒的人。
鲁迅的立足点是人。自从抓住国民性改造这一命题以后，尤其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挫折以后，他对于人的思考加深了，中国的众生让他感到绝望。《狂人日记》告诉我们：真的人并不存在，有着觉醒意识的狂人----这一真人，最终还是赴某地候补去了，由人国回到了鬼域。但是，进入五四高潮时期，鲁迅的人国似乎看到了希望。这一时期，人成了时代关注的主体，五四启蒙思想家和多数革命者有着较强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对人的理解不同于康梁维新启蒙者。这一时期的先觉者主张个性解放，呼吁把人当作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鲁迅的《我之节烈观》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李大钊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陈独秀的《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胡适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等富有智慧的论说，就是明证。
许多思想先进的青年深受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摆脱封建家族制度的束缚，寻求做人的资格，“他们有确信，不自欺”，并且“在前仆后继地战斗”[6]122，是人国的希望。这时，鲁迅进入了为建构人国奋力呐喊的时期。但他深知自己中着庄周、韩非的毒，背负着以孝为核心的因袭重负，并清楚地洞察到中国人最缺乏人文精神。他洞悉国民的劣根性，冒着“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的危险[2]300，以无畏的精神解剖大众，把批判的笔伸向阿Q式的农民、小知识分子，揭示他们的精神胜利法和自欺欺人、麻木不仁、以强凌弱、懒惰、巧滑的劣根性，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唤醒人们深受封建伦理纲常束缚的灵魂，争做人的资格。唯此，立人立国的梦想才能完成。“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2]57五四落潮之后，尤其是“彷徨”-“野草”时期，他构筑人国的热情减少了。五四的健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只存他一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4]469他的人国便只有遍地的野草和深爱野草的他。鲁迅感到寂寞，与兄弟周作人的失和，更让他身心俱焚，只好把自己锁在满是野草的人国里。此时的他越发感到立人的艰难。
鲁迅与他小说里的人物子君、涓生、吕纬甫、魏连殳一样，满怀着好梦，走出了家庭，却又像一只苍蝇飞回了原地。在封建势力如此强大的环境里，个人与个人解放是多么地脆弱和不堪一击。家、家人，是阻碍人性解放的重负。难怪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故家者，据乱世、升平世之要，而太平世最妨害之物也。”[7]225他主张把去家作为通往大同的必经之路。正如梁启超所说，《大同书》“其最要关键，在毁灭家族”[7]10。换言之，在鲁迅及康梁看来，中国的封建家族制对人性的钳制是异常残暴的，人要解放，首先要打破的是家族制，然后才能走出家庭，去谋求自由与幸福。
人国中的人，应是真正的自由之人。马克思认为：“把自由构想为克服一种受限制和受束缚的社会制度，克服的办法是建立另一种较少受到限制和束缚的社会制度。”[3]278马克思对自由的构想是为了现实的政治革命目标。鲁迅则是强调精神的自由，在这一点上，人国之自由确实存在于他的乌托邦之中。追求自由，是革命的原则，它是“唯一永远不变的，是人固有的、不可分离的权利”[8]218。鲁迅十分看重自由，但他在对自由的构想过程中，忽略了与自由在一起的土地。离开了土地，自由之树无法常青。土地与自由是一对翅膀，缺一则会导向虚无乃至虚妄而振飞不起，人国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当然，鲁迅对西方的民主与物质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一点与康梁等维新派以及孙中山等革命家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对于多数民主的批判，鲁迅确比他们的前辈更进一步。他关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物质的基础作用。事实上，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个性解放和人性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通往人国的物质基础一旦被忽略，人国只能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
在通往人国的道路上，流血革命是必须的。正如鲁迅所说：“唯有它了，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是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9]437“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9]45“苟有阻碍这些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全都踏倒他。”[9]47因此，要想踏倒这些“阻碍前途者”，就得需要“火与剑”，用革命者的鲜血来清洗他们，以此换回世界的进步。他在《野草题辞》中指出：“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
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10]163“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腐朽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腐朽更其不幸。”[10]164这是人国之人必须具有的牺牲精神和乐观精神，如同“过客”“这样的战士”“死火”、裸体男女、黑衣人、耶稣、老妇人和掘心自食的死尸一样，富于理性与激情相互交织的牺牲精神。
在不可抗拒的革命过程中，革命者，尤其是职业革命家，都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同情心，因为“同情的激情到处蔓延，使一切革命中的仁人志士蠢蠢欲动”[8]58。这就使他们要有和广大穷人阶级在一起受苦的能力和激情，同时更要有一种殉道的牺牲精神。鲁迅是革命家，当然也有牺牲精神，有一种不同于职业革命家功利色彩极强的牺牲精神，是一种有原则、有限制的大欢喜式的牺牲精神----“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2]140。这种牺牲精神的形成，可以用布兰察德的施虐-受虐理论来分析。布兰察德用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分析甘地、克鲁泡特金、托洛茨基、托尔斯泰、孙中山等革命家、作家的苦行与禁欲，认为他们之所以能承受如此大的痛苦，并且具有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根源在于施虐与受虐的结果。
鲁迅和他们一样也有着相同的倾向，其来源主要是童年、少年时期的某种伤害。如果说鲁迅的童年还有些许美好的回忆，那么从他的祖父获罪入狱起，尤其是在他父亲治病期间，特别是他父亲因病去世后，少年鲁迅尝尽了世态炎凉之苦。这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霾，使他过早地成熟起来。成年之后，母亲精心安排他和朱安结婚，这对他来说是极为痛苦的。鲁迅在这桩婚姻的阴影里过着禁欲生活。这时，佛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鲁迅的精神寄托。施虐与受虐这一残酷的体验，并没有把鲁迅逼到虚无主义的境地，相反，更使其产生了坚韧的斗争精神。鲁迅秉持着“无论他或死或生，大多都能给人幸福”的理念[9]428，乐于忍受苦痛，怀着悲天悯人的普度情怀和救世冲动，企图把所有人带入人国，希望把幸福传给他人。
鲁迅亲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国民革命等一系列事件，看到了牺牲、流血、背叛，深知一些革命者喊着民主与自由的口号，打着革命的旗帜，谋取着个人的私利。在光复会的一次刺杀行动中，鲁迅发现，某一个革命主将把他的部下派去丢炸弹，自己却与朋友泰然自若地谈天说地。“当震耳的响声传到的时候，鲁迅想到那实际工作者的可能惨死……而回顾某君，却神色不变，好似和他绝不生关系的一般，使鲁迅惊佩不置。”[11]60革命者之间尚且如此，普通的庸众更不会对革命的意义和目的有什么理解。这样的革命只能是阿Q式的革命，永远不能成功，而革命者只是革命的牺牲品。对这些革命者的牺牲，鲁迅感到无比的痛苦，认为做这样的无谓牺牲，是革命对人权和生命权的践踏。他认为，革命对生命的任意宰杀，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忽视，造成人的自我意识的丧失，使人只能做革命的奴隶或是革命主将的奴才。革命需要牺牲，“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9]298，如同李维所说：“必然之战皆正义”，“当武力是唯一希望之所在，武力就是神圣的。”[8]2换言之，鲁迅并不反对革命与牺牲，相反非常支持革命，但是他认为不能做毫无意义的牺牲。
在留学日本时期，鲁迅与秋瑾等激进革命者对革命的看法就不同。他“不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斗争，讲究斗争的实效，要注意壮大实力、斗争要注意保护自己”[11]251。真正的改革者绝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4]304。在此基础上，鲁迅“提出了一个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发展自我与牺牲自我相互制约与补充’的伦理模式”[12]79，这个新的伦理模式是鲁迅进行人的革命的精神源泉，同时更是鲁迅的乌托邦----人国得以建立的支柱。
革命需要道德力量的支持。鲁迅对于革命以及道德的看法，深受章太炎的影响，但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有着“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的牺牲精神[4]487。但是，在经过兄弟失和及高长虹、杨树达事件之后，鲁迅对牺牲的看法无疑是更清醒了，对于家人和后起之新人的无私帮助，换来的却是来自所爱之人的谩骂和同一战壕友人的暗箭，认为“我牺牲的不少了，而享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生命，我现在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13]280真正的革命者的牺牲是自觉的，不是无原则无限度的。这就形成了一种有原则牺牲的革命伦理，它是在尊重个体生命的前提下产生的。正如李新宇所说：“鲁迅的伦理学说却是从个体生命出发而以个体生命为中心而建立的。”[14]8鲁迅并不会如康有为那样有国去家的幻想，但他对家对国的思考，是从人权这一现实角度入手的。他指出，绝不可以把国家凌驾于人权之上，家族和国家是应该尊重个体生命的，不能打着国家和家族的幌子，去牺牲别人的生命，换取自己的幸福。
从一定意义上说，鲁迅对革命的态度，超出了一般狭隘的政治革命，是知识分子式的，也可以说是乌托邦式的。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非夺权的革命，但革命与个体生命牺牲这一对矛盾体，确实一直刺痛着鲁迅的内心与灵魂。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进入了关键期，农民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将一事无成。”[15]1 078鲁迅也认识到：“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2]302鲁迅是立足于思想启蒙，而毛泽东则是立足于政治启蒙，但是，他们最终的指归都是农民的解放和幸福。这就奠定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党)交往的基础。他秉承着甘愿作梯子的牺牲精神与党交往，乐意为党领导的革命做出贡献，这也是他建构人国的现实路径。
在上海，他参加“三会一盟”，积极投身于党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如到德国领事馆抗议，设法营救方志敏等人，担当党的关键联络员等等。这足以弥补鲁迅所说的实践少的毛病，并彰显了他大无畏的韧战精神。与瞿秋白、陈赓、冯雪峰、柔石、丁玲等的交往，使鲁迅看到了希望。他的人国由此有了曙光，这曙光曾在五四时期一闪而逝。他在《答国际文学社问》中指出：“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6]19在《答托洛茨基的信中》，他又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6]610“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6]549鲁迅对他的人国充满了确信。尽管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把个人的生命价值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群体价值联系在一起”，并且认为，“即使前进终于是死亡，便这死就已经失去个人的意义，和大众融合了。”[12]131-132但是，他对革命依然保持清醒的观察，并未把自己放在被奴役的地位。鲁迅关注群体、多数，但他不同意“以众陵寡，托言众治”这种新的专制的盛行，因为，它的“压制乃尤烈于暴君”。他不赞成做奴隶，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新权威还是旧权威的，而依然坚持“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2]47。正如钱理群所指出的：鲁迅“最恐惧、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被另外一种异己的力量所奴役，成为他者的奴隶，这可以说构成了鲁迅的一个基本精神情结，永远摆脱不了的生命情结、情感情结。”[17]3
职业革命家在革命成功后上台，他们有了地位就会使用旧的方法来控制一切，就会由此结束革命。正如鲁迅所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4]308消失殆尽的革命性就成为革命的阻力。这和托克维尔所说的“人们终将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目的不是推翻旧政权，而是旧政权的复辟”非常相似[8]33。鲁迅指出革命阵营的弊端，揭示“四条汉子”“奴隶主管”这些革命阵营中具有封建思想的人物的诟病，并写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等文，反对左右两种错误斗争倾向，认为新近革命力量一旦由弱变强，革命就会取得成功，但很多旧的东西又回来了，而人国是绝对不能容许这样的革命和这种政权存在的。
革命是反抗强权的原动力，政治领域需要它，使人获得解放，以达到幸福的革命目的；
精神领域需要它，用它来实现自由的革命目的，以使人民把获得自由作为一种生存方式的权利。但是，只有鲁迅一人认识到这一点，只不过他更看重人的内部精神革命。丸山升指出：“我们经常说，鲁迅认为光是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国，需要精神的、或者说是人的革命。但是，更准确地说，鲁迅从未在政治革命之外思考人的革命，对他而言，政治革命从一开始就与人的革命作为一体而存在。”[16]37鲁迅关注个人革命，也关注政治革命这一现实，因为他不相信未来的黄金世界，也不迷恋过去的辉煌。他说：“我看一切的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13]466又说：“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9]52鲁迅知道在通往人国的路上布满荆棘----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灌辣椒水、电刑等，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认识到这些困难，并且要有隐忍痛苦与苦难的激情和甘愿牺牲的精神。
政治运动会带来流血与牺牲，也会造成对个体生命的戕害。鲁迅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尽管后期有对苏联的热情讴歌，但对革命的成功，他还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正如阿伦特指出：“没有什么比革命成就的精神，对于革命成就的威胁更危险了，更尖锐了”“革命除非是终结于恐怖的灾难，否则都会以一个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终”，而共和国乃是“永远不会公开或秘密的与人类的权利开战的唯一政府形式”[8]217-218。这样的政府形式，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但存在于人国，也只有人国里才会有“永远不会公开或秘密的与人类的权利开战的唯一政府形式”。这唯一的政府的构建，要经过一次一次的革命，要牺牲、流血才能成功，切不可幻想一次革命成功之后，就可以吃特等饭、坐特等车，那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政治的本质是统治，反对残暴的统治又是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由此而产生。
寻求没有任何奴役和统治的地方，只能到人国----那个自由的国度----乌托邦。正如赫茨勒所说：“乌托邦思想家为这个世界塑造了灵魂。乌托邦思想家们以乐观的精神抗拒恶劣的哲学犬儒主义和那种难以捉摸的抵消社会运动的社会绝望情绪。他们克服了利己主义和盲目的自私观念，高举社会协作的理想旗帜，从而使人类的能力得以无限提高和扩大。他们赞扬高尚而又合理的要求和胸襟开阔具有人道精神的动机。他们感到有为人类的福利而奋斗的责任”“这些思想最终发展成为引起社会变革的行动”“理想的价值不在于新颖，而在于对社会进步具有促进力。”[1]261-269这正是鲁迅立人思想依然重要的原因，人国这个看似荒谬绝伦的东西，也可能成为现实的黄金世界。
鲁迅信奉进化论学说，他对这种学说认识经由留日时期的逐步修正而成熟。他以此为基础，拿着刀在这个造成一次又一次失败的躯体上进行解剖，企图从中找出病原，以便找出一条通往人国的道路。为此，鲁迅始终处于失望与绝望中。但是，他并未被无物之物吓倒，而是奉着“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牺牲精神[2]145，拿着匕首与投枪，以“一个都不宽恕”的态度，向着企图阻碍通往人国的一切掷去。鲁迅的这种革命伦理，在某种程度上，是真正的革命伦理。
综上，鲁迅所建构的乌托邦----人国里的人，首先是真人，他们有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意识，是觉醒的东方雄狮；
其次是乐于奉献，见不得别人牺牲的人，他们奉行有原则的牺牲精神；
再次是有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人；
最后，他们是有确信、不自欺的具有永远革命精神的革命者，是富于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的自由个体。这种革命精神及革命伦理，是我们不竭的智慧源泉。因此，对鲁迅革命伦理思想的研究，应当成为鲁迅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并以此充分发掘鲁迅另外的精深一面，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