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时期的革命意识和权力转移——以王宇春事件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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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楠
关于国民革命和20世纪20年代国共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王奇生以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了国民党从以俄为师、与中共开展合作，到同中共决裂，再到自身走向蜕变的过程(1)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杨奎松则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角度，深入分析了中共同国民党合作与决裂的原因(2)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近年来亦有学者分别从派系政治、左右之争、左派青年、地方或基层等视角，细致地呈现了1927年国共分裂前后，国民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分化与斗争(3)金以林透过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斗争，勾勒了国共双方从合作走向分裂、国民党在全国确立统治地位的过程；
沈洁从地方社会“党化”的视角，展现了国民革命在地方的剖面图；
李志毓从青年主体的角度，研究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青年对个人出路与国家社会前途的探索；
王才友聚焦1927年至1931年国民党在浙江的基层党部，为重新审视国民党“清党”后的党务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王建伟关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内左派势力与以民治主义同志会、孙文主义学会为代表的右派势力之争的研究，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场景。参见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沈洁：《1920年代地方。不过，在强调派系斗争和左右之争的同时，应该注意到，国民党各派系和中共一样，都成长于国民革命这一政治土壤之中。彼时不论加入中共，还是加入国民党，抑或是政治认同处于国共之间的革命青年，人们普遍具有激进的意识和相似的行事逻辑，这一共性不会因国共分裂、国民党派系林立而戛然而止。
此外，国民革命不仅促使国民党派系生成与分化，而且对地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需要在联动的视角下呈现“中央”与“基层”之间复杂的革命景观。特派员制度作为国民革命时期重要的机制创设，将革命从“中央”带入“基层”，对革命的落地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特派员受国民党中央或省党部委派，借助中央或省党部的权威，在特定、有限的时间内，通过与群众密切接触，在一省或数省开展群众的革命动员。对此，已有研究多关注中共如何成功运用特派员制度，特别是通过农运特派员，来进行农民运动(4)参见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64—267页。。尽管特派员由国民党正式委派，但绝大多数是中共党员，受中共领导。该制度本身即源自苏联的全权代表制度，并在20世纪30年代后演变为中共的工作队制度(5)参见〔美〕裴宜理：《工作队：苏联经验的中国化》，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43辑，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4—7页。。
1926年5月整理党务案获得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后，由蒋介石把持、陈果夫负责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亦先后派出多名特派员前往各省视察、指导基层党部，企图从中共手中获得基层党部的控制权。这批中央特派员在国共关系变化最剧烈的时刻来到非国民党控制区域开展党务工作，可以很好地展现北伐时期革命阵营内“中央”与“基层”的互动、国共的互相渗透，以及革命落地与地方权力转移的关系。其中1927年3月，在武汉方面和南昌方面公开决裂的时刻，由蒋介石一方派往浙江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派员王宇春，竟然发表了反对分裂中央、拥护武汉中央的通电和宣言。该事件颇可表明，国民革命是一个不断变化、重塑，但又具有惯性的过程。
1927年2月下旬，北伐军已攻克浙江全境，即将进抵上海。然而随着北伐军向长江以北推进和孙传芳部主力被歼灭，革命阵营内国民党与共产党、南昌方面与武汉方面之间的关系也走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会议在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迎汪复职等呼声下，决定不再设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面限制蒋介石的军政大权。对此，蒋介石在南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发表讲话，公开指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6)参见张文魁：《权力互动与政治分流——大革命时期“恢复党权”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第83页。，并在南昌召集军政联席会议，宣布“中央党部与政府暂驻南昌”，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7)参见陈红民、夏思：《蒋介石缘何与鲍罗廷决裂——〈蒋介石日记〉解读之十三》，《世纪》2013年第2期。。
在这种背景下，3月29日，由蒋介石的党务代理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派出的中央组织部驻浙江特派员王宇春，却发表了“艳”字通电(8)1927年3月30日，该通电公开发表在《民国日报》(杭州)和《浙江民报》上。和宣言，公开了南昌方面任命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主席张静江密令中央特派员分赴各县，不惜暴力推翻中共控制的党部、改组浙江省党部的计划，同时揭发称，当日在杭州发生的冲击、捣毁总工会和省党部的暴力事件，正是由听命于张静江的中央特派员所指使(9)参见《中央驻浙特派员王宇春上中央党部代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档案号13358。。在宣言里，王宇春质疑“南昌中央”的合法性，认为既然国民力量的党化、权力重组及向“国民革命”的引渡——以奉化〈张泰荣日记〉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李志毓：《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青年的困顿与探求(1927—1932)》，《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王才友：《浙江国民党基层党务发展之考察(1927—1931)》，《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2期；
王建伟：《1920年代国共合作与国民党组织在北京的早期发展》，《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3期。
党中央党部已迁鄂，武汉中央自当是正统所在；
斥责张静江妄言武汉国民党中央遭中共把持，各省党部为中共包办。王宇春称，此种认知只可迷惑思想幼稚的党员，绝大多数国民党员不会甘心让少数中共党员把持党部。他认为，反对武汉中央就是跟着此前分裂国民党的黄兴派、西山会议派落伍，真革命同志决不会停止前进。在宣言的最后，他呼吁真革命同志联合起来，打倒一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分子，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拥护武汉中央，莫要做分裂中央、抛弃总理遗训之举。(10)《中央党部组织部驻浙特派员王宇春宣言》(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档案号13359。
王宇春的通电和宣言公开了张静江和特派员的秘密行动，使得四一二政变前尚未公开“清党”的南昌方面在与武汉方面的舆论战中陷入被动。不过相比于具体内容，王宇春此举的轰动性更源于他的身份——他是整理党务案后陈果夫亲自挑选留下的干事，深受陈果夫器重和信赖。1926年10月，王宇春代表彼时的国民党中央秘密奔赴浙江视察和指导当地党务活动。一个实质听令于蒋介石的中央特派员，在蒋介石与中共、国民党左派角力的关键时刻发表通电和宣言，揭发和指斥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最重要的政治盟友之一张静江，确实出乎各方意料，尤令南昌方面感到错愕(11)1929年，受中共领导的中国济难总会编辑了一本题为《牺牲》的小册子，集中介绍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四一二政变中牺牲的187位革命人士的事迹，其中《王宇春事略》一文写道：“以蒋介石反革命之使命而竟以革命分子任之，真是一件有趣之事。”参见中央档案馆编：《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185页。。此外，王宇春、陈果夫、张静江皆为湖州人，而王宇春受命所赴之地正是湖州，这起事件背后的地域因素隐约可见。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王宇春被捕入狱。随后不久，浙江省“清党”委员会将其枪决。尽管张静江将王宇春视作中共党员，但实际上他只是国民党员。“清党”委员会的判决书也仅称其“破坏本党，证据确凿”(12)《挑拨宁汉分裂》(一)，台北“国史馆”藏，档案号002-090300-00001-036。。王宇春的通电和宣言确实破坏了南昌方面的威信，不过是否构成“叛变国民党中央”，则值得商榷。实际上，王宇春被逮捕后，陈果夫曾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名义致电浙江省政府，要求将其押送至南京讯办。据称已任省主席的张静江恐王宇春去南京后便被释放，遂下令处决(13)参见《甘为人民献青春——记王宇椿烈士》，浙江省民政厅编：《英烈千古——浙江革命烈士事迹选辑》(2)，1982年印行，第29页。。对于另一位与王宇春一起被派到浙江的特派员萧铮，张静江亦于1927年6月指示将之逮捕处决，只不过因友人通风报信，萧铮逃至南京，受到陈果夫保护，才免遭杀身之祸(14)参见《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中国地政研究所”，1980年，第20—21页。。因此，或许王宇春和萧铮一样，其实大体上是在遵照陈果夫委派他们时的指令执行任务，王宇春事件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员普遍的革命认知，然而在张静江眼中，这批具有激进革命意识的青年却“都是共产党！”(15)《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19页。
既有研究常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视作蒋介石“向右转”的标志，不过以其彼时对中共、苏联的态度和政治立场而言，他可能仍属左派，至少是中派(16)中山舰事件后不久，苏联顾问罗加乔夫离开广州回到莫斯科，向联共(布)中央局提交有关该起事件的书面报告，认为蒋介石发动事变是想通过牺牲部分国民党左派来与共产党、国民党右派达成和解。北伐开始后，鲍罗廷仍认为，蒋介石在事件发生后的整个政策，总的来说不是对共产党有害，而是对国民党左派有害，共产党在广东得到了发展。参见《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记录》(1926年8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234、389页。。手握党政军权的蒋介石所顾虑的不是革命是否正在“向左转”，而是由谁来领导革命“向左转”(17)鲍罗廷称，蒋介石从1926年3月20日到5月15日，经常向他抱怨，说共产党人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愿意为革命而献身的。参见《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82页。。换言之，此非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中山舰事件发生半月前，邓演达与蒋介石谈及国民党的未来，预言国民党必被“共产派代之”，现在能做的唯有领导青年左倾，完成国民革命，蒋介石对此表示赞同(18)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26年3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一方面强调中国革命“须求自立”，一方面仍在日记中表示世界革命应统一由苏联指挥，并多次希望莫斯科方面接受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从而让国民党取代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直接指挥。1926年8月，蒋介石还派邵力子前往莫斯科，正式要求加入共产国际(19)参见《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6年9月1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514—516页。。
正基于此，作为蒋介石亲信的陈果夫在领导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期间，充分体现了蒋介石对中共既斗争又合作的意图(20)参见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9页。。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委派陈果夫为组织部秘书，实际负责一切事宜。不久后，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通过陈果夫继任组织部部长的决定(21)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2年，第263页。。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从此开始帮助蒋介石掌握国民党党务系统长达近20年之久，他们的势力被称为“CC系”。纵然将陈果夫执掌组织部视作CC系之滥觞未必准确(22)目前很难对CC系追根溯源，但学界大多认为，在1932年前，即便没有名为“中央俱乐部”或“CC团”之类的有形组织，也不能否认陈氏兄弟执掌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后，在全国各地凝聚了一股以国民党地方党务干部为基础的庞大的政治派系势力。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273页。，但一批日后CC系的骨干在北伐前夕陆续加入组织部，且逐渐凝聚成为一股势力，亦是事实。
陈果夫从中共党员谭平山、杨匏安手中接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时，无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还是在广州的中共党团，均将其视作可以合作的国民党人。中共随后注意到，陈果夫暗中用缓进的方式调整部内人事，将中共党员逐渐剔除，代之以他所信任的国民党员，但与此同时，陈果夫的组织部并不任用反共色彩浓烈的国民党员。彼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呈现出一种颇为吊诡的现象：一方面，严格办理重新登记和调查工作，开始整顿各级党部，筛除跨党党员，培养“国民党忠实分子”。另一方面，仍留有几名中共党员，新补充的干事则多在国民党改组时入党，与被其取代的中共党员一样革命情绪高涨。他们虽与中共有党派之分，但就思想、立场而言，却无严格界限，遂使组织部依然保留原有风气，一度引起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强烈不满。(23)参见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第101页。
陈果夫接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前，蒋介石指示他与丁惟汾、顾孟余商量用人。赴北伐前线之前，他还特别叮嘱陈果夫勿与中共冲突，要常与鲍罗廷接洽(24)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第100页。。这两点其实给组织部的工作定下了基调，其中前一个指示尤其值得分析。丁惟汾是国民党在北方的重要领袖，也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主要负责人，与李大钊关系密切。1923年，他与李大钊一起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组织，并在数月内将规模拓展至1000余人。相较国共两党在上海、广州两地不时发生摩擦，北京的氛围比较融洽。1924年孙中山北上，“北方的学生群众掀起了对中山的热烈信仰”(25)周德伟：《落笔惊风雨：我的一生与国民党的点滴》，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163页。，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方是新生事物，激进青年多加入其中，他们易于接受国民党一大宣言和三民主义的新解释，无论在意识还是在行动上都与中共“并无显著的分歧”(2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蒋介石命陈果夫向顾孟余请教，则更显微妙。顾孟余属于汪派，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经李大钊向孙中山推荐加入国民党，并与李大钊一起主持过北京三一八抗议活动。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出走，顾孟余成为汪派的“台柱”(27)黄克武：《顾孟余的政治生涯：从挺汪、拥蒋到支持第三势力》，《“国史馆”馆刊》第46期(2015年12月)。，此后在党内开展“迎汪复职”运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维经斯基在广州时，顾孟余与他会谈两次，明确表示希望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作，结成联盟，同时希望共产国际允许国民党在工农群众中进行工作，甚至表示国民党左派比中共还激烈。这并非夸张之辞，汪派中的陈公博、甘乃光曾分别加入过共产党和青年团，后者一度想重回青年团，但被中共广东区委制止。因国民党左派人数太少，整理党务案后，中共党员又悉数离开国民党中央，为了继续保持对国民党高层的影响力，同时为了壮大左派力量，中共中央要求一批原本打算加入共产党、青年团的激进青年继续留在国民党内。汪派常就如何对抗蒋介石向中共“求教和求助”，以至于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看来，共产党俨然成了汪派的老师(28)参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与中共广东地区委员会工作人员会议记录》(1926年8月1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77页。。
蒋介石的指示固然有北伐期间稳定广东大后方、维持派系均衡的考量，但他也了解，要从中共手中彻底夺回党务领导权，仅派陈果夫接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是远远不够的，还须建立一支只属于他自己的党务干部队伍。既然丁派和汪派与中共素有渊源，是少数具有一线党务经验的国民党人，那么在人才紧缺的状况下，暂时搁置派系纷争，请丁惟汾和顾孟余介绍一些人加入组织部，以迅速打开局面，对他而言不失为一种办法。随后，路友于(29)路友于，山东诸城人，1924年3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后，任候补执行委员兼秘书，负责日常工作。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路友于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7月，陈果夫继任组织部部长后，委托丁惟汾物色秘书人才，丁惟汾便将路友于推荐给他。不过，路友于很快被重新派回北京，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监察委员。1927年4月6日与李大钊一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殉难。参见王志民主编：《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7—259页。成为组织部秘书，萧铮、郑亦同等人担任干事，他们“均系由北京来者”，思想激进而趋新。另有陈立夫好友曾养甫、张道藩，以及上海大学学生施建中(30)施建中，浙江湖州人，参加五四运动期间结识宣中华、俞秀松，经二人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在湖州和杭州两地从事革命活动。王宇春1924年前往上海大学求学，很有可能是受到施建中的影响。参见笔者采访施申申的记录(2022年4月13日)。按：施申申系施建中之女。、王宇春加入，重新调整后的组织部共计十六七人(31)《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12页。。陈果夫从思想方面对这批革命青年“加以缜密的观察调查”，认为他们都是“纯正的本党同志”(32)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第98、100页。。
接下来，为了掌握国民党中下级党部，陈果夫将部内“忠实同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先后派到浙江、江西、上海、贵州、甘肃、北京等省市党部视察与指导。陈果夫要求他们前往各地“宣达中央意志，使各地同志明了重行登记之必要”(33)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第102页。，“严格甄别各县县党部，对不听指挥的，马上改组；
未建县党部的，即按国民党中组部意图组建”，用和平的方式从中共手中夺回基层党部控制权(34)中共安吉县委党史办公室整理：《血染西子湖畔——王宇椿烈士传略》，杨友宝主编：《湖州英烈》，黄山书社，1992年，第36页。。中共对这一计划自是清楚，由宣中华领导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即去信陈果夫，要求撤回中央特派员，理由是省党部早已分别派员前往各地指导、整顿党务，中央再派特派员前来，在省党部指导之外自由活动，无异叠床架屋(35)参见《浙江省执委会呈中央组织部文》(1927年3月19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档案号2282。。不过因为是国民党中央的命令，省党部无法违抗，只能作好准备与中央特派员接洽。
北伐军入湘后军事进展顺利，1926年9月便击溃吴佩孚部主力，开始进攻孙传芳控制的江西省，但在江西却陷入苦战，伤亡惨烈。然而10月16日，浙江省省长夏超突然宣布独立，脱离孙传芳阵营，请求广东方面立即派人与其建立联系。浙江是进入上海的通道，且是蒋介石、张静江、陈果夫等国民党人的家乡，陈果夫遂派出特派员萧铮和王宇春前往浙江，令其一面与夏超取得联络，一面掌握浙江党务(36)参见《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12页。。
萧铮、王宇春二人均在国共合作后加入国民党，是典型的革命青年。其中萧铮是浙江温州人，五四运动时曾领导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并在校内组织“醒华学会”，旨在唤醒国民共御外侮。参与该学会的同学有郑亦同、张冲、邱清泉，此后皆成为拥蒋派系中CC系和黄埔系的要角。1922年，17岁的萧铮赴沪图谋升学，在环龙路国民党中央党部获得与孙中山见面的机会，并聆听其讲话。后考入杭州法政专门学校，闲暇时阅读孙中山演讲集，对实业计划尤感兴趣。在校期间结识正在组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沈定一，二人多次相见，沈定一总是大谈“农民问题”和“佃农的生活”，并告诉萧铮，解决之道“非打倒地主不可”。(37)《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7页。
多年后，萧铮回忆说，“经过和国父及沈定一氏等人之接触，使余对国民党有了很深的印象”(38)陈太先、魏方：《当代地政泰斗萧铮博士传略》，1997年印行，第7页。。此种“很深的印象”恐怕指向的正是孙中山“平均地权”、沈定一“二五减租”等这类被视为国民党“激进化”或“社会主义化”的面相，这也是吸引像萧铮这样的青年加入国民党的原因。1923年，萧铮在京加入国民党并考取北京大学，与北大国民党籍教员顾孟余、朱家骅往来频繁。1926年4月，奉军入京，搜捕国共两党党员，包括萧铮在内的大批国民党员南下广州。萧铮加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后，颇受陈果夫欣赏。从他此后的人生轨迹来看，萧铮不仅成为CC系骨干，而且是国民党的农民和土地问题专家，1949年后成为台湾土地改革的重要推手。
王宇春的经历与萧铮颇有相似之处。他的真实姓名应为王宇椿，又名王熙，与萧铮同岁，1905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府安吉县。中学就读于吴兴私立海岛中学(39)《甘为人民献青春——记王宇椿烈士》，浙江省民政厅编：《英烈千古——浙江革命烈士事迹选辑》(2)，第25页。，即东吴大学第三附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由美国监理会创办，五四运动时期与省立第三中学、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一道发起湖州学潮，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在校期间，王宇春积极参加学生活动，成为海岛中学在湖州学联的代表。
1924年，王宇春和另两位青年施建中、章庆善(40)章庆善，浙江湖州人，1927年元旦国民党吴兴县党部成立后，任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一道前往上海，准备投考国共合作创立、实际由中共主持校务的上海大学。5月，经施建中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41)参见《团上海地委报告第二号——关于三月至五月的活动情况》(1924年5月20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7月—1927年1月)》，1986年印行，第50页。。1925年1月，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就读(42)参见《上大录取第一届新生揭晓》，《民国日报》(上海)1925年1月12日。。青年团上大支部是团上海地委建立的第一个支部，1925年9月共有120人，占该校学生总数的1/4。国民党上海市第四区党部(43)该党部地址就在上海大学，党员名单中有多名中共党员，实际受中共控制。参见《国民党上海市第四区党部党员名单》(1925年)，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环龙路档案，档案号10797。、上大学生会等团体亦由青年团主导。(44)参见《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工作报告——关于一九二五年三月至九月的学生运动情况》，《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7月—1927年1月)》，第126—127页。王宇春和施建中均为上大浙江同乡会成员，前者任讲演委员，后者则是调查委员(45)参见《上大浙江同乡会近闻》，《民国日报》(上海)1925年11月26日；
《上大浙江同乡会新职员》，《申报》1925年11月27日。。不过，他们不是团上海地委成员，亦未担任上大各团体的书记、执行委员等职务(46)参见《团江浙区委关于组织情况的各项统计——区委部委及各委员会领导人的分工和支部数量、团员数量统计》(1926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青年团上海地委文件)(1922年7月—1927年1月)》，第268—276页。。
随后爆发的五卅运动让王宇春崭露头角。1925年5月30日，上海总工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动数千名工人、学生、群众到公共租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内外棉资方枪杀顾正红。下午，上海大学等高校学生聚集在人流密集的南京路，几名学生领袖发表演讲，王宇春便是其中之一。他头戴草帽，鼻架眼镜，在南京路大庆里告知路人“日人残杀我中国同胞”，呼吁“中国人应帮中国人”，吸引百余人驻足聆听(47)《公廨续审惨案》，《申报》1925年6月11日；
《五卅惨案公廨昨日讯结》，《申报》1925年6月12日。。租界派出警察弹压，逮捕学生100多名，将其关押进捕房。愤怒的群众涌到捕房门前，英国捕头下令开枪，酿成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的公廨开审让王宇春的名字见诸报端，不论是《申报》还是中共为宣传五卅运动而创办的《热血日报》皆对此作了报道(48)参见《上大学生紧要会议》，《热血日报》1925年6月9日。。王宇春很快便被保释出狱，随之加入国民党。当年12月，施建中投考黄埔军校，王宇春写长文送行。他在文中表示施建中比自己更革命，愿意站在革命的火线上，为被压迫的民众同帝国主义、资本家作斗争。言外之意即自己有朝一日亦不会“躲在火线后背”。(49)参见王宇春：《送施建中同志赴广东军官学校》，《洪水》第2卷第22期(1926年8月)。
施建中先是考入黄埔军校并加入国民党，后又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干事(50)《施建中传略》，中共长兴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长兴党史人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7页。。恰逢陈果夫刚接收组织部，急需新援，施建中遂邀王宇春来广州共事(51)长兴乡贤文化工作组：《施建中：民主革命的先驱》，《长兴新闻报》2021年6月4日。按：施建中、王宇春来到广州后，组织关系均未转入团广州地委或团广东地委，也未加入中共。，但他自己却因对组织部筛除跨党党员不满而出走，加入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52)《施建中传略》，《中共长兴党史人物》，第17页。。与施建中不同，王宇春来到组织部后，受到陈果夫器重(53)《血染西子湖畔——王宇椿烈士传略》，杨友宝主编：《湖州英烈》，第36页。按：另据萧铮回忆，蒋介石委派陈果夫以组织部秘书、代理部长的身份前去接收组织部的时间大致在1926年5月底。这时，萧铮、王宇春已经在十六七人的接收队伍之中，萧铮任干事，王宇春任助理干事。这意味着王宇春至迟在1926年5月便已到了广州。参见《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12页。。陈果夫之所以有意栽培王宇春，除了二人的同乡关系以及王宇春在“五卅”期间的表现外，组织部秘书路友于的意见也起了作用。路友于在组织部期间，陈果夫“倚之如左右手”(54)丁惟汾等：《路友于传》，《山东文献》1981年第3期。，他被派往北京前，曾与陈果夫交谈，对部中人员下了一个总评，“特别注意到王宇春，认为将来必有作为”，陈果夫“试令王宇春拟定法规，也觉得是一个可造之才”(55)吴相湘：《陈果夫的一生》，第100页。。
国民党中央与夏超建立联系后，陈果夫派王宇春与萧铮作为第一批中央特派员，前往浙江视察、指导党务。然而在萧铮和王宇春抵达目的地前，浙江政局陡然生变。夏超发动的起义不到十日便告失败，本人被处死，中共杭州地委书记贺威圣被捕牺牲，国共组织均转入地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紧急从杭州转移至上海租界。形势的剧变打乱了此前的部署，二人遂决定分散开展工作。萧铮设法在沪联系到省党部人员，说服他们将机关暂迁至其家乡温州，而王宇春则在省党部监察委员张寅仲(56)张寅仲，浙江杭州人，1925年1月，经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委员、中共杭州独立支部书记华林介绍加入中共，先后担任中共杭州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中共杭州地委代书记。参见《杭州地委顾太年工作报告(第六号)——关于省党部委员人选》(1926年2月21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杭州、绍兴、嘉兴、温州地区)(1925年—1927年)》，1988年印行，第45页。的陪同下前往湖州吴兴工作。
自此，从1926年12月至1927年3月北伐军攻入杭州，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在温州的萧铮和在湖州的王宇春与国民党中央的信息交流都存在不小的障碍(57)参见《中央驻浙特派员王宇春上中央党部代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档案号13358。。尽管吴兴距离上海不远，早在1885年11月，《申报》便在吴兴设立售报处(58)《湖州市志》(上)，昆仑出版社，1999年，第20页。，王宇春能从上海方面获取信息，但战争的阻隔和孙传芳的镇压使得来自广州、武汉方面的消息并不可靠，不免掺杂流言蜚语(59)当时，在上海的孙传芳方面盛传，蒋介石在南昌会战督战时受重伤，北伐进程将会戛然而止。参见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四)，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27页。，遑论及时掌握国民党中央内部的变化。二人只能因地制宜地成立或重组所在地党部，等待北伐军到来，并各自在信息破碎的环境里对革命形势作出判断。
尽管陈果夫要求萧铮、王宇春代表国民党中央掌握浙江党权，但在危机四伏的处境中，与中共继续合作的必要性显得十分突出。宣中华等中共党员来到温州后，与萧铮相处融洽，还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安置在萧铮家中，将温州各县的党务交由萧铮处理。萧铮的姑父徐翰青曾任江西永修县知事，在温州颇具人望。因此，回到家乡的萧铮凭借徐翰青的社会网络和他自己北大学生的身份，很快打开了局面。他“有时黑夜上山，有时乘小木船出海”，暗中物色“忠贞同志”，在温州所属各县成立县党部，“积极做组织民众和宣传主义等工作”。萧铮宣传的口号同宣中华领导的省党部一样，即“耕者有其田”和“二五减租”。(60)《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13页。
回到吴兴的王宇春亦具有一定的知名度。而且他是由陈果夫委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派员，陈氏家族自辛亥革命以来，因陈其美而成为吴兴望族(61)参见季鹏、莫永明：《湖州陈氏家族述论》，《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王宇春借助陈其美、陈果夫叔侄的威望，于1927年元旦在陈果夫堂叔陈鹿萍家成立了国民党吴兴县党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王宇春加入过青年团，但省党部派张寅仲陪同的目的乃是阻止吴兴县党部的权力落入王宇春之手，同时暗中发展中共组织(62)参见《浙江省党部最近工作报告》(1927年1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档案号12874；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中共湖州县委的建立》，《湖州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中共此前在湖州的发展相对缓慢，直到1925年3月，湖州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毕业生、湖州城西女校教师、中共党员金鼎在吴兴举办孙中山追悼会，当地才有了零星的中共党员活动。至1926年，浙江省内已经建立中共组织的地方包括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温州等，湖州仍然不在其列。
不过，金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吴兴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63)参见《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宣传孙中山遗言，发展国民党左派力量》(1925年4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04页。，吸纳了温永之、戚继棠(64)戚继棠，浙江吴兴人，1927年国民党吴兴县党部成立后，当选为常委、执委。在张寅仲介绍下秘密加入中共。亦有人认为他曾在金鼎离开吴兴后与西山会议派建立联系。1927年4月14日，国民党在吴兴实行“清党”，县党部多名委员遭到逮捕，戚继棠曾帮助剩下的几名委员撤往杭州，其本人未受通缉。此后常居上海，为湖社成员，与陈其美之弟、陈果夫之叔陈其采常有往来。参见温延龄：《张人杰与浙江“清党”二三事》，《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62年印行，第309页；
《邵钰文存》(一)，中国福利会出版社，2010年，第160页。、叶小兀、乔仰山、陈君豪、沈遇春等一批青年加入国民党(65)参见温永之：《回忆吴兴县“清党”前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0页。。他们大多是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友，毕业后在吴兴县或县辖各镇充当小学教员。国民党吴兴县党部成立后，戚继棠当选为常委，陈鹿萍、叶小兀、乔仰山、陈君豪、沈遇春当选为执委，温永之当选为候补委员，不久后从上海大学返回家乡的章庆善也被选为执委(66)《中国国民党吴兴县党部组织沿革概况》(1948年)，湖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309-1-5-13。。不过，该党部并非受中共掌握。乔仰山曾与沈定一等西山会议派建立过联系(67)参见温永之：《回忆吴兴县“清党”前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第71页。。陈君豪、沈遇春则在四一二政变时“倡议拥护‘清党’”，组建了国共分裂后的国民党临时吴兴县党部(68)《第一次国共合作与中共湖州县委的建立》，《湖州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即便在张寅仲秘密介绍下，戚继棠加入了中共，但在温永之眼里，戚继棠是老成稳重的，革命态度趋于保守。实际上，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这些基层国民党员并不会严格区分国共两党，他们也难以分辨沈定一与宣中华的省党部，毕竟这些政党、派系的口号都指向革命，在浙江都呼吁“二五减租”、组织农会。
1927年1月31日，王宇春又来到湖州长兴，成立了国民党长兴县党部。然而经王宇春提拔的县党部常委、执委赵得三、赵铁鸣叔侄，此后却作为CC系成员长期把持长兴党权(69)参见《长兴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3—495页；
赵得三：《长兴“清党”前后的一段经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69—72页。。概而言之，在王宇春巡视和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吴兴县党部和长兴县党部确实“颇多激烈左倾”(70)《中国国民党吴兴县党部组织沿革概况》(1948年)，湖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309-1-5-13。，却并非被中共掌控。新成立的党部在组织关系和人事结构上大体符合陈果夫当初的设想。反观湖州的中共组织，尽管张寅仲奉命前来筹建，但仍然相当薄弱(71)参见《关于吴兴县的情况报告——吴兴的政治经济概况、党组织状况及其被破坏的原因和今后意见》(1929年6月3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地县文件)(1927年—1929年)》，1989年印行，第107页。。
1926年底至1927年3月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内部剧烈分化、对此后国共政治走向及关系演进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阶段(72)参见张文魁：《权力互动与政治分流——大革命时期“恢复党权”运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第46页。。然而，此时的萧铮、王宇春甚至中共在浙江的组织却暂时置身于风暴之外，在温州的萧铮尚以“耕者有其田”和“二五减租”为号召，吸引浙南农民加入国民党，允诺待北伐军进入浙江后正式实行。在湖州的王宇春则表示：“与中央之消息完全隔绝，即萧同志在温州之情形及葛郑诸君之来浙均未之知。”(73)《中央驻浙特派员王宇春上中央党部代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档案号13358。当1927年1月底至2月中旬北伐军攻入浙南和浙北、萧铮和王宇春与革命阵营重建联系的时候，他们对国共关系变化、国民革命形势发展的认知，已经与昔日的上级存在较大距离。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当郑亦同、葛武棨、陈希豪等十余名受“南昌中央”委派的特派员前来浙江，告知萧铮和王宇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各县党部已“被共产党包办”、要求他们“捣乱破坏”解散党部时，不但王宇春，连萧铮也感到不解。毕竟在他们离粤赴浙的1926年10月，正是蒋介石催促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速将政府迁至武昌，而改组、组建党部的前提是“勿与共产党冲突”“与共产党合作”，也来自蒋介石、陈果夫的授意。如今新指令却比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当初交给他们的指令激烈得多，甚至直接诉诸暴力。
相较王宇春，萧铮与中共在浙江的实际负责人宣中华朝夕相处，一旦与外界恢复联系，较易获取武汉、南昌方面乃至中共的确切消息，遑论温州还比湖州早一个月接触到北伐军。1927年1月中旬即有北伐军宣传队进入温州，1月底宣中华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在永嘉迎接东路军入境后(74)参见《中共温州党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38—40页。，省党部即迁回杭州。萧铮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参加了由地下转为公开后的历次省党部会议，不仅已经知道武汉和南昌的对立，而且感受到省党部内国共双方气氛的变化(75)参见《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14页。。而北伐军2月至3月才相继进入湖州各县(76)参见沈慧：《试论中共湖州地方组织诞生的历史条件》，《湖州史志研究——沈慧自选集》，宁波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湖州全境平定后，王宇春接到省党部指示，要求其即刻赶到杭州。3月27日晚，他抵达杭州清华旅馆，与四个月未遇的萧铮相见。此时萧铮已了解南昌方面的计划，并在前日与特派员郑亦同、葛武棨、陈希豪一道同张静江举行会议。会议结束后，张静江即由杭返沪。萧铮告知“迟到”的王宇春，“现在之国民党已非真正之国民党”，“现在之中央受共派之包围，在武昌开全体会议，驱逐张静江，谋倒蒋总司令”。张静江则在南昌以“中央”名义表示反对，并“用种种方法将江西、广东、广西省党部改组”。因“浙江省党部亦为共派把持”，故特派郑亦同、葛武棨等十余人来浙，要求萧铮、王宇春和他们一道秘密推翻省党部及各县党部，“若不可能时，即以种种破坏手段行之”。(77)《中央驻浙特派员王宇春上中央党部代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档案号13358。
对此，解除“隔离”状态不久的王宇春反应强烈。他首先质疑“中央受共派之包围”的论断，认为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选举出的中央委员皆为国民党员，不会受中共把持。由于“秘密”任务的经费全由张静江提供，他进一步怀疑主持浙江政局的张静江“是否真心为党为国，抑为私人权利”。因兹事体大，王宇春认为必须详加考虑，“否则惟有向中央辞职不干”。而萧铮也认为，“静江等是否另有工作，确是‘问题’”。当晚，王宇春便与萧铮一道同葛武棨会谈。面对王宇春的质疑，葛武棨答应会在次日赴沪，与张静江等人再次讨论。但是3月29日下午，“杭州职工联合会忽聚数万人游行示威，并高呼‘打倒党贼宣中华’、‘打倒工贼韩宝华’，并捣毁杭州总工会，死伤数十人”。事件发生后，王宇春又与萧铮、郑亦同、陈希豪会谈，当得知该事件全由特派员策划、杭州职工联合会亦由特派员组织后，大受刺激的王宇春再次询问陈希豪“此次在申接洽结果如何”，后者的回答是“于必要时即分裂，每所不惜”。(78)《中央驻浙特派员王宇春上中央党部代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档案号13358。
作为一个曾加入过青年团的国民党青年，王宇春所能依傍的是自己的革命认知和可以信赖的同志。他认为，既然革命是一路向前，反革命是落伍，那么一个“有数十年历史之国民党”是不会停止革命的。王宇春的这一观点其实较大程度代表了大革命时期一批思想激进，却在组织关系上属于国民党，或处在国共之间的青年的逻辑。路友于便曾说：“国民党反共还是联共，这是考验国民党革命不革命的问题。”(79)王志民主编：《山东重要历史人物》第5卷，第258页。革命是国民党中央合法性之所在，革命的标志是联共，那么谁反对联共，谁用暴力方式分共，那就是反革命，便是假中央。此时，迁鄂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口头上仍坚持1926年广州中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进步立场，另立的“南昌中央”却加派特派员破坏国共合作，甚至不惜造成流血冲突。在此情形下，王宇春选择了“革命”的武昌而非“不革命”的南昌，作为自己遵从的上级。
此外，中山舰事件后，张静江不仅成为蒋介石重要的政治盟友，而且在国民党内，众所周知他不支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80)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前，张静江约戴季陶、胡汉民一起在吴兴县南浔镇小住，“共相盘桓”。通过这种与广州同僚逆向而行的举动，张静江隐晦地表达了对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不满。参见杨恺龄撰编：《民国张静江先生人杰年谱》，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13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页。。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借张静江来消减鲍罗廷的影响力，以防止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力量坐大。王宇春以广州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武汉、南昌皆自视接续广州中央之正统——发表通电和宣言，谴责张静江因出于一己之私而违抗中央，应当说符合国民党的组织程序和彼时的革命道义，并不构成“叛党”。
最后，受王宇春信赖的施建中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1927年2月，跟随东路军入浙的施建中接受当初的入团介绍人宣中华邀请，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青年部部长(81)参见江天一：《北伐前后浙江国民党活动的点滴回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74页。。与王宇春一样来自安吉县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韩宝华则担任工人部部长(82)参见尚传道：《民主革命先驱韩宝华》，《湖州文史》第9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2—45页。。在杭州的短暂时间里，王宇春一方面与萧铮等人交涉，另一方面也与施建中、韩宝华、宣中华取得联系。接近的革命意识、政治认同以及施建中的影响，让王宇春在获悉张静江和其他特派员的“清党”行动后，便向宣中华作了通报。3月29日晚，王宇春拟就“艳”字通电后，省党部即刻印发给各地党部。反观萧铮，他选择与南昌方面合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南昌方面加派的特派员中，郑亦同是他的高中同学。萧铮在进入北大时，郑亦同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求学，二人共同参加了北京的国民党活动。虽然与王宇春在“五卅”时期的表现相似，但二人接触的多是丁惟汾、朱家骅、顾孟余这样的国民党员，王宇春则在上海大学接受了中共的教育，加入过青年团。因此，当郑亦同表达了“分共”的坚决态度时，即便对张静江的命令也有所疑虑，萧铮却没有作出像王宇春一样的行动。
北伐军进入浙江后，将国民党高层之间、国共之间分化乃至分裂的讯息带入了浙江，在革命意识和特殊的人缘、校缘、地缘等多重因素合力作用下，王宇春用公开通电和宣言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立场。王宇春称，到湖州后，“自问数月来虽屡经危险，然除仍积极于湖属各县党部之组织外，绝未顾问或参加其他事务”(83)《中央驻浙特派员王宇春上中央党部代电》(1927年3月)，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汉口档案，档案号13358。。从四一二政变发生时的反应来看，他或许真的以为自己不在国民党“清党”名单之列，所以没有选择出逃，而是返回家乡安吉。当国民党“清党”特派员来到安吉时，他甚至认为政见虽有分歧，但同党同志总不至狠下毒手，于是主动与之见面，并安排膳宿。次日，又一起前往安吉县政府。县长碍于王宇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不敢下手，借故进入办公室拖延时间，以便其自行离开。久等后的王宇春直接走进县长办公室，这才遭到逮捕。(84)《血染西子湖畔——王宇椿烈士传略》，杨友宝主编：《湖州英烈》，第39—40页。押解到杭州后，于7月在浙江陆军监狱被杀害。
然而，执行张静江命令的萧铮、郑亦同在其眼中似乎跟王宇春没有太大差异。他们在“清党”后成立的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里担任常务委员，仍组织农会，加强群众运动，要求省政府实行“二五减租”，因而引起地方势力反对。为此，张静江任命杭州世家出身的许宝驹为省党部农民部部长，企图停止浙江的减租运动，却遭到省党部抵制。张静江怒斥：“这一班人都是共产党！”1927年6月，因宣中华被捕后，从其身上搜出一本日记，其中记录了他在温州的秘密活动，主要是省党部的工作及开会情形，每页都提及萧铮，张静江便以此为由，认定萧铮、郑亦同、葛武棨与王宇春一样都同宣中华有密谋(85)张静江“以宣中华日记中有其姓名即严办”，涉事者多达20余人，就连陈其采、褚辅成和沈钧儒也因名列其中而遭到怀疑。参见旭文：《马文车事略》，《金华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印行，第198页。，遂致电省警备司令蒋伯诚，要求将萧铮和郑亦同处决，将葛武棨押解至南京(86)参见《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18—21页。。幸遇友人相告，在即将被逮捕前一刻，萧铮和郑亦同逃至南京，受到陈果夫庇护，才免遭与王宇春同样的命运。最接近中共的施建中虽也在“清党”时锒铛入狱，却很快被释放。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参与反蒋活动，先后加入过陈公博、顾孟余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和邓演达发起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87)《浙江党派情形》，《现代史料》第1集，海天出版社，1934年，第110页。。全面抗战爆发前，施建中任职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检查新闻处(88)抗战爆发后，施建中回到长兴，任抗敌后援会主任。1943年，新四军第16旅挺进长兴西部山区，他协助新四军在长兴开展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参见《施建中传略》，《中共长兴党史人物》，第17—18页。。
与众多被捕的国民党员或跨党分子一样，王宇春在狱中也写了悔过书和自白信(89)参见Esherick, J.(2017).“The CCP in the 1930s: The View Defectors’Declarations”.The PRC History Review, 2(2), pp.1-6。。信中，他声称自己“一时不察，为反动分子所惑，乃有反对张静江等之通电与宣言”，如今已“悔悟前非，恳请准予自新”(90)《中央监委会十四十五次会议》，《申报》1927年7月22日。。但张静江和浙江“清党”委员会仍坚持不予宽恕。张静江必欲置王宇春于死地的缘由，恐怕除了后者的通电和宣言对他在浙江的声望造成损害外，中央特派员与各地党部一道开展的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尤其是在张静江的家乡，由王宇春主持成立的吴兴县党部的下级党部——南浔区党部，所搅动的地方结构变化与权力阶层升降，亦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生成王宇春事件的一条暗线。
1925年，尚在上海大学的王宇春曾给湖州旅沪同乡会组织——湖社写过一封信。信中指出，湖社成立的目的是改良湖州的社会，章程规定社员应来自旧湖州府的六邑(91)民国时期，湖州府被裁撤，东部的乌程、归安二县合并为吴兴县，吴兴、武康、德清、长兴、安吉、孝丰六县直接隶属于浙江省，统称“湖属地区”。其中除了吴兴县是水乡平原外，其他五县皆处西部山区。参见《湖州市志》(上)，第8—11页。，但实际上，湖社社员“简直尽属吴兴县”，社刊《湖州月刊》的文章“什九是论及吴兴社会”。王宇春批评道，这样的湖社“未免太片面了”，社既以湖州为名，“那末对于六邑的情形和事业，应有均等的调查和发展”。他建议“以后多征求各邑的社员，一切建设事业，亦须普及各邑”。(92)《通讯：上海大学王宇春来函》，《湖州月刊》1925年第2期。其实，湖社的前身——湖州旅沪同乡会的成员甚至只集中于吴兴县南浔镇，相较之下，湖社的社员范围已有所扩展了。近代以来，凭借巨额财富，南浔商人在上海形成了一个强势团体，甚至成为整个湖州在上海乃至全国的代表，因此，南浔被视作湖州之首。“山区州县”(93)吴兴县位于湖州东面的水乡平原，北濒太湖，在明清时期的士人眼中，与太湖流域的嘉兴、苏州同属一区。该区域在文化、经济方面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其百姓被称为“泽国之民”。吴兴西面的长兴、安吉、孝丰三县因处在以天目山为主干的丘陵地带，且是浙、苏、皖三省的交会通道，常被视作“僻陋山区”。参见冯贤亮：《高乡与低乡：杭嘉湖的地域环境与水利变化(1368—1928)》，《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遇到困难时，皆仰赖于此镇。如1923年，湖州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尚在海岛中学的王宇春便与几位同学步行前往南浔，向殷实富户劝募(94)《血染西子湖畔——王宇椿烈士传略》，杨友宝主编：《湖州英烈》，第34页。。
19世纪60年代，太平军攻入湖州，大批浔商避难上海租界，得以直接与洋商接触，在经营丝业之外，开始广泛涉足盐业、房地产业，甚至向近代工业和金融业领域进军。家乡虽惨遭兵燹，这些在沪定居的浔商的经济实力却得到进一步增强，并在上海形成了一个颇为强大的湖州旅沪同乡会，以“联同业之情，敦同乡之好”。其中地位最高、财力最为雄厚者被称为“四象”(97)南浔的豪富阶层被称为“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湖州民间一般认为“象”指拥有财产100万两白银以上的豪富，50万至100万两者称为“牛”，30万至50万两者称为“狗”。在被称为“象”的刘、张、庞、顾四家中，据称刘镛的刘家财产达2000万两，张静江的张家1200万两，因而这两家也有被称为“狮”的。参见陈永昊、陶水木主编：《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湖州南浔的“四象八牛”》，第1页。，分别是刘、张、庞、顾四家。(98)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5页。
随着浔商集团在沪上崛起，他们的活动重心也发生了改变。如张静江所属的张家，业丝致富后经营浙盐，在上海设立总管处，在浙西、苏南、皖南设立分销处，垄断这些地区的盐务，成为全国著名的大盐商。对于旧有的家乡事务，“四象”则往往交由南浔族人或代理人打理，他们虽退居幕后，但仍是南浔实质的管辖者，由此形成沪上浔商与南浔士绅共同治理这座市镇的权力结构。
尽管浔商投资、经营领域多元，但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人造丝的发明和日本缫丝工业的兴起，中国丝业迅速走向衰落(99)参见陈果夫：《湖社十周年纪念刊序》，《小意思集》，国民出版社，1944年，第143页。。与此同时，以陈其美为代表的湖籍革命党人在旅沪同乡会内的地位却迅速蹿升，渐有取代浔商之势。辛亥革命前，吴兴陈氏只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家族。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陈其美在上海起事响应，被推举为沪军都督。民国成立后，孙中山称他有“革命首功”，陈其美由此一路扶摇直上，跻身湖州旅沪同乡会领袖。(100)参见庄智娟：《湖社和陈英士纪念堂》，《档案春秋》2009年第2期。尽管1916年遭人暗杀，但其声望并未下降。1924年6月，湖社成立，其中一个重要名义便是纪念陈其美。与1906年由出身“八牛”的周庆云、庞莱臣发起，主要成员为浔商的湖州旅沪同乡会不同，湖社的第一届社员大多数是出身吴兴县中小家族的国民党人，九名发起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陈其美胞弟陈其采，以及陈果夫和戴季陶(101)参见《旅沪湖州人组织湖社》，《申报》1924年3月31日。。
虽然浔商集团不复昔日辉煌，但经济实力依然雄厚。湖社开始时的社员名单显然无法让他们满意，其对湖社活动的态度也相当消极，甚至直接表示反对。这背后不仅反映了浔商集团与国民党人的权力争夺，而且说明二者在社会团体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理念。湖社成立的第二年，戴季陶作了一场演讲。他直言，“我们湖社，虽然是地方的团体，却是地方的同志团体，不是地方的同乡团体”(102)戴季陶：《我对湖州的感情和对湖社的希望》，《湖州月刊》1925年第1期。。戴季陶口中的“同志团体”指向的正是国民党。可以明显看到，湖社内的国民党员试图将地缘性质的同乡团体改造成为政治团体。纵然浔商自晚清开始便左右逢源，与官场关系密切，但他们涉足政治多是为了避免利益受损(103)参见冯筱才：《在商言商：政治变局中的江浙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70页。，对同乡会功能的期许亦停留于慈善公益服务。然而，湖社的目的是要改造湖州社会，“作民治之先导”，“由一乡更推及一国”(104)桑兵：《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5页。，带有鲜明的变革色彩。《湖州月刊》开辟专栏，邀请旅沪或在湖青年对家乡建言献策，鼓励他们批评家乡的黑暗，呼吁他们加入湖社，一方面促进社务发展，一方面带着开启民智的使命“到田间去”，向老百姓作宣传(105)潘公展：《通讯：复函》，《湖州月刊》1925年第2期。。
《湖州月刊》1925年第8期刊登了一份《发起湖州青年书店宣言》，青年书店的设想正是由彼时在上海大学读书的王宇春、施建中提出，得到当地青年热烈响应，在吴兴的戚继棠、乔仰山等人也先后参与其中。湖州青年书店计划于1926年春正式设立，王宇春和施建中倡议“把国内外关于革命思想和其他各种科学的书籍刊物有系统地介绍给湖属青年们，然后我们再组织起来，站在一个旗帜之下，尽我们应有的使命！”这份宣言得到戴季陶、陈果夫的赞许和支持。他们为王宇春的计划募集股金，并在上海大学设立筹备处，由王宇春负责。(106)沈方中等：《发起湖州青年书店宣言》，《湖州月刊》1925年第8期。
身为国民党元老的张静江也加入了湖社，但作为浔商的代言人，面对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动员革命青年来改变湖州权力结构，挑战浔商在湖、沪主导地位的行动，张静江其实心存芥蒂(107)桑兵：《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第298页。，这也为他此后在湖属地区厉行“清党”埋下了隐线。1927年元旦，王宇春选择在陈果夫堂叔陈鹿萍家成立湖属地区第一个国民党党部，两年前湖州青年书店的发起人、参与人皆成为吴兴县党部的常委、执委和候补委员，接下来南浔区党部的活动，则将矛头指向浔商在家乡的代理人——南浔士绅，直接触及浔商集团的根本利益。
国民党吴兴县党部成立后，温永之奉王宇春之令返回家乡南浔，组建了区党部。在其带领下，南浔区党部很快接收了南浔的最高权力机构——镇自治会，驱逐了由浔商任命的镇保卫团团总，改派国民党员担任。不过，仅依靠一群党部青年仍旧无法撼动南浔的权力结构。在党部活动的同时，镇上开始流传孙传芳残部勾结太湖湖匪准备洗劫南浔的谣言。这起谣言很可能由南浔士绅散播，企图驱使恐慌的镇民推倒区党部(108)湖匪一直是太湖区域的顽疾，太湖面积巨大，横跨江浙两省，港汊交错、小岛林立、遍布芦苇，不利于政府围剿，却利于湖匪集众和逃窜。为防止出没无常的湖匪劫掠滨湖市镇，地方士绅、保卫团与匪帮头目达成交易，定期缴纳一定的“保护金”，久而久之便成为地方潜规则，甚至一些湖匪就是保卫团的成员。参见《太湖匪踪飘忽》，《民国日报》(上海)1929年11月2日；
《太湖匪势猖獗》，《申报》1928年6月18日。。温永之将计就计，赶往嘉兴，向已经进入浙江的北伐军请兵。鉴于南浔为太湖南岸之重镇，又是富庶之邑，为防孙传芳军队南下牵制北伐军沿太湖东西两路进军，东路军先遣支队进驻南浔。(109)《第一次国共合作与中共湖州县委的建立》，《湖州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正是北伐军的到来，开启了南浔革命。
温永之多年后反复提及，先遣军抵达南浔时，身披斗篷的政治部主任王尔琢精神抖擞地走向迎接的群众队伍。军事优势让王尔琢迅速成为南浔的领袖，先遣军政治部也成为南浔的权力中心。在温永之邀请下，王尔琢在南浔西栅温家白场召开群众大会，呼吁群众打倒土豪劣绅，支援国民革命。(110)参见《回忆大革命时期王尔琢将军在南浔的活动》，《湖州党史资料通讯》1984年第4期。北伐军的到来不仅让南浔区党部有了坚实后盾，而且给了党部青年抬升其宗族地位的契机。革命浪潮很快席卷整个太湖流域，由于震泽、桐乡、乌镇的青年纷纷要求加入，南浔区党部扩大为特别区党部。
为了尽可能维持固有社会地位，南浔士绅不得不进入革命浪潮之中。其中一些人选择向先遣军和区党部靠拢，要求加入国民党，借以保留地方事务的话语权。例如，张静江的族侄张秉三大摆筵席，慰劳党军，甚至牵线做媒，撮合先遣军参谋长与南浔女青年的婚事。但与此同时，他又暗中派人赴上海，向张静江报告情况。也有人选择直接逃离或继续对抗。例如，“四象”的代理人之一张渭臣是南浔平粜局副主任，常前往上海办理平粜、充济民食，颇得旅沪浔商信任(111)《地方通信：湖州》，《申报》1926年4月15日。。先遣军入驻南浔后，他仍坚持反对革命，遂被区党部逮捕。前吴兴县议会议员金熙以张静江之友、朱家骅老师的身份(112)参见《南浔金熙来函》，《申报》1922年6月19日。，斥责区党部逮捕张渭臣的行为是“侮辱前辈先生”，区党部遂发起“讨金运动”，迫使他不得不在南浔街头张贴认罪书。
南浔革命导致的士绅群体退让、妥协和权力转移，不断刺激着在沪浔商，张静江与其他力主“分共”的国民党元老和北伐军将领一起，要求蒋介石尽快采取措施。1927年4月10日，驻南浔的先遣军奉命调往江苏。11日，蒋介石密令已攻占的各省实行“清党”。张静江随即前往浙江主持“清党”工作，途经南浔会见士绅代表，听了他们的报告后“不禁勃然大怒，认为家乡子弟且如此反对他，何况各地要打倒他了”。13日，即上海“清党”的第二天，南浔开始“清党”。三名区党部执委被捕并迅速解往杭州陆军监狱。14日，吴兴实施“清党”，章庆善、叶小兀等六名县党部委员遭通缉。(113)《第一次国共合作与中共湖州县委的建立》，《湖州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尽管王宇春未曾参与南浔区党部活动，但在张静江眼里，南浔、吴兴乃至整个湖属地区的权力变化，正是来自王宇春推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对于王宇春的被捕和国民党的“清党”，侥幸逃脱的温永之等国民党青年甚至比中共党员还要激愤。4月20日，重返湖州的金鼎秘密邀请这些国民党员在吴兴县双林镇召开座谈会，讨论将来的时局。金鼎批评他们言论过激，提醒其切忌犯“左倾幼稚病”。(114)《第一次国共合作与中共湖州县委的建立》，《湖州党史通讯》1987年第5期。彼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展现的激进态度使得温永之等人相信，形势虽然严峻，但由国共一起领导的国民革命仍在前进，并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他们选择加入中共。同年6月，正是以这批基层国民党员为主体，中共湖州县委正式建立。
尽管王宇春在1924年加入过青年团，但是从离沪赴粤至1927年3月，他和共产党、青年团鲜有组织上的联系(115)前注提过的《王宇春事略》记载：“王君到浙江以后，即与省党部诸人说明被派之意义及本人之主张。嗣后在湖州一带工作，曾建立数个县党部。”不过这与萧铮和温永之的回忆明显有出入。前文已述，萧铮、王宇春尚未抵达浙江时，省党部就已临时转移至上海，最后还是萧铮找到了宣中华等人，说服他们跟他一起来到温州。另据温永之回忆，王宇春在1927年3月到杭后才与宣中华有了接触。参见《革命烈士传记资料》，第185页；
温永之：《与中共嘉兴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的两点商榷》，湖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H93-1-4-25。，反倒成了新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手下的干事。像王宇春这样思想上接近共产党、曾加入过青年团的国民党青年，恐怕在大革命时期不算少数。而整理党务案后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亦保留着激进的风气。当1926年10月王宇春和萧铮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浙江时，他们的使命一方面是从中共手中夺回基层党部的党权，另一方面却是继续与中共合作，“勿与共产党冲突”。
不过，革命局势瞬息万变，随着北伐的进行，国民党与共产党、南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武汉国民党中央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发展到南昌与武汉对峙，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加紧对中共采取严厉措施。在浙江，由于省长夏超起义失败，孙传芳镇压国共两党，王宇春和萧铮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分赴温州和湖属地区开展党务工作，与组织部失去联系长达四个月之久。当1927年2月北伐军进入湖州时，中央特派员王宇春和国民党基层党部的青年们对这场革命的认知，对国民党高层、国共关系的判断，已经与南昌方面加派的特派员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王宇春在四一二政变前所发表的通电和宣言，反映的是一个革命青年继续以1926年的革命认知来理解1927年革命局势的结果。既然革命便是前进，不积极革命就是落伍，而国民党中央必将始终坚持革命的立场，那么公开表达对武汉方面的认同、谴责南昌方面，对王宇春而言就是中央特派员的正当之举。
王宇春事件是将数个不同层次的革命面相串联、糅合而成的单一叙事。通过“拆解”便会发现，诸多面相中，有大革命时期国共激进意识的互渗和交融，也有革命“落地”后与外界信息沟通的迟滞，还有颇具地域特点的国民党与浔商间的争夺。从1925年湖社内以陈果夫、戴季陶为代表的吴兴籍国民党人鼓励湖属六邑青年向浔商集团发起挑战，到1927年国民党南浔区党部借助北伐先遣军的外力帮助，短暂实现权力转移，其间的争夺与被视作浔商集团代理人的张静江在家乡厉行“清党”和王宇春之死有着密切关联。
丰富而多歧的革命面相随着北伐的进程而展开，却不会因北伐的结束而休止。王宇春被处死后，侥幸逃脱的萧铮、郑亦同、施建中等一批继续留在国民党内的革命青年，虽然在此后几年里分别进入CC系、汪派或更广泛的拥蒋派和反蒋派阵营，却因拥有共同的国民革命经历而在意识形态、行事逻辑上存在着共性。换言之，他们仍在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意识来观察、评判30年代的国民党，由此陷入“精神痛苦”的状态。比如北方革命青年王子壮，1927年后追随丁惟汾进入南京，常抱怨自己的革命理想与执政现实间有着巨大落差，认为“自南京政府成立前后，本党中枢逐渐反共”，“与北方军人官僚相继妥协”，“党的革命空气日渐薄弱”(116)《王子壮日记(手稿本)》第8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第142页。。应当说，这些革命青年代表着国民党“党治”模式理想状态的一面，即“革命性”的一面。大革命失败后，此种“革命性”仍在国民党基层组织中产生着影响。某种程度而言，30年代在浙江乃至在全国频繁上演的党政冲突(117)参见何志明：《权力重构与利益抗争：国民党江浙党部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1928—1931)》，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1年，第60—61页；
王合群：《国民党派系斗争与浙江“二五减租”运动的兴起》，《民国档案》2002年第2期。、国民党“革命性”的延续与消退等问题(118)参见蒋宝麟：《国民党从“革命”转向执政的多重困境——基于〈王子壮日记〉的观察》，《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蒋宝麟：《消褪的激进政治与多元城市社会：1927至1937年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依然处在王宇春事件的延长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