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地缘战略分析
时间：2023-02-02 14:35:05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林娜娜，车 辚
(1.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2.云南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1)
中国共产党的地缘战略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中。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地缘战略思想和决策是对外部环境主动适应和选择的结果，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确定性和随机性辩证统一的特征。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学相关概念如地缘战略区、次级地缘战略区、中心区、边缘区和中间地带等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地缘战略区和次级地缘战略区的选择和控制，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地缘价值：基地价值、战场价值、牵制价值，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地缘战略的成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学术史回顾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地缘战略，已经有中外学者进行过研究。如罗伊·霍夫海因茨的《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区位学：农村影响模式(1923～1945)》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根据地的条件，认为地理状况比社会和经济结构更为重要。[1](P209)沈伟烈主编的《地缘政治学概论》一书中，梳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地缘政治思想和地缘战略，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持久战”等。[2]沈伟烈的论文《毛泽东地缘战略思想研究》指出了毛泽东地缘战略思想经历了萌生、形成、发展、完善到创新等多个阶段，主要包括“以土地(空间)换取时间”“持久战”“以面对点线”的人民战争思想、“中间地带”理论、“三个世界”划分等。[3](P75～83)王志刚的《地缘政治视野中的中国革命》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民主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地缘战略环境、目标、思想、行为、结果等。[4]但是，这些研究比较宏观，偏重于地缘战略思想和决策产生的背景和过程，在微观层面、地理层面、空间层面的展开不足。
(二)地缘战略分析的基本概念
战略。“战略”一词来源于军事斗争。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区分了战略和战术：“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5](P103)毛泽东则从全局和局部的角度解释战略：“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6](P175)战略具有政治性、对抗性、全局性。
地缘战略。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要素包括：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其中，地理要素包括制高点、山脉、江河、森林、道路等地形的影响。[5](P185)地缘战略属于军事学、政治学的范围，指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战略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战略目标，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战略竞争与协调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战争是取得位置的事务”(拿破仑语)，地理和地缘因素本来就是战争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战争某种程度上就是对空间的争夺。
地缘战略区。地缘战略区原意指具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其确定的依据是：区位、动态、贸易方向、文化和思想联系对世界广大地区的相互关系。“地缘战略区”概念可以适用于任何政治区域和政治系统，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区域联合体、一个独立的区域都可能存在地缘战略区。克劳塞维茨提出的“国土的锁钥”概念近似于“地缘战略区”，即“能决定全部国土得失的地区”。[7](P635)他进一步解释锁钥地点的概念：“任何国家里总有一些特别重要的地点，那里有很多道路汇合在一起，便于筹集给养，便于向各个方向行动，简单地说，占领了这些地点就可以满足许多需要，得到许多利益。”[7](P636)从这个意义上讲，地缘战略区就是对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区，对陆地和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往往是确定地缘战略区的关键。
次级地缘战略区。次级地缘战略区就是重要性仅次于地缘战略区的地缘政治区，对局部地区(不是全局)的空间控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地缘战略区起到支点作用，也可以称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区”。
地缘政治区。除了“重要的地缘政治区”“普通的地缘政治区”同样附属于地缘战略区，它们对全局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它们具有的地缘价值：基地价值、战场价值、牵制价值，这种战术价值的综合影响具有战略性意义。
中心区、边缘区、中间地带。把地理空间根据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分为中心、边缘、次边缘是很多学科惯常采用的方法，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也经常采用这种方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提出过“中心区和边缘区”概念，[6](P177)但是没有做具体解释。一般而言，中心指事物的主要部分或在某一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区；
边缘指一个空间范围沿边的部分或靠近界线的部分；
中间地带则是界于中心和边缘的部分或处于一个空间两端之间的位置，也可以称为“次边缘”。
综合分析，陕甘宁边区和太行山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地缘战略区，晋察冀边区(以五台山为中心)和苏北抗日根据地是次级地缘战略区，对地缘战略区起到支点和支撑作用。
(一)陕甘宁边区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陕北红军和陕北苏区的存在，为党中央和“北上”抗日的主力红军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提供了前提，陕甘宁苏区成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地缘战略区——革命的落脚点和抗日的出发点。李侃如认为：“长征改变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地理位置。”“这次转移使共产党人基本跳出了国民党的军事势力范围。它也把共产党置于有利的战略位置上，一旦日本人把国民党赶出华北的主要城市，共产党就可以在华北农村扩大根据地，正如形势的发展所证明的那样。”[7](P55)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地缘战略区地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完整巩固的根据地
中国共产党地缘战略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地缘战略区的稳定。第一，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所在地，抗战全面爆发前陕甘宁苏区已经完成了土地革命，因此，内部的敌对势力比其他根据地要弱小得多。第二，陕甘宁是唯一一个远离日军进攻的根据地。第三，陕甘宁边区周围的中央军和地方军矛盾重重，对边区的军事压力很难形成合力。第四，敌后根据地通常是由四分五裂的巩固区、半巩固区和游击区组合而成，而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完整的巩固区。
2.陕甘宁边区具有向各个方向运动的有利位置
陕北既有有利于红军的地缘优势，也有不利于革命的劣势条件，中央对于如何利用和控制这个地缘战略区有过比较长的思索和权衡过程。陕北偏僻荒凉，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虽然不容易形成被敌人四面“围剿”的局面，但是空间和自然地理的限制给红军的发展也造成困难。周恩来曾经对到陕北访问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过未来的计划：“第一个计划是向南、向东发展革命力量，进入甘肃南部，最后抵达河南。”“第二个计划：进入绥远和内蒙古地区，迅速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发生冲突。……建立起红色中国与新疆之间的交通联系。假如政治形势许可，这个过程会使共产党建立一个强大到足够领导一场独立的抗日战争的根据地。”[8](P76)陕北根据地东侧黄河，北出绥远，西通甘凉，南抵关中，具有向各个方向运动的有利位置，如果能够打通陕北苏区与新疆之间的交通联系，则意味着可以直接获得苏联的援助，红军将有一个稳定可靠的后方。
3.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抗战的总后方
自从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陕北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近10万人员的机关、学校、军队云集陕北，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文化中心。延安就是党的干部教育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仅抗日军政大学一所(总校及其12个分校)在抗战期间就培养干部10余万人。
4.陕甘宁边区是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政策发源地
陕甘宁边区除了提供稳定的后方和战略支点，更重要的，它是敌后抗战的指挥中枢和政策发源地。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人口只有150万，除了浙东、琼崖两区外，是最小的根据地，但“延安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9](P1044)冈村宁次也称：“共军以陕西省延安为总根据地，分散驻在华北、内蒙一带。其新四军占据江苏省北部。”[10](P35)二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在最后的“结束语”中评价陕甘宁边区“圣地”的作用：“时至今日，才充分认识到‘圣地’在‘解放战争’中对革命者是不可缺少的，陕甘宁边区所起的作用是太大了。”[11](P473)
(二)太行山根据地
红军改编后三个主力师迅速进入山西，首先立足于五台山(太行山主峰)，然后向晋西、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展开，太行山根据地成为继陕北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地缘战略区。
1.太行山根据地控制着陕北通往华北根据地的通道
太行山脉位于山西省与华北平原之间，跨河北、山西、河南三省，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400多公里，是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山脉和地理分界线。太行山北段主峰是小五台山(海拔2882米)，南段主峰是板山(海拔1791米)，最高峰是五台山(海拔3061米)。太行山脉多东西向横谷，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商旅通衢，古时有著名的“太行八陉”，控制着从陕西渡黄河、汾河，通往华北平原的通道和山地走廊。西方学者对山西的战略区位给予了极高评价：“山西位于陕甘宁东面，与陕甘宁隔黄河相望。它的西南角延伸到陕西西安的门户——潼关，黄河在那里急转弯后向东流去。前往敌后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必须经过山西，这里也是延安通达华北各根据地的交通要道。除山东而外，所有根据地都把司令部设在晋东的大山中。”[1](P692)
2.太行山根据地是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
毛泽东界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中国北方的长白山、太行山、五台山、吕梁山、沂蒙山、燕山、泰山等与南方的武夷山、大别山、茅山等都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12](P419)太行山山高谷深、曲折徊绕、沟壑纵横，前抵华北、背靠大漠、俯视中原，进可攻退可守，具有很强的战略依托作用。陈毅诗云：“黄河东走汇百川，自来表里太行山。万年民族发祥地，抗战精华又此间。山西在怀抱，河北置左肩。山东收眼底，河南示鼻端。长城大漠作后殿，提携捧负依陕甘。更有人和胜天时，地利攻守相攸关。创业不拔赖基地，我过太行梦魂安。”[13](P75)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19块，其中，晋西北、晋绥、山东、晋察冀、晋冀鲁豫等北方根据地都是从太行山孵化出来的。华北日军屡屡将太行山根据地和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作为扫荡重点但都无功而返，可见太行山的地缘战略价值。刘伯承元帅曾说：“太行山，不仅在抗战初期是我们据以开辟冀南和冀鲁豫地区的支点，在抗战中期，还支援了平原地区的斗争，在形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冀南、冀鲁豫地区的许多干部和一部分部队则调到太行山区来休整、训练，成为支持整个山地、平原游击战争的基地。”[14](P189)
3.太行山根据地具有向各个方向运动的有利位置
八路军所以依托太行山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太行山是中国地形第二阶梯的东缘和地理分界线，西面是黄土高原，东面是黄淮海平原，向各个方向运动均为有利。西方学者认为：“华北根据地就在山西的崇山峻岭中诞生了，它把分散在敌后的八路军各部队连在一起。只要可能，共产党就向河北、河南、绥远等邻近省份扩展。115师和129师的小部队甚至渗透到更远的地区，如山东。”[1](P695)而依托太行山腹地建立的晋冀鲁豫根据地，特别是晋冀豫根据地有八路军前方司令部，日军多次合围扫荡都没有能摧毁八路军前敌指挥机关。日军参谋部门称之为：“延安是总后方，晋冀豫是前方总根据地”；
“战略上分为晋冀豫(太行、太岳区)和冀鲁豫(冀南、冀鲁豫区)两战略区。晋冀豫区东至平汉路、西至同浦路、南至黄河、北至正太路，总面积约为29万平方华里，人口700万，全区59县，大部为适于游击战的山岳地带，居于威胁各地主要铁路的战略地位。冀鲁豫区是处于平汉路、石德路、津浦路、陇海路中间的地区，总面积31万平方华里，人口1800万，全区118县，大部为平原，多有河川湖泊，农产品丰富。”[15](P89)换言之，晋冀豫区和冀鲁豫区威胁着华北的铁路交通网和中心城市，可以随时向各个方向发起攻击。
4.太行山根据地具有较好的经济力
相比较冀中、冀南平原地区，太行山自然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经常遭受旱灾，人口、资源、物产不算丰富。但是，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最大限度提高根据地的经济力和物资保障能力。1943年7月2日，八路军129师政委邓小平在《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指出：“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16](P80)在遭受敌人封锁围困、疯狂扫荡，以及自然灾害(主要是旱灾)频发的情况下，太行区根据地不仅实现粮食、香烟、布匹、毛巾、纸张的自给，而且还能往外运销。1944年1月，陈毅在《过太行山书怀》中描绘太行山村貌：“清漳映垂柳，灌溉稻黍稷。园田村舍景，无与江南异。”[13](P69)尽管屡遭战火和自然灾害侵袭，但根据地人民艰苦奋斗，太行山山清水秀，保障了八路军的给养，不愧是华北抗战的坚强战略支点。
(三)次级地缘战略区
对地缘战略区起到支点作用，对局部地区的空间控制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地区就是次级地缘战略区，也可以称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区”。晋察冀边区(以五台山为中心)和苏北抗日根据地就属于这个类型。
1.晋察冀边区
以五台山为中心创建的晋察冀边区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样板，包括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根据地，地域辽阔，“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17](P411)
(1)以五台山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五台山五座主峰相连，山势雄伟，连绵环抱，方圆达250公里，处于太行山脉核心位置，远离敌人的大城市和交通线，是八路军在山西的第一个立足点，八路军总部最初就设在五台山下的南茹村，115师师部设在五台城东的一个小村子里。聂荣臻元帅说过：“我们虽然最初选中了五台山，但并不孤零零地只搞一个五台山。仅仅局限于五台山，那就没有广阔的回旋余地。当时，我们的着眼点，还是晋察冀三省边界的广大地区。”[17](P373)
(2)五台山具有向各个方向运动的有利位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37年12月，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在五台分兵：115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地区；
120师开辟晋西北地区；
129师开辟晋东南地区；
115师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东北地区。
(3)晋察冀边区是山地和平原相结合的复合根据地，进可攻，退可守。聂荣臻评价山地和平原的相互支撑作用：“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修整；
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17](P411)
(4)晋察冀边区的战略支撑作用。五台山位于太行山主脉西面，对太行山根据地具有拱卫和支撑作用；
冀中和冀东根据地处于敌人心脏地带，威胁着从东北到华北的大陆交通线和平津地区，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太行山根据地的压力。
(5)富饶的冀中平原为太行山根据地提供了给养。冀中平原面积约9000平方公里，人口约280万，盛产小麦、高粱、玉米、棉花，是河北粮仓。日军认为：“冀中地区是河北省中部的粮仓地带，在战略上、经济上居于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势力已经在此根深蒂固。由于该地区已成为对缺乏农产品的太行山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供应、培养战斗力的基地，因此，可以认为只要扼杀该基地，就会收到很大成效。”[11](P131)因此，八路军冀中军分区一直是日军所谓“治安战”或“肃正作战”的重点区域。
2.苏北抗日根据地
在江南，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在陈毅、粟裕率领下挺进苏北，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苏北抗日根据地是“河湖港汊地”根据地的代表，同时也是一个次级地缘战略区。
(1)苏北抗日根据地处于长江、运河、洪泽湖之间，具有广阔的战略回旋空间。苏北地势开阔，河流纵横，交通条件较好，自然环境的空间约束、生物约束较小，非常适合对机动性、流动性、灵活性要求较高的游击战争的发展。
(2)苏北抗日根据地是连接华中、华东与华北的纽带和战略通道。粟裕评价“苏北地区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定的战略地位”，“是控制日军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14](P371)西方学者承认：“遍布华北和华中的根据地网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极强的恢复和再生能力，这是中国的其他任何势力无法比拟的。”[1](P759)而苏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连接华中与华北根据地网络的纽带和战略通道。
(3)苏北抗日根据地具有向各个方向运动的有利位置。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华东派遣军总部和汪伪政权总部；
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直通华北、中原。
(4)苏北抗日根据地具有较好的经济力。河湖港汊一般都是鱼米之乡，人口稠密，生物环境优良，非常适合开辟根据地。苏北“是一个有两千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14](P371)人口、资源、地理三大价值决定“苏北是日、顽、我必争之地”。[14](P371)
事实上，日军华北方面军对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根据地是划分成四个：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陕甘宁边区和山东抗日根据地。[11](P202～203)晋绥根据地是拱卫陕甘宁边区的支点和进入陕甘宁的东部门户，处于晋察冀、晋冀鲁豫、陕甘宁三大根据地的接合部和中间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日本人将晋绥和陕甘宁视为一个整体。至于山东抗日根据地(1)没有把山东根据地列为次级地缘战略区的原因：第一，山东根据地孤悬敌后，环胶东半岛三面环海，缺乏运动方向；
第二，山东根据地主要发挥牵制作用，把日军主力向东调动，同时威胁胶济铁路和济南、青岛；
第三，八路军在山东兵力分散，根据地碎片化，不像在太行山，可以集中100多个团打大规模战役。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和苏北、苏中根据地连成一片，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山东根据地取代太行山根据地成为地缘战略区，因为这时的主要任务是大量消灭敌人，是以运动战为主的大兵团作战模式，与对付日军的游击战完全不同了。，尽管远离陕北和太行山，但具有极强的战略牵制和战略策应作用。日军参谋部门评估山东根据地：“计有82县，总面积约60万平方华里，人口约2900万。区内平原和山地交错，铁路、港湾、矿山、工商业城市较多，并有富饶的农村，适宜建立游击战的大片根据地。该地区为华北、华中根据地的联络据点，且与五台、太行根据地相策应，处于支援冀鲁豫平原抗战组织的战略地位。”[15](P91)晋绥和山东尽管不属于次级地缘战略区，但在战略全局中依然具有不可代替的地位。
(一)基地价值
所谓基地，一般具有以下功能：一是自然结构好，拥有比较丰富的资源和物产，可以发挥给养、补充和维持作用；
二是地理位置上必须具有较高的战略价值，最好处于交通要道或连接战略区的枢纽地带；
三是回旋余地大，纵深宽广，有利于防御和进攻。克劳塞维茨定义“作战基地”是“军队存在的条件”，“军队人数越多，对它依赖的程度和范围就越大”。[5](P454)他认为，“军队及其一切行动的基地，同军队应该看作是一个整体”；
[5](P454)“基地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它能供应各类补充”。[5](P455)克劳塞维茨认为良好的“作战基地”应该是：一是“广阔而富庶，补充和给养的来源十分丰富”；
二是“在军队某种程度的掩护之下，距离军队很近，通有良好的道路，同军队后面的广大地区连在一起”；
三是“可以给军队带来更大的生命力，给军队的运动带来更大的自由”。[5](P455～456)没有基地作依托，军队的作战就变成无后方、流动作战，消耗无法及时补充，部队也没有纵深进行休整、轮换和迂回，难以进行持久作战。
不同于历史上封建割据政权试图控制一个“地缘经济区”或者“基本经济区”以争天下的传统模式，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总体战略非常依赖根据地建设，因为根据地就是作战基地。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评价较高：“尽管党内领导层对于政策和理论有着激烈争论，然而，如果没有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就将成为无源之水，这是没有疑问的。借用毛泽东的风趣说法，这些根据地是‘革命的屁股’，它支撑着整个身体。它们为党和军队提供了避风港，并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资源以及中国共产党最终需要的民众支持。”[1](P687)毛泽东提出的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三种主要的根据地形式都离不开人口、资源、产出等最基本的生态经济条件，这关系到“吃饭的经济基础”。[12](P425)例如，冀南平原人口650余万，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地势坦荡，资源丰富，为河北的主要产粮、产棉区。“冀中地区是华北比较富庶的地方，大平原望不到边，河流很多，土地相当肥沃。”[17](P391)因此，冀中和冀南平原尽管没有山险依托，但地域辽阔，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理想的作战基地。事实上，无论是地缘战略区级别的根据地如陕甘宁和太行山，还是地缘优势相对较弱的根据地如山东、华南，根据地的基地价值都得以充分体现，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根据地的深度经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分散渗透到敌后广大地区，巩固区、半巩固区、游击区犬牙交错，根据地的基地价值不全是全局性、战略性的，有些是局部性的，甚至孤悬敌后，很难向其他根据地输出物资和给养、提供稳定的后方。但是，每一个巩固的根据地都是党政军民高度一体化的政权组织结构，军队和作战基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战场价值
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经常面对战斗力更为强大的日军和伪军、国民党军的多路包夹，战争经常发生在根据地内部，必须强调对地缘优势的运用。如何发挥根据地自然地理和人工环境的屏障价值和战场价值，最大限度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地缘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基础和前提。要打破敌人的“扫荡”，一定要善于利用地形、地貌、人工环境条件充分挖掘战场价值。山地伏击战、湖汊伏击战、村落伏击战、交通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都是把根据地的屏障价值转化为战场价值的游击战争形式。
以山地伏击战为例。在粉碎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中，八路军129师利用有利地形在武乡长乐村地区设伏，抓住敌人主力108师团一路，以极为勇猛的战斗动作，将敌压在狭窄的河谷里，截为数段，经过一整天激战，歼敌2000余人，其他各路敌人纷纷回窜。又如黄崖洞战斗，也是著名山地阻击战的案例。黄崖洞是八路军总部水腰兵工厂所在地，是一个高25米、宽20米、深40米的天然大石洞，隐蔽在层峦叠翠、山峰奇异、雄伟壮丽的黄烟山下。该洞周围沟壑纵横、曲折迂回，沟里有条带状平地绵延十余里。1941年10月，日军进攻黄崖洞兵工厂，八路军守卫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大量埋设地雷，以伤亡100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800余人。除了山地，湖汊港湾同样具有良好的战场条件。如活跃在华北平原白洋淀上的“雁翎队”利用600多平方公里的宽广水面神出鬼没、机动游击。更大的水上游击战主要是在华中水网地带进行。千万军民利用河湖港汊的复杂地形，采用拦河筑坝、设置水下障碍等办法，使日军汽艇难以行驶，而敌后军民的小木船则可以在宽阔水域里出没自如，寻找机会狠狠打击日伪军。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华北平原，以村庄为点，以道路、道沟、地道为线，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织成了一个对敌作战的网络。刘伯承评价冀南、冀鲁豫平原地区军民的地道战时说：“许多地方的地道，不仅是户户相通，而且是村村相连。除地道外，还在村内堵起了原有的街口、大门，另辟通道出入，做好射击设备，与地道结合，把整个村落变成了打击敌人的阵地。”[14](P188)坑道、道沟和乡村堡垒三位一体，创造出华北平原上的“地下战场”。党内资料称：“冀南平原长达几万华里的‘道沟’和‘坑道阵地’，虽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打击和削弱了敌人，积蓄了革命力量并使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1](P268)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和“总力战”，平原游击战争的作战形态和作战样式发生了变化，敌后武工队和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相结合，创造出一整套非对称作战的新样式，以三击(迎击、侧击、尾击)和三速(速战、速决、速撤)的战术和飘移不定、离合集散、来去无踪的游击风格让敌人疲于应对。
(三)牵制价值
抗战时期，由于对日作战具有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大背景，将日军牢牢拖在中国大陆和配合正面战场的战略目标决定了八路军、新四军必须迅速挺进敌后，在广大的权力真空地带建立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积极发展抗日武装，最大限度发挥牵制和钳制作用。换言之，人民军队要控制的战略空间不仅是边缘地区，还包括中心地区的边缘地带。战略空间是物理空间、生物空间、社会空间的集合，任何政治行为体对空间的控制都涉及这三个方面。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军民准确把握了物理空间、生物空间、社会空间的辩证关系，在敌后发挥出最大的牵制价值，抗击了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冈村宁次回忆自己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形势：“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另有几处盘踞着重庆系地方军。因此，说到作战，大体上各军、方面军直辖兵团对当地共军都在日夜进行讨伐战(规模大小不等)。”[10](P325)
1.敢于袭击敌人控制的中心区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分析了三种根据地：第一种是被我方游击部队和我方政权掌握着的抗日根据地；
第二种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政权掌握着的被占领地；
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即所谓游击区。[12](P423)第二种就是敌人控制的中心区，尤其是城市和交通线。与农村不同，城市和重要交通线是日本侵略者主要的驻屯地和战略依托，袭击车站、铁路、矿山、城镇、机场能迅速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在敌人核心区域中造成恐慌和混乱。鲁南军区所辖著名的“铁道游击队”专门在津浦铁路、临枣铁路、枣庄煤矿等地截击火车、偷袭洋行、炸毁桥梁，有力地支援了山区的反“扫荡”斗争。1939年4月底，新四军第1支队6团挺进苏南时成功地袭击了上海虹桥机场，烧毁四架敌机。第二天，上海租界出版的《华美夜报》《大美晚报》都用特大字体刊载了新四军夜袭虹桥机场的新闻，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敌占区广大人民的抗日信心。
2.敢于在敌人控制中心的边缘地带和中间地带建立根据地
长期处于游击区状态的，例如敌人占领的铁路线、大城市的附近地区和某些平原地区，就是敌人控制中心的边缘地带。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极力扩大第一、第三两种地区，而极力缩小第二种地区。这就是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12](P423)晋察冀根据地的冀中、冀南、冀东等军分区，华东诸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李先念部)等都是建立在敌人心脏里的抗战堡垒，各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基干民兵依托村庄、道沟、地道、湖汊、港湾织成一张人民战争的大网，将敌人牢牢钳制在一些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上，寝食难安，坐卧不宁。南方的武汉、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周边都活跃着新四军部队，北方的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保定等城市和重要铁路线都在八路军的游击范围之内。彭德怀回忆发起“百团大战”的条件时称：“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18](P235)而且，即使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各抗日根据地都有自己的核心区域，占据着中央位置，发挥着战略支点作用。中央位置是指位于战场中间地带，介于两个或数个敌人之间的区域。其战略价值十分高，谁占据了它，谁就能利用内线作战的优势，取得控制两边或两边以上敌人的有利态势。例如，“控制在我军手中的南宫县城，是冀南的政治、经济中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公路运输方便，处在津浦、平汉两大铁路干线的中间地带，利于我军生存发展和周转回旋。”[19](P605)
3.集中全力于社会空间的争取
社会空间指人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组织、文化传统、科学技术与知识、伦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要素构成的无形空间。物理空间、生物空间的利用取决于人心和人力，而人心和人力存在于社会空间之中。在全民族抗战的大环境中，民族矛盾高于一切，坚持抗战、持久抗战的基础在于民众之中，各根据地都把发动群众作为最基本的任务。西方学者称：“当国民党被逐出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个以往最重要的财富、权力中心并损兵折将时，中国共产党却深入到敌后广大农村扩大影响赢得民心。”[1](P716)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最大限度整合了各种抗日力量，收编部分民间武装甚至国民党部队(如东北军吕正操部)，消灭了一些破坏抗战、投降敌人的土匪民团。据刘少奇估计，1937年战争开始后，冀中地区迅速出现的武装团伙多达200多个，约有3万余人。[1](P705)不整合这些帮会、土匪、民团就不能凝聚人心和士气，不能建立稳固的政权。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建立了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的大小不等的19块根据地。至1945年4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已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物理空间、生物空间、社会空间的体量都达到空前的地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既是我们的生存空间，也是支持我们的社会空间。
4.根据地在总体上对日伪军形成战略反包围
包围和反包围、进攻和防御是辩证的、变化的。从敌人方向来看，由于敌人处于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方处于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敌后根据地是处在敌人战略包围之中的；
但是，敌人兵力不足，控制的范围有限，在采取数路分进合击中，遭到我方以优势兵力对各路分进之敌形成分割、反包围。再从敌后根据地来看，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人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如五台山、晋西北；
但是，从全局看，各个根据地和正规军相互联系和策应，对敌人形成了反包围。在山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已经三面包围了同浦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
在河北，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冀中、冀热辽三个根据地控制了108个县，80万平方华里土地，2500万人口，不仅对平津地区形成了包围，还成为连接东北与华北的战略枢纽；
在山东，鲁南、鲁东、鲁西南根据地两面包围了胶济铁路，威胁济南和青岛；
山东根据地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对平汉铁路、津浦铁路、陇海铁路均形成包围态势；
华东地区，淮北、苏中、苏北、淮南、苏南、浙东、皖中根据地对上海、南京形成了三面包围；
华南地区，东江根据地对广州形成两面包围；
华中地区，鄂豫皖根据地对武汉形成三面包围。这种态势得益于根据地数量、军队规模、根据地面积和人口的迅猛发展，也得益于根据地本身的战略区位选择。毛泽东把这种犬牙交错的敌后抗战格局比喻为围棋中的“做眼”：“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12](P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