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代际流动效应的研究进展
时间：2023-01-26 14:15:04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 楠
代际流动衡量子代社会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受父代影响，分析子代相对于父代的社会阶层地位是否发生了向上、向下流动。代际流动性大小不仅反映了父子间社会经济地位水平的关联性大小，更反映了社会公平程度，代际流动受阻也被认为是引发社会矛盾冲突与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根源(王海港，2005；
周兴和张鹏，201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但经济发展成果并未在不同群体间平等分享。许多研究指出中国社会不仅存在明显的收入不平等，不同收入阶层间阶层固化也非常明显(尹恒等，2006；
杨沫和王岩，2020)，约有74.5%底层群体的社会地位在代际间延续，其中仅有3.44%的民众实现了阶层向上的流动(卢盛峰和陈思霞，201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作为摆脱底层贫困、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机制在促进代际向上流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寒门难出贵子”“读书无用论”等现象频发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教育代际流动功能效应的质疑。
关于教育的代际流动效应各个理论学派持不同观点。教育功能论肯定了教育在促进代际流动中的重要性，认为教育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阶层地位提升效用要高于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Blanden et al.,2007；
杨娟等，2015，孙三百等，2012)。从人力资本理论角度来看，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有助于个人能力提升的投资行为，是个体保持就业竞争力和社会分层优势地位的关键。而教育冲突论则认为教育并不能促进向上流动，反而可能会导致阶层固化，而协调论则综合了两个理论观点，一方面肯定了教育可能或导致阶层复制，另一方面则认为教育能够实现弱势阶层的代际向上流动。可见，关于教育能否促进代际流动或社会阶层流动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有必要梳理代际流动及教育代际流动效应相关文献，厘清争议与矛盾焦点，探索背后的逻辑机理，提出日后研究方向，这对于如何发挥教育促进代际向上流动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将主要从代际流动性的界定与测算、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及教育的代际流动效应三方面进行阐述。
(一)代际流动性界定
代际流动性指的是子代收入或社会地位相对于父代是否发生了变化，它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代际相对流动性和代际绝对流动性，二者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代际流动状况。代际相对流动性强调子代收入或社会地位间的关联性。一般对子代和父代收入进行回归，得到子代和父代间收入或社会地位关联性系数，又称代际弹性系数。代际弹性系数高低反映了子、父代收入或社会地位的关联性，弹性系数越大，子父代收入或社会地位关联性越强，代际流动性越低，反之代际流动性越高。代际绝对流动又可称代际向上流动性，Chetty等人(2014)将其定义为子代的收入在多大比例上超过了父代，或在给定父辈收入水平，子辈预期的经济收入水平是多少。如果子代收入或社会地位在绝对意义上超过了父代，则可以认为子代实现了代际绝对流动，反之则未实现代际绝对流动。
(二)代际流动性测算
关于高等教育对代际流动的影响，不同学科领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测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中，收入常被作为衡量代际流动的指标；
教育学领域的学者倾向于采用教育指标衡量代际流动水平，也可称之为教育代际流动性。而社会学领域学者较多从职业角度对个体所处社会阶层进行划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职业声望指数都是衡量代际流动性的常用指标。本文整理了以往的文献研究，分别从职业、教育和收入三个层面介绍代际流动测算方法。
1.职业层面
布劳和邓肯(1967)构建了地位获得模型，探讨了先赋性与自致性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人职业，并以个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为基础构建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以作为衡量职业地位的重要标尺。国内学者李春玲(2005)参考西方主流的职业声望测算方法，从“当代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调研数据中选取了81种职业进行赋值，经两次标准化转化后得到职业声望评分，并以布劳和邓肯(1967)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为基础，设计了包含权力、部门因素与社会歧视因素的中国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事实上，经过多年的修改与完善，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衡量职业越来越多地被学术界认可并广为使用，但代际职业流动相关研究直到二战之后才开始有所发展。
2.收入层面
(1)代际弹性。关于代际流动性的测度最早要追溯到贝克尔和汤姆斯建立的代际收入流动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他们通过对子代收入对数与父代收入对数进行线性回归得到代际收入弹性，并估算得到美国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2(Becker&Tomes,1986；
Becker&Tomes,1979)。由于早期研究多使用单一年份数据且存在暂时收入波动，估算结果难免存在向下估计偏误，Solon(1992)率先使用动态面板数据和父代多年平均收入法，估计得到美国代际收入弹性至少为0.4，这一结论无法支持美国具有较高代际流动性的结论。Mazumder(2005)则认为代际收入弹性会随数据选取年限增加而上升，为估算真实代际收入弹性可增加样本收入年限数据。但无论选取何种工具变量都无法避免工具变量与子代收入或扰动项相关而产生的共线性问题(Solon,1992)。同时除暂时性冲击外，父代不同年龄收入对子代不同年龄收入的影响效应也有差异，因此在估计代际收入弹性时，需要注意选取父代或子代哪一个年龄段的收入，即需要考虑生命周期偏误问题。Haider和Solon(2006)估计了每个年龄段的生命周期偏误，发现使用父代30岁或40岁的早期收入导致的误差最小。Nilsen等(2008)使用挪威数据估算代际收入弹性时发现，将父亲年龄控制在45-50岁、子女年龄限制在30-40岁有助于缩小生命周期偏差。中国由于缺少大样本量和长期数据的支持，早期研究也存在同西方国家相类似的估计结果的偏误(王海港，2005)，即使控制了父代与子代年龄，或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仍无法避免因研究数据样本测量误差大、代表性不高所引起的偏误。Mitnik和Grusky(2020)认为不能轻易否定代际收入弹性在估计父代与子代收入关联性时的重要性，误读传统代际收入弹性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方法论问题。并尝试提出以代际收入期望弹性以替代传统代际收入弹性。代际收入期望弹性实际是子代期望收入平均值，其含义是父母收入每增加1%其子代期望收入变化的百分比。但由于有效数据获取难度较大，暂未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2)代际转换矩阵。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是通过对收入数据整理分析形成一个N×N矩阵，反映的是父母与子代收入相对状态转换几率。具体而言，代际收入转换矩阵通过描述父亲收入所在百分比与儿子收入所在百分比之间的关系，反映在特定收入阶段群体的代际流动性大小。代际收入转换矩阵相较于代际收入弹性分析方法的优势在于，它不仅能够反映代际流动的大小，还能反映代际流动的方向。其主对角线分类之和代表“代际传承系数”或“不流动系数”，数值越大代际流动性越小。但代际收入转换矩阵面临着和代际收入弹性同样的测量误差问题，子代收入的测度误差会导致估计结果向上偏误，若父代与子代收入均存在测度误差，则估计结果取决于测度误差的相关性大小。
(3)代际次序相关性。代际次序相关性是以父亲在其辈分群体的永久性收入中的排名与子代在其辈分群体的永久性收入中的排名之间的相关关系来刻画(Dahl & DeLeire，2008)。该指标优势在于对没有收入或年收入较低的样本不敏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命周期和衰减偏误问题，但该指标在度量不同区域或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代际流动时并非理想选择(王伟同、谢佳松和张玲，2019)。早期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代际相对收入流动性分析，较少涉及绝对流动性，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展了代际绝对流动性相关研究。其中，汪小芹(2018)将代际收入流动绝对指标进行分解，借鉴无方向变动指数，采用百分比流动指数和人均流动指数测度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王伟同和谢佳松等人(2019)借鉴Chetty等(2014)代际次序相关性方法，利用父代和子代的社会地位对区域间代际次序相关性进行估计，取斜率和截距两个指标构造不同地区的绝对代际流动。汪小芹和邵宜航(2021)则借鉴Chetty等人(2017)代际流动性估算方法，以父代和子代在其各自收入排序中的相对位次刻画子代及父代边缘收入分布特征及子代与父代收入位次联合分布密度，从而推算出代际向上的流动率。
3.教育层面
关于教育代际流动性相关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子代受教育程度与父代受教育程度之间的因果关系上。Sacerdote(2007)利用双胞胎(同卵或异卵)、亲或非亲兄弟姐妹、领养孩子群体数据探讨了父代受教育程度对子代受教育程度影响的基因禀赋与后天环境效应。但使用领养孩子数据会面临收养选择约束，因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更易领养到聪明伶俐的孩子，导致收养选择过程差异而产生有偏估计(Bjorklund et al.,2003)。还有部分学者将义务教育法改革、巴黎大学生骚乱事件等作为工具变量用来研究代际教育关联性，估算父代受教育程度提高对子代教育决策的影响(Black et al.,2005；
Oreopoulos et al.,2006)。除以上方法以外，概率转换矩阵也同样被用于测度教育代际流动性，主要是通过计算代际间流动频率以得到哪些阶层向上流动机会更多，哪些阶层群体没有流动或发生了向下的流动(陈纯槿，2017)。
Berker和Tomes(1979)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构建了代际流动的理论框架时指出，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网络均是代际流动主要影响因素。本部分将从个体及社会层面回顾代际流动影响因素。
(一)遗传禀赋与家庭资本
Bjorklundh和Chadwick(2003)发现自然遗传对代际传递的贡献率可能高达20%，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更可能将优秀基因遗传给下一代，基因和受教育程度能共同解释代际传递的60%(Lefranc&Trannoy,2005)，其中遗传基因对子女成年后家庭收入解释度高达33%(Holmlund et al，2011)。但也有学者认为单纯的遗传禀赋并不能完全解释代际流动。Sacerdote(2007)使用HICS领养者数据试图分离环境因素对代际流动产生的影响，发现收养子女代际收入弹性小于亲生子女，二者代际收入弹性相差0.12，肯定了环境因素在代际流动中的重要作用。不过，环境因素可以更广泛延伸为家庭社会资本，可以将其理解为父代对子代成长花费的时间或其他支持形式，它包括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财富水平、受教育程度、社会关系网络等。在职业代际流动方面，父代职业主要通过影响子代现职与初职地位而影响子代地位获得。周兴和张鹏(2013)指出城镇地区子女职业有向父辈回归的趋势，农村地区父代从事非农职业能降低子代从事农业职业的可能性，但农村地区子代实现向上流动依然举步维艰。Bradshaw(1973)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约15%-30%的就业都是通过家人或熟人的人际网络资源获取的，优势阶层家庭所拥有的优质社会资源及社区环境，会通过“同伴效应”帮助其子女维持现有阶层或实现向上流动，而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缺乏社会网络资源家庭的子代则更可能进入低收入行业。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与社会网络关系决定了子女可获得的资源范围，这些家庭资本超过了个人资源与社会经济的效用并对个体未来社会经济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在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的研究中，父亲和母亲对子代教育机会获得的影响一直尚未有相对一致的结论。Antonovics和Goldberger(2005)早期研究发现父亲与母亲受教育水平均会显著影响子代教育，但母亲的影响效应相对较小。Guryan和Hurst(2008)利用美国ATUS数据调查发现，母亲受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子代教育水平，受教育程度高的母亲愿意在子代身上投入更多时间成本，与低受教育程度母亲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平均每周多花4.5小时的时间陪伴子代。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父代倾向于生更少的孩子从而加大对子女的陪伴和家庭资源投入，这显著提升了子女受教育水平(Oreopoulos et al.2006；
杨娟，2016)。
(二)社会影响因素
市场化进程、经济发展水平、婚姻等同样是影响代际流动代表因素。像芬兰、德国、澳大利亚这些公共教育系统较为完善的国家，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代际流动和较低的收入代际流动，但在拉丁美洲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这一情况则恰好相反(Hertz et al.,2008)，较低的教育代际流动性也伴随着更高的收入不平等。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高端服务业就业快速扩张提高了子代受教育水平和就业概率，显著降低了父代与子代间的收入相关性，大量中低收入群体借此实现了向上流动。实际上，由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城镇化发展、收入水平提升与代际流动间的变化关系十分复杂(郭丛斌和闵维方，2007)。葛林芳和吴云勇(2020)指出，城镇化快速发展虽然有效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带动了贫困家庭向发达地区的迁移流动，但城乡间“富裕壁垒”和“贫困陷阱”导致农村地区仍存在明显的代际贫困传递，而城镇地区则表现为显著的代际传承。随着多地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推进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户籍制度松动很可能成为未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关键突破口。除以上影响因素外，婚姻也常被视为代际流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刘怡等(2017)研究认为婚姻匹配是中国代际流动的重要传递机制，婚姻市场中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匹配是代际流动传导的主要路径，而且这种婚姻的代际流动效应更多体现在女性子代身上(Choi and Breen，2020)。婚姻的正向匹配能促进代际流动的提升，婚姻的正向匹配每提高0.1，代际收入弹性将提高0.012(许志等，2019)。
(一)教育代际流动的直接效应
教育的代际流动效应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肯定。教育不仅能够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还能够打破阶层固化，推动实现社会平等化(陈纯槿，2017)，在英国，仅教育对代际收入弹性的解释力就高达50%(谢立中，2007)。王学龙和袁易鸣(2015)基于Altham指标和反事实分析考察了中国代际流动性趋势，发现教育是影响职业代际流动的最重要因素，其重要程度随时代演进而不断增强。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农村，教育均是子代实现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周兴和张鹏，2013)，且相比于城镇地区，教育使得农村转移人口更易从较低职业层级流动到较高的职业层级，从而具有较高的职业代际流动性。
但教育再生产壁垒化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教育冲突论否定了教育所具有的社会阶层再生产功能，并认为教育加剧了阶级间的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教育虽然是打破阶层固化关键途径，但家庭社会资本会导致不同群体间教育机会不均等而阻碍阶层的代际流动。杨中超(2016)发现优质教育机会实际上更多被优势阶层家庭子女获取，使得优势家庭实现了代际的阶层复制。邸玉娜(2014)发现中国各年龄段群体代际收入弹性呈“U”型曲线变化趋势，阶层固化在持续加剧。事实上，在教育不同的发展阶段，教育机会的稀缺程度会影响教育文凭的信号价值，进而影响个体在劳动力市场表现、就业竞争力和代际社会流动的机会。因此，教育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教育既可能会促进底层群体向上流动，也可能加剧原有社会阶层结构的固化。
(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代际流动效应
在家庭教育投资方面，拥有较高学历或社会经济地位家庭通常愿意并有能力进行子女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与子代学业和劳动力市场表现高度相关(Solon,2004)。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代通常利用其所掌握的丰富的人际关系网络与社会政治资源，为子代教育、就业、移民等方面提供信息便利，提高其子女大学申请概率并做出正确的专业选择(Bradshaw,1973)，增加了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陈钊等，2009)。相比于高收入家庭，受预算约束的低收入家庭会在个人消费与子女教育投资间权衡，较高的教育投资和决策风险显著降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Dan and Fredrik，2007)。这种由家庭资源禀赋引发的初始人力资本投资差异会随不同阶层家庭收入差距扩大延续到子代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从而强化代际贫困的传递或收入的“马太效应”。
在公共教育投资方面。Solon(2004)发现政府公共教育投资缓解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面临的贷款约束和子女教育投资不足问题，降低了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Nam，2019),进而促进社会公平与流动，避免社会分层与固化。然而公共教育投资对不同家庭作用效果是存在差异的，陈琳(2015)发现发现幼托和初中教育经费投入有利于代际流动，但大学教育经费投入在促进代际流动方面的作用则相对有限，提高初中以下级别学校的公共教育经费更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刘楠楠和段义德(2017)也发现较高水平的基础教育投资能缓解由于家庭和户籍制度引发的教育不平等并促进教育的代际流动。但也同时指出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需要考虑投入产出效率问题，过多的公共教育投资可能会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挤出效应，教育经费适当向欠发达地区倾斜更可能获得高的社会经济效益。
(三)教育扩张的代际流动效应
教育扩张的代际流动效应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能否促进代际流动尚存争议。丁延庆和叶晓阳(2015)利用2011年首都高校生发展状况调查数据，考察了高等教育扩张对大学生教育分层和就业分层的影响，发现教育扩张更有利于优势家庭子女进入精英高校，并影响子女就业选择和就业意愿。教育扩张的合法性冲击降低了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率，削弱了高等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促进作用，强化了社会阶层复制。高等教育扩张虽然提高了居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但同时产生了城乡、性别、家庭背景的两极化效应，表现为高等教育扩张增加的教育机会优先被高学历优势家庭所获得，普通学历家庭子女教育机会则相对靠后(张建华和万千，2018)，而且对于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家庭的子女、城镇家庭子女的教育代际流动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罗楚亮和刘晓霞，2018)，这意味着高校扩招强化了教育代际传递，使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程度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张建华和万千，2018)。杨中超(2017)发现高等教育扩张并未削弱家庭背景在代际流动中的优势效应，也未显著改善各阶层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表明高等教育扩张不存在代际流动的平等化效应和结构化效应，也没有证据表明扩张促进了代际阶层流动。代际流动水平提升可能只是社会经济发展效应与职业升级效应的共同结果，而非高等教育扩张的政策效应(郝雨霏等，2014)。扩招后社会阶层地位较低家庭子女虽然有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这并未带来代际向上流动机会的增加，高等教育扩张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效果实际上非常有限。
本文系统回顾了代际流动相关文献，发现早期代际流动研究着重围绕代际流动趋势与现状、代际流动衡量与测度几方面展开，但由于数据样本量不足、代表性较差，难以有效确定代际流动性科学测度方法，因此国内外学者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了代际流动的影响因素或传递机制。以往研究为日后开展代际流动相关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与理论支持，但仍存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代际阶层划分依据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依据职业所有权、财富、职业声望得分划分社会阶层虽然较为全面地考虑了不同职业特征，但对国家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个体工商户或农民工等群体阶层划分存在较大争议。近年来，不少研究以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表征社会阶层，但社会经地位指数是依据国外16个国家各个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加权赋分得到的，而近年来中国经济产业转型与职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模式也变得更为复杂，西方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可能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而以布劳和邓肯职业声望指数测度中国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也不具备较高的解释力。而个人主观态度度量社会经济地位可能因主观性过强导致较大的估计偏差，乃至对最终的计量结果产生干扰。
第二，代际流动性测量方法，尤其是代际收入流动性测量方法尚存在估计偏误。现有文献在测量收入代际流动性时所采用的代际收入弹性、代际收入转换矩阵等相对性分析方法无法避免暂时性收入冲击与生命周期偏误，并且在实际的调研中也可能因为数据测量误差大、代表性不高等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上偏或是下偏。并且由于调研数据不可避免地出现子代或父代收入极低或收入为零的情况，直接估算代际弹性可能造成较大估计偏差。此外，现有的不少研究没有考察父代与子代不同住或家庭存在临时迁移人员的情况，这极有可能会对估计结果造成偏误。这些都是后续相关研究需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第三，较少研究考察高等教育扩张代际流动效应及其具体的传递机制。教育作为促进代际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之一，能不能接受教育、接受什么质量教育会受到个人能力、家庭环境以及地区社会经济政策的显著影响。已有的文献在考察教育代际流动效应时主要从家庭、个人等微观层面，或单独从社会经济发展等宏观层面进行考察，将宏观政策与微观层面相结合的并不多。作为缓解经济发展与市场就业压力而开展的教育改革政策，高校扩招的实施通过提高大学入学机会使越来越多的底层青年实现了向上的代际流动，但也使得以家庭背景为中介的高等教育代际流动效应随高校扩招规模的扩张而日益强化。但现有的文献较少深入探究高等教育扩张的代际流动效应及其具体的传递机制，高等教育扩张究竟促进还是阻碍了代际向上流动，为什么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断增加的现实背景下，“富二代”“官二代”等现象频发，甚至导致“读书无用论”等言论的甚嚣尘上，尚未有学者能给出较为全面的解答。
因此，未来有关高等教育代际流动效应的研究应该更多的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首先，在以职业划分代际阶层时需考量除个人教育、收入和职业外的其他特征禀赋，建立包含个人特征、地区、户籍特征等更符合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以收入作为代际社会阶层划分标准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趋势，近年来，随着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全球性经济不平等的上升，收入和财富开始取代职业成为更重要的社会分化机制(李春玲，2016)。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兴起，收入和消费作用日益扩大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地位与价值行为观念，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开始转向以收入水平来划分代际阶层。中央在党的十六大时首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观点后，一直持续致力于推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因此采用收入水平划分中国代际阶层标准更符合中国未来发展现实。
其次，以收入测度代际流动性时，必须解决生命周期偏差和暂时性收入冲击问题。对于极端值或收入为零的情况，需要及时对样本离群值和异常值进行处理。对于同住偏差、临时迁移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可能需要研究者使用更为精确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处理，以尽可能地缩小估计结果的偏误。
再次，增加关于代际绝对性及内在机制的讨论。代际相对流动指标刻画的是代际间收入的关联性，考察的是父代收入或社会地位对子代收入或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但无法识别子代相对于父代是否在实现了向上的代际流动，或者说子代是否比父代过得更好。纵观已有的研究，考察代际绝对流动性的文献并不多，也鲜有文献深入考察代际绝对流动性的影响因素及可能的影响机制，这可能是未来代际绝对流动相关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
最后，有关教育的代际流动效应，尤其是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后的代际流动效应及其传递机制仍有待深入探索。本文认为，高等教育扩张代际流动效应传递机制存在机会公平效应、努力趋中效应和家庭资源调试效应三个方面。其中机会公平效应强调高等教育扩张带来了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
努力趋中效应强调在大学毕业后，大学生面临代际向上流动机遇的再选择机会，那些毕业于普通本、专科大学的毕业生有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进入名校读研以提高将来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力，从而增加其代际向上流动的机会；
资源调试效应主要强调发挥家庭社会资本在机会均等效应和努力趋中效应中的调节作用。相比于劣势家庭，优势家庭子代更易在高等教育扩张中受益，其子代进入重点大学，乃至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比例远高于资源劣势家庭子代，这种资源劣势还可能随子代受教育层级增加而不断扩大。对于资源劣势家庭，接受高等教育可能意味着放弃暂时收入并负担机会成本，那么风险规避心理会削弱其对高等教育的追求。这种由家庭资源禀赋引发的初始人力资本投资差异会随各阶层家庭收入差距扩大延续到子代收入差距的拉大，从而强化代际贫困的传递或收入的“马太效应”。高等教育扩张后，家庭资源究竟在机会均等效应和努力趋中效应中发挥什么样的调试作用目前尚未有学者进行系统阐述，笔者也将在后续研究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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