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赫尔德民歌集的人类学思想

庞文薇

18世纪是欧洲启蒙的世纪。历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蒙时期的欧洲借着理性之光几乎在所有知识领域都进行了一次对原来固有思想的革新，对“人”的思考和认识在西方文明演进中又迈进了一大步。

启蒙时期的德国思想文化由于当时历史环境和民族特性发展出不同于他国的显著自有特征，走出了一条独具德国特色且带有浪漫主义反启蒙特色的启蒙之路。对人的普世思考，对本民族的考量以及对平民的共情，让德国思想家对“人”的超越性和关联性产生思考，更是滋养了人类学在德国的诞生和发展。

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是现代人类学的开拓者，他近40年的创作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人类学主线。赫尔德也是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之父，他的民歌事业和民歌集同样蕴含着他的人类学思想根基。

(一)赫尔德人类学思想根基

赫尔德1744年生于东普鲁士的一个小城市摩隆根。在他年满18岁时，在一位俄国军医的帮助下进入哥尼斯堡大学，起初打算学医，却因不适合医学转入神学系。在哥尼斯堡的两年间，对康德的哲学课产生了浓厚兴趣。2年后，赫尔德前往里加的教会学校任职，工作了5年之后，赫尔德辞去职务前往欧洲启蒙思想的中心——法国巴黎，在巴黎他结识了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等法国哲学家。之后赫尔德回到德国，在汉堡拜见了对其影响深远的莱辛。1770年秋，赫尔德前往斯特拉斯堡，在那里遇见了青年歌德，这次相遇对两人的一生都意义重大。期间赫尔德鼓励歌德搜集民歌和关注民间文学，歌德着手搜集后发现德国古代民歌几近失传。1776年赫尔德经歌德介绍到魏玛任新教教会的教区长，此后一直居住魏玛，直至1803年辞世(古留加，1985：12-21；
Gaier，1990：429)。

纵观赫尔德生平，他生于并长于欧洲边缘，之后竭力从欧洲边缘向欧洲中心靠近(Trabant，2006：250)，并在靠近的过程中与他人的思想产生碰撞，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在赫尔德思想体系中，他的人类学思想是哲学根基，他一生作品贯穿着人类学主线(庞文薇，2015：2)。

赫尔德在其创作于1765年的早期论文《哲学如何为了人民的利益变得更普及、更有益》(WiediePhilosophiezumBestendesVolksallgemeinerundnützlicherwerdenkann)中，要求哲学应该“把人置于它的中心位置”(FHA 1，125)①，提出把“哲学归入人类学”(FHA 1，132)。论文虽然没有完成，但是论文所表达的思想却指引着他之后所有的创作活动。他进一步写道：“为了人民的哲学，应把人民作为重点，如果人们能转变哲学视角的话，就像从托勒密到哥白尼体系的转变，这样会结出多么丰硕的、新的发展成果自不必说，这个转变就是我们整个哲学成为人类学”(FHA 1，134)。赫尔德及其名作《论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überdenUrsprungderSprache)(1772)对人类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形成专门学科贡献巨大。此外，他的代表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以下简称《观念》)(IdeenzurPhilosophiederGeschichtederMenschheit)(1784-1791)堪称18世纪最伟大的人类学和人种学著作之一(Zammito，2002：3，345)。

(二)赫尔德“人道”思想

人道(Humanität)一词源于古希腊，历经意大利文艺复兴、法国启蒙，到了18世纪的德国，被赫尔德发扬光大，成为赫尔德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陈艳波，2011：59)。赫尔德在《观念》中曾写道：“研究人道，它是真正的人类哲学”(FHA 6，160)。

赫尔德用人道一词涵盖人类高尚教育的各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具有理性和自由，敏锐感觉和高雅本能，柔情气质和强壮体魄，最终完成使命并主宰地球”(FHA 6，154)。赫尔德认为，社会是在向最高的境界——人道发展，通向人道的发展是无法遏制的。人道合乎人的本性，这是当每一个人都不害怕另一个人，并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能时的一种社会状态。他围绕教育和道德，相信人类的进步和完善。人在这个世界上具有得到幸福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他应当实现自己个人的和谐发展。人类追求和谐与完善，各族人民在通往人道之路上你追我赶。赫尔德号召为了人的自由、教育和幸福而进行活动，并号召为人类服务(古留加，1985：92，96-97，100)。

赫尔德在《观念》中对人道这样定义：“人道就是人类所有等级、所有工作中的理性和公正”(FHA 6，651)。后来在《促进人道书简》(BriefezuBeförderungderHumanität)(1793-1797)中，赫尔德总结为“人道是所有人类努力的宝藏和成果，好似我们人类的艺术”(FHA 7，148)。赫尔德认为人道是个人发展的目标，也是整个人类发展的目标。有了人道，人类才能实现自我启蒙(Gaier，1985：1284)。可以说，赫尔德的启蒙思想是依托人道来实现的。赫尔德的人道概念包含了多个方面，基本可以归纳为幸福、启蒙、理性和公正(Bollacher，1989：929)。赫尔德具体描写的人道可以归纳为以下6个方面：1)人类厌恶战争，喜欢和平；
2)两性之间自愿结合和相守；
3)人类是最有同情心的生物；
4)人类的母爱是人道的一大表现；
5)除了同情心，人道实现还需要“公平和真理的规定”(FHA 6，159)；
6)人类应成为高尚的人(庞文薇，2013：111-112)。

赫尔德从1764年开始从事写作至逝世，始终致力于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翻译等研究工作。赫尔德的人生经历，尤其是1769年的法国之行，以及他在斯特拉斯堡逗留期间对语言起源的思考，让他对民歌搜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莱辛为爱国诗人格莱姆(Johann Wilhelm Ludwig Gleim，1719-1803)的《步兵之歌》(Grenadierlieder)作序，题为《1756至1757年远征中一名步兵的普鲁士战歌序言》(VorberichtzudenpreuβischenKriegsliedernindenFeldzügen1756und1757,voneinemGrenadier)。该序使赫尔德深受启发，因为赫尔德震惊于战歌作者虽是一名普通士兵，却具有对周遭事物的尖锐洞察力，拥有高超的诗歌创作天赋(Gaier，1990：848-849)。赫尔德内心的民歌热情被点燃。此外，也受到当时英国诗人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和苏格兰作家麦克菲森(James Macpherson，1736-1796)出版古诗合集的影响(曾悦，2019：51-52)，赫尔德鼓励歌德搜集民歌，而歌德发现古代民歌已几近失传。于是1771年赫尔德写了《关于莪相和古代民歌的通信节选》(AuszugauseinemBriefwechselüberOssianunddieLiederalterVölker)一文，该文点燃了德国的民歌运动。之后，他的妻子也一直鼓励赫尔德在翻译上花功夫，这促使赫尔德拓宽了民歌搜集的范围。赫尔德的首部民歌集，即《古代民歌集》(AlteVolkslieder)，原计划于1774年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果。之后在1778和1779年分别出版了《民歌集》(Volkslieder)上下两部。民歌集是赫尔德的重要作品，对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影响深远，且是赫尔德作为现代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之父地位的奠基之作。本文分析对象即包括1774年未发表的《古代民歌集》以及1778和1779年出版的《民歌集》上下两部。

民歌集中收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民歌，其中一首著名德国民歌选摘如下，该民歌出处不详，首次正式出现就是收录在赫尔德1778年出版的《民歌集》(上)中：

爱情的翅膀

若我是一只小鸟，

若我有一双翅膀，

我会飞到你身旁；

只因不能这样，

我还在这地方。

我离你万分遥远，

可梦中在你身边，

与你情话儿绵绵；

当我梦醒时分，

却是孤独依然。

在夜晚无时无刻，

因心儿不是醒着，

让我来把你思念，

想你曾千万遍

把你的心来献。(FHA 3，100-101)

(一)民歌与人

赫尔德着迷于民歌搜集、翻译和再创作，一方面是受到18世纪盛行搜集古代叙事歌谣的影响，包括孟德斯鸠、卢梭和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等都重视叙事歌谣和民歌(Gaier，1990：867-868)；
另一方面与他自己本人的人类学思想根基密不可分。

赫尔德一直倡导语言是解决哲学问题的手段，其中诗歌在赫尔德的语言哲学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首先，在赫尔德时代，很多人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语言(Gaier，2004：90)，诗歌能直指语言的本质。不仅赫尔德，还有布莱克威尔(Thomas Blackwell，1701-1757)和孔狄亚克等思想家都认为诗歌比散文更古老(Gaier，1985：1311)，哈曼提出“诗歌是人类的母语”(Blumenberg，etal.，1967：107)。其次，赫尔德认为诗歌涉及面广，是很多文学体裁的组成部分，包括寓言、童话、神话、传说，还有各种戏剧形和诗文方式，以及歌曲、颂歌、叙事歌谣和史诗等。赫尔德在诗歌中看到了所有文艺创作的要素(Bauman & Briggs，2003：170)。

如果把语言视为人类精神世界的产物，而不是对客观真实世界的写照，这样就可以把语言理解为希腊单词Poiesis(诗歌)最本原的意义，那就是“创造”(Irmscher，2001：52)。早在《论当代德意志文学之断片集》(FragmenteüberdieneueredeutscheLiteratur)(1766-1768)中，赫尔德提出诗歌和哲学是通过语言并在语言中构建(Irmscher，2001：57)，带有整体性的诗歌语言的创造即是整体性的人的创造(Gaier，2004：92)，并认为古老的诗歌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更能体现人类思维的创造力和活力。赫尔德认为“诗歌语言”(FHA 1，183)是语言繁荣的青年期，那时的人们用诗歌来启迪他人，“诗歌中饱含着那个时代的鏖战和胜利，寓言和箴言，法律和神话”(FHA 1，183)。

赫尔德试图通过这种创造性的、整体性的诗歌语言把当时18世纪由于社会分工造成的个人承担有限的社会角色并日渐远离人性本原的状况扭转过来，即把人重新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人(Gaier，2004：91-92,99-100)。在此意义上，诗歌的创作也可视为一种整体性的人的创造。同时，赫尔德进一步寻找诗歌的起源。他认为诗歌的起源在歌曲和颂歌。他研究荷马史诗、希伯来诗歌和丹麦史诗等，把这些诗歌汇总在一起，认为所有诗人的母语是歌曲，歌曲是他通往所有诗歌的钥匙(Staehle，1922：2)。

赫尔德指出“人类最早的语言是歌唱”(FHA 1，740)，他否认这种歌唱是对自然的简单模仿，这种“歌唱”是“一切生物的语言在人类语声的自然音阶内的表达”(FHA 1，742)，是“适合于他的器官和自然本能的”(FHA 1，741)。许多原始民族语言里的“重音”就能证明语言的歌唱性。

民歌正是饱含着歌唱，是声音的载体，体现了语言的感性真实和活力(Axer，2013：388)。赫尔德在《古代民歌集》第一卷的前言中写道：“对人民的感官而言需要感人的和忠实的好故事，不需要道德说教，唯一的道德是让他们的耳朵充满简单的感人的声音，也不需要音乐，唯一的音乐是让每一个人的心灵早期某种程度上都是人民的心灵，只是看和听，不想也不思！”(FHA 3，24)赫尔德进一步从民歌拓宽到民间文学领域，他在广阔的民间文学中看到了完整的人的存在。他在《古代民歌集》的第三卷前言中写道：“民间传说、童话和神话在此是目的和手段。它们是人民信仰的结果，是感性想象力的结果，是梦想的地方，因为人们不知道、不相信，因为人们看不到，这对人类历史的叙事者、诗人和哲学家真是一大片肥沃的土壤！”(FHA 3，50)

赫尔德提出，音乐的关键原初是人类自然歌唱的声音(Nuzzo，2011：130)。因为赫尔德认为，“人是一种善于倾听辨察的生物，生来注定要拥有语言”(FHA 1，735)，“倾听”是赫尔德思想中的关键概念，也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传统母题(吴建广，2013：71)。

(二)来自人的民歌

对赫尔德而言，那些早期的朴素百姓优于现代文明人，因为他们都是诗人(Reed，1965：555-556)。简单朴素劳动者的诗歌被指更接近本质，相对于高雅文人，后者那些矫揉造作的韵律是诗歌精神的衰退。在找寻更本原和更自然的语言表达形式中，赫尔德和浪漫派在人民诗歌中找到了共同的根基(Riley，1979：620)。在民歌中，人们可以找到最原始的语言，找到人类本原的样子。这些民歌不仅来自德国，而且来自英国、西班牙、希腊、丹麦、法国、斯拉夫等地区，是“人类散布在各地的人民之声”(FHA 3，429)。

在赫尔德看来，“民歌”的概念远比现在意义上的要广，他甚至选材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歌和路德的教堂圣歌等，也有选自苏格兰作家麦克菲森的《莪相之歌》(PoemsofOssian)(1765)和英国诗人珀西的《英诗辑古》(ReliquesofAncientEnglishPoetry)(1765)。

最初发表的上下两部《民歌集》分别有3卷，《民歌集》(上)每卷有24首民歌，《民歌集》(下)每卷有30首民歌。围绕“人”的意义，赫尔德上下两部共6卷《民歌集》按以下6大主题展开：1)人与社会；
2)自然与奇迹；
3)爱情、战争与艺术；
4)外表与内心；
5)天然与人造；
6)确定与自我确定。比如，《民歌集》(上)第一卷的民歌都涉及爱情，然而赫尔德把爱情组诗当成一种现象学来研究，把爱情视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把爱情视为社会关系，并把爱情视为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Gaier，1990：922，975-976)。

这里选摘《民歌集》(上)第一卷的第一首民歌，这首是德国阿尔萨斯地区的民歌，流传于当地民间，语言朴素、忧伤、感人。

青年伯爵之歌

我站在高高山岗，

低下头向深谷望，

有一叶小舟荡漾，

三位伯爵坐舟上。

这小舟上的人，

那最年轻的人，

给予他心上人，

以毒酒一杯斟。

“你给我喝的是什么，

你给我倒的是什么？

我要去修道院，

做上帝的仆人。”

“你要去修道院，

做上帝的仆人，

那以上帝的名义去吧；

你这样的人多的是呀！”

那是午夜时分，

青年伯爵梦深，

似乎他的挚爱

已去修道院待。

“小伙子，起来吧，快点儿；

给我们的两匹马儿上马鞍！

我们得骑马，白天和夜晚；

不停赶路为了你的爱人儿！”

他们来到寺院，

站在高大门前，

他问寺院里面，

新来修女谁谙。

修女来了，

一袭衣白；

头发剪了，

红唇苍白。

小伙瘫软，

坐石不堪；

泪如泉涌，

心碎两半。(FHA 3，75-76)

(三)为了人的民歌

赫尔德奉献毕生的民歌事业最终目标其实是想通过民歌达到人道，民歌运动正是为了促进人道(Schmidt，2004：416)。

赫尔德认为“每一个人的心灵早期”(FHA 3，24)具有完整的心灵，追寻自然的、孩童的人之存在主要是由感性来决定的，那些针对抽象、反思和无激情的启蒙教育会把它们削弱(Gaier，1990：939)。他在《古代民歌集》第一卷的前言中提到，建设民俗是构建理想人类的手段，因为“我们这种生物的大部分和绝大部分是感性的存在，所以调动感官以及最强的感性力量是教育人民和孩童的要事”(FHA 3，24)。要达到人道的理想化的人民是需要教育的，而民歌是人道化教育之路上的手段和目标，因为“人民感性的，即使纯朴，但肯定、简短、强烈，充满感动和饱含内容的思维方式，这是更好形式的歌唱可以培养的”(FHA 3，24)。民歌作为一种活动让人们来获取知识，成为完整的人(Gaier，1990：871-873)，达到人道，不仅对作者，也对读者。赫尔德在《观念》前言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比如我的主题‘人类历史、历史哲学’，我想，对读者而言是一种人道，有愉悦和首要的阅读义务。写作的是人，阅读的你也是人”(FHA 6，14)。

诗歌民族性重要意义的发现者是赫尔德(Staehle，1922：2)。对赫尔德而言，诗歌不仅是艺术珍宝，也是文化的奠基和民族精神的承载(Bauman & Briggs，2003：176)。恰恰在诗歌中，赫尔德比他人更多地看到德意志民族精神(Staehle，1922：2)。德意志民族如何弥补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断层？德意志民族如何重新找寻他们失去的灵魂？对赫尔德而言，有一种方法，就是通过民歌，通过古代民歌可以找寻失去的德意志精神，通过研究民歌可以了解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而这些民歌仍旧在百姓的口中流传(Wilson，1973：825)。民歌是德意志民族文学形成的直观材料和素材来源(Gaier，1990：850)。赫尔德指出，民歌不能消亡，民歌的消亡会导致民族精神的消亡(Staehle，1922：1)。

在赫尔德看来，民歌不仅仅是民歌，也是哲学生活，是世界观的表达，人民成为过去美好生活的象征。尽管赫尔德强调德意志民族，但也研究其他民族，他带有全世界视野(Kamenetsky，1973：837)，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赫尔德民歌集中收录的民歌广泛，他收录异国民歌，对异国的学习和了解目的是让德意志文学摆脱盲目追随希腊古典主义的境地(Gaier，1990：875)，他试图通过异国民歌研究来改善德意志文学。赫尔德认为，“我们的力量和自然赖以生存的民族的东西逐渐消失，每个人都羞于成为自己的样子”(FHA 3，63)，其实古希腊人“和半野蛮人差不多，后者孕育了最美的花朵”(FHA 3，63)。

赫尔德用民歌唤醒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用民歌达到人道。1803年，他对外宣布，有意出版一部新的民歌集，按照国家归类整理，希冀以此进一步推进民歌事业。遗憾的是，事业尚未完成他就先一步离去。赫尔德终其一生都在强调每个民族的命运和幸福(Wilson，1973：830)。他搜集异国民歌，承认异国人道，这也是当时殖民开始兴起时，反对殖民剥削的一种呐喊(Gaier，1990：875)。

赫尔德的民歌事业主要是基于他的人类学思想。一方面，赫尔德通过搜集古代民歌，追根溯源。在这些古老的、朴素的民歌中饱含着人类的诗歌传统。他们的歌曲和语言与自然更紧密地联系，这些民歌的作者都是优秀的诗人，那些矫揉造作的、复杂的诗歌只会导致人类抒情内心的缺失(Riley，1979：620)。另一方面，赫尔德利用民歌的搜集追寻人类的前进，民歌不仅来自人，而且为了人，为了人道。

18世纪的一大伟业就是发掘了民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人民情感得以通过民歌这种朴素诗歌形式表达。之前人们没有对民歌引起足够的重视，是赫尔德让民歌重新得以复兴，他激发了同时代文人学者对搜集民歌的兴趣(Staehle，1922：1)。赫尔德的民歌事业以及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耕耘，对德国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Hölzing，2015：84)。

鉴于中欧文明互鉴，反观中国，强调人之完整性的具有关联性的浪漫主义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欧洲启蒙阶段那些理性主义的逻各斯与之不符。“我们看到，汉语思想文化一直保持着关联思维的传统，与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的超越性思维方式具有格格不入的异质性” (孙周兴，2018：30)，而在赫尔德的思想中恰恰可以看到与中国文化相近的关联性浪漫主义思想。他搜集来自人的民歌，强调用民歌塑造人的完整性，用民歌呼唤民族特色，用民歌事业迈向人道，在赫尔德影响下的德国浪漫主义奠定了之后德国文史哲领域的发展基调。后来德国文史哲思想传播至中国，与中国近代文史哲发生关联。到了习近平倡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赫尔德的人类学思想又显得尤其有意义，他追求整个人类的人道，又强调每个民族自身的幸福，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用已故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写过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的话结束本文：“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一切被我们当做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钱谷融，2013：7; 17)。

注释：

① 本文摘引赫尔德原著，出处即在行文中以圆括号形式给出。字母缩写FHA是国际赫尔德研究中通用的字母缩写形式，代表法兰克福版赫尔德作品集(Arnold，etal.，1985-2000)。后面的阿拉伯数字代表卷号，逗号后的阿拉伯数字代表页码。本文中出现的译文均由笔者自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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