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之”仂语结构对韩国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的影响

韩银实

歌曲《故乡之春》在韩国家喻户晓，但歌词的第一句“나의 살던 고향은 꽃피는 산골”（将其直译为“我的曾经生活的故乡”)常常被错唱为“내가 살던 고향은 꽃피는 산골”（我曾经生活的故乡)。这是因为后者更符合韩国人的语言习惯。这两个句子仅一字之差——前者在“나（我)”后用了表所属关系的助词“의（的)”，而后者则用了表主语的主格助词“가”。类似于《故乡之春》歌词的句式在现代韩国语中虽不常见，但仍被人们使用。韩国语言学家们称这种句式为“主格位所有格句式（주어적 속격 구문，Genitive Subject Construction)”，意思是在本该使用主格助词的地方使用了表所属关系的所有格助词。

本文认为韩国语中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式有很大可能是在翻译过程中受古汉语的“之”仂语结构影响而形成的。但韩国学者们却普遍认为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并非受汉语影响，因为在蒙语、日语、英语等其他语言中也有类似的句式出现，因此，这种句式存在一定的普遍性，是一些语言的共同特点而并非受汉语影响。韩国学者申用浩（音译）虽指出其调查的《小学谚解》一书中多达88%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子与汉文原文中的“之”有关，但他的最终结论却是：“韩国语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的形成虽在一定程度上与汉语的‘之’不无关系，但应把这种句式的使用看成是在一些语言中普遍存在的现象。”[1](14-36)

本文之所以认为韩国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的形成是受古汉语的“之”仂语结构影响，是因为将韩国的谚解文及近代的翻译文本与汉文原文进行对比可知，韩国早在中世纪谚解古汉语时便已受“之”仂语结构影响。

主格位所有格句式虽在现代韩国语中使用并不广泛，但它却在中世纪韩国语，特别是在谚解文中盛行一时。现代韩国语由中世纪韩国语发展而来，而中世纪谚解文又与古汉语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对韩国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的“溯源”，离不开对与之相对应的古汉语句式的调查研究。

本文将分析中韩两国文献资料，对文献中含“之”仂语结构的句子与主格位所有格句子进行对比、分析，用实例来论证本文“韩国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受古汉语‘之’仂语结构影响而形成”的观点。

“之”是定中短语的标志，其后要接名词性词语。因“之”具有这种特点，在“之”仂语结构中，“之”后虽为谓词性词语，但整个仂语结构却具有名词性词组的特点。

在上古汉语中，这个名词性词组中的“之”不可省略，有了“之”，句子才通畅。但在将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汉语时，我们却必须将“之”去掉不译才能使句子自然通畅。如果将这种仂语结构中的“之”去掉，这个名词性词组便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句子。如“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论语·八佾》），“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庄子·至乐》）等句中的“君子之至于斯也”“人之生也”是介词“之”仂语结构。去掉“之”字后，“君子至于斯”与“人生”便成了完整的句子。反过来在主语与谓语间插入“之”则又变成了名词性词组。[2](382-386)

这种“之”仂语结构在句中可作主语、宾语、关系语等。例如：“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论语·子张》）中的“君子之过也”作整个句子的主语，“知虞公之不可谏”（《孟子·万章上》）中的“虞公之不可谏”作句子的宾语，而“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论语·八佾》）中的“君子之至于斯也”是整个句子的关系语。这里的“……之……也”结构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当……的时候”。

韩国语中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式是指在本该使用主格助词的位置使用所有格助词“의”的句式。例如，歌曲《故乡之春》中的“나의 살던 고향은 꽃피는 산골”便是最典型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子。在这个句子中，“의”所处的位置其实是主格助词“이/가”的位置。

如前文所述，本文认为韩国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很有可能是在翻译过程中受古汉语的“之”仂语结构影响而形成的。但韩国学者们却普遍认为这种句式并非受汉语影响，因为在其他语言中也有类似的句式出现，因此，这种句式存在一定的普遍性，是一些语言的共同特点而并非受汉语影响。

事实上，在其他语言中确实存在与韩国语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式相类似的句式。如英语中的“His entering the room surprised everyone.”汉语中的“‘但是，因为人口流动的不可避免，疫情很可能还会波动。’钟南山说……”（新华社2003年6月新闻报道），“进入近代，随着铁路和海运业的兴起，偏于一隅的江西失去历史上的优势地位”（《人民日报》，1996年8月）等。

汉语中的这种句式是古汉语仂语结构的“之”变为“的”的结果。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一书中指出，中古以后，仂语结构在汉语口语中并不常见，只有在模仿古文的书面语中才能发现其踪迹。但在“五四”以后，在翻译外来书籍的过程中，汉语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洋语法”的影响。例如，英、法语中以“-tion、-ment”等收尾的词都属于名词类。这时，名词性仂语结构给翻译带来了便利。后来，我们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也感受到了这种便利。我们将仂语结构中的“之”字换成了“的”，且不再是说明和解释的对象，我们只把这种结构用于主语和宾语。就这样，句子形式转换成名词性仂语的这种结构便又开始盛行起来。王力先生虽肯定了西洋语法对汉语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事实，但他在书中明确指出，汉语受外语的影响是在本身可能的基础上进行的。[2](385-386)

本文并不否认在其他语言中也存在与韩国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相类似句子的事实。但在这里，本文将把关注点放到各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上，重点讨论汉语“之”仂语结构与韩国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之间的影响关系。

在这一部分，本文将分析中世纪谚解文，将其与汉文原文中的“之”仂语结构进行对比，找出两者的共同点，进而论述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

本文之所以分析中世纪韩国语资料，是因为在中世纪韩国语资料中出现了大量主格位所有格句子，而在中世纪之前的乡歌等古韩国语资料中却鲜有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出现，因此，这种句式始于中世纪的可能性较大。

其次，本文之所以要分析中世纪的谚解文，是因为谚解文为“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受汉文影响。而本文所要关注的正是汉语句式对韩国语句式的影响。

现代韩国语由中世纪韩国语发展而来。中世纪韩国语是指10世纪到16世纪的韩国语，其根源为新罗语。中世纪韩国语在发展成为现代韩国语的过程中虽发生了不少变化，但它仍成为现代韩国语“溯源”的重要资料。

朝鲜朝在15世纪前借用汉字为书写工具。世宗大王创制了韩字之后，朝鲜朝便开始用自己的文字谚解汉文诗书。谚解文是指中国文人的作品被译成韩字的文章。一般是在汉文原文上用韩字加上音译、助词与词尾，各章后边附上译文。古汉语仂语结构的“之”在中世纪谚解文中多被译为“의”，形成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在中世纪谚解文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随处可见，其在文章中出现的频率要比在现代韩国语中高得多。

本文认为谚解文中出现的这种主格位所有格句式是在翻译汉文原文“之”仂语结构的过程中形成的。因为，将汉文原文与谚解文进行对比可知，原文中含“之”仂语结构的句子与谚解文中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子呈现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例如：

（1）a. 宣见夫子之应宾客恭俭而不懈惰。[3](1129)

b. 션이 부자의 손님 대졉하샴을 보니 공경하며 검박하샤[4](卷4，21)

在例（1）a中，“夫子之应宾客”为“之”仂语结构。如前文所述，仂语结构其实就是名词性词组。这种结构的“名词性”在例（1）b谚解文中也被体现了出来。在韩国语中，“-ㅁ、-기”作为名词后缀（affix)接在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后，赋予动词或动词性短语以名词性。在例（1）b中，“-ㅁ”接在动词性短语“대졉”后，使其变成了名词性短语，再与“부자의”结合，整个“부자의 손님 대졉하샴”便是与“夫子之应宾客”相对应的名词性词组。韩国语中的“의”相当于汉语中的“之、的”，其前后必须接名词或名词性词组。译者在谚解汉文中的仂语结构时选择将“之”译为“의”，再将整个仂语结构的名词性特征用“-ㅁ、-기”体现了出来。这种译法既还原了汉文原文的句子结构，又没有违背韩国语的语法规则，在当时无疑是谚解含“之”仂语结构句子的最佳选择。如前文所述，“汉语受外语的影响是在本身可能的基础上进行的”，而韩国语也是如此，其受汉语影响也是在本身可能的基础上进行的。

在下面的例（2）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谚解文中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子与“之”仂语结构句子的一对一对应关系。

（2）a. 人之生也百岁之中有疾病焉。[5](376)

b. 사람의 사라실 제 백년 가온대 질병도 아시며[4](卷2，76)

如前文所述，“之”仂语结构中的“……之……也”结构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当……的时候”。在古韩语中，“……ㄹ제”表“当……的时候”之意。通过例（2）可知，谚解文与汉文原文呈现准确的对应关系。“사람”对应“人”，“의”对应“之”，“사라시-”对应“生”，“……ㄹ제”对应“……之……也”结构。

例（1)、例（2）仅是诸多主格位所有格句子与“之”仂语结构对应例子中的一小部分。谚解文中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子与汉文原文中含“之”仂语结构的句子呈现出来的准确对应关系说明，汉语“之”仂语结构与韩国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是有着紧密关联的。

在这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大部分含“之”仂语结构的句子在中世纪谚解文中均被译为主格位所有格句子，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并不是所有的“之”仂语结构都以主格位所有格的形式出现在谚解文中。如下所示，在中世纪谚解文中也不乏将仂语结构中的“之”译为主格助词“이”的情况。但比起主格位所有格形式的句子，这种情况仅占少数。

（3）a.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6](39)

b. 사람이 도이 이시매 먹기를 배브라하며 오살 덥게 하야[4](卷1，8)

在中世纪谚解文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在文章中出现的频率要比在现代韩国语中高得多。这一点是中世纪韩国语与现代韩国语的区别之一。在现代韩国语中，这种句式虽仍被使用，但并不常见。

汉语中含“之”仂语结构的句子与韩国语中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子在语义上也呈现对应关系。

李佐丰先生在《古代汉语语法学》一书中指出，“之”仂语结构是特殊的定中短语，因其定语和中心语之间存在与主语和谓语相似的语义关系，因此其中包含有与事实相应的语义内容。但这种名词性短语所包含的与事实相应的语义内容并不是用来陈述事实，而是反映人们对事实认识的结果。因为它是短语，因此是备用单位，而不是使用单位。句子属于使用单位，使用单位的句子，主语是已知的，谓语是未知的，整个句子为我们提供新的信息。而像“之”仂语结构这种备用单位所提供的却是认识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所提供的信息对于交际双方来说都是已知的，是已经存在于意念中的已知的信息。[7](262-267)李佐丰先生用多个实例为我们讲解了这段话的意思。例如：

（4）a.庚辰，吴入楚。[8](1905）

b.吴之入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9](2152）

将例（4）中的划线部分“吴入楚”与“吴之入楚也”进行对比可知，“吴入楚”属于陈述事实的主谓结构的句子。主语“吴”后的谓语“入楚”是话者向听者提供的新的信息，即双方都知道的“吴”“入楚”的这个未知的事实。而“吴之入楚也”是个短语，它并不是在叙述“吴入楚”这个事实。“吴入楚”对话者与听者都是已知的事实，这个短语之后的“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才是话者向听者提供的新的信息。而“吴之入楚也”为“吴国侵入楚国的时候”之意，已被抽象为一个事件，并作为一种标记来表示时间。[7](262-267)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简单地将“之”仂语结构理解为是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加了一个“之”字，那么，它与主谓结构的句子不同的是，主谓结构的句子，其叙述的新信息在谓语部分，而在主谓结构之间加了一个“之”字的“之”仂语结构整体已成为已知信息，而新信息则在“之”仂语结构之后，即句子的后半部分。

中世纪韩国语中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子也有着相同的语义特点。例如：

（5） 내 겨지븨 고보미 사람ㅅ 中에도 짝 업스니[10](卷7，10ㄴ)

例（5）的意思是：“我妻子的美丽在人群中无人可比。”将“겨지븨”分解为“겨집+의”，其主格位使用了所有格助词“의”的事实便一目了然。这个句子在主格位使用了所有格助词“의”，说明“我妻子的美丽”是已知的事实，而句子的后半句才是话者要传达的新信息。若将这个句子的前半部分转换成主谓结构“내 겨집이 곱다（我妻子美丽).”那么，话者所要传达的新信息便是谓语部分“곱다（美丽）”。

韩国学者徐祯穆先生在其《15世纪国语 动名词 内包文의 主语의 格에 대하여》一文中，站在语义学角度用[±观念化]概念分析了15世纪韩国语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徐祯穆先生指出，主格位所有格句子与主谓结构句子的差别在于，前者所表达的是在话者内心世界中已被观念化了的信息。即主格位所有格句式所表达的信息在之前就已被话者进行了判断、分析，并已在内心世界形成了一种观念。而主谓结构的句子则是对事物进行的判断及描述，这种判断和描述并未成为话者内心世界的一种观念。

综上所述，“之”仂语结构和主格位所有格句式所表达的都是已知的、已被观念化了的信息。因此，我们可以说，汉语中含“之”仂语结构的句子与韩国语中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子不仅在句式上紧密关联，在语义上也呈现出了对应关系。

但是，如前文所述，在其他语言中也存在与韩国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相类似的句子。在其他语言中的这种句式之间也可能存在句式或语义上的对应关系。因此，句式及语义上的对应关系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支持本文观点的依据，但并不充分。为使本文的观点更具说服力，接下来，本文将观察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在近代韩国语中的使用情况。

在中世纪谚解文中盛行一时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在进入近代之后，其数量呈现大幅减少的趋势。在这一部分，本文将对比近代韩国语译文与汉文原文，观察原文中的“之”仂语结构在近代的翻译情况。

本文之所以要观察近代的韩国语译文，是因为在这一时期韩国开始大力提倡使用“国语国文”，之前用汉文书写文章的韩国文人开始有了“国语”意识，他们在翻译中国文人的文章时也逐渐开始将汉语句式转换成韩国语句式。因此，在这一时期，汉语句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反映本国语言特点的韩国语句式逐渐占据了韩国人的语言生活。

如果说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并非在翻译汉文书籍时受汉语仂语结构影响而形成，而是韩国的“本土”句式，那么，在进入近代之后，这种句式的数量大幅减少又将如何解释呢？倘若如韩国学者们所说，这种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并非受汉语影响，而是一些语言的共同特点，那么，为何这种句式在以汉文为书面语的时期盛行一时，而在大力提倡脱离汉文的近代又大幅减少呢？

本文将对比近代韩国出版的梁启超著作译文与汉文原文，观察“之”仂语结构的翻译情况。本文之所以选择梁启超著作译文，是因为在涌现大量翻译作品的近代韩国，梁启超著作译文在当时的翻译类作品中占较大比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语言现象。此外，梁启超的新文体半文半白，其文章中出现了大量含“之”仂语结构的句子，可将此与韩国文人的译文进行充分对比，进而分析、总结翻译规律。

本文调查了近代韩国的共计15家报刊、杂志在1899年至1908年间连载的梁启超文章译文共计50余篇，以及自1900年至1914年间在韩国出版、发行的10余本梁启超著作译本。通过调查、分析发现，近代的梁启超著作译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原文几乎并无区别的较粗糙的翻译；
另一类是体现了近代“言文一致”精神，几乎接近韩国语语序的翻译。

在第一类译文中，对于在原文中最常出现的指示代词“之”、定语与中心语之间的助词“之”，以及仂语结构中的“之”，除了指示代词“之”以外，其他的“之”均被译者机械性地译为表所属关系的助词“의（的)”。对于仂语结构中的“之”，近代初期的韩国文人采用的较普遍的译法也是将其机械性地译为“의（的)”。

近代韩国的“翻译”与今天的翻译不同。特别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启蒙期，韩国翻译中国文人的文章多是在汉文原文中加入少量助词，仅将个别句子转换为韩国语语序，而绝大多数的句子则仍保留汉文原来的样子。当时的韩国社会虽然掀起了使用本国语言文字的热潮，但这一目标并不是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文人首先选择的便是混用汉文与韩文，仅将少量句子成分转换为韩国语的翻译方式。例如：

（6）a.泰西人之论中国者，辄曰：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11](65)

b.泰西人의 論中國者 輒曰：彼其人이 無愛國之性質이라.[12](17)

（7）a. 故欲观其国民之有爱国心与否，必当于其民之自居子弟欤自居奴隶欤验之。[11](70)

b.故로 其國民의 愛國心이 有한 與否랄 欲觀인대 其民이 自居子弟歟아 自居奴隸歟아 於此驗之어다.[12](24)

在这种以汉文为主、韩文为辅的韩汉文混用体译文中，仂语结构中的“之”被机械性地译为“의”的情况占绝大多数，大多数的句子在“之”被译为“의”后甚至并不通顺。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种译法颇有“醉翁之意不在酒”之意，译者之意在于呼应时代号召来添加国语成分，而并非意在真正的“译”。

在这些几乎与汉文原文并无区别的韩汉文混用体译文中仍可以发现主格位所有格句子，但其数量明显减少，仅属个别现象。而汉文原文中的“之”仂语结构在译文中仅有少数实现了主格位所有格句式的“名词/名词性词组+의+动词词干+-ㅁ/기”结构，大多数的“之”仂语结构只有“之”被译为“의”，却没有后续的“动词词干+-ㅁ/기”结构。因此，我们应将这种译句视为译者的“之”即为“의”机械性翻译的结果，而不能将其理解为主格位所有格句子。

而另一种体现了近代“言文一致”精神的翻译方式却截然不同。与上述的以汉文为主、韩文为辅的韩汉文混用体译文相比，这种翻译基本实现了韩国语语序，且译文语句符合韩国人的说话习惯，其典型代表便是玄采的翻译。

玄采并没有像其他译者那样将汉文原文中的“之”机械性地译为“의”，也没有将原文中的“之”仂语结构译为主格位所有格句子，绝大部分仂语结构中的“之”字，在玄采的译文中均被译为主格助词“이/가”，构成了主谓结构的句子。例如：

（8）a. 美人首以兵舰欲捣菲岛以牵班力，而自惧其力之不达也。[13](38)

b. 美人이 兵艦으로써 菲島랄 搗하야 班力을 牽코자할 새 其力이 不逮한지라.[14](77）

如前文所述，绝大多数含“之”仂语结构的句子在中世纪谚解文中均被译为主格位所有格句子，但仍存在少数将“之”译为主格助词“이”的情况。而在近代，越是反映言文一致精神的文章，且越是接近韩国语语序的文章，使用这种主格位所有格句式的例子便越少。在玄采的译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中世纪谚解文截然相反的情况——原文中仂语结构的“之”在译文中被译为主格助词“이/가”的情况占绝大多数，而将“之”译为“의”并构成主格位所有格句式的例子则仅为个例。在玄采译文中，仂语结构的“之”被译为主格助词“이/가”后，基本实现了韩国语语序，且符合韩国人的语言习惯。

近代是“真正的韩国语”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韩国语在句式、词汇、书写规范等方面得到了空前发展。在“言文一致运动”与“使用国语国文运动”的热潮中，汉语句式在历史潮流中逐渐淡出，而真正的韩国语句式最终占据了韩国人的语言生活。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受汉语“之”仂语结构影响而形成，因此带有一定的汉文色彩，并不完全符合韩国人的语言习惯，这便是它逐渐淡出人们语言生活的原因。

然而，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并未完全消失。其原因在于，它在谚解文中的广泛使用对其他非翻译类文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它逐渐成为了韩国语句式中的一部分。

韩国语主格位所有格句式是在翻译古汉语过程中受“之”仂语结构影响而形成的。将韩国语的主格位所有格句子与古汉语中含“之”仂语结构的句子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在句式、语义上呈现出对应关系。到了近代，韩国对主格位所有格句式的使用呈现出大幅减少的趋势。进入近代以后，韩国开始了脱离汉文而使用“国语国文”的运动。主格位所有格句式也因带有一定的汉文色彩而逐渐淡出人们的语言生活。尽管如此，主格位所有格句式并未完全消失，而是成为了韩国语中的一部分。但在今天，韩国语话者对这种句式的使用率并不高，且时常在母语语感的影响下，将“나의 살던 고향은 꽃피는 산골”这种主格位所有格句子错说成符合韩国语语言习惯的主谓结构句“내가 살던 고향은 꽃피는 산골”。

截至目前，针对中韩两国间语言影响的研究多集中于词汇方面，鲜有围绕汉语句式对韩国语句式影响方面的研究。汉语在句式上对韩国语产生的影响虽不及词汇的影响深远，但仍有值得中韩两国学者进一步深耕、完善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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