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十月革命价值认知的演变及影响——以《每周评论》为视角

谭 锐

（西华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范围内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由于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与经济文化落后这些方面同当时的中国存在着相同或近似的情况，因此其必然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虽因十月革命的胜利而一度被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所吸引，但面对当时十分复杂、严峻的国际与国内环境，要让他们从长期学习与模仿西方民主政治思想“转向落后的、农业的俄罗斯，以便得到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指导”，这实质上是要求他们抛弃过去的做法并重新做出抉择，因此“并非一朝一夕之功”。①［美］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译组编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69页。故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俄国十月革命价值认知的逐渐深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历史贡献，对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917年11月9日，《申报》以“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翻克伦斯基政府”之言率先在国内报道了三天前发生的俄国十月革命。随之，11月10日至13日，上海《民国日报》以《突如其来之俄国之政变》《俄国大政变之情形》《俄国大政变之混乱》为题连续对十月革命做了具体的报道。此后，其他国内各大报刊也纷纷刊载了关于十月革命的报道。然而，这些报道的消息来源基本上都依赖俄国以外的国家，因此存在许多错误、歪曲、敌意及不实之处，甚至是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俄新政权的批评、怀疑、责难，这从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时政报刊之一《每周评论》便可窥见一斑。

1918年下半年以后，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思想启蒙与政治斗争的结合成为一种时代的呼声，加强政治宣传也成为一种时代的要求。因此，陈独秀、李大钊决定创办一个刊期短、反映现实更直接的刊物，及时报道、评论当时的紧迫、重要时政，以配合《新青年》更好地进行政治宣传，把思想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于此，《每周评论》1918年12月22日创刊于北京，其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王广祈、胡适、陶履恭、周作人、彭一湖等。

作为一份时政刊物，《每周评论》在其创刊号上就已经注意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但也表现出了对俄国革命的质疑。若愚（王广祈）在这一期上发表了《国际社会之改造》一文，指出：“这回战争的结果，有两样差强人意的事情。第一就是那俄德革命，社会党骤然跃起……但是这俄德境内的社会主义，何时才可以收功，这是要看我们人类觉悟的程度如何，此时尚无把握。”①若愚：《国际社会之改造》，《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在《每周评论》初期的报道和评论中，对十月革命的批评、疑惧常有出现。“俄罗斯自从帝政推翻以后，已成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过激派只限于局部的行动，不能联络成一统一的政府。……现今大多数的俄国人赞成过激派与否，无从测知。但是俄罗斯本部的食料都在他们手里，所以人民为求食起见，自然要拥护他们。”②《俄罗斯之混沌状态》，《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过激派错处是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③《俄国包围过激派之运动》，《每周评论》第4号，1919年1月12日。作为《每周评论》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此时也是以民主主义者的观点看待十月革命，因而不理解克伦斯基政府为什么要被推翻，更不理解俄国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意义。所以他一方面肯定俄国革命对专制主义的推翻，另一方面也认为“过激派的行为，有不是的地方”④陈独秀：《随感录：公理何在》，《每周评论》第8号，1919年2月9日。。这些对十月革命的负面评价造成社会上很多人仅仅是听见“俄国”这两个字就已经感到十分的害怕，因为担心由俄国产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会将混乱带给整个世界，所以“大家差不多把俄国看作世界人民的公敌”⑤慰慈：《俄国的土地法》，《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可见，此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对十月革命发生的原因、革命的目的、革命的性质不清楚、不理解、不赞成，而且对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什么好感，他们同样将布尔什维克党称为“过激派”，然则这个称呼实际上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内北洋军阀政府对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种带有仇视的贬义词。而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此时国内的先进分子向往与学习的依然是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主张以改良的手段而非革命的手段实现中国的平等、自由和民主。再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取得最后的胜利，也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认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时代已经来临，依靠“公理”就可以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对内反对封建军阀压迫，从而取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应有的权利和地位，因此对十月革命的这种质疑、指责的态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但大会却无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所提出的各项合理、合法要求，擅自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了日本。加之“一战”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暴露出西方文明制度的矛盾与弊端，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公理战胜强权”的期待、对西方国家的向往一起化为了泡影。正如陈独秀所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①陈独秀：《随感录：公理战胜强权》，《每周评论》第7号，1919年2月2日。而且在巴黎和会上，各大国只看重自己的利益分配，什么公理、什么和平之类的最终都成为了“一文不值的空话”②陈独秀：《随感录：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所以陈独秀认为，民主共和这些制度只是西方所特有的制度，而中国有中国自己的历史习惯和民情风俗，因而“都不必勉强学他”③陈独秀：《随感录：特别国情》，《每周评论》第8号，1919年2月9日。。李大钊也愤怒地指出：人道、和平这些名词，都是强盗政府的假招牌。西方所崇尚的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固然很先进，但他们连基本的公理都不讲，甚至连尊重别国的主权都做不到，怎么可能会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呢？因此，李大钊认为中国人对列强的种种幻想是我们的大罪，表达了对西方现实政治价值观的极度失望。

而与此同时，被再三预言必将倒台的俄国苏维埃工农政府面对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进攻，非但没有垮台，而且还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地巩固，日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让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处于整体失望状态下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十月革命，对俄国革命真相的关注与探究与日俱增，所以1919年2月之后的《每周评论》关于十月革命及其世界影响等的宣传与推介内容明显增多了。

首先，正面审视十月革命。相对于《每周评论》创刊初期对十月革命的质疑、责难的态度而言，随着了解、关注的增多，此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正视十月革命的意义与影响。在这一点上，《每周评论》创刊人李大钊无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大钊是这个时期最早正确认识十月革命价值的先进知识分子代表。1918年7月，他发表了自己第一篇论述十月革命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在文中将十月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比较，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不仅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一场社会革命，同时还具有世界革命的色彩，对世界历史进程将产生深远的影响。11月，他撰写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发表于《新青年》之上，文中鲜明地指出十月革命将成为20世纪世界革命的引领者，必然为全人类带来新的曙光。次年元旦，李大钊又以《新纪元》为题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社论，进一步强调：十月革命的血不仅洗出了一个世界革命的新纪元，也洗出了一个人类觉醒的新纪元，这既为黑暗的中国带来了一线光明，又为中国带来了“照见新人生的道路”④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这说明李大钊对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不但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和肯定，同时更希望中国能学习十月革命这条新道路，以期实现民族的解放。

最初对十月革命有所不满的陈独秀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开始给予正面评价，明确指出：虽然在十月革命发生时人们对它指责痛骂，但殊不知十月革命正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⑤陈独秀：《随感录：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而《每周评论》的其他撰稿人在这一时期亦转变了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在《过激派的引线》一文中，作者认为过激主义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旧政府所导致的社会上不平等、不安稳、不公道、不满意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这实际上既是在为“过激派”正名，同时也揭示了十月革命爆发的社会原因。《各国劳农界的势力》一文则阐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欧洲劳农两界的觉悟迅速提高，纷纷展开了与资本家的革命斗争，并且正在形成燎原之势。这说明：“这种革命，在政治史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①《各国劳农界的势力》，《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从以上文章可以看出，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阶级对立的本质有所揭示，从而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开始形成正面的认识。

其次，关注世界革命运动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不断扩大和对十月革命认识的不断深化，《每周评论》对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涨，有了更多的反映。第11号报道了巴哇利亚的革命，第15号报道了埃及的革命，尤其是在第16、17号连续报道了匈牙利革命的消息，指出匈牙利革命不仅是因十月革命的影响而爆发，而且同十月革命的性质与目的也是一致的，因为“新政府是劳农派组织的，目的在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②《匈牙利新政府的消息》，《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在关注世界革命运动的同时，《每周评论》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也给予了及时的报道。第16号报道了蒙古独立的消息，第20号报道了菲律宾独立运动，而在第13、14号上则大量报道了朝鲜独立运动的讯息。特别是陈独秀还专门就朝鲜独立运动发表了《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的社论，赞扬朝鲜独立运动“伟大、诚恳、悲壮，有明了正确的观念，用民意不用武力，开世界革命史的新纪元”③陈独秀：《朝鲜独立运动之感想》，《每周评论》第14号，1919年3月23日。，并希望中国普通国民和社会名流、绅士、政客、商人能学习朝鲜的抗争精神，共同反抗外国和中国军阀的联合压迫。

《每周评论》对世界革命运动高潮和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关注与报道，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不仅进一步认识到了十月革命的世界影响，而且也激发了他们的觉悟，使他们开始重视理论的力量。

当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文明制度的真价值产生深深的怀疑时，我们所面临的民族危亡也越来越深重，如何解决中华民族的出路问题成为时代最迫切的课题，这也使得知识分子们必须在思想上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他们对十月革命的认知必然从一场社会革命运动的层面，转为深入思考和研究指导这场革命获得成功的思想与理论，并尝试以之来分析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首先，关注国内劳工问题，阐明工人阶级在社会改造中的重要性。《每周评论》创刊后，曾开设“国内劳动状况”专栏，以报道和论述劳工问题。但这些报道和论述大多是以单纯记录中国雇佣工人的艰难生活状况为主，并未实质涉及工人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问题。即使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虽也认为“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④蔡元培：《劳工神圣》，《每周评论》第1号，1918年12月22日。并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却也是站在泛劳动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劳工的价值的。而随着李大钊等人对十月革命认知和理解的加深，尤其是他们认识到十月革命是俄国工人、农民、士兵的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之后，逐渐改变了过去的看法，不仅认为对劳工阶层应投以更多的关注，而且将工人阶级同革命的时代联系起来，同改造中国社会联系起来。

在十月革命影响之下迅猛发展的世界革命运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渐渐意识到：劳农阶级发挥主导作用的革命时代已经来临，主张以革命之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逐步萌芽。若愚（王广祈）在1919年2月发文指出：“十九世纪法兰西人民，受不了君主的专制，遂起了国内的革命。二十世纪各弱国的人民，受不了强国的压迫，遂起了国际的革命。革命的对头，就是强权，革命的希望，就是自由。如今我们中国，在这国内的强权之外，还加上一重国际的强权。国内的强权，现在又分为北方的强权，南方的强权。我（所）以我们老百姓的头上是顶了三重强权。要想推倒强权，只有一个简单法子，就是革命。”①若愚：《国际的革命》，《每周评论》第10号，1919年2月23日。一湖（彭一湖）亦指出：“欧洲的革命史，大概可以划分两个时期。一个是十八世纪下半期十九世纪全世纪的革命：这个时期的革命，是资产阶级对于贵族阶级的革命，是政治的革命。一个是现在和从今以后的革命：这个时期的革命，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经济组织的革命。这种革命，有世界的性质；
将来中国，自然也是不能免的。……中国此刻第一要紧的革命，还是仿佛欧洲旧式的革命，不过起革命的，要是劳农阶级（就是工人和农民阶级），不是资产阶级。”②一湖：《中国士大夫阶级的罪恶》，《每周评论》第20号，1919年5月4日。这其实是对中国革命也做了两个时期的划分：当前第一阶段是以劳农阶级为主体而非资产阶级为主体来完成政治的革命；
第二阶段则是完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可见，作者对未来中国革命的主力、对象及性质已有了初步的分析与界定，而这一切在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都得到了完全的体现与证明。

对于以革命之手段解决中国问题、改造中国社会，李大钊同样十分赞同。他认为，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不能乞求于他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
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打破头上的铁锁，打破黑暗的牢狱，最终打出一片光明。他号召全世界的劳工阶级要联合起来，“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③李大钊：《新纪元》，《每周评论》第3号，1919年1月5日。。而陈独秀面对不知断送了多少国家主权和国民生存权利的政府，觉得解决的根本办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即由工、农、学、商这四个社会阶层组成平民的联合组织，并用强力实施民主政治，迫使政府和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④陈独秀：《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每周评论》第23号，1919年5月26日。。虽然陈独秀此时还未意识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必要性，但却已号召平民组织起来，用暴力方式夺取强权以维护公理，说明他已开始向十月革命的道路迈进。尽管他的思想还很朦胧，行动还有些摇摆，然就其自我的思想转变来说毕竟有了一个新方向。

与之同时，李大钊也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工人阶级自身所存在的不足之处势必会影响其革命使命的完成。第一，彼时工人阶级尚属于觉悟不高、思想不成熟的自在阶级，斗争的焦点主要是放在经济斗争上，因此既不可能重视对工人集体组织机构的建立，更不可能意识到工人阶级自身团结起来的重要性。这种情况在李大钊所撰写的《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中有着详细的描述：唐山煤厂工人的总数大约有八九千人，竟然没有建立任何的工人组织机构，而且仅有的一次罢工也不过是因为一个工人被工厂罚了款。由于平时不注重团结，因而罢工的形式非常简单粗暴，所以李大钊认为这种没有团结、没有斗争目的的罢工最终自然是谈不上任何效果的。⑤李大钊：《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在李大钊看来，中国工人阶级要想达到自己的斗争目的，就必须成立工人集体组织，同时增强工人内部的团结力与凝聚力，进行有组织性、有领导性、有目的性的罢工。这必将会极大地引导、推动、促进工人阶级今后从自发的、分散的自在阶级的经济斗争转向自觉的、有组织的自为阶级的政治斗争。第二，由于中国工人阶级深受严重而残酷的压迫，他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这严重妨碍和影响了他们对本阶级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及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科学认识。对此，李大钊建议可通过多开设一些劳工补习教育机构，满足工人阶级对知识的需求，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从而更好地引导他们在思想上走向进步。

其次，在各种主义的思辨中走向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使李大钊等人注意到其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及其他各种主义在中国盛行，这就要求中国的先进分子对各种学说加以分辨，以从中找到解决民族出路问题的正确指导理论。

在《每周评论》第15、16号上，成舍我以“舍”为笔名分别摘译了倍倍尔著的《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和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两篇名著的部分内容。前者具有划清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针对了当时各种小团体的具有实验性质的“社会主义”，如“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等。而后者主要翻译的是《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的一段。在译文之前译者有一段按语：“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①《共产党宣言》（节选），舍（成舍我）摘译，《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虽然就译文来说语言略显生硬，且内容也有许多不准确之处，但却突出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大力发展生产力等重要的观点。所以，成舍我摘译的这两篇文章，实质上已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而在《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中，作者则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视为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个最重要的派别，并对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张进行了比较。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其政治主张是“脱离政治的藩篱，发展个人的自由”，经济主张是“生产机关与所生产之物皆归社会全体所共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国家社会主义“为马格斯（即马克思）辈所主张，他所主张的阶级战争，是要劳动者把资本家推翻，由劳动者自己出来组织政府，将一切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实行中央集权”。②若愚：《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周评论》第18号，1919年4月20日。所以二者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主张都是完全不同的，据此，作者断定俄国布尔扎（什）维克属于国家社会主义一派。至于最早认知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李大钊，则是将重点放在了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研究上。他指出，马克思不仅提出了阶级斗争学说，而且还认为它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到了生产力非常发展的时候，与现存的社会组织不相应，最后的阶级争斗，就成了改造社会、消泯阶级的最后手段。”③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可见，李大钊此时已将阶级斗争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对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相结合，并且将阶级斗争作为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手段，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但同时也要看到，李大钊毕竟还处于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初期研究阶段，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特别是，他认为在人类由阶级斗争的前史时期向人类真正历史时期过渡的时代，物质改造和精神改造要同时进行，才能达到灵肉一致的理想境界。因为阶级斗争只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而互助才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所以阶级竞争与互助应相辅相成。不难看出，此时李大钊追求的是互助论与阶级斗争两者的调和，这必然影响了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认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大钊此时尚未能在理论上正确把握物质变革与精神变革的关系，再加上一战后期他又深受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的影响，甚至一度把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看作社会主义的核心。按照李大钊的理解，马克思只重视经济史观在社会改造中的重要性，却不注重政治伦理在阶级社会改造中的作用，所以他强调要把互助论和阶级斗争统一起来。这样就使得李大钊在认识上呈现出了复杂性、多样性的特点：他的思想中既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痕迹，也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成分；
既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因素，也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这种特点也可以说是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的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普遍经历过的共性认识过程。

1919年6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相继因政治原因无法继续主掌《每周评论》，于是胡适开始负责接办《每周评论》。彼时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迅速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勃然兴起。以至于杨端六在《归国杂感》一文中感叹：“社会主义，近来似觉得成了一个口头禅；
杂志报章，鼓吹不遗余力；
最近，则与社会主义素来不相干的人也到处以社会主义相标榜。”①杨端六：《归国杂感》，《太平洋》第2卷第6号，1920年第9期。对此，信奉美国实用主义的胡适很不以为然，认为国内新型知识分子不去思考如何解决具体的政治问题，却空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导致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追随者不断出现，遂在《每周评论》撰文奉劝大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②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于是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论争——“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论争期间，胡适、蓝公武、李大钊于《每周评论》上相继发表主题性文章，阐明各自的观点。胡适认为，任何学说和制度都只是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教条，空谈“主义”会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找到了包医百病的方法，从而不再费心地去研究各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对此，蓝公武主要从哲学的角度与胡适进行商榷。而李大钊则在《再论问题与主义》这篇文章中从三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第一，他对胡适所提出的对实际的问题应认真研究，不应含糊不清地空谈各种学说的观点表示认可，但也针锋相对地指出，研究问题与谈论主义之间是不存在根本矛盾的。因为人们需要用主义作为判断形势与问题的标准，同时也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工具。所以一者既要对实际的问题开展研究，二者也要对理想的主义进行宣传，这两者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第二，对胡适所阐发的“高谈过激主义无用”的观点，李大钊不仅公开表明自己喜欢苏俄的布尔什维主义，而且也明确指出问题的研究，必须要以学理为根据。在研究各种问题之前，应先研究各种主义。所以不能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被称为“过激主义”，就认定它是无用的、危险的、有害的。应该通过社会实验去检验这种主义的思想主张，从而对“布尔什维主义”得出正确的认识。第三，针对胡适“一点一滴的进化”的改良式的改造社会之道，李大钊则明确提出了“根本解决”的社会改造之法。在他看来，只有解决经济问题，才是根本的解决。因为“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都可以解决”③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但经济制度的改造不能消极地等待自行实现，必须通过阶级斗争。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不用它作为工具，不将它与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相结合，那么经济的革命有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因此李大钊实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阐明了阶级斗争正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的观点。所以所谓“根本解决”就是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动者掌握统治权的制度。它的提出，既是对渐进式点滴改良的一种否定，也是对激进式社会革命的一种肯定，表明李大钊与胡适在改造社会的方法上是对立的。然而也要看到，李大钊虽然阐明了“根本解决”的主张，但对于怎样运用阶级斗争的工具去具体解决中国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实际问题还没有明晰的答案。

此次“问题与主义”之争于1919年7月开始，到1920年1月基本结束。虽然规模不大、时间不长，但却是一次相当有影响的论争。它将中国当时是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否需要以革命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手段这两个根本性问题摆在了先进知识分子的面前，促使他们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反省，同时也帮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尽管在论争中，还存在着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各阶级的不足之处，但它却使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在思想层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推动人们走向马克思主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李大钊从“十月革命”中找到马克思主义后，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他于1919年10月、11月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全面修正了自己此前在阶级斗争学说上的“调和”思想，不仅首次在中国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而且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这表明李大钊已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陈独秀则在“以俄为师”的过程中，更加关注以十月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榜样。在他看来，十月革命已经“触动了中国青年学生及工人革命的情绪”，因此“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没有例外，也应该顺着这个世界革命的大潮进行”，故而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正是“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精神”。①陈独秀：《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7页。所以，随着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十月革命及其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传播和研究，而且在他们的影响之下，还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开始建立，这为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民族复兴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从而由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可见，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对十月革命的认知经历了从疑惧、关注、总结再到实践的演变过程。之所以出现这种明显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长期推崇、学习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道路在中国已走向全面的破灭；
另一方面是因为苏俄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特别是苏俄政府以平等之态度对待中国人民，与西方帝国主义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深地感染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
而最重要的原因则是他们从十月革命的成功看到了解决中国出路问题的希望所在。

总之，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介绍、研究十月革命胜利成果的过程中，逐步为中国革命找准了方向，一大批知识分子在关注十月革命的同时，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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