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杂文的互文现象
时间：2023-01-24 11:35:06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聂 虎，封兴中
(喀什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0)
杂文作为鲁迅最具现实感的创作，被称为“感应的神经， 是攻守的手足”[1]3。既然为“攻守”，那至少存在互为异质的两者，即鲁迅杂文自始至终都建立在自我与他者的张力之中。严家炎先生将“复调”作为鲁迅小说的典型特征，而巴赫金“复调”所强调的“对话性”最广泛地反映在鲁迅杂文中。鲁迅杂文从不是同质化的个人独语，而是充满各式杂语，复杂的多声部彼此交锋、辩驳。反映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上，鲁迅杂文中存在大量的引语、用典、戏仿、拼接，俯首即是对他文本的挪用、改写、解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杂文文体复杂的建构。在主文本与互文本互涉(1)主文本就是嵌入和接纳其他文本的文本，即本文讨论的鲁迅杂文，互文本就是被嵌入和接纳的对象文本。、联系的过程中，鲁迅的个人话语与各式他人话语、社会话语彼此辩驳，在现实语境与历史语境中穿梭，最终使得杂文的现实意义得以生成。
“互文”作为从巴赫金对话理论中衍生出来的概念，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克里斯蒂娃提出至今已有六十来年的历史。从广义的理论建构到具体的批评实践已经形成，而国内目前以互文性理论对鲁迅杂文做系统研究的较少，本文拟对鲁迅杂文中的互文现象做初步清理，并分析其互文现象的功能及意义。
总体上说，互文性理论意指一切文本都与其他文本相互交织，不存在孤立的文本，研究“文本与其他文本，文本及其身份、意义以及社会历史之间的相互联系与转化之关系和过程”[2]67。这一理论自诞生以来，基本上按照两个大方向发展，不同学者用不同概念指称这一区分。如秦海鹰提出广义互文与狭义互文，焦亚东区分为解构主义路径与结构主义路径，李玉平分为意识形态方向与诗学方向，还有些更为细化的分法，在此不赘述。忽略用词的差异，广义或解构或意识形态方向，都指的是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德里达以及布鲁姆一脉。他们从广义的方面理解互文，将历史、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纳入互文性理论，关照社会、历史不同语境的互动，在一个相当宽泛和宏大的视野中进行建构，并与解构主义、后现代思潮联系在一起，具有反中心、消解主体、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等特点。而狭义的互文或结构主义路径或诗学方向代表人物有热奈特、里法泰尔、孔帕尼翁等。他们侧重对互文做窄化理解，将互文性建立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事实的基础上，分析互异的文学文本之间相互指涉的类型、方式、形式标志等方面，发展出了一套具体、严密的体系。诗学形态的互文的提出，互文性理论与具体文学文本批评联系起来，具有了具体可感的文学形式的分析。
文学研究无论何时都应该建立在具体的文学文本上，文学语言形式的分析是互文性理论实践的基础。但这绝不意味着要将互文理论的探讨仅限于孤立文本之间的探讨，在精细的语言形式分析的基础上，与广义互文那里作为泛文本形式存在的社会历史语境联系起来，探讨彼此之间的联系、互动、转化之过程。因此，本文拟先对鲁迅杂文中的具体的互文语言形式做一定梳理，分析鲁迅杂文的互文现象以何种形态存在。在此基础上，在社会历史的语境下，分析鲁迅杂文互文现象的功能及鲁迅的思维机制。
热奈特在五种跨文本性中专门提出“副文本”的概念，副文本指正文以外的标题、序、跋、告读者、插图、书皮封套等附属文本。副文本通常体现作者或出版者意志，对读者对文本的接受有暗示、导向的作用。鲁迅作品中，最为常见和丰富的副文本当属标题。鲁迅杂文的标题有众多的互文标记来明示与其他文本的互文关系。首先是书名，书名出现在鲁迅杂文标题中通常是鲁迅为此书做引、作序或是题辞之类。如《〈二月〉小引》、《〈自选集〉自序》、《萧红作〈生死场〉序》等。与书名类似的还有杂志刊物类，比如《估〈学衡〉》、《我和〈语丝〉的始终》。还有以文章名直接出现的，《〈杀错了人〉异议》、《〈如此广州〉读后感》等。这类标题所引书或文章，往往会直接暗示出这篇杂文的内容，同时主文本与互文本之间的关系十分明确。如《〈自选集〉自序》首先说明了文章的体例为序，同时暗示这篇文章的内容大抵是关于《自选集》这本文集的相关内容的述说，“序”同时也说明了作为主文本的《〈自选集〉自序》与互文本的《自选集》属于依附关系，即主文本《〈自选集〉自序》并不独立存在，它寄生于《自选集》。与此相对的，《〈杀错了人〉的异议》就旗帜鲜明地表现出主文本对互文本的否定，展现主文本的独立价值。与直接以书名号明示文本之间关系不同，鲁迅杂文标题中更多出现的是片段的名词或引语来与互文本建立关联。在《娜拉走后怎样》就直接以互文本作品中人物的名字娜拉来与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相联系；
而在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以出于林语堂的文章《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的音译词“费厄泼赖”为之发生关联；
在《“以震其艰深”》中则直接引述互文本的语句为标题。这些作为片段进入标题的内容，通常是互文本的重心，也作为主文本的文眼而存在。在鲁迅杂文的标题中也存在对互文本语源的改写、拼接或戏拟等与之互相指涉。杂文《论睁了眼看》是对文章《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标题的改写，将“正眼看”转为“睁了眼看”，文意随之转变，更深了一步。而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通过增添文字，将梁实秋为自身辩护所用语言“资本家的走狗”改写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来作为对于其自辩的回击。而标题《牺牲谟》、《评心雕龙》则是对古典文体或书籍的戏拟，“谟”作为一种体例见于《尚书》中《大禹谟》、《皋陶谟》等篇。所谓《牺牲谟》自然与《尚书》中这些篇章相互映照。《评心雕龙》于《文心雕龙》亦是如此。总体上互文标题多以标识存在，其与正文形成互动，对标题互文的理解要与正文部分相结合。
与作为副文本的标题相比，正文中的互文更加普遍，毫不夸张地说，鲁迅几乎每一篇杂文，都有具有语言形式标记的互文现象，充满着对其他文本的引用、改写，或引证、或颠覆。引用可分为直接引用和间接转述，直接引用是直接将别人话语拿过来使用，通常以引号为标记。鲁迅杂文直接引文的形态多样，大到整个篇章，小到一句话甚至两三字。直接引文从自身原初语境脱离出来，会经历一个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在新的语境下，其内涵通常会发生变化，或增加、或减弱、或转化等。如在《论“他妈的”》中引《庄子·逍遥游》中的话“犹河汉而无极也”[3]245，原义为说明人言之不着边际，而在这里引之说明中国国骂的“博大”。直接引文尤其典型地表现在鲁迅后期在上海的创作上，鲁迅上海时期的杂文，时常大段地将报章上的新闻或评论文章摘录下来，对其剖析评论。比如在《“以夷制夷”》中，在正文中直接将《“以华制华”》和《过而能改》两篇文章全文摘录，然后在后面加上《按语》对其评价。鲁迅杂文中直接引用极端体现在拼接这一手法上，在《伪自由书·后记》这篇三十来页的长文中，主体就是二十来篇不同人不同文章的拼接，鲁迅用简短的文字将其串联起来，并予以评价和驳斥。拼接这一手法妙处在于，将出于不同主体、社会阶层、权力话语的述说放在一起，彼此之间相互映照和对话，根本无需鲁迅评论点出，自身就显示出其荒谬本色。在《双十怀古》这篇文章中，鲁迅将从十月三日到十月十日的六十来个报纸标题剪切出来，放置在一起。“欢祝国庆”与“枪决共犯”“海盗骚扰”等混杂在一起，置于双十国庆的这个节日下，显出粉饰太平之像，充满嘲弄。
而间接转述通常是对他人文本的形式和语义进行概括，在新的语境中作适当的调试。间接转述通常没有引号等符号标志，其基本形式通常为主体加对其内容的转述，主体可以是人或书籍刊物等，可概括为某人/某书+转述动词(说、提到、讲、谈到等)+转述内容。间接转述符合语言经济性原则，根据自身需要，常常将互文本凝缩为几句话，甚至一句话，突出互文本之主体内容或关键点，形式十分灵活。比如，在《我之节烈观》中，就以“陈独秀便斥他不兴”[3]121这一句概述性的话，间接引用陈独秀驳斥“虚君共和”的文章《驳康有为共和平议》，仅以四字“斥他不兴”点出这篇文章主体内容。转述动词并不一定出现，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在提出《娜拉》这部剧后就直接对其内容概叙，并未出现转述动词。甚至有时仅仅出现书刊名字，没有对其内容的表述，这时书刊名字仅仅作为指称标志，而不是间接转述。比如在《杂忆》中提到拜伦的作品“《新罗马传奇》中的译文也曾传诵一时”[3]233。这里《新罗马传奇》就仅仅作为一个指称互文本的标识，使两文本之间建立联系。
戏拟，又称为戏仿，通常是对一定文本的有意模仿，这种模仿不是对源文本的亦步亦趋，而是“对源文的艺术观念、意识形态等的转移、置换或解构”[2]168，通常带有嘲弄、讽刺、消解之意。戏仿的对象可以是片段语句、文类、风格、主题等方面。戏拟作为一种重要的互文现象在后现代文化现象中广泛存在。有学者认为戏仿可以被归入引用[4]，戏拟与引用确有重叠部分，两者都指涉互文本，而间接转述和戏拟都存在着对于互文本的改写。本文认为间接转述虽然也存在对互文本的重新组织或概括，但转述更侧重于尊重互文本的观点或语句，以他者为主。而戏拟重在模仿，不追求直接客观回到源文，是更具能动性的个人创作，通常更突出创作者意志，当然这二者有某些重合区域。戏仿的语言形式方面常与源文相关，并无固定规律，鲁迅杂文里就有对古诗、古文、报刊文章甚至儿歌等不同形式文本的戏拟。在《咬文嚼字·三》中，因有人称杨荫瑜被“反杨者”“相煎易急”，鲁迅即在文章最后戏仿了曹植的七步诗，诗中最后两句“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5]92，以此来讽刺杨荫瑜与女师大学生的真实关系，与此类似的还有《崇实》中对崔颢《黄鹤楼》的戏仿。在前述互文性标题中，就提到《评心雕龙》、《牺牲谟》作为戏拟的标识。通过标题与古文建立联系。而在《拟预言》中洋洋洒洒对未来事做预言，而这众多预言多是对当时报章上报道的戏仿，辐射范围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社会各个方面。与此类似的还有《论辩的魂灵》全程戏仿人与人论辩的各式话语，展示各式话语之间逻辑荒谬之处。
鲁迅杂文中作为引言来源的互文本范围十分广泛，有作为古代典籍的各类儒家经典、正史、诗词歌赋、戏曲，还有各类野史杂记等；
引用的今人语则集中于当时报刊杂志，还有外国各类书籍。鲁迅杂文与古今、中外众多文本之间的互文，形成的多声部的对话，正是杂文深广的时空感、现实感之文本表现。在后现代语境中，由互文带来的文本的众声喧哗，常常与作者死亡、消解中心、文本意义的开放性联系到一起，在德里达那无限延异的能指链上，所指即意义永远无法确定，所以解构主义的互文往往容易滑向虚无。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杂文并不是典型的后现代文本，虽然鲁迅也通过互文来解构逻各斯中心，消解权威政治话语，但鲁迅杂文并未导向去中心、无意义，而是在主文本中明确地构建起了个人话语。如李欧梵分析鲁迅对他人文章的拼凑中指出，“鲁迅自己评论的声音，却显得更有权威”[6]。也就是说，鲁迅杂文中的大量的互文现象，彼此辩驳的各式话语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在多声部的合奏中，存在处于主导地位、中心地位的声部，那就是鲁迅独特的个人声音、个人话语。而主文本中鲁迅的个人话语即中心文意的建立，正是在与以引语、拼接、戏拟等方式指涉的互文本的互动中构建起来的，两者或彼此相悖而争鸣，或彼此契合而呼应，同时也存在中间地带，即价值中立。存在于主文本与互文本之间三类基本关系，制约了鲁迅杂文中各式互文现象的基本功能。
鲁迅杂文批判性和否定性的立场通常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立场多建构在对以各种互文方式指涉的互文本的反思、解构和批判上，这种反思和批判透过各类引述文本，透视背后的意识形态迷雾，以一种边缘性视角，于大一统政治话语中，发现其中无数的裂缝，在批驳中建立起批判性的个人话语。其自觉的边缘视角来自鲁迅长久以来稳定的思维结构——野史思维。鲁迅于少年时代就接触《鸡肋编》《南烬纪闻》《蜀碧》《扬州十日记》等野史笔记，周作人认为这些阅读直接影响了鲁迅后来的文学创作，认为《狂人日记》“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7]。在后来鲁迅更是不断在其杂文中述说野史，在《突然想到·四》与《这个与那个》中都将正史与野史对质，肯定野史价值，认为“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装腔作势”[5]148。晚年大病初愈时，在《病后杂谈》，《病后杂谈之余》中更是将诸野史摘录出来，就此评论。可以认为，野史视角是鲁迅审视传统与当下时空的一个稳定的思维向度。野史与正史相对，正史作为正统的权力话语，提供了人们关于历史与现实的整体的、整数的、因果清晰的想象，用来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通常以崇高、公正、神圣、客观等为标榜。而鲁迅在自觉的野史思维下，以个别对抗整数，以边缘对抗中心，用个人主观叙述对抗所谓客观、公允、崇高的正统话语。作为一个基本的二项对立“正史/野史”与另一个同构性的二项对立“互文本/主文本”组成一个四项同类体，即“正史/野史：互文本/主文本”。鲁迅互文性写作的重要功能即是以鲁迅个人话语对以直引、拼接、间引、戏拟等形式指涉的作为正统、主流、公理话语承载物的互文本的批判、解构。而作为鲁迅个人话语承载的主文本即杂文自觉成为一种野史文本，鲁迅杂文创作成为一种边缘视角、抵抗性的话语实践。
鲁迅的这种话语实践贯穿整个杂文创作，本文试以几篇文章分析之，对鲁迅互文性写作的实践略窥一二。《我之节烈观》是鲁迅前期偏重文明批评杂文的典范文章，能形象地体现互文于鲁迅杂文的意义。《我之节烈观》讨论的节烈主题从一个间接引述“他们叫作‘表彰节烈’”[3]122引起。这一引述凝缩了当时各类报章上关于女子节烈文章的说法。在引述之后，鲁迅从节烈的效用等方面分析节烈之无意义。然后一笔荡开，开始探讨节烈如何发生、为何能通行的问题。鲁迅首先间接转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3]126这一源自宋儒大家程颐的《河南程氏遗书》中的“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意指节烈思想明确起于宋代。又点出钱谦益的文集中关于各式烈女的记诵。在论及面对如此残酷的节烈，女子何以不发言反抗的问题，鲁迅颇为机巧地直接引用了《说文解字》中“妇者服也”[3]127这句话为原因，不必将此语当作鲁迅关于为何女子毫无异言的精妙解释，鲁迅在此引《说文解字》的用意在于，在通常并不作为典型的传达封建正统经义的书籍《说文解字》中也同样传达着节烈的思想，不是一个领域、某一类人参与了关于女子节烈思想的建构，这种话语实践贯穿社会各个领域。鲁迅这样一种思考，在他转述中国古代说部书上的故事显得更加明晰。鲁迅转述这些说部书中关于所谓不节烈的女子改嫁，后被前夫的鬼捉去，落入地狱这些颇带宗教宿命色彩的故事。正如伊格尔顿说“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果它不能与这种深刻的、非理性的恐惧和需要相契合，就不可能长存久在”[8]。这里宿命故事就与《祝福》里受儒释道戕害的祥林嫂产生共鸣。自此，鲁迅通过互文手法指涉的各类话语文本，以知识考古学的思路展现了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景象。在宗教的、教育的、文化的各个领域，从传达官方大一统意识的儒家话语，到一般的文化书籍，再到长期作为社会边缘话语的小说，从作为文坛领袖、诗文大家的钱谦益到一般的学士文人，这些不同阶级、不同领域、不同形态的话语实践共同参与了关于节烈思想的建构，使之成为弥漫各处的“社会公意”，对不同思想进行区别、排斥，使“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3]127。最终，在如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质询下，中国人多变成“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3]129。戕害他人而以为理所当然，无甚反思。而这种思想在当下各式“表彰节烈”的文章中复现，古今合流。鲁迅正是通过引述不同时空下各式文本，建立起对“表彰节烈”思维深广的批判。在批判基础上，于反面提出个人话语：“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3]130，重新塑造人对现实的想象。
在鲁迅前期的偏向文化批评的文章中，行笔多从容，有余裕，也更多引古语，引言的规模不大，即使与现代评论一众人等的论战，也多是以片语或间接转述指涉论敌的文本。而到了上海时期，鲁迅杂文更偏向时事批评、社会分析，文网逐渐森严，杂文的生存空间更逼狭，杂文论战色彩更浓。这时与鲁迅文章互文的对象更多集中于当时各式报章，如前文所述，其引文的频率和规模都有扩大之势，常成篇摘录别人话语。虽然前后鲁迅杂文在内容、语言形式上都有一定变化，但在与己思想异质的各式文本的反面建构自身的理念，一直相续下来。在《“以夷制夷”》中直接引用作为国民党喉舌的《大晚报》中《我斩敌两百》的文章，指出日本素无大刀队，这篇文章关于我方大刀队与日方大刀队激战的消息实为虚假，不过为虚报战况，为国民政府不抵抗粉饰罢了。而在文章后面，将《大晚报》上反驳鲁迅这篇文章的《“以华制华”》、《过而能改》两篇驳论摘录，再加上案语，对《大晚报》上评论的再评论，叙事的再叙事，予以揭穿新闻报道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上海时期的杂文写作，多是这种与各类文本的短兵相接，是“感应的神经”，需要实时对别人的话语给予回击，于是直引、间引、拼接、戏拟等的使用被拓展了，不断用各种小事情、碎片化文章从小处着手来叩问当时日渐压抑的统一的政治话语，使其不能轻易起到效用，贯彻着鲁迅的一以贯之的野史立场。
鲁迅互文写作所指的文本并不一定全是作为异质的存在，作为鲁迅反思、批判、重构的对象。相当一部分引述指涉的文本与鲁迅表达的个人话语相契合，此时各种形式存在的互文现象，往往有正面引出或强化鲁迅个人话语的功能。《论“他妈的”》中直接引用了《乐府新编阳春白雪》中刘时中关于讽刺暴发户种种丑态行为的曲子，而这一引用就是对鲁迅这篇文章所批判的中国历来的等级制的最好的注释。在《论睁了眼再看》这篇文章，开头就间接转述了《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的内容，鲁迅在表现出对此文观点的赞同后，在其文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生发，写出中国人自古非但没有正眼看，而且常以瞒与骗为逃路。间接转述的互文本首先成为鲁迅生发自己观点的素材，然后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作为主文本的话语与间接引述的相互照应，彼此都是对对方声音的一种增益。在《战士和苍蝇》《无花的蔷薇》引叔本华，《随感录·四十一》中引尼采，《随感录·四十六》中引易卜生，以及在多处正引孔子及其他儒家正统的话。这些来自古今中外各个语境下的话语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鲁迅个人话语建构的重要资源，彼此之间相互共鸣相互引证。这些指涉的各式文本，大都着眼于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拿来主义”下对于一切有效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也是鲁迅构建其杂文现实性、民族性、世界性的重要手段。
如果在话语实践的区分下，从正反两面来区分鲁迅互文性写作的功能。鲁迅杂文中还存在一类特殊的引述，大致将其归为中间地带，即学术引述。鲁迅杂文中有不少这些偏重讨论学术的文章，比如《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六朝小说和唐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等。这些或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考证，或是对某一具体问题的发微，其间出现的各式引文、转述或仅以书名出现的标识，多追求客观性，更具学理，属于学术上的论证与阐发。固然，学术亦体现社会意识，某一群体的话语。但在具体的互文运用上，依然能与前两者形成一种区别。
鲁迅自觉的各种互文手法的运用，在联想性的艺术思维下，由古至今，由此及彼，在无限大的文本空间采撷、萃取一切可为己所用的资源，看似无关联的不同语境下的相互联系、彼此对话争鸣、建立自我话语的同时，也使杂文形成了以“杂”著称的内容与形式风格。关于杂文之“杂”，鲁迅提到过“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就成了‘杂’”[1]3。当时也有人指出杂文是“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短文，形式既绝对无定型，不受任何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则无所不谈，范围更少限制”[9]。从互文性角度理解杂文之杂，鲁迅作为生发自身观点的各式互文本来源广泛，无所顾及，不同来源的各式文本众声喧哗。同时大量不同形式互文本以直接引用的方式进入杂文，使鲁迅杂文混杂着不同文体、体裁、语域。其中包括新闻报道、语录体散文、广告、启事、日记、通信等各式不同的语体。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意义潜势、主体位置。因此不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鲁迅杂文都可称之为一种开放性文体，长久以来似乎很难对其做精确的界定。本文认为杂作为杂文的文体特点，反映了鲁迅对于各类既定形式归化的拒绝，所谓“归化”，就是“把一切怪异或非规范因素纳入一个推论性的话语结构，使它们变得自然入眼”[10]206，将文本归化，即把文本各种因素统一，使文本变得可理解。鲁迅杂文对既定话语模式的拒绝，形成的独特的杂文文体特征一如既往地体现了鲁迅的异质性、边缘性立场。同时，互文性写作是一种作者编码、读者解码的过程。里法泰尔、罗兰·巴特等都有意识地从读者接受角度引入互文。鲁迅自觉的互文性写作实践，对读者是一种挑战，鲁迅在杂文创作过程中对既定程式归化的拒绝，也延续到读者阅读过程对鲁迅作品的归化理解。卡勒在《结构主义诗学》中提出文本归化的五个层次：一、真实世界；
二、一般文化文本；
三、体裁模式；
四、约定俗成的自然；
五、扭曲模仿与反讽[10]210。鲁迅杂文至少在前三个层次阻碍读者归化。鲁迅曾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实无法可想”[11]。鲁迅的杂文通过互文写作在深广的现实与历史空间中穿梭，往往将各种看似不相干的现象联系起来，揭露其后的种种同构性，从边缘性小事件捕捉话语裂缝，其所涉内容之广度，思想的跳跃性、异质性、解构性以及杂文文体的不定无疑是对一般人整体、稳定、惰性的社会历史与文学想象的冲击。鲁迅杂文于其读者来说，通常使其经历一个打破再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服膺于鲁迅从早年起的“立人”理想。通过鲁迅杂文的话语实践，最终召唤出的是一个对一切话语实践保持反思、批判，追求独立的新的现代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