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虚构:潜文本视角下《庄子》人物形象的再解读

唐 萌

《庄子》一书塑造了千奇百怪的人物形象,上至诸侯国君、大臣、官吏,下至诸子、士人、匠人、普通百姓,展现了生动的人物图景。其中,不少人物形象完全由虚构而来,但也有一些人物有历史原型与现实原型。在呈现人物形象的表层文本背后,还有潜藏于表层叙述中的“潜文本”。常森在《中国早期书写中的潜文本——以屈原辞为考察中心》一文中提出,中国早期书写普遍存在潜文本现象,他将对象文本所赖以生成、潜藏于对象文本之后的先在文本称之为“潜文本”,认为潜文本与对象文本或为顺接关系,或为逆接关系,亦或者两种关系并存,潜文本对对象文本的生成有巨大的塑型作用。①常森:《中国早期书写中的潜文本——以屈原辞为考察中心》(摘要),收录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纪念游国恩先生诞辰120周年会议论文集》,2019年12月,第397页。本文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潜文本”这一概念,用于讨论《庄子》人物形象的重构问题。庄子运用寓言形式与叙述视角切换,重构人物形象,制造出潜文本与表层文本的强烈反差。比如,孔子在《庄子》中成为道家思想的追随者、信奉者,甚至是被嘲讽、被批判的负面典型。这与历史上真正的孔子形象大相径庭。再如,形体残缺的畸人形象在《庄子》中成为得道者,畸人全德与完人失德也形成了认知上的反差。应该说,潜文本与表层文本在人物形象上的反差性是《庄子》文本的重要特征,所以,阅读《庄子》不能忽视潜文本。如果不知道潜在的人物原型,就无法理解潜文本与表层文本之间的黏连、共谋、挣脱、抵制等复杂人设关系,就无法体会《庄子》的思想立场,更有可能对其思想原旨或原型人物造成误读。

《庄子》人物形象解读是研究庄子思想的重要路径,也是历来《庄子》研究的热门话题。①20世纪前即有学者关注《庄子》人物形象及其塑造手法问题。20世纪以来《庄子》人物形象研究更加细化:有考证人物史实的,如孙以楷《庄子通论》考证《庄子》中出现的老子、庄子等其他道家人物的姓字、身份、行迹等;有对《庄子》人物形象分类研究的,如公木《先秦寓言概论》将《庄子》寓言人物分为神的形象、被人格化的动植物形象、经庄子改造变形的历史人物形象、现实百姓形象及庄子本人形象等;也有对《庄子》中的孔子形象进行专门研究,如刘笑敢考察庄孔关系、《庄子》文本中的孔子形象的多面性等。学界已经注意到《庄子》人物的矛盾性与差异性,但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的特征总结、类的划分、艺术手法的探讨,大多停留于表层文本的人物形象研究,尚未从潜文本视角予以阐释。事实上,《庄子》人物形象的多面性、矛盾性及其与现实的差异性,都与《庄子》的潜文本现象有关。有鉴于此,本文拟从潜文本视角切入,采用叙事学理论对《庄子》人物形象进行再解读。通过对比“潜文本”与“表层文本”,发现两重文本的异同及其根源、表征,解释异同背后的创作动因,以实现入乎其内又出乎于外的文本解析,从而深化对《庄子》思想的体认。

《庄子》一书涉及300多个人物②梁晓燕:《〈庄子〉人物形象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一些反复出现的、经典的、关键的人物形象,在其表层文本背后往往隐含着人物原型,这些历史原型或现实原型是《庄子》人物形象的潜文本。一些人物的表层文本形象与原型人物存在极大的人设反差,比如,孔子形象与畸人形象。

(一)孔子形象的反差

孔子是《庄子》中的经典形象③孔子在《庄子》中主要有三种形象:一是北方贤者,被肯定的儒者;二是“巧伪人”,被批评的儒者;三是问道者与论道者,道家的代言者。参见拙文:《〈庄子〉中的多面孔子》,《读书》2021年第6期。,但《庄子》中的孔子与真正的孔子在人物设定上有所不同。《德充符》曰:

鲁有兀者王骀,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常季问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圣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将以为师,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鲁国!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与庸亦远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独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常季曰:“何谓也?”

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④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9-160页。

《庄子·德充符》篇讲述了兀者王骀的故事,其中出现了孔子。据说,鲁国有一位断足者王骀,随其求学者与孔子门生在人数上平分秋色。他立不施教、坐不议论,求学的人空虚而来,满载而归。孔子的弟子常季对此颇感疑问,世上真有不用语言、无形感化而达到潜移默化的教导吗?于是,常季向孔子请教。孔子认为,王骀是得道的圣人,并表达了渴望跟从王骀学习的愿望,又向常季描述王骀如何“守其宗”,即得道状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孔子”是《庄子》中的孔子,不是真正的孔子。

真正的孔子是春秋时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当世之时即被门生尊为圣贤,其思想核心是仁与礼。在儒家学派内部,孔子代表绝对权威,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孔子约早于庄子两百年,庄子对孔子及儒家学派有基本的了解。但是,从《德充符》中孔子与常季的对话来看,此处的孔子与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存在思想与立场上的差异。

首先,二者思想的差异。在生死观念上,此处的孔子对待生死的态度是随运任化,他说“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其意为得道之人,可以超然独立于天地之外,不受制于物。这个观点显然不是儒家学派的生死观。真正的儒家学派重视生命,珍爱生命,《论语·乡党》篇载: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①阮元:《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95页。

孔子得知马厩失火,首先问有没有伤到人而不是关注财物。这个事例很好地说明孔子对人的生命的重视。而对于鲁莽蛮干无谓的牺牲,孔子也不赞成,《论语·述而》载: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②阮元:《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页。

孔子认为,赤手空拳打老虎,光脚过河,盲目的冒险,死了都不知后悔的人,不能与之共事。孔子反对以命犯险,这也可看出他对生命的珍惜。郭鲁兵总结儒家生死观这样说道:“肯定生命的价值与可贵,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主张不作无谓的牺牲,反对在生死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③郭鲁兵:《儒家的生死观论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6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重生”,意味着他对待生死是有区别的,而此处的孔子却主张生死齐同,万物化一,二者存在思想观念上的抵牾。不难看出,《德充符》中孔子的生死观念其实是道家学派的观点。

其次,二者立场的不同。真实的孔子是儒家学派的权威,他既不可能站在儒家对立的立场妄自菲薄,亦不可能为道家思想张目,更不可能拜王骀为师称其为圣人。而《德充符》中的孔子,尊称王骀为圣人,坦言向其请教并拜其为师,甚至扬言要引导天下的人跟他学习。这与真实的孔子在学派立场上大不相同,真实的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倾毕生之力传播儒家思想,而此处的孔子却在为道家学说代言,并有明显的尊崇道家、自叹不如的意味。

从潜文本的角度看,《庄子·德充符》中孔子与真实孔子的观点迥异、立场对立就是孔子人物形象的表层文本与潜文本之间的差异。历史上真实的孔子是先在于《庄子》中的孔子形象的“潜文本”,也是《庄子》中关于孔子的表层文本的生成基础。《庄子》以真实的孔子为原型,在此基础上对人物进行颠覆性的改造,建构出与潜文本的人物设定大不相同的新的人物形象。新“孔子”具有独立的思想性格,有语言、动作、神态以及心理活动,在其他人与事的侧面烘托下,完全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物。而这个新“孔子”与潜文本的人物原型一道,构成孔子形象二维的文本阐释空间。

(二)畸人形象的反差

《庄子》中的畸人形象也存在潜文本问题。“畸人”是庄子寓言故事中的假托人物,可能有一定的现实原型,但更多的是出于庄子奇幻诡谲的艺术想象。这一类人物的具体原型不可确考,但庄子在创设畸人形象时,却有隐含在畸人背后的对比形象——世俗完人。一般认为,“畸”是残缺不全,意味着有违常规。但《庄子》却为外在残缺的畸人设定了内在的美德,如上所举王骀就是《庄子》中的“得道者”。反之,现实中的完人在庄子笔下却往往被裁定为失德之人。

《庄子》中塑造了形态各异的畸人,如《养生主》中的右师,《人间世》中的支离疏,《德充符》中的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哀骀它、闉跂支离无唇、甕大瘿,《大宗师》中的子舆,《至乐》中的滑介叔,《达生》的痀偻丈人等。这些人的形体残缺、体态怪异:

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人间世》)

支离叔与滑介叔观于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至乐》)

支离疏是一个形体支离不全的人,他的脸隐藏在肚脐下,肩膀高过于头顶,颈后的发髻朝天,五脏腧穴向上,两条大腿和胸旁肋骨相併。闉跂支离无唇是一个跛脚、伛背、没有嘴唇的人。甕大瘿是一个脖子上长得大如盆甕一般瘤子的人。滑介叔是在与支离叔游览丘陵荒野时左臂上忽然长了一个瘤子,还有断足者王骀、申徒嘉、叔山无趾、右师等。

单从名称来看,便可知道这些人都是身体残缺之人。以人的名字表现人物的特征是《庄子》惯用的创作技巧,此即宋人王雱解《庄子》所提的“制名寓意”①王雱:《南华真经新传》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版。王雱解《庄子》说:“肩吾、接舆所称之意已解于《逍遥篇》,日中始者,此亦庄子制名寓意也。”。所谓“制名寓意”,即在设定人物时,已将某种寓意负载于人物姓名之中。王骀之“骀”,陈鼓应注曰:“骀,即驽”②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0页。,其意指王骀的外形丑陋不堪。哀骀它之“哀骀”,宣颖注曰:“‘哀骀’,丑貌。‘骀’乃驽劣之省,又加以‘哀’,为可哀之劣人也。”③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3页。这些人物的名称、形态等一系列的外部特征都暗示着他们是异于常人、不及完人的残缺畸形之人。但庄子却赋予“畸人”以内美,成为超越完人的“得道者”。《德充符》篇这样叙描述哀骀它: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矣。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异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氾然而若辞。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为天子之诸御,不翦爪,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形全犹足以为尔,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哀公曰:“何谓才全?”

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④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1-172页。

哀骀它是《德充符》中的一个寓言人物。故事从鲁哀公与孔子的对话开始。哀公说,卫国有个貌丑的哀骀它,这个貌丑的哀骀它,男人和他相处,舍不得离开他,女人见了他,甘心给他做妾。哀公召来一见,果然丑骇天下,但与之相处不到一个月,就觉得他有过人之处,相处不到一年,就很信任他,想要把宰相重任交给他。从外形来看,哀骀它是一个不及常人的“恶人”“劣人”。但是,孔子却认为他是“全德之人”“才全之人”。所谓“才全”,就是不被生死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等事物的变化、运命的流行扰乱自己本性的平和,不至于让它们侵入自己的心灵,从而使心灵安逸自得而不失怡悦的心情;使日夜不间断地随物所在,保持着春和之气,这样就能萌生出在接触外物时与时推移的心灵。①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页。

显然,哀骀它的丑陋外表并未影响他的德性,因为他能不被外在影响,反而成就了德性之全。《大宗师》说:“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②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3页。可见,庄子创设的畸人,其实是一类“异于世俗而应和于自然”的人。在庄子看来,破坏自然德性的人,在世俗眼光中常被认作“君子”;而不违天性、顺应自然的人,却成为世人眼中的“畸人”。

“天之君子,人之小人”的畸人形象是《庄子》的表层叙述,而“天之小人,人之君子”的完人形象则是《庄子》畸人形象的潜文本。现实中的完人即为《庄子》“畸人”的潜文本,畸人全德与完人失德形成了二重文本之间的人设反差,如申徒嘉与郑子产:

申徒嘉,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其明日,又与合堂同席而坐。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今我将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见执政而不违,子齐执政乎?”

申徒嘉曰:“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子而悦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闻之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犹出言若是,不亦过乎!”

子产曰:“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申徒嘉曰:“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③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5页。

子产与申徒嘉都是伯昏无人的弟子,子产是郑国执政大臣,与申徒嘉交谈时以“执政”的高贵身份自居。他瞧不起申徒嘉,不愿与之同出入。申徒嘉告诉他,知事之无奈而能安之若命,有德的人才能做到。两人同游于“形骸之内”,当以德相交而不应以“形骸之外”的外貌来衡量人。言下之意,子产虽从学于得道者伯昏无人却不得道。作为执政大臣、当世贤人、大人、君子、名流的世俗眼中的完人子产,却不能“得道”,反而是曾经犯下过错、没有任何功名、断足的申徒嘉能体会到游于形骸之内的“道”,成为真正的“有德者”。《庄子》通过构建完人与畸人、失德与全德的反差,强调德之所在在于内,而不在于外在的名声与形体。这是由二重文本中的人设反差传达出的思想要义。

从文本生成的角度看,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的重构过程也是潜文本到表层文本的文本生成过程。《庄子》托名历史人物,对人物原型进行重构,产生了不同于原型的新形象与新故事。在新旧之间,庄子刻意设定了“人设反差”,改写了“故事情节”,作为表层文本的《庄子》得以生成。

(一)文本重构的原因

《庄子》以现实人物作为原型,改造、重构出新人物,这是《庄子》塑造人物的一种书写策略,也是《庄子》人物形象的表层文本的生成机制。但是,庄子为什么要改造已有原型,而不是另造新的人物呢?庄子为什么要刻意扭曲孔子形象,让这个儒家代表人物为道家学说代言呢?从潜文本到表层文本的创作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庄子》一书的立论来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①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43页、第2144页。

司马迁总结了《庄子》的创作原旨——诋訿孔子之徒,明老子之术。庄子对儒学的贬损态度在文本中屡屡可见,尊道、贬儒是庄子其人的思想立场,也是《庄子》一书的创作目的。《外物》篇虚构了一段大小儒者掘墓的故事:

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②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55页。

庄子将儒者塑造成“盗墓贼”,以诗书的记载作为凭据③“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焉?”西晋司马彪认为是逸诗,南宋林希逸认为此诗只四句,或是古诗,或是庄子自撰,亦不可知。,盗取死者口中之珠。刘凤苞评曰:“诗礼是儒者之所务,发冢乃盗贼之所为。托名诗礼,而济其盗贼之所行,奇事奇文,读之使人失笑。”④转引自方勇:《庄子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第233-234页。《盗跖》篇借盗跖之口,对孔子展开强烈的抨击:

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枝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缪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侥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极重。”⑤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26页。

这里,直斥孔子是“巧伪人”,喜欢到处乱说,煽动是非,简直罪大恶极。《渔父》篇中又斥责孔子擅饰礼乐、选人伦,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列御寇》中批评孔子喜欢雕琢文饰,以支节为主旨,矫饰性情以夸示于民等。这些文本内证无疑说明了《庄子》对孔子及儒家所持的批判、否定、贬斥的态度⑥庄子对孔子的态度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诋”说。司马迁《史记》最早明确提出这一观点。第二,“助孔”说。苏轼持有此论,他在《庄子祠堂记》中批评司马迁为“知庄之粗者”,认为“庄子是助孔子者”。第三,“尊孔”说。清代刘鸿典、吴世尚持此说,刘鸿典《庄子约解》中说“庄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之下也”。方勇认为“助孔”“尊孔”二说,或片面武断,或违背情理,咸非庄子当日著笔本意。司马迁的“诋”说大致可取。参见方勇:《论〈庄子〉中孔子形象的多面性与解说者的偏执》,《中国文学研究》1994年第2期。。顾文炳说:“《庄子》书一直把儒家的礼教、仁义摆在‘道’的屈从地位,它抨击‘礼教’‘仁义’很大的原因也在于儒家视‘仁义’为根本,贬低了‘道’的地位。”⑦顾文炳:《庄子思维模式新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道家所鄙弃的仁、义、礼,恰恰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⑧王弼注,楼宇烈校释:《老子道德经注校释》,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43页。庄子也以摒弃仁义、追求自然、绝圣弃智为要旨,所以儒道两派存在重大的思想分歧。而庄子为了实现“诋訿孔子之徒,彰明老子之术”的目的,选取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为标靶,通过重塑孔子、贬损孔子、扭曲孔子,摆脱儒家圣人的原型设定,试图消解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权威地位,将孔子从儒家权威重构为道家的信奉者、追随者,甚至刻意突出孔子弃儒从道的思想转变过程,以此来显示道家思想相较于儒学的高明与正确。

(二)文本重构的方式

基于尊道贬儒的思想立场,庄子选取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对其进行人物形象的重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庄子》中的人物从“原型”到“艺术形象”的重构过程是艺术加工的过程,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①苏珊·朗格认为:“有意味的形式”(其确实有意味)是各类艺术的本质,也是我们所以把某些东西称为“艺术品的原因所在”。参见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刘大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44页。的实现过程,而重构的方式是寓言的文体形式与视角置换的叙述模式。

1.寓言的文体形式

使用寓言是《庄子》文本的一大特点。《庄子》设有《寓言》篇,其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②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74页。所谓“藉外论之”就是借助非原有的人、物和事来论说道理。非原有的人(寓言人物)成为叙述主体,非原有的事(寓言故事)相应地承担了表达义理的文本功能。

《庄子》寓言并非完全凭空虚拟,往往有一定的现实素材,这些素材就是《庄子》寓言的文本来源。对这些素材的征引、利用甚至改造就是《庄子》寓言生成的过程。过常宝认为,先秦文人强调立言“信而有征”,春秋时代的征引成为君子身份和经典著述的一个重要标志,并因此而形成一种话语传统,则策士和诸子当然也需有所征引。因此,“征引”是寓言的第一文化动因。③过常宝:《先秦寓言源流及其修辞功能》,《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庄子》寓言所征引的内容既有人物也有事件,根据义理表达的需要对人物的思想、观点、立场、心理、语言、行为进行改编,对事件的情节、人物、环境予以重新整合,重构出一个又一个全新的寓言故事。如《人间世》篇:

颜回见仲尼,请行。

曰:“奚之?”

曰:“将之卫”。

曰:“奚为焉?”

曰:“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所行,则庶几其国有瘳乎!”

……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

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

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

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

回曰:“敢问心斋。”

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④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9-129页。

《人间世》讲述了孔子与颜回谈论如何与统治者相处的故事。故事情节为颜回将要去卫国辅佐卫君,向孔子辞行,二人对话展开。颜回论说与专断的当权者相处的艰难,他指出卫君的“轻用其国”“轻用民死”,并提出了“端虚勉一”“内直外曲”“成而上比”三种方法以应对,但都被孔子一一否定。最后,孔子提出“心斋”,他解释到人间纷争的根源皆在于求名用智,只有去除求名斗智的心态,才能使心境达于空明的境地,即达于“心斋”之境才是真正的处人与自处之道。

这则寓言的创作意图在于宣扬道家的“心斋”境界。故事中,“心斋”由孔子提出并解释,他还对颜回原有的观点给予反驳。这里的“孔子”,俨然成了道家人物。而接受了孔子思想的颜回,也在这一次交谈中完成了思想转变,由儒家信徒转向道家信徒。在这段故事中出现的人物,卫君、孔子、颜回,历史上都实有其人,甚至包括基本的事件也有历史痕迹,不完全由庄子杜撰而来,但是人物的思想、故事的情节却出自庄子的文学加工。“孔子子弟入卫”事件与鲁哀公、孔子、颜回等人的活动在《左传》《论语》和《史记》等文献中可以得到验证:

《左传·哀公十六年》载:“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①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895页。

《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

曰:‘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②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942页。

根据《左传》与《史记》两段记载,我们可以推敲出基本事实。鲁哀公十六年,卫庄公蒯聩入卫国,而鲁哀公十四年,颜回已死。所以,去卫国辅佐卫君的不可能是颜回。倒是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路,与孔子谈论过为政卫国之事:

《论语·子路》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③阮元:《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06页。

通过《论语》的这段记载可知,子路向孔子请教过如何为政卫国,孔子以儒家正名思想回应。至此,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庄子·人间世》描述的这段故事是庄子根据史实生发来的寓言,基本事件“孔门弟子入卫,与孔子谈论为政卫国”的大致情节没有变化,但主要人物由子路换成颜回,孔子观点由儒家的“正名”变成了道家的“心斋”。

2.视角置换的叙述模式

叙事学理论认为:“视角为表达故事的方式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话语范畴,而不是故事范畴。”④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庄子》表层文本的生成除寓言这一载体外,文本叙述过程中视角置换是促成重构的关键。比如,《徐无鬼》篇:

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于此言已。”

曰:“丘也闻不言之言矣,未之尝言,于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孙叔敖甘寝秉羽而郢人投兵。丘愿有喙三尺!”

彼之谓不道之道,此之谓不言之辩,故德总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辩不能举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圣人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是故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此之谓大人。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而况为大乎!夫为大不足以为大,而况为德乎!夫大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备矣。知不备者,无求,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诚。⑤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2页。《庄子》中的孔子多次“被安排”去楚国,而事实上,历史上的孔子一生都未曾入楚。《徐无鬼》篇中,孔子又一次被安排入楚,很明显,这次“孔子之楚”的情节设定是出于表达义理的需要。①陆德明注曰:“案《左传》孙叔敖是楚庄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后,白公为乱。宜僚尝仕楚。又宣公十二年传,楚有熊相宜僚,则与叔熬同时,去孔子甚远。盖寄言也。”参见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92-693页。《徐无鬼》中,孔子适楚,楚王宴请之,孙叔敖执酒器站着,市南宜僚拿了酒祝祭说:“古时人啊,在这种情景下要讲几句话。”孔子回说:“我听过无言的言论,没有向人说过,在这里说说。楚国一个叫宜僚的勇士善弄丸铃,使两家的危难解除,而楚国令尹孙叔敖能安寝恬卧手执羽扇而使楚人停止兵伐。这两位都是以无为解难息兵,语言实则用不着!”

楚王、孔子、孙叔敖和市南宜僚是故事的四个人物。四人中,楚王与孙叔敖没有语言只有动作,孔子和宜僚是主要叙述者。根据申丹划分叙述视角的四个类型“无限制型视角、内视角、第一人称外视角、第三人称外视角”②叙述视角的四个类型:(1)无限制型视角即全知叙述;(2)内视角包括第三人称“固定型人物有限视角”、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视角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中心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视角;(3)第一人称外视角即固定式内视角涉及的两种第一人称叙述中的“我”追忆往事的视角以及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视角;(4)第三人称外视角。参见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102页。,这段文字中孔子与宜僚的视角应为“内视角”,也是在故事情节中正在经历事件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同时,这段文字中还有一个隐含叙述者,即“彼之谓不道之道,此之谓不言之辩,故德总乎道之所一”的叙述者。这一叙述所采用的是“无限制型视角”,即全知叙述视角。采用全知叙述视角的叙述主体应是《庄子》文本的作者,只有作者才能以全知的叙述视角接续孔子与宜僚的对话,对这整段对话进行总结。“全知叙述视角”的论说申明了这样的道理:语言止于知识所不能知道的境遇,就是语言表达能力的极限了。大道是混沌同一的,而体悟大道却各不相同;知识所不能知道的,言辩不能尽举,像儒墨那样招名就不好了。人世间最大的事物莫过于天地,天地无所求却最完备。知道不可完备,而无所求取,无所丧失,无所舍弃,不以外物改变自己。最终实现反求于自己而不穷尽,顺任常道而不矫饰,这是大人之诚的境界。

这段对话由宜僚引出话题,孔子与之对答。孔子作为第一人称主要叙述,提出“不言之言”的论点,全知叙述者接续孔子的“不言之言”继续对其进行阐释,在宜僚与孔子二人对话中场景中,又增加了“全知叙述者”的视角,全知叙述者对第一人称的叙述内容做出进一步解释。增加作为“第三方”的全知叙述视角,衬托出第一人称叙述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提升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客观性。由“全知叙述视角”来肯定“第一人称内视角”的观点,极大地增强了“第一人称叙述”的可信度。综观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孔子在《徐无鬼》中的人物情节,先被设定“孔子之楚”的情节,再安排一番与楚国宜僚的对话,接着,由“全知叙述者”对孔子的话进一步注解,一步一步造成了孔子作为独立的人物形象,有事实、有依据地阐述道家学说的假象。至此,借由叙述视角的切换彻底将儒家圣人改造为道家思想的代言人,实现了“孔子”形象由潜文本到表层文本的重构。

与表层文本并行,潜文本的隐含叙述与表层文本的显性论述形成了二维文本空间,二维文本空间的对立与共融产生了特殊的文本效应。就《庄子》而言,潜文本叙述的文本效应主要体现为文本内外的虚实共生与破立之间的对比反讽。

(一)文本内外的虚实共生

清人刘熙载评《庄子》言:“意出尘外,怪生笔端。”③刘熙载撰,徐中玉、萧华荣标点:《刘熙载论艺六种》,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12页。这一观点代表了历代对《庄子》风格的共识。的确,怪奇虚幻是人们对《庄子》文本,尤其是对“寓言十九”的基本看法。因为这些寓言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所发生的故事情节也往往荒诞不经、不符合基本的行为逻辑。如果我们引入潜文本视角,将《庄子》文本分为表层文本与潜文本一分为二地看,就会发现,所谓的虚幻、怪奇是相对文本内容不符合潜文本当中的历史真实、物理真实所作的评判。而对于表层文本来说,所谓的虚幻恰恰是符合寓言表达的诗性真实:

应用到寓言故事,这条公理从村俗人们制造寓言故事的习惯得到证实,他们制造寓言故事总是围绕着一些人物,这些人物以这一点或那一点出名,处在这一种或那一种环境,故事总要适合人物和场合。这些寓言故事都是些理想的真理(ideal truths),符合村俗人民所叙述的那些人物的优点。它们偶尔包含一些虚伪的东西,其所以虚伪,也不过失败在没有能给主题以应得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加以深思熟虑,就足以见出诗性真实(poetic truth)就是玄学的真实,而不和这种诗性真实一致的物理真实就应看作虚伪的。①詹巴蒂斯塔·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页。

以上是维柯关于古代寓言的诗性思维的论述,其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寓言故事所表达的是符合理想的真理,寓言是一种诗性的真实。这个观点启发了我们对于《庄子》文本的重新认识。如果仅就《庄子》的表层文本看,不考虑其所存在的潜文本,那么《庄子》文本呈现的叙述维度就是单一的,它的内容完全由《庄子》的文本作者来设定。文本的孔子就是孔子,他没有与历史真实的孔子产生的反差,更不存在所谓的“重构”,《庄子》只不过是塑造了一个名曰“孔子”的人物来表达其思想观点而已。但是,从潜文本的角度出发,在了解人物与故事的历史原型之后再看,我们就会对《庄子》表层文本所描述的“孔子”“畸人”等人物形象和事件形成一种强烈的认知反差——这与事实不符,这是虚构的。倘若能够清楚地辨析潜文本与表层文本这两层文本形式,知其本源、晓其变化、明其衍生、懂其立场,便不难理解潜文本有潜文本遵循的历史真实与物理真实,表层文本有表层文本需要的诗性真实与理想真理,两层文本各有其内涵、各有其逻辑,出现了虚实共生的局面。以潜文本审视表层文本,所呈现的《庄子》便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是一种解读;而以表层文本审视潜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为道家代言的孔子,是儒家臣服于道家的理想状态,也是一种理解。

(二)破立之间的对比反讽

按照西方叙事学理论,《庄子》文本中人物形象与历史真实的反差是一种典型的“不可靠叙述”②“不可靠叙述”是西方叙事学概念,它是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对表达主题意义、产生审美效果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参见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申丹说:“文学意义产生于读者双重解码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可靠的叙述者与(读者心目中)可靠的作者之间的对照。它不仅服务于主题意义的表达,而且反映出叙述者的思维特征,因此对揭示叙述者的性格和塑造叙述者的形象有着重要作用。布思指出,在读者发现叙述者的事件叙述或价值判断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③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0页。《庄子》的表层文本与潜文本就是《庄子》文本的双重密码,《庄子》的文学意义也产生于双重解码之间的差异。读者对双重密码分别进行解码,发现了二维文本空间的反差,而这种差异产生了“反讽”的艺术效果。《庄子》表层文本中,儒家圣人被叙述成道家的追随者,这是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而一旦这种“不可靠”在某个文本阐释空间中被强行叙述为真,无疑会造成对这一“伪造”事实的质疑,出现叙述事实与叙述语言的错位,造成对伪造事件的讽刺效果。孔子归服于王骀,是对儒家圣人形象的孔子的叙述错位,是对真实孔子的反讽;身体残缺的畸人能够体道而全德,是对残缺的畸人的叙述错位,是对现实中健全的完人的反讽。庄子有意地“立”,更着意于“破”,庄子“破”的是作为隐含事实或潜在观念的潜文本,而他要“立”的就是呈现于外的《庄子》的表层文本。通过设定表层文本中新的人物形象,打破潜文本中人物原型的固有认识,在破立之间,制造认知反差,从而实现反讽与讥刺的叙述效果,并表明真正的褒贬意图。

潜文本视角是根据《庄子》文本的特点而采取的一种阅读视角,它不同于传统就表层文本展开的单一阅读视角。之所以用潜文本视角解读《庄子》,是因为《庄子》在人物形象塑造上采用了二维文本虚实结合的创作思路。具体而言,寓言担当了“虚饰”的创作任务,而以现实人物为原型又顾及到一定的真实性。在叙述中,通过切换叙述视角实现虚实结合,传达出文本作者真正的思想意图。然而,潜文本与表层文本的反差现象在《庄子》中并不是绝对的,《庄子》中一些人物的历史原型与文本中的艺术形象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是符合史实的,即潜文本与表层文本的内容基本一致。比如,孔子与颜回、子舆、子贡等人的师徒关系,儒家尊奉圣人是尧、舜,商汤流放过夏桀、武王伐纣等,一些人物关系与某些基本史实也是真实可信的。应该说,潜文本与表层文本有顺接关系,也有逆接关系,既存在反差对立,亦若合符节,这也就解释了《庄子》中一些人物形象及观点在《庄子》文本内部的前后矛盾。抛去《庄子》内外篇的作者不一问题,《庄子》人物形象的前后矛盾、与史不合等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庄子》的二重文本阐释空间之间的“合”与“离”。有些内容,依据基本史实与客观描述,潜表相合;而有些部分,则是参考史实而罔顾事实,潜表相离。这就要求读者在阅读《庄子》时,一方面要能够入于潜文本,了解基本的史实,了解人物原型及其思想观点,分辨孰是;另一方面也要能出于潜文本,理解表层文本运用了寓言、叙述视角切换、不可靠叙述等方式对人物形象进行的重构,分辨孰非。区分基于史实而超越史实的艺术重构,才能准确地把握《庄子》文本的立意及其复杂的思想内涵。作为借助叙事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经典的探索与尝试,以潜文本视角解读《庄子》,旨在摒弃阅读定见,全面而真实地体会文本,对《庄子》文本做出客观公正的评说,以期对更多的古代文学经典作品的解读与批评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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