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劳动幸福权实现的最终样态

王永秋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共同富裕”作为人类社会的良好夙愿一直激励着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去追寻。

囿于历史条件、阶级分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真正的共同富裕还只是停留在理论设想或现实迷误当中，总体性的共同富裕远没有实现。

拨开人类追求共同富裕道路上的迷雾，我们清晰地看到，仅仅在个体生存境况上谈论这一问题，而离开劳动幸福权①关于“劳动幸福权”的概念，何云峰教授已经在多处发文阐释，本文拟采纳他的相关理论观点进行讨论。其具体论述可参见何云峰：论劳动幸福权[J].社会科学家，2018（12）；
何云峰，李晓霞：基于劳动幸福权的新型民生保障探析[J].改革与战略，2021（11）；
何云峰，王绍梁：论“劳动幸福”何以可能——兼对劳动幸福理论若干争议的回应[J]. 社会科学辑刊，2021（6）；
何云峰：劳动幸福权：通过劳动创造兑现的人之初始权利[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的视野，共同富裕所谓的实现便会呈现出很多幻象。真正的、 总体的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与劳动幸福权的实现同向同行的， 劳动幸福权是在实现人类真正的、总体的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实现的；
共同富裕是人的劳动幸福权实现的最终样态。

中国式的共同富裕实践之路正是马克思主义劳动幸福权理论的实现和发展之路，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劳动的理解，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不仅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人还在劳动过程中结成了各种社会关系， 不断地丰富着人，发展着人。

但在语词呈现上，单单用“劳动”两字来表达内涵如此丰富的思想，略显单薄，缺少价值指向性。

而“劳动幸福权”这一概念的提出既恪守了劳动这一本体论地位， 又将人的劳动实践赋予价值论意蕴，是个总体性概念。

源于劳动创造人类社会生活这一始基性认识， 人们相信通过劳动可以创造越来越美好富裕的生活图景。

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制约， 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或有限地获得或被不公平地分配，造成饥饿贫穷、两极分化、劳动异化，人的劳动幸福权被不同程度地损害或剥夺，“共同富裕” 这一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还从未有真正地实现。

（一）劳动幸福权的特征

1.劳动幸福权具有至上性

这种至上性体现在权利、价值、道德层面上。马克思说：“可以根据意识、 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 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2]（P57）恩格斯更加鲜明地指出：“以至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3]（P295）马克思恩格斯将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力量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那么，自从劳动为人所专属后，劳动作为一种权利就具有了天然性，不可剥夺的神圣性。

而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必然决定着整个人类劳动实践活动都要围绕着“为人”的价值尺度行事， 使之无条件地成为人类及其他一切价值形态的元价值， 进而成为人类社会不断进行精神进化的道德原点。

人类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前提就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 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 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4]（P78-79）从这一点来看，劳动幸福权与共同富裕所实现的基础目标是一致的， 具有绝对的优先地位。

2.劳动幸福权具有总体性

劳动幸福权并不是一个政治学或法学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从总体性来讲，劳动幸福权与生俱来，贯穿于人的个体生命和人类社会始终，是具有历史存在论意义的存在。

劳动幸福权主要通过人的劳动尊严、人的劳动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三个维度展现出来。[5]这三个维度分别从现实维度、历史维度、 价值维度构成劳动幸福权实现的整个过程，体现其总体性。而在实现劳动幸福权的总体性过程中，要依托其四大核心主张：尊重劳动、关爱底层、缩小差别、人类联合。[5]这四大核心主张共同支撑起劳动幸福权的“穹顶”，更是与共同富裕的目标高度一致，两者之间具有天然联系。

3.劳动幸福权具有历史性

人的劳动实践具有历史性。

它以阶段性的发展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以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印迹彰显劳动幸福权的阶段性实现。

在劳动中，人不仅完成了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而且还构建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60）正因为人始终处于自身所编织的社会关系之中， 才会在劳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现实特征和样态。劳动创造财富，劳动创造幸福美好富裕生活， 这一基本认知推动着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

劳动幸福权理论始创者何云峰教授谈到劳动幸福权的历史性时说， 劳动幸福的历史发展过程也是自由劳动逐步实现的过程， 而自由劳动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摆脱各种不自由和异化因素的集合效应，逐步实现劳动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劳动幸福程度也随之不断提高。[5]在整个历史进程中， 劳动幸福权的历史发展与自由劳动的历史发展是同一的，与人类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致的。也就是说， 劳动幸福权的实现并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而是在劳动辩证法中复归的，是基于劳动创造美好富裕生活的理论原点而展开实现的。

4.劳动幸福权具有现实性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6]（P89）劳动幸福权作为人的初始权利，它并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目标，更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而是一个在社会发展的劳动实践中不断被实现的现实运动。

即使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劳动幸福权还不能充分地实现，但并不影响这种权利的现实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劳动幸福权就是人类实现劳动本真状态的现实性运动。

在具体的生产关系下，这种现实性以部分的、阶段性的、不完全的状态呈现出来。

因而，在前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必须依托良善政府、良善社会、良善治理来促成劳动幸福权在现实社会的最大化实现， 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对美好富裕生活的追求。“一个良善的社会必须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劳动解放和劳动尊严同生产力发展的既有水平相契合。

换言之，生产力发展了，人的劳动解放和劳动尊严却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 人们的劳动幸福程度就会由于不合理的体制机制安排而被人为地降低。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价值保护问题的本质是消除不合理的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7]因而，劳动幸福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现实条件所能满足它的程度以及人们满足总体性需要后所发挥出来的本质力量的程度。

5.劳动幸福权具有普遍性

作为一种人的本质属性而存在的权利， 劳动幸福权天然地为全人类所拥有，为全世界所共有。在劳动幸福权实现的整个历史进程中， 这种普遍性既有共时态的意义，又有历时态的意义。它既体现在个体的劳动幸福权的具象实现， 又包含着整个人类世界的类的实现。站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劳动幸福权的实现必定立足于整个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全人类的普遍进步。

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总体上的劳动幸福权，实现人类共同富裕的夙愿。

恩格斯说：“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 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 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

”[8]（P991）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旨趣来说，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还将人从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

劳动不仅要创造更美好富裕的生活， 还要保证这种生活状态的普遍性和永续性。在这一点上来说，劳动幸福权就具有劳动解放的蕴含， 从而使其天然带有共产主义色彩。

（二）实现劳动幸福权的内在逻辑

1.天赋与自赋的统一

劳动幸福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天然的、不可转让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这种权利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实现的， 它必须通过劳动者自身的劳动实践来赋权。

“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活，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活，不仅包括我做自由的事，而且也包括我自由地做这些事。不然，建筑师同海狸的区别就只在于海狸是披着兽皮的建筑师，而建筑师则是不披兽皮的海狸。[9]（P181）正因为这种自主劳动实践，使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确证，从而与其他生物体区别开来。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劳动幸福权而展开的， 其他一切权利也都不过是劳动幸福权这一初始权利的衍生物而已。

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依然享有初始的劳动幸福权， 但他们必须通过良善社会治理才能帮助其实现权利。

2.责任与作为的统一

在实现劳动幸福权的历史进程中， 还必须注意个体及社会责任与个体作为的相统一。

正如何云峰教授所言：“弱势群体的劳动幸福必须建立在制度保障上， 而不能建立在人们的慈善爱心基础上。

所有人， 不管有无劳动能力或者劳动能力高低，都应该享有天然的不可转让的劳动幸福权。这样，在个人力所能及的努力下，社会尽最大责任去保障每个人的劳动幸福权， 就成为社会良善治理的必然正义选择。但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仅要保障每个人的劳动幸福权， 而且也要防止个别人滥用劳动幸福权……在主张人人具有不可转让的劳动幸福权利的同时，必须将“因劳称义”，“劳有所获”以及“让劳动成为享受”三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不可有失偏颇。

”[7]

正如前文所言， 劳动幸福权的实现绝非自然而然地实现， 它的实现程度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既有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又有主观因素的影响。

因而，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劳动幸福权的实现必然需要个体、群体、社会、国家等多方合力共促，需要物质生产、精神文化等多维聚力共推才能实现阶段性的成果。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看，以公有制和共同富裕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最有利于劳动幸福权实现的治理模式之一。

3.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从劳动的本真意义出发， 劳动幸福权的获得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条件的赋予，它随人而生，随人而终，是人在自我生存境况下自赋的权利。

“当异化因素被最大限度地消除了的情况下， 劳动活动的参与者也有责任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劳动创造力，发挥自己的劳动价值创造主体性，从而现实地获得劳动幸福。

”[7]从这个角度说，人人都有权利从事劳动，自我赋权。

当然，这种理想状态在具体的历史场景和现实社会中往往需要法律、 道德和制度设计等机制来阶段性地实现。

现实的人在实现劳动幸福权的过程中， 必然要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 既要始终秉持这种神圣的权利， 又要兼顾历史现实性， 处理好个人与他人、集体、国家的关系，协调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履行个人的道义和义务。

“从劳动幸福权的角度看， 我们有责任反对人为贬低或者制度性地践踏劳动价值，降低劳动的享受性和快乐性。劳动活动的每个参与者都有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发挥劳动价值创造力的伦理道德责任， 因此也要反对故意逃避劳动或者制度性地阻滞劳动价值创造力的发挥。在现实社会中，还要反对用丛林法则组织人类劳动活动， 因为弱肉强食的动物主义原则会把人的劳动奴役化，侵害劳动幸福。

”[7]

劳动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和权利， 是人的本质力量体现。

“富裕”作为劳动成果丰裕程度的质量表现，不仅包含物质需要的满足，还包括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总的来说，富裕标识劳动幸福权在总体上的实现程度；
而将“富裕”一词加上“共同”①“共同”一词在此处是赋予财富来源的正义性、正当性、合法性意蕴。这一前缀， 就将劳动幸福权的过程性实现增添了价值层面的意涵。

“共同”是生产关系层面的价值指向，涉及到劳动产品如何生产？ 由谁来生产？ 劳动产品如何分配等问题。

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共同富裕”能否实现，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得到实现。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根本的价值旨趣和本质特征就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一）经典作家“共同富裕”思想中的劳动幸福权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 根本上改变劳动者被剥削压迫的状况， 实现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享劳动成果，共建美好富裕生活的目标，从总体上实现人的劳动幸福权。马克思指出，在这种“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里，个人的劳动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10]（P432-433）正如前文所述，劳动幸福权的实现是一个历史的、阶段性的过程， 它在冲破旧有生产关系阻碍的运动中不断接近劳动本真， 并最终在总体性上得已实现。

劳动幸福权的实现过程同时也是人们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两者之间是一致的、同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洞察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劳动者的对立性， 他说：“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

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生产资本。

……这是劳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特殊形式，不过，这种劳动社会生产力是作为与工人相对立的资本的独立力量， 因而直接与工人本身的发展相对立。

”[11]（P994-996）这种根植于资本之上的社会关系，“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

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

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 即在把劳动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12]（P744）资本主义贫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其生产方式所无法解决的固有矛盾， 表现为庞大社会财富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以广大劳动人民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这个保存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力量，是资本的力量，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自行增殖的过程， 并且宁可说表现为工人贫困化的过程， 因为工人是把他所创造的价值同时作为与自身相异化的价值创造出来的”。[13]（P468）不管资本积累规律会在劳动力价格等方面表现出怎样的上升假象， 但劳资关系的特性决定了资本的自我增殖过程必然表现为劳动者的不断贫困化，不断异化的过程。

这种贫困化或相对的贫困化程度不会因为资本主义文明进步的增加而有丝毫的减少， 相反它会进一步加快社会阶级的分化， 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身消亡。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 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 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随之而来的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12]（P874）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包括之前所有的私有制社会中， 共同富裕是根本无法成功和实现的。在那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根本对立的阶级利益和对抗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人们无法形成共同的、一致的根本利益，这种无法弥合的矛盾只能以斗争的方式达成新的统一， 创立一个真正共同富裕的， 充分实现劳动幸福权的社会生产关系。

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力将 “把生产发展到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并将“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形成“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4]（P243）的和谐局面，这样一来，“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 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22]（P757）到那个时候，劳动创造的财富，劳动所创造的美好富裕生活才能复归于全体人， 劳动幸福权和共同富裕才会真正实现。

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 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是人的劳动幸福权的现时代实现。

劳动幸福权是人的本质所在， 是人之为人的存在依据。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意味着每个劳动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都有参与建设的劳动权利，在劳动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享受劳动创造价值并实现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意义的真正幸福。

（二）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目标的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我国在203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个远景目标。在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中央再次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回顾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富裕生活的历程， 我们的确做到了矢志不渝，砥砺前行。

早在建国之初， 毛泽东同志就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概念，并就如何领导全体人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1953 年10月，在谈到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发展生产力， 使所有农民真正摆脱贫困的境地而日益富裕起来。

同年12 月，他指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全体农民富裕和生产迅速发展的光明道路。1955 年7 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实行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14]（P187）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使用“共同富裕”一词。同年10 月，他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的讲话中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 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 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14]（P197）之后，他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再次指出在当前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 是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一年年地向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在社会主义新型生产关系的促动下，新中国广大劳动者的建设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 艰苦创业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在此期间，中国大地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劳动模范、劳动能手，产生了诸如“孟泰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等宝贵的时代精神财富， 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劳动光荣、劳动幸福的社会风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那个时代，共同富裕虽然还没有实现，但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人的劳动幸福权。

改革开放后，实现“共同富裕”被显著提上日程。

1986 年9 月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

”[15]（P172）1986 年他又讲到：“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15]（P195）可以说，邓小平最终找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基于实事求是的科学务实精神，我们将现阶段的共同富裕描述为不是同时富裕、同样富裕，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先富”和“后富”的区分， 这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现阶段国情而做出的正确判断。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即使达到这样程度的共同富裕，也绝非易事。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生产关系都会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必将是主要分配方式。

主要问题是：
这种主体地位的体现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在与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同场竞技的条件下发挥出来的， 势必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难题。不得不承认，即便在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我国劳资关系相对平稳。

但实际上，劳资地位的不平等会相当程度上消解社会的公平正义，影响着当下劳动幸福权的实现。私人资本在改革初期对国有资产的侵占， 现阶段对政权的渗透和管理者的侵蚀， 加剧了人们对能否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问题的质疑。

现阶段共同富裕的“先后”问题看似一个时空问题，实则是社会政治问题。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的贪婪性， 资本积累规律也预示着社会发展必然经历现实的阵痛，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

贫困、失业、社会动荡能否在社会主义国家消失？资本任性势头能够得到有效抑制？ 劳资关系能否发生根本改善？ 这些问题都是事关现阶段共同富裕和劳动幸福权能否最大限度实现的时代之问。

从劳动幸福权的视角来说， 劳动者需要的不是亮眼的数据和各种“被平均”的无奈，劳动者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富裕和劳动幸福权的实现或阶段性实现。

如果说，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总体性实现；
那么，现阶段的共同富裕就是劳动幸福权在社会主义当代的阶段性实现。

“共同富裕” 要求改革成果必须惠及全体人民。

面对当前我国分配领域出现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 建立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便显得尤为迫切。政府必须要运用法律、税收、行政、道德舆论等多种手段，切实合理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逐步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型”结构，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成员真正分享发展成果。

同时，国家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劳动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劳动者的主动性、 创造性， 实现其内在本质力量，获得劳动幸福和劳动尊严，获得现时代的劳动幸福权。

党的十九大报告多次强调，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6]

（一）消除劳动异化基础上的人的全面发展，是实现劳动幸福权的应有之义

资本并不是天然存在的。

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的生产关系，它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增长着自身的对抗力量。

但在它还没有完全冲破自身的狭隘结构之前， 它还会继续发挥出全部的积极因素。马克思指出：“一方面，现在形成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创造出物质生产的已经变化的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变化又构成资本关系发展的基础， 所以资本关系的适当的形态是与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

”[13]（P517）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存在论的意义上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合理性和进步性。

毫无疑问，从历史维度上看，资本主义具有公认的进步性， 但这种进步性并不能就此免除其在道义上和现实中的非人性。

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劳动作为财富的源头，劳动者理应享有劳动财产权。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却独占绝大部分财富，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导致人的全面异化，这是极其不合理，也是不人道的。资本主义在它整个的历史性存在过程中，每经历一次进步， 必将加剧人的异化程度，“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 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 但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 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来发展的。

”[13]（P539）马克思指出，这种异化现象是以劳动者的贫困和奴役状况来呈现的。“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
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

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出一种压迫的力量。

”[17]（P744）

在人的类本质真正实现过程中，“这又只有通过人的全部活动、 只有作为历史的结果才有可能——并且把这些力量当作对象来对待， 而这首先又只有通过异化的形式才有可能。

”[6]（P98）显然，要达成现存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 消除人的劳动异化， 完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实现劳动幸福权，就必须促成现有生产方式下的自身革命。

“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成其现实条件，为之提供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这个由革命发展起来的与工人相对立的劳动生产力、 生产条件与交往关系中， 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 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这样，就为一种新形成的社会生活过程， 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

”[13]（P547）马克思对此指出：“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 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

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 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18]（P1000）

马克思进而展望了未来共产主义的理想状况，并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完成人的劳动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

他说：“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高， 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中， 并且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 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 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

”[13]（P469）而作为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型生产关系，只有“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 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以后；

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 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
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 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 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10]（P435-436）由此我们得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 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6]（P77-78）“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19]（P929）

（二）促进现有物质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发展，是实现劳动幸福权的客观基础

任何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就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互相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

”[13]（P544）一方面，“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 吮吸的活劳动越多， 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12]（P269）资本寄居于劳动之中，榨取剩余价值，不断制造着贫困；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
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 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
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

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19]（P691）“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20]（P36）

在社会主义国家， 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样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如果生产力发展不起来，“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
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1]（P166）现阶段，我们仍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更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富裕程度，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只有这样，才能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中赢得先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已经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 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4]（P29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讲到：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

”[22]（P336）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可以实现物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而且还可以充分提高人们的劳动自由，真正获得劳动幸福和劳动解放。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者的列宁更加明确地提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

”[23]（P546）

总的来说， 现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的发展成果最终必将成为更高级社会形式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 而现有社会历史阶段的劳动者则必须承受这一历史阶段性的阵痛。

劳动和资本必将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继续“相生相克”，劳动幸福权的实现， 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就必须在这一框架中加以历史的考察和实现。

（三）秉持劳动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协作发展，是实现劳动幸福权的外部条件

共同富裕是对私有制社会两极分化的超越，是人的劳动本真状态的复归， 是劳动幸福权的终极实现。

资本主义条件下大工业及其所引起的生产无限扩大的可能性， 使人们能够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 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 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24]（P683）由此可知，就这一历史性意义而言，作为人类个体发展的历史必定 “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愈益发展而愈益成为人类的历史”。[25]（P43）因而，个体自由与类的自由、工人阶级解放与全人类解放是紧密相连的同一体。“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 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 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6]（P58）

也就是说， 工人阶级要想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桎梏中全部解放出来， 必须破除斗争的地域性，冲破自身阶级的狭隘性，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在全世界范围内求得解放，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4]（P283）但是，在资本还占据主导地位的现有历史条件下， 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还未形成， 劳动命运共同体还停留在理念和口号上，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理想状况不能在现实运动中局部地实现。

伴随着新科技革命成果的广泛应用， 资本有机构成的显著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逐渐缩小，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不断降低， 生产过剩成为新常态，以失业、贫困为表征的社会危机呈现周期性发生。

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福利分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这就注定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无法实现全体人民真正的、总体的共同富裕。资本以劳动二重性为特征， 以获取最大化的剩余价值为唯一目的，将劳动者的能力榨取到极致；
其崇尚能力至上、利润为王的价值观，实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 将一切生产要素都纳入到资本增殖的链条上， 使整个社会历史处于急剧发展与剧烈冲突的巨大张力之中。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 他才有历史价值，才有历史存在权和社会意义。而市场经济竞争机制本身决定了资本必须将它的生产工具以及全部社会生产关系不断地革命化，才能生存下去。这种现实运动不仅会将社会生产力不断推向新的高度， 而且还会促使资本和资本主义不断地向否定自身的方向前进。只有以这样的身份，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26]（P622）

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绝不是一个静态的数值标准，而是一个具有公平意蕴的、总体性上的真实样态，不能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状态。现实情况是， 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水平虽然一直缓慢上升， 劳动者在生产生活条件上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相比他们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相比于资本所获得的巨大剩余价值而言，无疑，他们是贫困的， 甚至随时面临着再次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在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无产阶级会始终处于资本的牢牢控制和层层盘剥之下， 不可能摆脱被资本雇佣和剥削的地位。

因此，要想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把资本变为公共的、 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

”这个变革是符合资本本身性质的。

因为，“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 而是一种社会力量。”“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才能运动起来。

”[4]（P287）社会主义作为更高级别的社会形式，不是一般地消灭或重建私有制，而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确保共同劳动成果归全体劳动者所有。

基于现代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积极作用，重在使劳动者从繁重、危险、机械的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 享有尽可能多的闲暇时间来确证自身的自由个性。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为优越的生产力， 也要从制度设计上规避社会财富在分配上的两极分化， 真正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建出劳动命运共同体，实现当代人的劳动幸福权。

未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富裕目标一旦阶段性实现， 势必会重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士气，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心，从而为更多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多样的发展模式， 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到来和人的劳动幸福权的实现积累更加丰富、充实的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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