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述评

涂浩然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广州 510641）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因此，考察和研究二者百年来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学界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概观学者们的研究观点与方向，大多是按照现代中国历史分期，围绕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选择与运用展开论述。然而，要讲清楚二者的关系，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因此，探索新的研究视角并构建一个系统分析框架，将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既定叙述中，探索出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助力。

截至2022 年2 月，以中国共产党、中华传统文化为词频进行搜索，中国知网（CNKI.NET）共收录了题名皆有这两个搜索词的国内论文共155 篇。其中期刊 122 篇（核心 ＆CSSCI 期刊 49 篇），博士论文 5 篇，硕士论文 20 篇，会议 1 篇，报纸 5 篇，辑刊2 篇。纵观这些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的期刊论文，不难发现，学者们主要是按照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不同历史阶段（革命、建设和改革），论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选择与运用。以下将按照这一研究路径，结合学者们的观点进行概述，回溯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3 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传统文化，故所持态度可归纳为理性批判。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人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在不脱离中国实际的情况下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此，毛泽东就曾强调：“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有学者认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发生论、本质论、结构论、特征论、价值论等视角解读了“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从批判与继承、兼容并蓄、创新发展等方面对“怎样对待传统文化”作了回答。［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及儒家文化仍以批判为主，中国共产党人已逐渐意识到必须将改造文化与改造社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通过打破旧秩序、旧制度、旧文化，最终建立新社会、新制度、新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文化自觉”走向“政治自觉”的过程。

（二）大革命时期（1924—1927 年）

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是从革命思维出发，大体上是以“破”为主的辩证否定。因为这一时期的革命任务是要打破封建社会体制，推翻腐朽的封建上层建筑，革除中华传统文化中遗留的封建意识。1923 年，处在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响应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与中国国民党展开了第一次合作。这种党内合作的方式，学者陈金龙认为，“除了国共两党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基础，就是文化观的趋同性。”［3］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孙中山主张“究其源流，考其利病”，以革命利益和民族生存为衡量标准，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择善而从，“补偏救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以儒学不适于现代生活对其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同时，他又认为“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要具体地分析取舍。李大钊一方面批判孔孟封建伦理道德，另一方面又主张发扬光大“孔子固有之精华”。可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共同态度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文化意蕴来看，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在自觉与不自觉间选择和运用了儒家“和合”文化，这是一种无意识下文化自觉的实践外化，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经验总结。所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的一种潜意识传承。

（三）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1927—1934 年）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针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文化进行批判，具体表现为冲击封建旧文化。1929 年12 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文化宣传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为开展文化宣传工作确立了原则和方法。1931 年9 月，湘鄂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成为了指导苏区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因为该决议案从根本上打破了旧社会思想文化传统，厘清了苏维埃文化与封建文化、帝国主义文化的本质界限，并进一步明确了文化工作的任务和意义。1933 年12 月，湘赣省提交“三全大会”通过了《湘赣省文化教育建设决议草案》，号召民众反对旧社会封建迷信。从苏区文艺的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传统文艺形式对于宣传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开始在文化工作中重视对传统文艺资源的借鉴和利用，从而使文化建设服务于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可见，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文化政策，其目标是要通过文化宣传开启被压迫民众的觉悟，唤醒民众摆脱封建奴化思想，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这些都充分说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已开始用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革命思想来铲除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礼教和宗法习俗。

（四）延安时期（1935—1948 年）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批判、继承、保护、改造等活动，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20 世纪30 年代后期，毛泽东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交融就从早期的无意识状态进入到有意识或自觉的新阶段。”［4］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是造成党内教条主义的原因之一。1938 年10 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学会把作为国际主义内容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民族形式的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选择模式的深刻反思，以及对“东方文化派”“全盘西化派”和国民政府倡导的“中国本位文化派”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华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原则，并明确了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的界限。这样做的结果有两个：一是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生，二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各种形形色色的复古主义文化派别都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自身思想理论建设以及革命事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这说明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已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从而探寻处在抗战救国历程中的中国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批判旧的伦理道德，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注重借鉴和吸收旧的伦理道德中存在的共产主义新道德，批判旧道德中的反动成分，从而利用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自身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探索时期（1949—197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依然是批判继承，但在政治因素影响下，具体实践更偏向于批判。为统一广大民众的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首要工作，就是在全国迅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入手，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这其中的主要事件就是对俞平伯和胡适的批判。在这场批判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凭借政治批判的方法，对文艺理论战线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进行清理，其意义在于鼓励人们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时，使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然而，在“文革”期间，“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使人们一味盲目地否定传统文化，走向了历史虚无主义。不但没有“大立”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也没能够“大破”旧思想、旧文化，反而造成了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的盛行，使我们党一度割断了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联系。其教训不得不说是深刻的。

（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8—2012 年）

改革开放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应当以历史的、阶级的、辩证的方法来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邓小平更是强调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5］，“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 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6］。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指出，要批判地继承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认为“中国文明的复兴”将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助力。这与过去“古为今用”的提法相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历史阶段，我们党大多数情况下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在思想政治层面批判封建主义、继续肃清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残余影响。20 世纪90 年代后，随着时代特征、实际矛盾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我们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由反封建转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泽民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强调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党建工作紧密结合，并在多个场合阐述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性。进入21 世纪后，与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相伴而生的是文化全球化，此时我们党特别注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与运用，开始转向从文化民族性和文化软实力视角，来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并逐渐将中华传统文化同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紧密结合。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其中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和合文化”思想的现代诠释和应用。随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7］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强调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连。这说明我们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已转为大力弘扬。“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8］，成为了习近平新时代传统文化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创新。为凝聚全社会共识，2012 年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24 个字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次深度融合。此外，习近平还明确提出，不仅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本身的发展脉络、价值理念，还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发展、中国发展道路选择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显然，这是要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以汲取思想养分，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此外，习近平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二者的结合。总的来看，习近平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解答了在新时代“为什么要弘扬传统文化、弘扬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和怎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之问。

除了上述期刊论文外，近年来，随着党建研究、党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以及国学热的兴起，国内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文化的著作。

（一）研究成果

都培炎所著的《“思接千载”和“与时俱进”——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的历史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从宏观上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此书从比较与选择、决裂与超越、批判与研究、扬弃与发展、更新与曲折、反思与创新六个方面就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展开了论述。李方祥的《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一书，利用丰富的史料，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批判与继承中华传统文化这一重大课题，详细阐述了近代文化演变与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形态之间的内在关系，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渊源联系。黄延敏编著了《中国共产党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学习出版社，2016年），这是2014 年12 月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内含34 篇文章）。此外，他还著有《黄土与红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传统文化研究》（学习出版社，2014 年），系统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对中华传统文化所展开的研究、批判、改造和利用，全面探究了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民族动员之间的关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处理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的经验教训。吴海江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年），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出发，以整体性视角，通过对文化兴盛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坚定新时代文化自信等问题的专题研究，全景展现了五四运动以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年以来我国文化的变革历程、理论特质和实践经验。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编写的《文化经典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方正出版社，2021年），汇集了30 余位专家学者的撰稿，深入探讨了《尚书》《论语》《天演论》等经典文化著作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文化和革命实践产生的影响，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百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建共产党人“心学”的历史图景。

（二）薄弱环节

纵观上述学者的成果和观点，不难发现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尚未详细阐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只是单向叙事性地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运用，而少有阐述中华传统文化对党的建设（先进性与纯洁性）的能动反作用。学者们大多着重解析和归纳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变化、策略选择和具体行为，但鲜有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建构。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如何在选择和运用传统文化过程中，完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性重构和现代性转生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要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如何助力党的建设和治国理政以及我们党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主客体互动建构的应然、实然和必然关系，乃至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品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心价值之间的契合要素。

2.没有具体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某一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是比较泛化地叙述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定论”叙述或基本内容。如何将老问题从叙述的“定论”活化为研究的新对象？对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究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哪些优秀内容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并非简单地、直接地对接，而是有选择地对接，并且需要在历史进程中把握二者的对接。对此，大多学者并未明确指出，更未开展系统思考及论证。

3.对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具体过程，缺乏深度解析。马克思主义“化”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双向辩证互动过程。目前，谈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多数学者只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国情或具体实际的一部分，进行经验化的“定论”叙述，而没有论及中国共产党在何种情势并以何种具体方式将中华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因此，必须一方面讲清楚中国共产党在怎样的时空场域语境下将马克思主义“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跨时空结合的现实可能、历史生成和逻辑必然。另一方面，还必须深刻解析在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作用下，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去粗取精，与时俱进地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发展。

4.还未综合考察中国共产党选择和运用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合力要素以及解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共同作用的合力形成过程及其结果。这些要素包括时代特征、国际国内背景、具体形势、中国社会实际矛盾等要素的相互作用和共同作用。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当前，多数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仅仅只是就事论事，简单化地纵向梳理历史进程和其中的具体细节，进行“案列性”和“学理性”阐述。还未有学者结合上述要素进行横向研究以及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根据中开展综合分析并作系统阐发。这必然造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解读流于表面，而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置于一种系统分析框架之下来解析。

如何进一步梳理和解决上述这些“新问题”？这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然“定论”的叙述内容（老问题），发掘“老问题”中的其他要素内容来深化“新问题”。这是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条有生命力的路径。

如何从整体性研究视角全面展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背景、缘由、路径、方法和结果以及总结其中的经验，展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两个辩证的互动过程？这需要我们拓宽现有研究视角，一是时代特征视角，二是形势变化视角，三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视角，四是实际矛盾主次两方面视角。

（一）时代特征视角

“中国具体实际是中国‘历史传统’的当代呈现，‘时代特征’也蕴含在中国具体实际之中”［9］。这里所指的具体实际是什么呢？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大的“实际”，几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可见，研究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何谓“时代特征”？时代特征反映的是特定时空场域的世界主要矛盾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状态,并指出了解决主要矛盾的路径。因此，时代特征与实践主体的文化选择存在内在关联性。例如，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革命文化相较于“和谐”文化会更趋盛行。所以，从时代特征视角入手，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领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是一体同构、相互关联的过程。这对于进一步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面认知具有重要意义。

（二）形势变化视角

在研究实践主体选择与运用文化的类型时，离不开具体形势变化。这里的“形势变化”可以包括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变化。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言，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与运用中华传统文化，势必要结合党情、国情和世情的变化。我们党对传统文化的弘扬，是依照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从夺取政权到全国执政）、国家所处状态的变化（动荡或安定）、世界所处状态的变化（战争与革命或和平与发展）来展开的。只有认清和把握这一具有规律性的经验叙事，我们才能搞懂为什么我们党时而强调“革命”“斗争”，时而强调要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
甚至在同一个时空场域我们党既讲“革命”“斗争”，又讲“和平”“合作”。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了“四个伟大”战略思想（其中就有伟大斗争），而且提出了“两个革命”（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理论，还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蕴含“和合”文化底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见，我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选择与运用时，必须考察形势变化与文化运用的互动关系。

（三）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视角

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分不开的。如果要深入研究这种态度的微妙变化以及相应政策措施，必须深入考察国内政治要素和国际关系要素以及解释这两种要素的相互作用，这将有助于深度描述和理解具体事件的因果过程。那么，何谓国内政治要素?国际关系要素又指什么呢？举例而言，党情和国情属于国内政治要素层面，而世情则属于国际关系要素层面，其中既有国际政治，也有国际经济，还有国际文化背景等。例如，我们在考察中国共产党在某个历史时期为何会选择某种传统文化并采取政策实施时，若从党情分析入手，除了要考察具体事情发生时党的中心任务外，其实还需考虑党的自身偏好因素，这种偏好可能来自党的性质，也有可能来自党的宗旨，等等。显然，这是一个重要的主观因素。而能与这一主观因素相作用的外在客观因素，也与国际环境相关。当然，国内国际两方面要素还包括其他层面。研究者需要综合考察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并有意识地运用案例分析法进行论证，才能提升分析问题的解释力。

（四）实际矛盾主次两方面视角

在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制定政策措施时，除了考察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外，还需关注影响具体问题产生和发展的实际矛盾以及实际矛盾所蕴含的主要和次要两方面要素的互动关系。因为中国具体实际还包括实际矛盾这一部分。具体而言，在解析我们党某个历史阶段的文化政策时，尤其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部分，研究者需从具体问题的实际矛盾入手，研究实际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如何使得我们党采取相关政策措施。例如，在分析我们党提出生态文明思想时，除了论述这其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外，研究者不仅需要解析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大环境以及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党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而且需要论述这是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美丽中国双重背景互动作用的结果，还需要处理好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矛盾关系。可见，实际矛盾主次两方面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方面，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研究视角。

综上所述，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传统文化关系，离不开上述四个视角。这需要我们将时代特征、形势变化、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和实际矛盾主次两方面等要素，与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选择和运用等方面放在一个系统框架中，并对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进行深入剖析和研究，才能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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