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

王建华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210097)

在古代,工作经常被认为是一种“麻烦”或“无闲暇”,闲暇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亚里士多德认为,“意义只能诞生于闲暇,工作的唯一目的是为闲暇买单。我们为了享受闲暇而工作,就像我们为了和平而战争一样”[1]。然而,现代社会中,工作被赋予了崇高的意义。弗洛依德就认为,工作是社会秩序的来源,韦伯认为,工作赋予人们更宏伟的目标,雅霍达认为,工作创造了组织感和方向感[2]。某种意义上,“工作即美德”观念的兴起与工业化的推进密不可分。工业社会对于工作伦理的发明赋予了工作独特的地位,每个人只有通过工作才能证明存在的价值、才能成就自我。按鲍曼的说法,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3]。换言之,在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中,“工作本身就是目的”成了一种道德准则[4]。结果就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道德上,工作都成为现代人生存以及证明自我价值的一种必需,不工作或没有工作则意味着一种恶行或人生的失败。以工作为中心,现代社会中的人其一生要么在通过教育为工作做准备,要么在工作。所谓退休也就是工作的终结。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作伦理的建构对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的意义,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在此过程中,那些专业工作岗位对于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也驱动学校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类型不断多样化。工业社会对于工作伦理的建构满足了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促进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近年来,伴随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经济社会转型以及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普及,工作岗位的缩减以及就业心态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工作伦理面临挑战。与此同时,伴随着工作伦理的扩散以及透过教育所形成的“强调自我实现立基于工作”的社会共识[5],工作也造成了对于人的压迫和控制。其结果,一方面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转型,在消费者社会兴起的同时,传统的工作伦理逐渐式微;无意义工作正在对越来越多的人造成“徒劳无功的创伤”[6]。另一方面在效率优先的主导原则下,基于市场逻辑的第一次分配使工作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负相关,光鲜工作与晦暗工作在收入上趋于两极化,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面向中产阶级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空心化”。在科技性失业和财富不平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我们把所有关注都放在就业教育或培养创业技能的教育上是错误的”[7]。为了避免数字生活世界中因工作岗位缩减和工作伦理式微而引发的高级劳动力从“失业”到“过剩”的剧变,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面临从连接到中断再重构的挑战。

本质上,工作并非人的天性,工作伦理完全是为了适应工业化社会的需要而人为建构的。之所以要建构一种以工作为天职或福音的伦理主要是为了满足受效率驱动的机械大工业生产的需要。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使漫长农业社会里已经习惯了自谋职业、自由决定劳动时间的人接受被雇佣且按时上下班的工厂生活,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将旧的生活方式定义为“恶习”,并将持续的、辛勤的工作定义为“美德”就成为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急需。在工作伦理的驱动下,伴随着现代学校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逐渐分离,并成为人的生命历程中的主导性因素。在工业化社会的工作世界里,“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8]。客观来看,工作伦理对于人类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有积极意义。工作伦理的建立满足了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也促进了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及学校教育的大规模普及。正是无数人的刻苦学习和辛勤工作实现了现代社会的进步与繁荣。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工作伦理主要以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来为工作的合法性进行辩护,也导致了学校教育、工作岗位对于人的控制、对于生活的压迫、对于人生意义的消解,以及大量“无意义工作”的泛滥,进而也导致了“现代工作的吊诡”:一方面大多数人的尊严和自我价值,跟赖以为生的工作过程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憎恶他们的工作[9]。其结果,在现代社会中,当教育和工作不再是为生活,而是生活为了工作和教育,人的受控和异化就不可避免。在层级制或科层制的社会结构中,工作伦理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也把生活活动和人的需要分离开来,工作要求人们优先考虑“能做什么”,而非“需要做什么”,更非“什么值得做”,它使得满足人的需要与生产活动的逻辑无关,更重要的是,与生产活动的限度无关。这就形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悖论,即为工作而工作,为增长而增长[10]。最终,由于目标的错置,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工作伦理在赋予工作合法性、为人的生存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同时,也在消解工作世界与生活世界的边界、异化成功的标准、解构人生的宏大意义。

从历史看,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联是以专业化为中介的。“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借助专家的能力来处理经常动态变化着的大量信息和知识的需求变得尤其突出。”[11]基于对专业工作者的强烈需求,以专业教育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就此走向繁荣。基于现有的高等教育范式和社会契约,一个人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就需要接受与之相应的高等教育,而不同层次、类型、等级、专业的教育也可以为一个人从事不同类型的专业工作以及获得不同的收入提供相对稳定的心理预期和合法性基础。在政府的主导下,高等教育系统通过文凭、证书制度将教育世界与工作世界联系起来,以稳定人们持续对教育投资的热情和投身学习事业的信心。其结果,为了与工作伦理和社会预期相适应,高等教育发展愈来愈倾向于“筛选”人,而不是“培养”人,更加强调规则、纪律,而不是个性和自由。高等教育的内容(课程和专业设置)愈来愈以工作世界为中心,有选择性地激励那些可以提升个人工作效率或绩效的天赋,而抑制那些可能影响工作效率或绩效的天性。换言之,高等教育的过程不再是张扬人的天性或拓展人的实质自由,而是沦为了为工作岗位而教,为知识和技能而教,为文凭和证书而教,为学生的可雇佣性或就业能力而教。基于一种“较为适度的精英主义”,高等教育与职业的关系,既不能太紧密,也不能太疏远[12]。然而,在工作伦理的驱使下,一旦高等教育沦为了就业教育和文凭证书教育,教育过程就变成了对于人的规训和社会化,抑或控制与服从的过程。一个人之所以选择到学校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为了拓展生活的可能性,抑或张扬个人的某种天性,而是通过缩减某些可能性,以增加生命历程和未来工作的可预测性。根本上,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之所以在工作岗位和人的受教育水平之间建立必要的关联或设置相应的准入制度,也不只是为了提高生产率,而是为了诱使更多的人放弃自己的独立性,更容易被工作世界所控制,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

20世纪以来,随着工作世界对生活世界的不断挤压,随着就业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工作而不是生活成了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关注的中心。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是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现代人的典型形象就是一个有工作的人,没有工作往往被看作人生的失败。“在经典的现代工业社会时代,工作同时是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系统化再生产)的枢纽。”[13]现代社会不只需要更多人参加工作,公、私部门也确实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为了更加合理有效地分配不同的就业机会或工作岗位,高等教育作为一种人才筛选、培养与储存机制被大规模建立起来。根据工业化教育体系下的社会契约,通常一个人接受教育的年限和层次决定了他工作的类型,而工作的类型则决定了他的收入、生活方式与社会地位。为了竞争那些光鲜工作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高等教育作为地位商品的工具属性被特别地强化,优绩主义成为一种具有垄断性的价值观。究其根本,以工作或就业作为目标,“将大学教育视为一种经济财产,我们将更容易滋生出上大学这一不存在的愿望,这是一种病态的失常。一旦假设成立,我们就会认为,每个人都会出于经济的合理性的原因,从而产生对获得大学学位的兴趣”[14]。由于工作机会和类型被“锚定”在个人受教育程度上,在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的自由主义机会协议的激励下,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将接受高等教育作为“自变量”,将“自我优化”作为“因变量”,并以“工作成就自我”“知识改变命运”“学习等于赚钱”为信仰,在攀登教育阶梯的过程中以工作岗位为“标的”进行残酷的竞争。

在市场个人主义的分配体制下,无论是学业竞争还是工作竞争,所有人努力的目标主要是战胜对手,而不是创造社会价值,判断获胜的标准主要不是对社会的贡献,而是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结果就是,工作伦理中的道德含义逐渐被经济收益或个人收入所取代。“它在现代生产者的思想和行动中灌输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精神’,不如说是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15]在市场化和个人主义的工作环境下,学习和教育背后的价值和道德重要性逐渐被消解,所有人之所以努力学习、争取挤过精英大学的窄门,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也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或改变世界的梦想,而是为了获得一份付出少、收益多的光鲜工作或闲职。当前的教育范式和工作伦理将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作为唯一标准,倾向于以企业家精神和竞技体育的规则来刺激个人无限制地追求消费价值[16],忽视了其他非经济价值的社会重要性,不可能持续下去。这种经济主义和竞技化的教育范式和市场个人主义的工作伦理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扩大以及创造力的匮乏。

面向未来,美好社会的创造既离不开基于市场机制的分配正义,更离不开基于社会公正的贡献正义。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市场个人主义,而是一种有机团结的个人主义。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之所以要接受高等教育、之所以努力工作,不能只是为了更多的收入、更高的地位,而是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并创造更好的社会。遗憾的是,在传统工作伦理的支配下,现代社会对于高等教育的重视更加凸显了教育的工具价值或地位商品属性,而忽视了教育的本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所谓教育的工具价值或地位商品属性,主要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契约下,人的教育程度可以兑换相应的工作岗位、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和社会对于教育工具性价值的重视极大促进了高等教育的普及,但经由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普及也使现代社会陷入了一种认知和实践的误区,即更多的教育一定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和地位,而更高的收入和地位则可以实现或保障人的幸福。实践证明,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是否在朝着更有意义的生活和更好的社会迈进,因为越来越多岗位的工作者不再只是依赖高等教育教师对其进行的知识传授与指导,而更多的是靠自己去认识复杂的现象并做出决定。”[17]作为促进社会流动的工具,高等教育功用的发挥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随着工作伦理的式微、高等教育的高度普及以及经济社会的大转型,个人的教育程度与收入、地位,以及收入、地位与幸福之间的关联正在被中断,对于高等教育的个体功能的过高的社会期望只会带来更低的职业满意度。我们必须从实践出发,重新构想和塑造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继续发展当前的教育模式不是一条可行的前进道路”[18]。

现代社会中基于经济优绩主义机制,高等教育成为传播工作伦理、规训“工作人”的主要媒介。经由高等教育体制的规训,工作伦理成为现代社会的神话,“更多的教育”和“更好的教育”被认为是人生制胜的法宝。最终,在工作伦理和教育锦标赛的驱动下,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忙碌的、拥挤的社会,也成为一个教育高度发达的社会,以教育为基础的充分就业成为社会稳定和人生幸福的“压舱石”。在以工作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里,有工作的人才是正常的人,失业或无工作不但是个人的耻辱还会成为一种“社会病”。为了通过充分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公、私部门甚至会人为地创造出许多无意义的工作岗位,以供愈来愈多的高校毕业生选择。其结果,原本为激励人们不断进取而发明的工作伦理,不但没有实现以工作治愈贫穷和实现社会平等的理想,反倒使很多人深陷于无意义的工作,既无法创造经济社会价值,又无法抽身离开,从而造成极大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影响社会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进而也影响个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受资源和精英地位稀缺性的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本身无法自动创造更多的光鲜工作,学业竞争或学历竞赛无论多么残酷,最终都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游戏。有经济学家基于投入-产出的分析甚至认为,从幼儿园到大学,大多数科目对大多数人毫无用处;学校教育投入大、产出低,未能提高学生的生产率或丰富他们的人生;相反,文凭通胀贬值增加全社会成本;多熬的岁月,多获得的文凭没有创造财富,不增加个人福祉,纯粹浪费[19]。事实也证明,“对大多数人而言,预测就业轨迹的决定性因素并非教育本身,而是和教育相关的社会经济地位”[20]。客观来看,高等教育绝不是完全不能提高学生的知识和技能,更不是完全浪费时间和金钱。无论对于个人的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都至关重要。不过,需要承认的是,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有效连接确实不只是以知识和技能等人力资本的生产为媒介,而更多的是以文凭或证书的获得为信号。“学历是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交汇点。”[21]实践中,高等教育主要通过严格筛选来证明学生的智力、职业道德以及服从力,并以文凭或证书的授予作为毕业生进入工作世界的“敲门砖”。诚如泰希勒所言:“教育奖励和职业类别之间的密切联系并不是能力和工作任务之间的良好关系的结果,这主要归因于文凭主义,比如正式教育中的过度奖励问题,与职业密切相关的执业权利以及其他不必要的职能和精英主义机制等。”[22]事实上,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公平之所以成为大问题,其根本亦在于对高等教育工具价值的过度强化。“过度奖励问题”的存在不但将高等教育与个人的工作类型和社会地位直接关联,而且将是否接受过相应的高等教育作为特定工作岗位的准入条件。如果不存在“过度奖励问题”,如果高等教育只具有本体价值而不具有地位商品的属性,即便仍然会有公平的问题,也不会那么引人关注。反之,“如果大学学位转化为经济资源,那么所有人都会因为工具性的理由来追求它,那些由于各种原因不能获得这一工具性利益的人就会被视为弱势群体。基于这一情况,我们开始将大学教育视为竞争场景,也开始使用数据,将在社会经济层面上影响大学入学的决定性差异视为公正问题,并对此进行讨论”[23]。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理论上无论是否有用我们都应确保高等教育公平,但如果仅就教育的本体性功能而言,在实践中可能就无法在高等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之间建立直接关联。高等教育公平之所以会被认为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关键就在于教育机会、过程和结果会影响人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而不同的收入和社会地位正是社会公平的核心。

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的确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很多下层阶级或弱势群体的子女经由高等教育的阶梯在工作世界中实现或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并最终跻身中产或上层阶级,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的大规模普及,教育与工作、工作与收入、收入与社会地位等之间的内在关联正在被中断。实践中有愈来愈多的人接受了愈来愈多的教育,但工作机会,尤其是中产或上层工作岗位,并没有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相应增多;相反,由于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许多原本需要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从事的中产阶级的专业工作正在被智能机器所替代。在很多教育发达国家,个人教育程度与收入和社会地位之间的不匹配正在成为常态,在文凭膨胀和过度教育的背景下,高学历、低薪酬成为愈来愈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在很多发达国家,“学士资格可以让你进入门内——具有大学学历的人大都不会失业,但是并不足以让你的薪资达到你所预期的水准。一般的学士已被不断进步的科技所超越”[24]。在经合组织范围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总体上相比过去仍然更有可能从事低薪工作而不是高薪工作[25]。实践证明,高等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确可以创造一部分高质量就业岗位以及与之配套的低收入岗位,但同时也会减少更多原本适合于中产阶级的就业岗位。近年来,在发达国家智能科技的加速进步在增加拥有超高技能的精英人才工作机会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低学历工作的岗位数量。然而,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却显著减少了。“全面性的科技转型大量消灭中产阶级的工作,使得中级技能的劳工在今日的经济环境中供过于求。”[26]究其原因,人类执行一项任务所需要的教育程度或水平并不能成为判断这项任务对人工智能机器来说容易还是困难的可靠指南;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之所以能超越人类不是通过像人类一样“思考”或工作,而是在于它们使用的是与人类完全不同的计算机或机器人的方法[27]。

长远来看,随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以及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工作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可能还不是“失业”,而是人力的最终“过剩”。所谓“失业”,其潜在假设是这种状态是暂时的,一旦经济形势好转或个人的可雇佣能力增加,就可以重新回到生产者的行列,重新就业。所谓“过剩”则完全不同,意味着有一部分人作为生产者超过了生产本身的需要,失去了就业的可能[28]。当前,智能科技的进步在替代一部分劳动力的同时也在创造另一部分工作岗位,但总的趋势是可供中产阶级竞争的工作岗位在迅速减少,由于科技进步而增加的工作岗位则集中于最上层和最下层。最上层的工作属于社会精英阶层,最下层的工作则是无须接受高等教育就可以胜任的岗位,中间原本提供给接受过高等教育者的专业工作岗位则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在未来,机器不会做所有的事情,但它们会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当机器慢慢地,且尽可能地承担越来越多的任务时,人类将被迫只能做越来越少的工作。而这些仅存的工作不太可能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想象会有足够多的岗位可以提供给所有有能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29]当下对于工作世界的这种变化,高等教育显然还缺乏充分的准备。在转型的十字路口,所有高等教育机构都必须慎重思考:当前的哪些工作应继续? 哪些应摒弃? 还有哪些需要创造性地全新打造?[30]

长期以来,工业社会的机械化大生产“把工作神话为人类的最高职责、高尚道德的体现、法律和秩序的保障,以及治愈贫困的良方,这种做法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过共鸣,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以增加产量。如今的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把劳动力视为生产力提升的制约要素。劳动力过剩被视为灾难,所有寻求合理化(提升投入产出比)的努力首先都会集中于进一步削减雇员数量的可能性”[31]。当前,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正在向“没有足够工作岗位的社会”转型,部分行业或领域中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上正在失去使用价值;而随着高等教育劳动力市场逐渐趋于饱和,为了避免毕业即失业,大量受过高等教育者不得不接受高学历、低薪酬的现状,尽力去竞争那些剩余的次等岗位,且随时面临再次技术失业的可能。一旦失业之后无法再就业成为长期的普遍的现象,抑或愈来愈多的人因为身份或技能或地理不匹配而干脆放弃继续找工作,就意味着一个生产者“过剩”的时代正在悄然来临。面对这种摩擦性以及结构性技术失业的挑战,“我们当然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以更好地应对这一切。能这么做很棒,但它不是答案。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为技术专家、科学家或数学家,即使可以,当机器能够免费从事这些工作时,谁还会付钱给我们呢? 是的,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将制造这些机器、编写代码并提供重要的思想。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为谷歌工作”[32]。在《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的报告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郑重警告:“大规模失业的幽灵正在富裕国家上空盘旋。”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在一个只有少数人拥有工作的社会里,教育如何发挥作用? 如果没了正式工作,人们为了生活需要怎样的新型教育?”[33]

总之,我们时代数字化技术前所未有地掌控了世界,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与之相伴的却是我们逐渐失去了对于个人职业生涯的掌控,但依然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基于对旧的社会契约和自由主义机会协议的信任,“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原本有一个可期待、可规划、至少是部分地可拟定的职业生涯,但今天我们只能不稳定、不受掌控地随波逐流了”[34]。对此境况,若单纯地从科技的发展来看,将更多人从生产劳动或工作中解放出来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性失业将会是一个成功的标志。”[35]但从社会发展或美好社会的创造来看,如果这些失去工作的群体无法融入既有的社会体系,并创造价值,抑或无法在现行社会秩序中获得应有的尊重和体面的生活,那么没有足够工作岗位的社会对于人类来说将是可怕的。毕竟,人是目的本身而非手段[36]。作为命运共同体,任何一个人都不应,也不能成为多余的人。在一个物质丰裕的时代,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可能因为“无用”而成为“剩余”,那一定不是这些人出了问题,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以及社会发展方向出了问题。

现代社会的工业化阶段基于对市场效率的崇拜,生产者的地位被凸显,工作伦理在社会运行中居于核心地位,教育以工作为“锚”,学校也为就业而教。总体上,“学校教育是一种社会机制,它通常把在特定生活周期中的学习者从正常的工作世界和其他生活领域分离出来。这是为了通过解释、规则、一般推理策略等方式,使学习者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态度为应对多样的工作和其他任务做准备”[37]。伴随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虽然生产效率依然重要,但由于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智能机器或技术而非人力,此时界定人的身份的参照系不再是生产活动而是消费活动。随着机器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取代了人力(资本),生产效率的提高不再是看生产者数量的增加,而是看其被撤减的比例。“现在的企业不需要用更多的工人增加利润。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38]21世纪以来,在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驱动下,基于对消费价值的无限信任,以工作为荣的伦理逐渐被以消费为美的新准则、新规范所替代。我们时代“消费取代了工作,把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链接在一起”[39]。随着智能技术的加速进步,越来越多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都将由机器自动生产出来,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个人的作用和价值将更多地体现在作为一个消费者身上,即以消费驱动生产,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与作为生产者强调分工与合作不同,消费者的身份强化了市场个人主义、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要求每个人对个人的理性选择负责。个人对个人的选择负责不仅意味着消费这件事要由个人负责,而是意味着与个人有关的一切事务都要由个人负责,包括教育与工作。“在一个意义视野变得更微弱的平庸化的世界里,自决自由的理想逐渐展现出一种更强劲的吸引力。即使其他所有资源消失了,通过让我的生活变成自由的演练,选择似乎可以造就意义。它把我们引到这个地步:我们存留的主要价值就是选择本身。”[40]结果就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困境,一方面是科学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工作岗位的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是国家和社会将就业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个人。在此背景下,个人不但需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以便于在岗位原本稀缺的劳动力市场上激烈竞争以获取赖以为生的收入,还要在福利主义式微和消费主义盛行的双重压迫下围绕消费美学来重新建构自我的身份认同。其结果,随着工作机会的减少,消费机会的增多,一些人会面临着无工作可做的威胁,另一些人则面临工作永远做不完的压力。具体而言,对于中下层阶级,被迫的“闲暇”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是意味着“剩余”;而对于精英阶层而言,也与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描述的情形相反,“很难说清世道是何时变的,长时间工作成了高地位和有权力的象征”[41]。

在那些富裕国家或发达国家,现在最紧迫的问题,一方面是传统工作岗位在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是接受过高等教育需要就业的人数在激增。受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的影响,文凭贬值或学历膨胀现象日益严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我们时代“消费美学取代了工作伦理的统治地位”[42]。另一方面高等教育仍然在延续工业社会的传统做法,以专业教育为基本架构,分门别类地培养未来社会可能不再需要的专业人才。其结果,以“消费者”来建构自我身份认同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时并不会满足于生产者的身份或有一份普通工作,而是会大量涌向那些高社会地位或符合消费美学的工作岗位,并通过不断提高受教育水平来进行学历竞争。伴随工作伦理的式微,基于消费者的身份认同,大多数人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或为社会做贡献,工作也不再是为了生产,消费异化为对光鲜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自我建构。最终,那些社会急需的行业可能因为不符合消费美学的要求而无法吸引到足够优秀的人才,而那些体制内的“闲职”和劳动力市场上的光鲜工作却吸引了大量的学业精英来竞争,导致深度内卷。工作世界中“不是想要的,宁可不要”的风尚,驱使愈来愈多的人尝试把提升学历作为实现工作理想和美好生活的唯一工具,似乎只要学业成功就能保证个人获得那些象征精英特权的工作,抑或只有那些能够成为社会精英或体制内的工作才是值得向往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高等教育中的优绩主义并不符合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反倒会造成阶层的固化和社会不平等的扩大[43]。

由于消费美学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介入,现代社会工作岗位之间的差异被人为放大,贡献正义被无视,工作不再只是决定个人的收入或生计,还将决定一个人作为消费者的品位以及社会阶层,这种看似自由的个人理性选择导致了集体非理性。“它把某些职业提升到引人入胜的程度,赋予其精致的美学内涵、真正的艺术性体验;其他那些为了生计获取报酬的职业则根本没有任何价值。”[44]结果就是,社会上有些人没有工作,而有些工作没有人做;无论是人没有工作还是工作没人做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隐忧,同时也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近年来,受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关系变动的影响,“在韩国,大约70%的年轻人拥有大学学位,但是那里一半的失业者也是大学毕业生。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愿意从事他们所能做的工作,如工资低、没有保障或社会地位低下的工作。因为从事这些工作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想象的,也不能成为在接受教育后想要成为的人”[45]。但事实上,就像现代化早期工作伦理强行将工作与正义相关联只是为了满足工业化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一样,后工业社会将工作与消费美学挂钩也只是为了消费者和消费社会的再生产。如果说在过去以伦理之名对不工作者进行道德绑架,对失业者进行人格羞辱是荒谬的,那么当下脱离工作或生产,以美学之名对于消费者的身份和社会阶层进行建构更是荒唐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消费美学过度放大了财富或金钱在美好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忽略了美好生活的创造需要每一个人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从而使得我们的生活被平庸化和狭隘化,人们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46]。

在消费者主导的社会里,重新构想工作的性质与成功的意义以及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我们需要超越20世纪留下的老式的经济体系和工业化的教育体系,我们不能再单纯指望完全依靠充分就业来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我们需要发现,在传统的有偿雇佣环境之外,工作世界如何带来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富足。当前,面对智能技术驱动的从“工作社会”向“工作稀缺的世界”转型的机遇与挑战,“我们需要的既不是彻头彻尾的谴责,也不是不加批判的赞扬;更不是一个细致地平衡好了的交易。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补救性的工作,通过它,这个理想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实践”[47]。从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趋势看,现代社会更加需要的是机器不可替代的创造性和想象力,而不是那些经由知识的数字化就可以取代的人力资本。“在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从短期到中期来看,认知能力,比如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的能力,都备受劳动力市场的看重。”[48]然而,遗憾的是,“现在,大多数学校的教学重点是让学生做好应对工作世界的准备(尽管这不是教学的目的,却依然是评价的标准)。当我们进入一个工作岗位稀缺的世界时,将教学重点放在为工作做准备上就没有意义了”[49]。这一根本转变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将是致命的。然而,高等教育系统并未做好变革的准备。当前对于人力资本的生产仍是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也是其合法性基础;高等教育所生产的人力资本也是个人获得工作、兑换收入的主要凭据,甚至成为幸福生活的必需品。“为就业而教”和“为工作而学”既是驱动现代高等教育扩张的动力,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与社会分工、职业分类一直保持紧密互动。“追求知识和追求最高收入和地位已成为大家理所当然的游戏规则。”[50]未来一旦那些原本只有接受过相应的高等教育才能胜任的专业性工作或职业岗位被智能化的机器(人)所取代,高等教育的合法性基础将面临坍塌。

为避免这种合法性危机,高等教育需要进行根本性变革。如奥恩所言:“21世纪的大学不应培训学生从事那些在科技浪潮中即将消失的职业,而应把学生从过时的职业模式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大学应使学生具备在科技定义的新经济环境下掌握其需要的读写能力与技能,并继续为学生提供在多样化全球环境中面对生活挑战所需要的继续学习的机会。高等教育需要新的模式、新的定位,不再是只以培养本科和研究生为两大教育目标。大学教育应该扩宽其教育面,成为终身教育的引擎。”[51]进而言之,在教育的宗旨上,高等教育需要重拾古典教育的传统,重新将教学的重点调整到赋予人生以意义;在教育内容和人才培养目标上,高等教育需要从“为就业而教”和“为工作而教”的专业模式向能够创新性解决问题、擅长解决复杂问题的通用型教育和创造性教育模式转型;在教育的时机上,高等教育需要从终结性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型。

总之,伴随经济-技术范式和社会的转型,从学校向工作过渡的坦途或捷径正在消失,高等教育与工作世界的关系面临重构。为应对不可避免的摩擦性和结构性技术失业,我们需要在高等教育和工作世界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并围绕家庭、国家和市场,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灵活性和保障性,合理调整我们对于社会和彼此的期望以及义务。在新的社会契约下,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心不能只是赋予学生某种特定的就业能力或可雇佣性,而是要着重培养其想象力和创造性,并增强其“前瞻能力和未来素养”[52],以应对工作世界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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