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华人社团发展变迁探析

薛淇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学院，北京 100029）

古巴曾是中国人移居美洲的重要目的地之一，早在19世纪60年代第一批华人社团①为行文方便，本文以华人、华人社团指代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对华侨和华人的概念不作具体区分。便在古巴成立。进入20世纪后，随着移民进程的推进，基于地缘、亲缘、业缘、政治信仰、兴趣爱好等建构的华人社团不断建立并发展，至20世纪40年代进入稳定发展期。然而，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古巴华人社团在内外因的交互作用下进入衰落期，大批社团宣布解散，得以存留的社团也大幅缩减各项活动，其各项功能几乎处于全面停滞状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中古两国友好交往、古巴大力发展旅游业的背景下，当地华人开始复兴华人社区，推动华人社团走出困境、寻求发展机遇。但时至今日，古巴首都仅存的13个华人社团仍面临重重困难。

（一）研究现状

华人社团的发展变迁为海外华人社会研究的重要方面。［1］与北美、东南亚等地的华人社团研究相比，国内外针对古巴地区华人社团的相关研究较少。民国时期的杂志《华侨先锋》对20世纪40年代的古巴侨团进行了统计分类。［2］陈匡民对20世纪50年代哈瓦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做了简要历史回顾和概述。［3］古巴学者何塞·巴尔塔·罗德里格斯和劳尔·西曼卡·布朗热于1984年对当时尚存的哈瓦那姓氏团体进行研究，总结了该类型社团在领导选举、入会要求、会员规模等方面的特点，并于1997年更新了相关研究。［4］哈瓦那大学下设的古巴中国移民研究教研室曾收集、整理了哈瓦那现存13个华人社团的资料，包括创立起源、历史发展、重要人物、21世纪各社团的最新情况等。［5］但该系列研究未对古巴革命胜利后华人社团由盛转衰的原因进行分析，亦缺少对华人社团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

大陆学者对于古巴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针对古巴华人社团的专项研究成果较少。刘叶华对1847—1970年包括古巴在内的拉美华人社会的产生、发展和转变进行分析与总结；
［6］袁艳、张芯瑜对20世纪上半叶的古巴华人社团进行统计梳理与考察；
［7］杨新新在田野调查基础上，概括总结了古巴革命以来华人社团的历史变迁并对现状进行分析。［8］上述研究均较少使用一手西班牙文资料，对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古巴华人社团历史研究不够深入，存在一定局限性。

（二）研究资料与方法

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对古巴国家档案馆存档文件，哈瓦那各华人社团会员册、会议记录、收支明细，以及古巴华文报纸等史料进行梳理归纳，辅以笔者于2020年初在哈瓦那田野调查中与华人社团领导成员的访谈记录，对已有研究进行必要的内容补充并力图填补研究空缺。

本文采用对比法，重点比较不同历史时期内哈瓦那华人社团的数量规模、社团章程、运营方式及社会功能等方面的变革，从而说明华人社团的发展与华人社会的人口规模及经济状况之间的相关性。与此同时，考虑到海外华人社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受到所在国及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影响，［9］本文对导致社团变化的外部因素进行总结与归纳，将不同时期古巴的内外局势与华人移民古巴进程、当地华人社会发展相联系，进一步解释哈瓦那华人社团乃至整个古巴华人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

本文将研究区域限定于古巴首都哈瓦那，主要基于如下原因：一是哈瓦那为古巴华侨华人最主要的聚集城市，且大量古巴华人社团均成立于此或在此设有总部，因此哈瓦那的华人社团具有极高影响力和代表性；
二是现存13个古巴华人社团总部均设在哈瓦那，仅民治党在谢戈阿维拉等地设有分社，这些分布于哈瓦那以外分社的发展状况同样值得关注，但因研究条件所限，本文暂不作考察。

（一）华人抵古与社团的建立

华人社团的建立与华人移民古巴的进程紧密相关。1867—1868年，第一批古巴华人社团结义堂、义胜堂①根据哈瓦那大学古巴中国移民研究教研室与华区促进会联合制作的资料显示，义胜堂成立时间为1880年。、恒义堂相继在哈瓦那成立。［10］最早的一批华人社团成立于19世纪60年代，而不是在华人抵古之初，有其特殊性与必然性。

首先，在1847年第一批契约华工抵古之后的5年内，即1848年至1853年，华工引进曾暂时中止。所以，在华工最初抵达古巴的数年间，其人口规模并不大且分散在各地。其次，19世纪60年代以前抵达古巴的华人绝大多数为苦力，在履行契约期间，华工没有人身自由。而首个8年合同期满后，大多又续约延长工期，直至19世纪60年代末才可能出现一批已解除合约、获得自由身份的华人，为后续成立侨团奠定了人口基础。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起至1875年，陆续约有5000名华人因受美国排华浪潮影响从加利福尼亚移民至古巴。［11］与古巴的契约华工相比，这批华人不仅身份自由且大多携带一定资产，为建立华人社团奠定了经济基础。

最早成立的社团旨在改善古巴华人的生存问题，包括为其成员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寻找工作、提供资金使其成员经营小本生意或在市郊开垦农田等。［12］这类社团的初现符合适应机制理论，按李明欢的归纳，海外华人社团的基本功能可划分为协调海外族群的内部关系、协调华人族群与居住国社会的关系等。［13］哈瓦那华人成立“义”字当头的组织可视作华人对古巴本土环境的调适反应，以抵抗移居国的种族歧视、拓展自身经济网络、改善群体生存条件并维护族群利益，从而逐步建立起族群意识。

进入20世纪后，受美国移民政策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影响，古巴一直采取较为严厉的对华移民限制，但华人抵古的脚步却从未中断。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制糖业的繁荣发展出现劳动力严重短缺，古巴对华人移民的限制曾在1917年之后的数年内被暂时解除，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华人移民古巴的另一个高潮。据中国驻哈瓦那领馆统计的数据，1903—1916年，共有6258名中国人入境古巴；
1917年，古巴放开移民限制后，1917—1924年，共有17,473名中国人入境古巴。截至1931年，全古巴共有华人24,647人，较1907年的11,217人，增长一倍多。［14］伴随着这一波移民浪潮，不少华人社团于这一时期相继建立。

（二）哈瓦那华人社团的繁荣发展

古巴华人社团在20世纪上半叶持续发展，至40年代达到鼎盛。1945年，古巴全国共有华人社团134个（包括同一社团在不同省市的分社），其中首都哈瓦那市有43个社团。［15］1951年，哈瓦那市有华人社团44个。按照袁艳的分类方式，这一时期的华人社团可分为六类（见表1）。［16］

表1 1945年、1951年哈瓦那华人社团的类型与数量

可以看出，在20世纪40—50年代，哈瓦那华人社团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社团类型及总量基本保持一致。姓氏团体和同乡团体总数一直位居前两位，这一现象符合庄国土等人的观点，即血缘、地缘是取得他人认同和支持的最主要的两种情感纽带，因其成员来源较为稳定，规模大小相对固定；
而职业团体、会党团体、兴趣爱好团体则是华人社会进一步发展衍生出的社团组织。［17］

在这一时期，哈瓦那各个社团会员人数在几百人至几千人不等，绝大多数为男性，与古巴华人性别比例呈一致性：1947年，古巴全国共有华人28,829人，其中男性28,748人，女性仅81人；
1958年华人总人数为15,500人，女性仅250人。［18］

社团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会员缴纳的会费，一般为每月1~2比索；
二是社团出租楼宇收取租金；
三是会员或商铺捐款，该项为社团最主要收入。华人的经济实力为社团运营及各类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保障，因此当时各类型华人社团的主席、书记、财政等领导职位均由拥有丰富社会经济资源的华人担任。

20世纪上半叶的哈瓦那华人社会主要由第一代移民组成，他们与祖国保持着强烈的情感认同。这些社团常年在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等组织活动，以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此外，社团协助侨民办理汇款、组织华侨在抗日战争期间购买救国券等，从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古巴华侨社会与祖国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认同。虽然不同类型、规模的社团在文化功能与认同功能上具有相似性，但其社会功能、经济功能与政治功能则具有较大差异。其中，中华总会馆、中华总商会等最具影响力的社团肩负着与古巴政府部门、中国驻古巴使领馆等协商、沟通的职责，以改善华人的生活、经商和工作环境。中华总会馆下设有颐侨院以安顿贫苦无依的老侨；
建有中华总义山以安置无法落叶归根的老侨遗骸，并协助有需求的家属将遗骸运回祖国。此外，九江公会下设的九江侨商公会医院（后更名为古巴华侨医院）则为全体古巴华侨提供医疗保障。

（三）华人社团繁荣发展的历史背景

哈瓦那华人社团得以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保持稳定发展，与当时古巴华人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在人口方面，虽然该时期古巴对华人入境仍采取严厉限制，但古巴全国华人总人数仍保持在1.5万~3万人的规模，1947年人数达到28,829人，其中14,296人居住在哈瓦那。［19］在经济方面，截至1951年的统计，古巴首都哈瓦那市共有华人银行2间、华人经营的仓库11间、商店14间、丝绸店5间。［20］根据1954年《哈瓦那市商业目录》的统计，华人经营的手工洗衣铺、亚洲商品店铺、蔬果摊、活鱼海鲜店、炸物及冰淇淋铺、水果及杂物铺六类所占份额超过了哈瓦那市同类型市场的1/3。［21］据宋锡人估计，20世纪50年代华商在古巴的总资产约1000万美元，其中一半以上聚集于哈瓦那。［22］

如果从在地区域政治、经济、社会的多重影响来看，哈瓦那华人在20世纪40年代后建立、维持数量众多、类型广泛的社团是华人“抱团取暖”的表现，反映了他们渴望借助社团这一制度化的群体形象在异国他乡维护群体利益。［23］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影响，古巴出现经济衰退、政局波动，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国内工商领域实行严格的保护主义，社会上不时出现带有排华色彩的抗议运动。在此背景下，华人不仅通过成立血缘、地缘等组织相互联系，不同行业的华人也通过建立各自领域的职业团体以应对在经商、务工等方面面临的不同程度的困难与挑战。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统一对外、保障我侨商利益”，中华总商会发起召集各职业团体及华文报社讨论组织旅古华侨职业团体联合会。［24］

总之，哈瓦那华人社团的繁荣发展是当地华人社会在人口、经济均达到一定规模的前提下，以适应在地国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为目的而采取的保护群体利益的措施。在此阶段，哈瓦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社团，如中华总会馆、中华总商会等，与古巴政府部门、中国驻古巴使领馆保持紧密联系，以保护华人的各项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反过来，哈瓦那的华商、华工在行业团体、姓氏团体、同乡团体等庇护下，吃苦耐劳、辛勤经营，在办庄①20世纪上半期存在于古巴的华人办庄多为从事日用品、食品等进出口贸易的商铺。、杂货店、餐馆、洗衣馆等经济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华人经济实力的发展又进一步保障了当地社团各项文娱、教育、新闻等事业的开展，由此，华人对祖国历史、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感不断加深，其族群意识也在共同应对古巴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集体参与社团组织的各项活动中不断加强。

（一）华人社团衰落的原因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革命政府随即展开一系列变革，包括推行土地改革、统治外汇、控制外贸、私有经济国有化等。1960年底，古巴政府对外贸业、批发业等领域实行全面监管。［25］尤其对外贸行业相关政策的修订对华人办庄产生了巨大影响。1960 年 10 月，古巴商务部下令所有外国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由古巴海外银行作为唯一机构管理，取消了此前私人进口商进行采购的权利。［26］1951年古巴首都哈瓦那曾有34家华人办庄，这些办庄在失去了自由经营的权利后陷入了困境。由于华货办庄难以为继，古巴华人购买、使用国货食品、药品等都面临极大的不便利。

除了对外贸业进行管控，1960年古巴政府开始将外国资本收归国有，在这一进程中，华人资产难以幸存。当1960 年 9 月古巴与台湾“断交”后，台湾在古巴的中国银行哈瓦那分行于同年被古巴国家银行没收。［27］随后，华人企业被古巴政府没收的消息不断曝光。1961 年，古巴工业改革部查封了一家华侨面线生产厂。［28］同年，一家华人烟草厂被收归国有，其价值约 40 万比索的设备和其他财产全部被没收。［29］1968年，古巴实行“革命攻势”，进一步将小商业收归国有，更多的华侨财产受到影响，华人的经济活动不断萎缩。

古巴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打破了华人从前的经商环境，对其日常生活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因此，部分华人选择了离开古巴。1960年，当古巴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一些持不同政见的华人也陆续离开。由于缺少资料，很难统计到底有多少华人在1959年后离开古巴。通过对比1953年与1970年古巴人口普查中的华人人口，可知华人总人数在17年间减少了50.2%（见表2）。

表2 1953年、1970年古巴人口普查中的华人人数及性别比例

根据中华总会馆的会员变动记录，可大致了解华人人数减少的原因及规模。1968年1月至1974年3月，共有2488人注销总会馆会籍，其中，有481人注销原因为“移居他国”，占总注销人数的19.3%；
有218人注销原因为“返回祖国”，占总注销人数的8.8%；
有1783人注销原因为“去世”，占总注销人数的71.7%。［30］此外，自20世纪60年代后华人移民古巴的步伐基本停止，再无新移民补充。据1964年移民古巴的华人回忆：“据我所知，与我同期来到古巴的，加上我，一共只有3个人，都是女性，因为丈夫在古巴。我应该是老华人里最后一个到古巴的。”［31］

（二）衰落时期华人社团的变化

1959年后，受在地国政治制度及政府外交政策转变的影响，一些曾受亲国民党势力影响的华人社团逐步发生变革。1960年10月中华总会馆被哈瓦那省政府接管，以吕戈子为首的三位社会主义同盟成员被任命为中华总会馆新的董事会成员。［32］1962年，中华总商会被下令更名为“古巴华商总会”，后于1966年前后解散。［33］

在华人经济萎缩、总人口降低的背景下，哈瓦那华人社团数量上的减少尤为突出。在20世纪40年代，哈瓦那的华人社团超过40个。至1961年，古巴首都仍有37个华人社团正常运转。①此数系根据1961年《华文商报》发表的哈瓦那华人社团公告推算而得。而到了1984年，除了中华总会馆外，哈瓦那只剩下14个社团，其中，10个姓氏团体、2个同乡团体、2个会党团体。［34］可以看出，至1984年华人职业团体、爱好团体已全部消失，而当时存续的华人社团绝大多数为姓氏团体及同乡团体。这些社团之所以得以存留，是因为当地华人对同宗、同乡等体现彼此之间亲疏远近关系的重视。也反映出在艰难的外部环境影响下，面对大量社团相继消失的情况，华人通过维持基于血缘、地缘而建构的社团组织维系着华人族群特性。

除了社团总数及类型减少，各个社团的会员规模也大幅下降，尤以同乡团体和姓氏团体的会员人数下降最为显著。由于老侨人数减少且缺乏新移民的补充，至20世纪80年代末，曾为其会员专门开设华人医院的同乡团体九江公会，只剩大约30名会员。同一时期，姓氏团体黄江夏堂名义上拥有80余名会员，但据时任黄江夏堂主席黄文竞之子黄明学回忆：“20世纪80年代，我们一家就住在社团楼里，那时社团已经很少举办活动了，偶有会议时，参会人数不超过20人，社团差点就要解散了。”［35］与黄江夏堂和九江公会稍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同盟，该社团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吸引华裔加入，因此其社团总人数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小幅增长。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哈瓦那华人社团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其会员规模与繁荣时期相比均极大萎缩。

虽然华人社团的数量、类型、会员规模均在1959年后发生显著变化，但社团中华人男性占绝对主导地位这一特点却与之前保持一致。从数量上看，1966—1989年，共有373名华人注册为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新会员，其中，97.1%为男性、2.9%为女性。［36］1959—1989年，黄江夏堂共吸收233名新会员，其中98.3%为男性、1.2%为女性。［37］从地位上看，虽然年满21周岁的华人女性应当享有被选举为社团领导的权益，但直到1984年，哈瓦那所有华人社团的领导成员均为男性。［38］

在华人经济逐步国有化后，古巴华商阶层逐渐消失，过去由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华人主导各个社团的局面不复存在，转由在社会政治方面保持相对活跃度的成员担任社团的领导职位。此外，由于华人经济活动萎缩，社团的主要收入来源仅剩会员缴纳的会费，每个社团略有不同，但大都为每月1~2比索。

除财政困难外，由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古关系疏远而形成的微妙社会氛围，华人社团一片沉寂，几乎不组织任何会员活动，也很难对会员提供经济或生活上的帮助。［39］部分会员因此停止缴纳会费甚至自愿注销会籍。会员的不断流失及财政收入水平的持续下降进一步导致社团的部分功能因人手不够、资金不足而无力维持。

在此阶段，除中华总会馆外，仅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保留了部分社团功能。该社团曾在20世纪60年代协助总会馆组织号召会员参加古巴政府组织的义务斩蔗劳动、举办华侨农场帮助失业侨胞转业等。［40］在20世纪70年代仍定期组织会员观看中国电影、排练样板戏等。

总体而言，由于社团总数下降、社团活动大幅缩减、会员参与社团活动的积极性下降，1959—1989年，相比在繁荣时期社团作为华人内部、华人与祖国、华人与在地国之间粘合剂的作用有所减弱。虽然通过类似社会主义同盟组织的活动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弥补社团功能的缺失，但总体来说，在这一时期，包括哈瓦那华人社团在内的整个古巴华人社会处于急剧衰落中，华人族群意识的维系也因内外部因素的双重作用而面临严重困难与挑战。

（一）社团复兴的时代背景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国加强经济封锁使古巴经济陷入严重危机。［41］1990年古巴宣布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开始对内外政策不断进行调整。［42］在外交领域，古巴尤其注重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43］事实上，自1984年以来，两国便逐步恢复双边交流，至1989年，两国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44］虽然中古两国关系的回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古巴华人社团衰落的困境，但是“中古的友谊打得牢固，我们（华人）在这个国度里，会得到间接的实惠”。［45］

在此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哈瓦那华人社会开始恢复活动。首先，古巴华人社会仅存的华文报纸《光华报》于1987年复刊。［46］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对该报格外关注，建议该报增设西班牙文版面以供华裔阅读，并承诺协助解决该报在物质方面的困难。［47］同时，古巴政府也对《光华报》高度重视，特别指定该报作为文物之一必须妥善保存。［48］此外，哈瓦那华人社区的休闲娱乐场所也开始进行重新装修并对外开放。例如，1989年太平洋酒楼重新开业；
同年，专营粤菜的长城酒家开业；
1990年金鹰戏院重修装修后开始向华人开放专门放映中国影片。这一系列的重新修建、营业象征着哈瓦那华人社区的早期复兴，也为哈瓦那华人社团逐步恢复各项功能奠定了基础。

（二）社团的复兴举措

1.吸纳华裔会员

为了缓解会员不断流失的困境，哈瓦那各个社团采取不同的措施吸纳华裔入会。中华总会馆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取消了对华裔入会的限制，其他社团也陆续效仿。为吸引更多会员，一些团体放松了入会限制。如龙冈公所，过去只吸纳赵、刘、关、张四姓会员，但为了扩大会员规模，该社团在20世纪90年代允许其他姓氏的华人或华裔以亲友身份加入。在此基础上，1993年5月举办的中华总会馆成立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成为大批华裔与华人社会拉近距离的契机。

民治党在1990—2000年新注册会员达到333人，比1959—1989年新注册会员总和的237人还多23.2%，其中，仅1993年新注册就有170人。［49］同一时期，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新注册会员共109人，其中3人为华侨、106人为华裔；
黄江夏堂新注册会员共83人，其中9人为华侨、74人为华裔；
九江公会新注册会员共80人，其中5人为华侨、75人为华裔。［50］通过对比这三个社团同一时期新入会员人数，可以看出，无论会党团体、姓氏团体还是同乡团体，其会员规模得以扩充，很大程度上依赖华裔会员的增加。实际上，正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华人创立且长期主导的华人社团进入了以土生华裔为主导的新阶段。

在此时期，过去由华人男性会员为主导的局面也逐渐开始改变，女性会员人数增加、地位提升。在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1990—2019年新加入的151名会员中，男性69人、女性82人。同一时期黄江夏堂吸收的132名新会员中，男性63人、女性69人。在1990—2015年加入九江公会的82名会员中，男性46人、女性36人。［51］

2000年，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选举出第一位华裔女性主席，这也是整个古巴华人社团百余年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社团领导。之后，不断有女性会员进入各个社团的董事会。截至2020年3月，在哈瓦那13个华人社团的11位主席中①中华总会馆与溯源堂主席为同一人，民治党与安定堂主席为同一人。，有6人为女性。在各个社团的董事会中，女性领导的比例也较为可观。如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的董事会共8人，其中4人为女性；
黄江夏堂的董事会共11人，其中3人为女性；
龙冈公所的董事会共9人，其中5人为女性。

2.扩大经济来源

虽然通过扩大会员规模可以增加社团的会费收入，但为了更好地维持华人社团的正常运转，必须增加社团的收入来源。适逢古巴特殊时期大力发展旅游业并开放部分个体经济部门之际，在华区促进会②华区促进会由数位古巴华裔领袖于1993年前后开始筹办，1995年正式成立，旨在全面开展哈瓦那华区的复兴计划，2005年解散。的努力下，古巴政府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向哈瓦那华人社团颁发餐饮业营业执照，于是各个社团依次开始经营餐馆。严格来说，社团并非直接经营餐馆，而是为其提供场地，并招募投资者，再由投资者聘请经理人、服务员、厨师、清洁、保安等工作人员。餐馆的各项行政事务需报所在社团主席团知晓，每个月餐馆经营所得利润需按一定比例交给社团，且餐馆需承担社团的水电杂费。此外，为使社团的各个成员均能享受餐馆提供的服务，社团规定，每年该社成员生日时可在餐馆任意消费10古巴可兑换比索（CUC），超出部分由成员自行承担。

在古巴政府向社团颁发经营餐馆执照之初，社团餐厅所面临的市场竞争较小、收益较好，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团的财政收入并为开展各项活动提供支撑。然而，由于内部管理不善，部分社团也遇到不同程度的困难。余风采堂的餐馆因税务问题曾在2010—2018年被吊销营业执照，导致这期间该社团几乎处于停滞状态。［52］龙冈公所餐馆因违规采购原材料曾在2007—2008年被勒令停业整顿，社团其他活动的开展也受到一定影响。［53］

3.逐步恢复社团功能

在会员规模及财政收入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后，哈瓦那华人社团重新开始组织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活动，包括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组织会员进行清明祭祀、庆祝华人抵古纪念日等。陈颍川堂主席陈美美表示，该社每年6月或7月组织社员在哈瓦那附近省市进行短途旅行。［54］黄江夏堂主席黄锦芳表示，该社每季度向社员发放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如肥皂、卫生纸、洗衣粉、牙膏等；
当此类商品难以采购时，社团改以每季度发放5古巴可兑换比索对会员进行生活补助。［55］受财政状况所限，部分社团只对确有困难或年事已高的成员进行补助，且需通过社团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除上述福利、补助外，多个社团还为会员创造文化活动空间。民治党一楼每日对所有华人华裔开放，会员或非会员均可在此进行阅读、棋牌等活动。龙冈公所也设有一间活动室，每日向华人华裔免费开放。公所餐厅设有一台彩电，除当地电视节目外，还会播放与中国相关的纪录片、新闻等。龙冈公所于20世纪90年代创建的老人之家，在古巴卫生部的支持下一直维持至今。［56］凡60岁以上的华人或华裔，无需成为龙冈公所会员，均可在公所享有免费三餐。新冠疫情在古巴蔓延后，为了避免人员聚集，上述棋牌活动室及免费食堂暂停开放。自2020年4月以来，龙冈公所通过定期提供生蔬菜水果、面包、酸奶等食物，继续向60岁以上的华人华裔提供关怀。

综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适逢中古两国关系逐步恢复并进入全面交好阶段，哈瓦那华人社团以此为契机开始自救，重新开展社团活动并采取多种手段吸纳华裔会员。这一时期，各个社团通过自主经营餐馆增加经济来源，得以举办多种社会文化活动并向会员提供不同形式的关怀帮助。在此过程中，老一辈华人的族群意识被重新激活，同时越来越多的土生华裔开始融入华人社团并逐渐加深对华裔身份的认同感。自1997年起，哈瓦那华人社团的总数再无减少，除中华总会馆外，还有黄江夏堂、余风采堂、安定堂、李陇西公所、龙冈公所、至德堂、陈颖川堂、溯源堂共8个姓氏团体；
九江公会、中山自治所共2个同乡团体；
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民治党共2个会党团体。

本文以时间为序，梳理分析了哈瓦那华人社团从初现到繁荣、由衰落到复兴的历史变迁过程，证实了华人社团的发展深受在地国内外部局势的影响。古巴在不同历史时期采取的政治经济政策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华人移民古巴的进程与规模，并最终导致古巴华人人口总量及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作为古巴华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哈瓦那华人社团对外部因素的变化不断进行调适，经历了多方面的历史变革。

在本文考察的历史时期中，华人祖籍国与在地国之间的关系对华人社团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古巴越发密切友好的双边往来，以及中国在拉美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为哈瓦那华人社团乃至整个古巴华人社会的复兴提供了推动力。然而，若要保障华人社团持续、健康发展，还必须从内部解决好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社团需维持较为可观的会员规模并具备吸纳新会员的能力；
二是社团需具备相对稳定且充足的经济来源。从这两点来看，哈瓦那华人社团的复兴之路远未完成，且前路充满坎坷。

目前，哈瓦那各社团仍由第一代土生华裔（其父母至少一方为华人）主导，他们对华人社会的认同度较高，但年龄大多已在60~80岁之间，即将因年迈而逐步退出社团的管理运营工作。较年轻的第二代、第三代华裔因混血程度高，较难从文化、情感上建立起与华人社团的紧密联系。另外，社团的日常管理及各项活动的组织开展属于志愿工作，不仅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且没有报酬，这也导致年轻一代华裔不愿参与其中。部分社团会员人数已接近最低限额，若无法吸纳新会员，不久或将面临解散的局面。

随着古巴逐渐开放私营经济，社团餐馆面对的市场竞争与经营难度与日俱增。2010年前后龙冈公所将餐馆改成成本较小、风险较低的甜品店继续经营。据笔者统计，至2020年3月，九江公会、中山自治所、安定堂、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等4家社团的餐馆已永久歇业。受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影响，除陈颖川总堂和余风采堂提供外带服务外，其余社团的餐馆均暂时停业。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餐馆上缴的部分利润所得已成为社团增加收入、行使各项功能的最主要来源。若餐馆无法创收，仅靠会员每年缴纳的会费将无法维持社团的正常运营。

因此，当下的哈瓦那华人社团乃至整个古巴华人社会应当思考如何吸纳更年轻一代的华裔会员，如何促进新华人移民与老华人群体之间的联系，以及如何在疫情影响的新常态下拓宽收入来源、保持稳定的财政状况进而巩固其赖以生存的经济根基。若这些社团不想方设法谋求新出路，仅存的华人社团或将进一步减少甚至消失，古巴华人社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注释］

［1］李安山：《华侨华人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对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2］［15］《古巴华侨之团体组织》，《华侨先锋》1945年第7卷，第4~6期。

［3］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纽约：美洲华侨文艺社，1982年。

［4］J.Baltar Rodríguez y R.Simanca Boulanger，“Apuntes para el estudio de las asociaciones patronímicas de inmigrantes chinos en la Ciudad de La Habana.Aspectos generales”，Memorias del II Simposio de la Cultura de Ciudad de La Habana，La Habana: Dirección Provincial de Cultura，1984.

［5］M.T.Montes de Oca Choy et al，Las sociedades chinas en Cuba.Pasado y Presente，CD-ROM，La Habana:Editorial Imagen Contemporánea，2007.

［6］刘叶华：《他乡，故乡：拉美华人社会百年演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7］［16］袁艳、张芯瑜：《20世纪上半期古巴侨团述略》，《八桂侨刊》2013年第1期。

［8］杨新新：《社会主义国家的华人组织——古巴革命以来华人社团的历史变迁与现状分析》，《历史人类学学刊》2020年第18卷，第1期。

［9］叶春荣：《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中研院民族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75期。

［10］［12］［38］J.Baltar Rodrgíguez y R.Simanca Boulanger，“Apuntes para el estudio de las asociaciones patronímicas de inmigrantes chinos en la Ciudad de La Habana.Aspectos generales”，Memorias del II Simposio de la Cultura de Ciudad de La Habana， pp.208， 208， 218.

［11］［14］J.Baltar Rodríguez，Los chinos de Cuba，apuntes etnográficos，La Habana: Fundación Fernando Ortiz，1997，pp.37， 90.

［13］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332~410页。

［17］庄国土等：《近30年来东亚华人社团的新变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18页。

［18］［19］《旅古华侨人数统计表》，《华文商报》1947年12月17日；
《旅古全侨人数统计》，《华文商报》1958年12月31日。

［20］“Directorio de Instrucción y Comerciantes de La Colonia China de La Habana”，Memoria de la Cámara de Comercio China，La Habana: Mercury Chinese Publicity，1951，pp.50-55.

［21］M.Herrera Jerez y M.Castillo Santana，De la memoria a la vida pública: identidades，espacios y jerarquías de los chinos en La Habana republicana，1902-1968，La Habana: Centro de Investigación y Desarrollo de la Cultura Cubana Juan Marinello，2003，p.151.

［22］宋锡人：《古巴华侨史话》，台北：海外文库出版社，1957年，第18页。

［23］李明欢：《群体效应、社会资本与跨国网络——“欧华联会”的运作与功能》，《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

［24］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第645~646页。

［25］J.L.Rodríguez García，“La economía cubana ante la cambiante coyuntura internacional”，Boletín de información sobre la economía cubana，No.1，Vol.1，La Habana，1992.

［26］《向外办货由国家统一办理 各办庄没有营运采购之权》，《华文商报》1960年10月21日。

［27］N.Seuc，La colonia china en Cuba（1930-1960），antecedentes，memorias y vivencias，Miami: Ahora Printing，1998，p.126.

［28］《华侨面线制造厂启事》，《开明公报》1962年1月3日，转引自袁艳：《融入与疏离：华侨华人在古巴》，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

［29］［30］《总会馆登记专员行踪》，《华文商报》1961年6月29日。

［31］吴玉燕口述，笔者于2020年3月8日在哈瓦那对其进行采访。

［32］Archivo Nacional de Cuba，Registro de Asociaciones，legajo.50，expediente.18375.

［33］Archivo Nacional de Cuba，Registro de Asociaciones，legajo.553，expediente.16033.

［34］Baltar Rodríguez y Simanca Boulanger，op.cit.，1984，p.227.

［35］黄江夏堂副主席黄明学口述，笔者于2020年1月16日在哈瓦那对其进行采访。

［36］《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会员录》，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内部资料，笔者于2020年3月在该社团档案库进行查阅。

［37］《黄江夏堂会员录》，黄江夏堂内部资料，笔者于2020年2月在该社团档案库进行查阅。

［39］吴回口述，笔者于2020年2月4日在哈瓦那对其进行采访。

［40］《华侨义务斩蔗队》，《华文商报》1961年2月20日；
袁艳：《融入与疏离：华侨华人在古巴》，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41］徐世澄：《古巴调整对外政策》，《国际社会与经济》1994年第8期。

［42］宋晓平、毛相麟：《世界新格局下的古巴：形势与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8期。

［43］L.Suárez Salazar，“Cuba: la política exterior en el Periodo Especial”，Estudios Internacionales，1994，No.107/108，pp.327-328.

［44］毛相麟：《中国和古巴关系的回顾与前瞻》，《拉丁美洲研究》1997年第2期。

［45］郭志英：《盛开着五彩芬芳的鲜花——为重建太平洋酒楼及华区而写》，《光华报》1989年3月9日。

［46］冯啸天：《我报复刊三年和展望》，《光华报》1990年10月15日。

［47］张自佳：《对光华报今后工作的寄望》，《光华报》1990年11月15日。

［48］冯啸天：《向侨胞们说几句话》，《光华报》1994年6月20日。

［49］《民治党会员录》，古巴民治党内部资料，笔者于2020年2月在该社团档案库进行查阅。

［50］［51］《古巴华侨社会主义同盟会员录》《黄江夏堂会员录》《九江公会会员录》，社团内部资料，笔者于2020年2月—3月进行查阅。

［52］余风采堂主席余伟胜口述，笔者于2020年3月6日在哈瓦那对其进行采访。

［53］龙冈公所主席刘淑芳口述，笔者于2020年3月7日在哈瓦那对其进行采访。

［54］陈颖川堂主席陈美美口述，笔者于2020年1月20日在哈瓦那对其进行采访。

［55］黄江夏堂主席黄锦芳口述，笔者于2020年2月2日在哈瓦那对其进行采访。

［56］时任龙冈公所主席秘书高玉珍口述，笔者于2020年1月21日在哈瓦那对其进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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