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山区相对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时间：2023-01-18 18:15:12 来源：柠檬阅读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樊露露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2020年底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为未来新阶段贫困治理的继续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内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代表贫困问题就此消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新的社会矛盾意味着社会成员对于基本生活标准的认识发生改变,社会中仍会存在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虽然解决了一般的生活需求,但进一步发展和更高等级的个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如何保证绝对贫困消除后的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有机会共享社会进步成果,缩小贫富差距,将成为下一阶段扶贫工作的工作重点,贫困治理仍需久久为功。
20世纪以前学界多从单一收入维度探讨贫困内涵,英国经济学家特朗里认为贫困是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维持家庭人口最基本的生存活动要求[1]。20世纪以来,随着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以及对贫困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贫困不仅指经济维度的“贫”,更指社会发展维度的“困”,学者们对贫困内涵的研究也由传统的单维视角转向多维视角。阿玛蒂亚·森首先提出了“能力贫困”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界定了多维贫困的内涵,即贫困是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除低收入外,健康、教育、就业机会、社会保障等能力不足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因素[2]。
此后,国内外学者们对贫困的研究多转向对多维贫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维贫困的测度、影响因素等方面。多农户维贫困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Watts方法、A-F方法、模糊集方法等,目前采用较多的是A-F双临界值法,国内学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度分析,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出发利用全国性、综合性的调查项目数据采用A-F方法从教育、收入、健康、生活水平、就业等维度对我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算,发现各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差异[3-6]。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即从消费、资产维度发现资产要素可以显著缓解农户贫困状况[7]；
还有部分学者从教育、医疗、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等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情况进行测度分析,发现各维度因素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影响存在差异[8,9]。
关于贫困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外学者们对致贫因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教育、老龄化和自然灾等领域[10-12]。国内对农村致贫因子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主要集中在教育、健康、家庭因素、外部因素以及贫困代际性等方面的研究[13-16]。沈扬扬等认为,健康和医疗因素是造成农户返贫的重要因素[9]。蔡磊等发现,农户贫困的发生是户主、家庭和村庄共同作用的结果[13]。吴继煜等除了分析家庭、个人能力和自然环境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外,还发现制度设计、政策执行以及资源分配也是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14]。吕世辰认为,农村农户的贫困代际传递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因素[15]。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农村相对贫困的概念、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研究大多是从宏观层面研究区域相对贫困状况,很少通过实地调研获得的微观数据研究贫困户的相对贫困状况；
此外,大多数研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和影响因素时,很少区分正常村和脱贫村,忽视了脱贫村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能力不足等问题。本文基于国内外研究成果,通过实地调研,收集了来自2个县21个脱贫村中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A-F模型对脱贫村农户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利用二值Logit模型分析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缓解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在新时期开展扶贫工作提供参考借鉴。
2021年11 月,调查小组赴福建省龙岩市和三明市开展农户的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范围涉及福建省的2个市(地级市)、2个县、6个乡(镇)和21个行政村(社区)。调查组共发放了调查问卷650份,回收有效问卷611份。所调查地区在2020年实现了全县脱贫,在此之前是典型的贫困县、贫困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1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的测算方法
本文采用Alkire和Foster提出的多维贫困测算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4个维度测算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根据福建省以往贫困地区611户农户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诊断调查地区农户相对贫困的现状,分析农村相对贫困农户的共有特征。具体运算步骤如下。
测算家庭多维贫困指数(FMPI),家庭多维贫困指数反映微观层面上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
式中,Wj表示指标权重；
Yij表示农户i在j指标上的取值；
FMPIi表示农户i的多维贫困指数,i＝1,2,3,...,n；
j＝1,2,3,...,d。
测算区域多维贫困指数(MPI),多维贫困发生率(H)和多维贫困强度(A)的乘积即为区域多维贫困指数。
式中,n表示样本总数；
q表示当临界值为k时处于多维贫困状态的农户家庭数量。
多维指数的分解,以分析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程度。
式中,P表示贡献率；
dj表示j指标；
k表示临界值；
q表示该指标处于贫困状态的农户家庭数量；
n表示样本总数。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的多维贫困指数(MPI)度量维度,结合“两不愁,三保障”的具体要求,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4个维度构建农户相对贫困指标体系,赋权结果见表1。
表1 指标体系与权重
2.2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度的结果分析
2.2.1 单维贫困测算结果
表2为各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从表2可以看出,调研地区人均纯收入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为32.50%,说明调研地区仍存在返贫风险较高的收入较低的农户。受教育程度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为41.63%,说明调研地区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辍学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为2.75%,说明调研地区家庭较为重视孩子的教育,调研地区九年义务教育普及度较高。健康状况上的贫困发生率为13.36%,说明调研地区农户存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可能性较高。炊用燃料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为11.44%,安全饮用水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为8.25%,住房安全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为5.94%,说明调研地区仍有部分农户生活水平较低,在“食”“住”等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方面仍有困难。资产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为14.94%,说明调研地区有少农户家庭生活水平和质量低,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医疗保险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低于1%,说明此类贫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表2 各指标上的贫困发生率
2.2.2 多维贫困测算结果
表3为调研地区区域多维贫困状况,随着临界值k的增大,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区域多维贫困指数均下降,说明随着贫困指数的增大,多维贫困广度逐渐减少,但贫困的深度和强度在增加。以k＝0.3为例,调研地区贫困发生率为29.30%,说明该地区的多维贫困程度仍然较高。
表3 区域多维贫困状况
表4汇报了不同临界值下各指标的贡献率,以k＝0.3为例,在收入维度上,收入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最大,为37.80%,说明收入是影响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调研地区多位于山区,农户自身发展能力和水平较低,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户摆脱相对贫困的重要途径。在教育维度上,教育程度和适龄儿童辍学的贡献率分别为20.05%和2.30%,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农户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辍学指标表明调研地区农户对孩子教育的关注,为未来家庭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健康维度上,健康状况、就医和医疗保险的贡献率分别为8.18%、6.66%和0.55%,健康状况决定了农户的劳动能力,健康状况好的农户获得的劳动收益较高,农户家庭就医状况表明,调研地区大部分农户家庭在参加了医保的情况下有能力有意愿看病就医,农民健康水平得到保障有利于家庭的和谐稳定。在生活水平维度上,炊用燃料、安全饮用水、住房安全和资产的贡献率分别为7.72%、6.16%、4.68%和6.00%,炊用燃料、安全饮用水、住房安全和资产决定了农户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物质水平,生活水平较高的家庭经济能力和再生产能力较强,有利于家庭的可持续生计发展。
表4 各指标的贡献率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福建山区农户表现出了显著的多维贫困特征。调查地区农户的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的指标是影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状况的主要因素。然而,在影响个体农民多方面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是否也影响农民多方面贫困的必要实证分析尚无定论,这是不够的。因此,本文引入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3个方面对调研山区农户多维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中,个体因素包括农村农户户主的年龄和户主受教育程度2个变量；
家庭因素包括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数量、非农就业人数、抚养负担4个变量；
村庄因素包括村庄公共服务状况、村庄到县城的距离以及村庄整体经济状况3个变量。具体变量含义及赋值见表5。
表5 变量设计与赋值
参考已有文献,以被调查农户是否处于多维贫困作为因变量,如果农户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即当k≥0.3时,将其赋值为1；
否则为0,即此农户处于非贫困状态或二维及单维贫困状态。将上述变量引入Stata16软件中的二值Logit16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输出结果如表6所示。回归结果显示Wald chi2(10)参数为93.38,回归模型显著。
表6 二值Logit模型回归结果
由表6中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个人因素方面,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因变量呈负相关,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户主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对新事物、新理念的接受速度就越快、接受程度也更高,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家庭生活水平的能力就越高,家庭陷入多维贫困状况的可能性就越低。而“户主年龄”的显著性较低,与调研山区多维贫困状况的发生关联度较低。
在家庭因素方面,家庭农机总值和农户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达到显著水平。家庭农机总值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关系；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与因变量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农户家庭拥有的农机数量和价值越高,其农业生产能力也就越高,机械化程度较高,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能够有效增加农业生产收入及其附加值,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状况就越低；
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更容易陷入多维贫困状况,这是因为农村农业生产容易受自然灾害、市场状况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农业生产收入具有不稳定性,一旦农业生产受到外部风险的冲击,靠种地为生的农户很容易陷入返贫的风险。
在村庄因素方面,村庄距县城距离和村庄整体经济状况达到显著水平。村庄距县城的距离与因变量呈正相关关系,村庄整体经济状况与因变量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村庄到县城的距离越近,村庄中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状况的可能性就越低,这是因为县城会对周边地区产生一定的经济辐射作用,吸引周边地区的农民到县城购买和销售生产、生活物资,同时县城的医疗水平较高、就业机会较多、信息获取难度较低,能够为周边地区的农户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村庄整体经济状况越好,其公共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水平、经济发展能力相应的就越好,同时较好的经济状况也会吸引有能力的企业或农业生产大户到当地寻求发展机会,进一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因此,村庄整体经济状况越好,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状况的可能性就越低。
4.1 结论
通过A-F方法和二值Logit模型对福建山区脱贫村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测度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单一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是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生活水平维度上各指标以及儿童辍学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低。调研地区存在多维贫困现象,随着临界值k的增加,虽然剥夺指数不断增加,但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均在下降,说明调研山区农户符合随着贫困剥夺阈值增加被剥夺的农户越来越少的逻辑。
各维度样本对调研地区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均有影响,收入维度的人均纯收入是调研地区最主要的致贫因素,教育维度健康维度属于次要的致贫因素,而健康维度和生活水平维度是非主要的致贫因素。
农户多维贫困状况还受个人、家庭以及村庄等因素的影响。从个人、家庭、村庄3个因素10个变量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农机总值、家庭经济主要来源、村庄距县城的距离和村庄整体经济状况5个影响因子都对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有显著影响。
4.2 政策建议
4.2.1 健全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动态监测机制
要加强对不稳定脱贫户、贫困边缘户的动态监测,及时将可能返贫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纳入帮扶范围,构筑差异化且精准的贫困群体防护体系,针对不同相对贫困人群的致贫原因选择相应的减贫政策,做到“精准”扶贫、“一对一”扶贫。
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做好“一二三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要着力提升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和贡献水平,以提高其市场价格,从而能够使贫困劳动力获得更多的“蛋糕”,避免因分配不均而导致的不同主体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在再分配过程中,要努力增加对相对贫困地区和人口的资金帮扶,支持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缩小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的发展差距；
在3次分配中,要注意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在缓解相对贫困状况中的作用,有针对性地对相对贫困地区进行帮扶,以缩小收入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和公平。
4.2.2 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
加强各项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和保障力度,政府应加强对农村地区新农合医疗、文化教育、新型农村社会养老、公共基础设施等的支持和投入。具体来说,在医疗保险上,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精准合理配置医疗服务网点和专业医护人员,特别是针对交通不便且地处偏僻的相对贫困地区,更应加强基本医疗服务的供给,让农民能够及时就医,降低其因病返贫的风险。在文化教育方面,政府要注重相对贫困地区师资力量的配置,提升贫困地区教师待遇,保障任教教师的基本权利和生活水平；
要在贫困地区积极宣传教育的重要性,采取鼓励、劝导等方式使贫困地区的儿童都能够接受教育,提高贫困地区儿童的文化素质和水平。在农村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方面,政府在按时为农村老人发放养老保险金的同时还应加强对当地养老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兴建农村养老院、农村老年食堂等,让留守农村的老人或无人照料的老人能够有房住、有饭吃、有人照顾,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去,提高公共服务估计规模和质量,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搭建公共服务供需平台,合理分配各类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科学性；
同时搭建居民的社会保障需求表达平台,并建立信息反馈机制,以便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根据居民的现实需求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
4.2.3 创设促进贫困群体持续增收的扶贫体系
政府应通过政策优惠鼓励支持有能力的企业进入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相对贫困地区,利用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的生产理念,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协同政府打造带有本地特色的品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同时企业还能够为贫困地区的人民提供就业的机会,为农民增收提供可能。
鼓励有能力的贫困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或发展家庭农场,积极学习新型农业生产知识,运用科学、专业的农业生产机械,实现规模化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新型职业农民要积极与当地政府和农业龙头企业沟通交流,以掌握未来市场对农产品种类的需求状况,避免盲目进行农业生产造成经济损失；
鼓励相对贫困地区有能力、有想法的各类人才尤其是拥有工作阅历的“城归”以及素质较高的大学生回乡创业,政府应为回乡创业的有志青年提供政策、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如政府根据当地经济、社会以及自然条件为创业者指明适合当地的创业项目,并组织专门的队伍为创业者进行创业政策解读、经验分享以及实践指导等。
